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漩渦中的朱瑞 zt

曆史漩渦中的朱瑞 zt

　對於朱瑞這個名字，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是很陌生了，人們或許隻記得，這位東北野戰軍的炮兵司令員，是在1948年10月的遼沈戰役攻打義縣的戰鬥中觸雷犧牲的，而對於他的其他活動則知之甚少。但是，在當年的山東抗日根據地，“朱瑞同誌”卻是一個很響亮的名字。

　　1939年6月，早年留學蘇聯克拉辛炮兵學院，長征中擔任過紅五軍團政委、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時任中共北方局駐太行區代表的朱瑞，奉命隨徐向前自冀南入魯，成為由徐向前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第一縱隊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1939年的山東局麵與華中大部分地區的情況相似，與日本侵略軍、國民黨軍的力量相比，中共在山東的力量還較弱小，朱瑞作為黨在山東地區的最高負責人，深知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好在毛澤東已為全黨製定了大政方針，這就是抓武裝、奪地盤。 　　

　然而，落實毛澤東的戰略意圖的關鍵，是手中必須有軍隊，尤其是久經戰火考驗的主力部隊，但是，由於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的製約，中共軍隊入魯的時間較晚。1938年春，山東黨負責人黎玉在延安當麵向毛澤東請求派紅軍幹部入魯，以整訓、壯大地方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毛澤東同意了黎玉的請求。紅軍將領張經武率一批長征幹部隨黎玉返回山東，不久就組建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徐向前、朱瑞進入魯南後，即與山東縱隊指揮部會合，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八路軍總部給其的權限是統一指揮115師、山東縱隊和中共在蘇北的部隊。而在這年的3月，由羅榮桓、陳光率領的115師的一個主力團與師部機關已陸續進入魯西。 　　

　這樣，中共在山東就有了兩支軍隊：八路軍115師和山東縱隊（八路軍第一縱隊），山東抗戰新局麵隨之打開。革命在大步前進，行進中的步伐淩亂就被掩蓋了，八路軍總部規定的山東縱隊統轄山東及蘇北中共武裝的命令被無形取消。原由朱瑞擔任政委的八路軍第一縱隊，在1940年被撤消番號，改由山東縱隊指揮所屬部隊。1940年6月，徐向前奉召返回延安，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山東抗日根據地未能實現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統一領導。 　　

　戰爭期間，情況瞬息萬變，上級機關收回成命的事情，時有發生，惟取消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事，卻有蹊蹺和微妙之含意。抗戰初期，駐紮在太行的八路軍總部事實上起著指揮華北敵後抗戰的中樞機關的作用，在黨的組織係統，中共山東分局亦屬中共北方局領導。在一段時期內，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對華北、山東的影響相對於延安更大，經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後報延安備案。例如，115師入魯，就是奉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之命，而朱、彭則是依照延安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這道命令的。當然，延安始終保有對華北、山東的直接指揮權，毛澤東可以直接給軍隊和地方發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及中共北方局對華北、山東敵後根據地的指揮與領導，隨看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北方局書記楊尚昆相繼返回延安後，開始發生變化，從此延安對敵後的指導作用日益突顯出來，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被無形撤銷，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在八路軍第一縱隊的番號被取消後，朱瑞的主要職責是領導中共山東分局。在山東，黨的領導與軍隊領導，兩職長期分開，各司一攤，執事者角度有異，難免產生意見分歧。 　　

　在山東，還有其特殊問題：115師與八路軍山東縱隊的統一指揮久未解決，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山縱與115師分別處在不同的作戰區域，事實上形成了領導山東抗戰的兩個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東領導機關的分散現象，在1941年後曾作過努力予以改變，但是來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模糊性，山東的多頭領導現象在1941年後繼續存在，115師與山東縱隊仍沒實現集中統一。 　　

　　朱瑞在山東最閃亮的時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後，日寇頻繁進攻根據地，大批抗日軍民慘遭日軍殺害，在犧牲者的名單中，有朱瑞的妻子、山東分局婦女委員陳若克和她剛出生的兒子。 　　

　　根據地蒙受重大損失，使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也趨於激烈。1941年9月後，羅榮桓更對分局在領導山東抗戰上的某些失誤不止一次提出過意見，但都未得到重視。進入1942年，形勢愈加嚴峻，羅榮桓致電北方局和中央，建議山東分局召開擴大會議，請中央派劉少奇前來參加。毛澤東同意了羅榮桓的請求，電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劉少奇，在途經山東時，就地考察山東形勢，並對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作出裁決。 　　

　　此時的劉少奇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卻擔負著極重要的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等職務，正受到毛澤東的特別倚重。1942年3月，劉少奇抵達山東分局和115師駐地，一住四個月，對山東問題作出廣泛調查，得出結論：山東問題的症結所在，是中共山東分局主要領導同誌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犯了錯誤。 　　

　　劉少奇所指何許人？朱瑞是也。劉少奇批評朱瑞對黨的獨立自主的方針執行不力，缺乏戰略眼光，“反頑”鬥爭瞻前顧後，失去許多“先機”；其二，嚴重忽視發動群眾，未能廣泛展開減租減息；其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空談主義，黨八股。山東階段的朱瑞，雖已是久經考驗、獨當一麵的高級領導幹部，但也有不成熟的方麵——身上還保留一些書生氣。朱瑞善於作鼓動性的大報告，他甚至為推動根據地婚姻製度的改革，作過幾個小時的動員報告。

　　劉少奇來魯指導工作之際，正是山東根據地形勢最困難的時期，若從毛澤東的立場論之，劉的批評基本符合實際，某些意見，羅榮桓過去也曾向朱瑞提過，作為山東分局負責人的朱瑞實難辭其咎。 　　

　　朱瑞，這顆一度閃爍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9月，朱瑞奉調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軍委就正式任命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政委和115師政委、代師長，統一指揮115師和山東縱隊。朱瑞返回延安後，延安立即任命羅為山東分局書記，將領導山東黨、政、軍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羅榮桓。 　　

　　朱瑞回延安後，被安排進入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這個學習為時頗長，有近二年的時間。 　　

　　來延安的高級領導同誌，雖然都在學習，情況卻各不相同。劉伯承就曾一度被停發文件，不被通知參加某些重要會議，後經周恩來援手，劉伯承的境況才有所改善。陳毅在延安學習一段時間後，境遇亦向好的方麵發展，1944年春、夏，被通知參加接待來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的外事活動。然而，朱瑞沒有得到這種邊學習，邊工作的機會，他長期處在“學習”狀態，頗為引人注目。 　　

　　朱瑞在延安的學習，產生了一個結果，這就是他寫的《我的曆史與思想自傳》，在這篇《自傳》中，他對自己的曆史作了嚴格的剖析。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又作了《山東根據地在三角鬥爭中的經驗與教訓》的發言，對自己在山東工作期間的缺點錯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熱情歌頌了毛澤東的偉大。朱瑞的這個充滿自我批評精神的發言，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在中共七大上，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到會的羅榮桓當選為中央委員。從此，朱瑞開始以一個新的形象被黨內同誌所認識——犯了錯誤，並願意改正錯誤的黨員幹部。 　　

　　朱瑞之被貶謫與羅榮桓地位的上升，在同一時期發生。客觀事實證明，在朱與羅的爭論中，羅的看法比較符合實際。當然，朱瑞在黨內地位的下降，還源於各種複雜微妙因素的綜合作用。 　　

　　朱瑞早年留蘇的經曆，瑞金時期蒙受重用，隨著時空的轉移，此時已成為消極性因素，在某些偏激者眼裏，朱瑞的上述經曆，已夠劃入“教條主義者”一類。延伸下來，抗戰前期，山東工作屢失“先機”，此又可與“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掛上鉤。至於善作“自由婚姻”一類的大報告，正可證明“教條主義者”具有的誇誇其談的“黨八股”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隨毛的經曆，在遙遠的莫斯科，朱瑞雖時時縈念祖國的革命，但未能親身參加開創井岡山，進軍贛南的戰鬥……到達瑞金後，毛澤東在黨內已遭貶斥，在毛最困難的歲月裏，朱瑞沒能和毛建立起親和性的個人聯係，對朱瑞而言，這是無法彌補的曆史的遺憾。 　　

　　抗戰勝利，中共又麵臨一新局麵，此又是用人之際。在延安的各路戰將秣馬厲兵，紛紛趕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總部沒有忘記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朱瑞，中共七大後，本擬任命朱瑞擔任軍委副總參謀長，但渴望再赴戰場的朱瑞主動請纓，要求去幹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願望得到了滿足，被任命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長。 　　

　　延安炮校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搖籃。抗戰期間，受客觀的遊擊戰爭性質的限製，延安炮校局促於延安遠郊，長期進行訓練、生產。在康生插手策劃的“搶救運動”中，延安炮校的多數同誌因知識分子出身而被打成“特務”、“奸細”。朱瑞在短時期內就把炮校恢複，繼而趕赴東北戰場，這實非易事。在東北，朱瑞發出了生命的最後光華。這位當年大戰略區的第一把手，現在成為林彪麾下的炮兵司令員，且還不是直接帶兵之人（當年，在幹部心理上，都向往直接帶兵，對技術兵種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在朱瑞的領導下，以延安炮校500名骨幹為種子，僅僅三年，東北野戰軍就發展到16個炮兵團和一個炮兵縱隊，擁有各種火炮4700多門。 　

　　　渴望戰鬥，而不耐在人事關係複雜的上層機關搞一些地圖作業，這或許是朱瑞不願留在延安總部的原因，而放手讓朱瑞去前方，也表明那個時代任人唯賢，不以一時偏失定終身的一種優良作風吧。 　　

　　那是一個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為理想承擔一切磨難，包括革命陣營內部不可避免會出現的各種隔閡和誤會，此所謂革命的“煉獄”也。然而革命年代，革命為最高宗旨，舍小我為大局，個人榮辱皆可全部拋開。在中國革命勝利前進的捷報中，朱瑞觸雷陣亡，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後的自我完成。幸耶，不幸耶？ 是年，朱瑞4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