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國立碑紀念共產迫害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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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設有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紀念碑，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越南戰爭的受難者也各有紀念碑。但是上個世紀估計有一億人遭受共產極權的荼毒，是人類所麵臨最大的一場災難，那些在蘇聯古拉格集中營、越南集中營、柬埔寨的殺戮戰場、東德、古巴與北韓監獄遭到迫害的人，一個個橫屍荒野，哀嚎以終，世人對他們所遭受的不公、不仁與悲慘的命運，卻沒有任何碑文追悼，更遑論應設一座紀念碑，用以警告世人：因意識型態的不同，共產黨殺戮人類，竟使這麽多生命遭殃。
不過現在情況改變了，在眾人的努立下，首都華盛頓特區豎起了第一座“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據媒體報導，歐洲也正在考慮樹立這樣一個紀念碑。
這是一場漫長的努力，紀念碑的成立主要是愛德華（Lee Edwards）努力不懈的成果。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員。人們都知道他堅決反共，他的著作《保守的革命運動》（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受人關注，書中主張“我們對共產主義不隻是要圍堵，而是要打敗”。對豎立紀念碑一事，他歸功於妻子安妮在1990年1月提出這個構想，他接受訪問時表示：“我看得出來，那個時候人們對共產主義殘害人類的記憶已經消退，令我感到憂心。”
接下來建碑事情的發展，就有賴他的毅力，在政府官僚體係中折衝奔走了。這期間他碰到政治反對勢力，最主要就是中國共產黨，也就是他口中的“中共”，希望人們淡忘共產政權的凶殘劣跡。
但是愛德化努力不懈，關鍵點在於他獲得各個族群政治與財物上的支持，理由無他，因為這些人都受過共產主義的迫害。其中越南裔的美國人尤其支持，其捐獻金額是整個建碑總金額95萬美元的十分之一。其他的東歐國家如捷克、愛沙尼亞、拉脫亞、立陶宛、匈牙利與俄羅斯人，也都共襄盛舉，參與其事。美國兩黨的議員如李柏曼（Joe Lieberman）、賀姆斯（Jesse Helms）是支持建碑法案最早的人，該法案並經柯林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其後愛德華又獲得布什總統的支持，同意擔任紀念碑基金會的榮譽主席，使愛德華倍感殊榮。
在官僚製度運作與政治立場歧異情況下，建碑仍有重重障礙，但最後愛德華終於獲得華府市政府的同意，“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終於在六月十二日，於華盛頓國會大廈附近正式揭幕。該座10英尺高的古銅紀念碑，是複製1989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塑造的民主自由女神雕像，這個雕像獲得廣泛的讚同。當俄國聖彼得堡出生的歌手奧布藍多（Marina Oberlander）高唱美國國歌時，與會者群情激蕩，場麵莊嚴隆重，欹歟盛哉。
出席紀念碑揭幕的都是明星級的政治人物，布什總統無疑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演說中讚揚那些反抗共產主義壓迫而捐軀的先烈。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他們永遠活在世人的心中。”他並表示冷戰為現在的反恐戰爭提供了很多教訓，“那些心懷仇恨思想的人一旦取得機會就會犯下滔天大罪”。同時布什總統認為冷戰的結束，應該讓我們對處理現在的反恐衝突深具信心。他的演說獲得熱烈的掌聲。
布什在發言中點名批評北京政府，是應對全球因共產主義而無辜死亡的一億人負責的政權之一。當然紀念碑的落成也引起中共政府的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指這是“出於冷戰思維和政治需要，挑動意識型態、社會製度的對立”，駐美領事館發言人稱此紀念碑是“意圖詆毀中國”。
民主黨人士與他們的媒體自然會嘲笑布什政府將全球的反恐戰爭與冷戰牽扯在一起。但是當天加州的民主黨眾議員蘭脫斯（Tom Lantos）也表達了反共與反恐的聲明。蘭氏出生匈牙利，逃過共產黨的屠殺，現任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以出奇強硬的口吻告訴觀眾要“記取共產主義對文明世界的生存威脅”，而伊斯蘭恐怖主義則同樣“會讓我們的生活倒退到十三世紀”。他的演說大獲掌聲，他並表示，就像冷戰時代一樣，美國扮演的角色是勝利的關鍵因素，“如果沒有美國，人類的追求自由不會成功”。
前加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也呼應布什總統的看法。他是支持建立紀念碑法案的提案人之一。他表示整個冷戰過程，有些政治菁英對抗共黨的立場不夠堅定，當年他曾擔任過雷根總統演說稿的撰稿人，政府中許多人包括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在內，都強烈反對雷根總統在二十年前的同一天，在柏林圍牆前呼籲戈巴契夫“拆掉柏林圍牆”。他表示，如今蘇聯已經瓦解，對共黨的強硬態度，應同樣用來譴責伊斯蘭激進份子。
但是華盛頓郵報的肯尼寇特（Phillip Kennicott）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紀念碑的設立是我們這個新時代好戰的保守派支持者的一大勝利。同時他強烈反對紀念碑所透露“對左派意識的受害者，我們追悼的不夠；但對新的意識型態如激進的伊斯蘭教義，我們的反對卻不足”的意涵。他認為很明顯的是，我們對殘暴政權迫害的看法必須牢記，而我們所麵臨的伊斯蘭恐怖份子，卻是廣大右翼份子陰謀邪惡的伎倆所造成的。
姑且不涉入伊斯蘭的教義問題，還是把重點放在共產主義。試問如今為受難者立完碑，共產主義的邪惡就算解決了嗎？當然不是如此。紀念碑成立的目的，是“要將共產主義暴政的曆史，用來教育下一代”。賓州大學的曆史教授寇斯（Alan Kors）表示，曆史界與教育界一直未將共產主義的暴政惡行交代清楚，廣泛的群眾對共產主義的了解仍屬無知，高等教育缺少多樣性，未能將揭發共產惡行視為重點教育。由於大學不重視曆史的多樣性與政治科學，因此寇斯認為：“我們不寄望從學校教授那裏了解共產主義的迫害，我們需從民間社會學習這種教訓。”
資料來源：頭版雜誌（FrontPage Magazine）、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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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設有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紀念碑，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越南戰爭的受難者也各有紀念碑。但是上個世紀估計有一億人遭受共產極權的荼毒，是人類所麵臨最大的一場災難，那些在蘇聯古拉格集中營、越南集中營、柬埔寨的殺戮戰場、東德、古巴與北韓監獄遭到迫害的人，一個個橫屍荒野，哀嚎以終，世人對他們所遭受的不公、不仁與悲慘的命運，卻沒有任何碑文追悼，更遑論應設一座紀念碑，用以警告世人：因意識型態的不同，共產黨殺戮人類，竟使這麽多生命遭殃。
不過現在情況改變了，在眾人的努立下，首都華盛頓特區豎起了第一座“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據媒體報導，歐洲也正在考慮樹立這樣一個紀念碑。
這是一場漫長的努力，紀念碑的成立主要是愛德華（Lee Edwards）努力不懈的成果。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員。人們都知道他堅決反共，他的著作《保守的革命運動》（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受人關注，書中主張“我們對共產主義不隻是要圍堵，而是要打敗”。對豎立紀念碑一事，他歸功於妻子安妮在1990年1月提出這個構想，他接受訪問時表示：“我看得出來，那個時候人們對共產主義殘害人類的記憶已經消退，令我感到憂心。”
接下來建碑事情的發展，就有賴他的毅力，在政府官僚體係中折衝奔走了。這期間他碰到政治反對勢力，最主要就是中國共產黨，也就是他口中的“中共”，希望人們淡忘共產政權的凶殘劣跡。
但是愛德化努力不懈，關鍵點在於他獲得各個族群政治與財物上的支持，理由無他，因為這些人都受過共產主義的迫害。其中越南裔的美國人尤其支持，其捐獻金額是整個建碑總金額95萬美元的十分之一。其他的東歐國家如捷克、愛沙尼亞、拉脫亞、立陶宛、匈牙利與俄羅斯人，也都共襄盛舉，參與其事。美國兩黨的議員如李柏曼（Joe Lieberman）、賀姆斯（Jesse Helms）是支持建碑法案最早的人，該法案並經柯林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其後愛德華又獲得布什總統的支持，同意擔任紀念碑基金會的榮譽主席，使愛德華倍感殊榮。
在官僚製度運作與政治立場歧異情況下，建碑仍有重重障礙，但最後愛德華終於獲得華府市政府的同意，“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終於在六月十二日，於華盛頓國會大廈附近正式揭幕。該座10英尺高的古銅紀念碑，是複製1989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塑造的民主自由女神雕像，這個雕像獲得廣泛的讚同。當俄國聖彼得堡出生的歌手奧布藍多（Marina Oberlander）高唱美國國歌時，與會者群情激蕩，場麵莊嚴隆重，欹歟盛哉。
出席紀念碑揭幕的都是明星級的政治人物，布什總統無疑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演說中讚揚那些反抗共產主義壓迫而捐軀的先烈。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他們永遠活在世人的心中。”他並表示冷戰為現在的反恐戰爭提供了很多教訓，“那些心懷仇恨思想的人一旦取得機會就會犯下滔天大罪”。同時布什總統認為冷戰的結束，應該讓我們對處理現在的反恐衝突深具信心。他的演說獲得熱烈的掌聲。
布什在發言中點名批評北京政府，是應對全球因共產主義而無辜死亡的一億人負責的政權之一。當然紀念碑的落成也引起中共政府的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指這是“出於冷戰思維和政治需要，挑動意識型態、社會製度的對立”，駐美領事館發言人稱此紀念碑是“意圖詆毀中國”。
民主黨人士與他們的媒體自然會嘲笑布什政府將全球的反恐戰爭與冷戰牽扯在一起。但是當天加州的民主黨眾議員蘭脫斯（Tom Lantos）也表達了反共與反恐的聲明。蘭氏出生匈牙利，逃過共產黨的屠殺，現任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以出奇強硬的口吻告訴觀眾要“記取共產主義對文明世界的生存威脅”，而伊斯蘭恐怖主義則同樣“會讓我們的生活倒退到十三世紀”。他的演說大獲掌聲，他並表示，就像冷戰時代一樣，美國扮演的角色是勝利的關鍵因素，“如果沒有美國，人類的追求自由不會成功”。
前加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也呼應布什總統的看法。他是支持建立紀念碑法案的提案人之一。他表示整個冷戰過程，有些政治菁英對抗共黨的立場不夠堅定，當年他曾擔任過雷根總統演說稿的撰稿人，政府中許多人包括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在內，都強烈反對雷根總統在二十年前的同一天，在柏林圍牆前呼籲戈巴契夫“拆掉柏林圍牆”。他表示，如今蘇聯已經瓦解，對共黨的強硬態度，應同樣用來譴責伊斯蘭激進份子。
但是華盛頓郵報的肯尼寇特（Phillip Kennicott）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紀念碑的設立是我們這個新時代好戰的保守派支持者的一大勝利。同時他強烈反對紀念碑所透露“對左派意識的受害者，我們追悼的不夠；但對新的意識型態如激進的伊斯蘭教義，我們的反對卻不足”的意涵。他認為很明顯的是，我們對殘暴政權迫害的看法必須牢記，而我們所麵臨的伊斯蘭恐怖份子，卻是廣大右翼份子陰謀邪惡的伎倆所造成的。
姑且不涉入伊斯蘭的教義問題，還是把重點放在共產主義。試問如今為受難者立完碑，共產主義的邪惡就算解決了嗎？當然不是如此。紀念碑成立的目的，是“要將共產主義暴政的曆史，用來教育下一代”。賓州大學的曆史教授寇斯（Alan Kors）表示，曆史界與教育界一直未將共產主義的暴政惡行交代清楚，廣泛的群眾對共產主義的了解仍屬無知，高等教育缺少多樣性，未能將揭發共產惡行視為重點教育。由於大學不重視曆史的多樣性與政治科學，因此寇斯認為：“我們不寄望從學校教授那裏了解共產主義的迫害，我們需從民間社會學習這種教訓。”
資料來源：頭版雜誌（FrontPage Magazine）、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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