正文
法學專家周永坤對上海襲警案的看法(原創首發)
楊佳事件具有相當的符號意義，估計楊將不久於人世（我本人認為他不當判死刑，因為警方過錯在先）。楊佳事件無論對於他本人、他的母親、也無論對於無故犧牲的警察與整個社會，都是一個悲劇，一個製度性的悲劇。楊佳事件使我想起了一件開頭與楊佳事件極其相似、但最終卻以喜劇落幕的故事——威爾柯克訴莫克爾案。從兩件事的對比中，我們應當汲取點什麽以為法治國家建設所用？
1950年的一天，英國公民威爾柯克駕車在大街上行駛，被莫克爾警員和他的同事截停，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證。依據1939年的全國登記法，當一個身穿製服的警員向一個公民索閱身份證時，他或者給他看，或者在指定的時間內在指定的地點向指定的人員出示。但是威爾柯克拒絕出示，也沒有在指定的時間內到指定的地點向指定的人出示。於是警方將他檢控。威爾柯克辯稱，該法是戰時法，1950年10月9日的樞密院令已經宣告緊急狀態結束，該法效力的基礎已經不存在，因此他沒有義務出示身份證。主審的保安官（一譯治安法官）認為法律有效，判威爾柯克敗訴，但同時宣布無條件將威爾柯克釋放。威不服上訴。由於該案涉及一項法律的時間效力問題，事關重大，因此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組庭研訊。結果判決該法有效，威爾柯克罪名成立。但判決同時宣告由於事情太小，不予處罰（這其實是對警察的批評）。
大概由於健忘，二戰勝利的喜悅使英國人忘了廢止該法，該案主審法官不願意承認“樞密院（行政機關）”有終止議會法令的效力，因此表麵上承認該法的效力。該案宣判不久，全國登記法即被議會廢止。該法被廢止的當日，英國人自發地集會，他們載歌載舞地將身份證付之一炬。英國除了戰時是沒有身份證的。前幾年，因為其他歐盟國家都有身份證，他們覺得英國人沒有身份證對他們的管理帶來不便，這不公平，遂要求英國人製定身份證法，不知結果如何。
值得注意的還有主審法官高達（Lord Goddard CJ）的話：“警察不要以為有權就事事非用不可。”警察截停車輛查身份證，“如果為追尋失車或有理由懷疑某一位駕車人犯罪，那是另一回事。但不問情由地，譬如說，向一位把車子在店鋪外麵停得太久的女士，或為一點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向誰都要身份證看就完全不合理了。這一項國會立法是為了國家安全的需要通過的，並不為我們在本案中所使用的目的通過。”
（今天又學習了一下該案判決，再加上幾句首席法官高達的話：“在戰爭早已結束的今天，還要祭出本來為戰時需要而製定的法律，隻有把守法的良民逼成犯法的劣民，這是最要不得的。”想想楊佳吧！“我國常以警民之間感情融洽自豪。這一類行為隻有使人民不滿警察，使他們在應該協助警方的時候跟警方搗亂。”想想甕安吧！）
回顧了威爾柯克案，再看看楊佳事件的錄音整理稿，（將錄音的兩個版本都附錄於下），我想，如果在一個法治國家，楊佳事情可能是這樣的：
第一種可能：
警方壓根不會隨便檢查自行車牌照，因為公民有幾個人會帶它？而且，自行車牌照在中國已經不是強製性規定，許多自行車買的時候就沒有牌照。連電瓶車買的時候都不一定要上牌照，上牌照還要多交十塊錢（這是我三年前碰到的事）。既然如此，這種執法本身的合法性存在問題。因此就壓根沒有此案。（我從10歲會騎車開始，從來沒有帶過牌照［軟照］，若幹年來我的車沒有硬照。這次新買的有了。從來沒有人查過。不知怎麽就查楊佳。）
第二種可能：
警察：“請把這個自行車的牌照拿出來。”
楊：您憑什麽檢查我的牌照？”
警察無語，因為沒有法律規定。
於是放行。
第三種可能：
警察：“請把這個自行車的牌照拿出來。”
楊：您憑什麽檢查我的牌照？”
警察：“依據某某法某某條，我可以檢查。”
楊：我沒有帶。
警察：於某某日之前在閘北區某派出所交驗。
於是放行。
（日後楊按時去交驗，於是OK;或者楊沒有去，於是引發訴訟。）
第四種可能：人民網強國社區
警察：“請把這個自行車的牌照拿出來。”
楊佳：“這是我租的車。”
民警：“租的憑證呢？”
楊佳遞上租車憑證，“請看。”
警察看過後一揚手，或者敬個禮：“OK！謝謝您的配合！”
於是什麽事也沒有，於是警民和諧。
這就是法治下可能的警察與行人的互動，不可能引發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楊佳的報複性暴力。
現在呢？雙方火氣都很大。說楊的態度不好，民警的態度就好麽（看下麵的錄音）？自己看不清證件，怨當事人麽？更為嚴重的是，當楊佳出示了租車文件後，警察必須放行，其後的行為沒有任何正當性，是明顯的濫用權力行為。這還不是一般的濫用權力行為，從事情的前因後果來看，警察存在明顯的故意，故意顯示自己的權威，故意給他們認為“態度不好”的當事人吃點苦頭。這是將警察權力當作耍個人威風的工具的行為，否則無法理解警察的行為，憑什麽關人家6個小時？
現在的問題還在於，直到現在為止，警方仍然理直氣壯，不承認警察行為的不當，這就令人擔心。連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這個水平，都是官官相護，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見。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楊佳母親“協助調查”，被從北京帶到上海。我在前文中稱這是強製，是暴力（注：楊母至今未能現身），有的朋友反對。如果這些朋友是警察，情有可原。如果是普通民眾或者是學者，那就十分可悲——公民對暴力是如此的認同。缺乏法治熏陶的社會是多麽的難以和諧！我送給喜歡暴力的朋友一句亞聖的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我學亞聖的話說一句：“警察暴人，人亦暴之，然則非自暴也，一間耳！”（一間，半斤八兩也！）
警方應當通過一這事件對製度與行為進行認真的反省，不要千方百計地為自己脫責，這才是正確的。在目前的態勢下，我認為上海警方應當回避，檢察院應當進入調查，原因很簡單，因為警方是一方當事人。
我建議，對於事件的結果，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應當組織專項調查，以此為契機，改善我們的警察製度，提高警察行為的法治化水準，建設真正的和諧社會。希望楊佳案能起到幾年前孫誌剛案同樣的效果。
楊佳事件具有相當的符號意義，估計楊將不久於人世（我本人認為他不當判死刑，因為警方過錯在先）。楊佳事件無論對於他本人、他的母親、也無論對於無故犧牲的警察與整個社會，都是一個悲劇，一個製度性的悲劇。楊佳事件使我想起了一件開頭與楊佳事件極其相似、但最終卻以喜劇落幕的故事——威爾柯克訴莫克爾案。從兩件事的對比中，我們應當汲取點什麽以為法治國家建設所用？
1950年的一天，英國公民威爾柯克駕車在大街上行駛，被莫克爾警員和他的同事截停，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證。依據1939年的全國登記法，當一個身穿製服的警員向一個公民索閱身份證時，他或者給他看，或者在指定的時間內在指定的地點向指定的人員出示。但是威爾柯克拒絕出示，也沒有在指定的時間內到指定的地點向指定的人出示。於是警方將他檢控。威爾柯克辯稱，該法是戰時法，1950年10月9日的樞密院令已經宣告緊急狀態結束，該法效力的基礎已經不存在，因此他沒有義務出示身份證。主審的保安官（一譯治安法官）認為法律有效，判威爾柯克敗訴，但同時宣布無條件將威爾柯克釋放。威不服上訴。由於該案涉及一項法律的時間效力問題，事關重大，因此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組庭研訊。結果判決該法有效，威爾柯克罪名成立。但判決同時宣告由於事情太小，不予處罰（這其實是對警察的批評）。
大概由於健忘，二戰勝利的喜悅使英國人忘了廢止該法，該案主審法官不願意承認“樞密院（行政機關）”有終止議會法令的效力，因此表麵上承認該法的效力。該案宣判不久，全國登記法即被議會廢止。該法被廢止的當日，英國人自發地集會，他們載歌載舞地將身份證付之一炬。英國除了戰時是沒有身份證的。前幾年，因為其他歐盟國家都有身份證，他們覺得英國人沒有身份證對他們的管理帶來不便，這不公平，遂要求英國人製定身份證法，不知結果如何。
值得注意的還有主審法官高達（Lord Goddard CJ）的話：“警察不要以為有權就事事非用不可。”警察截停車輛查身份證，“如果為追尋失車或有理由懷疑某一位駕車人犯罪，那是另一回事。但不問情由地，譬如說，向一位把車子在店鋪外麵停得太久的女士，或為一點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向誰都要身份證看就完全不合理了。這一項國會立法是為了國家安全的需要通過的，並不為我們在本案中所使用的目的通過。”
（今天又學習了一下該案判決，再加上幾句首席法官高達的話：“在戰爭早已結束的今天，還要祭出本來為戰時需要而製定的法律，隻有把守法的良民逼成犯法的劣民，這是最要不得的。”想想楊佳吧！“我國常以警民之間感情融洽自豪。這一類行為隻有使人民不滿警察，使他們在應該協助警方的時候跟警方搗亂。”想想甕安吧！）
回顧了威爾柯克案，再看看楊佳事件的錄音整理稿，（將錄音的兩個版本都附錄於下），我想，如果在一個法治國家，楊佳事情可能是這樣的：
第一種可能：
警方壓根不會隨便檢查自行車牌照，因為公民有幾個人會帶它？而且，自行車牌照在中國已經不是強製性規定，許多自行車買的時候就沒有牌照。連電瓶車買的時候都不一定要上牌照，上牌照還要多交十塊錢（這是我三年前碰到的事）。既然如此，這種執法本身的合法性存在問題。因此就壓根沒有此案。（我從10歲會騎車開始，從來沒有帶過牌照［軟照］，若幹年來我的車沒有硬照。這次新買的有了。從來沒有人查過。不知怎麽就查楊佳。）
第二種可能：
警察：“請把這個自行車的牌照拿出來。”
楊：您憑什麽檢查我的牌照？”
警察無語，因為沒有法律規定。
於是放行。
第三種可能：
警察：“請把這個自行車的牌照拿出來。”
楊：您憑什麽檢查我的牌照？”
警察：“依據某某法某某條，我可以檢查。”
楊：我沒有帶。
警察：於某某日之前在閘北區某派出所交驗。
於是放行。
（日後楊按時去交驗，於是OK;或者楊沒有去，於是引發訴訟。）
第四種可能：人民網強國社區
警察：“請把這個自行車的牌照拿出來。”
楊佳：“這是我租的車。”
民警：“租的憑證呢？”
楊佳遞上租車憑證，“請看。”
警察看過後一揚手，或者敬個禮：“OK！謝謝您的配合！”
於是什麽事也沒有，於是警民和諧。
這就是法治下可能的警察與行人的互動，不可能引發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楊佳的報複性暴力。
現在呢？雙方火氣都很大。說楊的態度不好，民警的態度就好麽（看下麵的錄音）？自己看不清證件，怨當事人麽？更為嚴重的是，當楊佳出示了租車文件後，警察必須放行，其後的行為沒有任何正當性，是明顯的濫用權力行為。這還不是一般的濫用權力行為，從事情的前因後果來看，警察存在明顯的故意，故意顯示自己的權威，故意給他們認為“態度不好”的當事人吃點苦頭。這是將警察權力當作耍個人威風的工具的行為，否則無法理解警察的行為，憑什麽關人家6個小時？
現在的問題還在於，直到現在為止，警方仍然理直氣壯，不承認警察行為的不當，這就令人擔心。連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這個水平，都是官官相護，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見。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楊佳母親“協助調查”，被從北京帶到上海。我在前文中稱這是強製，是暴力（注：楊母至今未能現身），有的朋友反對。如果這些朋友是警察，情有可原。如果是普通民眾或者是學者，那就十分可悲——公民對暴力是如此的認同。缺乏法治熏陶的社會是多麽的難以和諧！我送給喜歡暴力的朋友一句亞聖的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我學亞聖的話說一句：“警察暴人，人亦暴之，然則非自暴也，一間耳！”（一間，半斤八兩也！）
警方應當通過一這事件對製度與行為進行認真的反省，不要千方百計地為自己脫責，這才是正確的。在目前的態勢下，我認為上海警方應當回避，檢察院應當進入調查，原因很簡單，因為警方是一方當事人。
我建議，對於事件的結果，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應當組織專項調查，以此為契機，改善我們的警察製度，提高警察行為的法治化水準，建設真正的和諧社會。希望楊佳案能起到幾年前孫誌剛案同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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