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為基督寫作嗎？
轉貼自王怡的博客——王怡的麥克風
由洪曉寒姊妹根據演講錄音整理
我是成都人，有人說成都人很難信主，因為成都的天是那麽灰暗，那麽低沉，所以有句話叫“蜀犬吠日”，狗看見太陽出來就叫喚。我第一次唱那首讚美詩：“天離地有多高”。我就嘀咕，說天離地沒有多高啊！
信主之前我一直寫作，我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和法律學者，關注最多的是公義、自由和民主，好像一直在憂國憂民。所以，以前的寫作主題都是公義與自由。當你相信你所說的，自己就好像是公義的代言人。這裏有一幅畫，是希臘的正義女神：一手拿著劍，一手拿著天平，但卻蒙著眼睛。蒙眼表示謙卑，表示自己本來不配站在那個位置。一個非基督徒的理想主義者，很難不以為自己是公義的代言人，不以為自己在行公義，好憐憫。所以，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自己的自義和驕傲難以被打破。後來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看到一幅標題為“公義使列邦高舉”的油畫：這是希臘的正義女神在經過基督教洗禮之後的麵貌。她一手拿著天平，一手也拿劍，但是劍尖下麵指著一本書，就是聖經。2005年，我和妻子去瑞士，在日內瓦的聖三一教堂裏，我們跪在那裏禱告，這幅照片象征著我生命的順服，從此在基督裏重新尋找寫作在我生命中的意義。這是一個很大的破碎。今天，我很感謝神，能跟大家分享信主前後，在寫作裏的更新、破碎和掙紮。也多少有些反思。
先介紹一下我的作品。第一本書《載滿鵝的火車》，是一本電影隨筆。第二本書《不服從的江湖》，一本思想隨筆集。第三本叫《美得驚動了中央》，從書名可以看出，這幾本書有多麽桀驁不馴。第三本是自己印刷的，郵寄時新聞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當真驚動了中央。信主後，我的第一本書是法學專著，《憲政主義：觀念與製度的轉捩》。這是從聖約的觀點來試圖重新理解憲政主義，思考為什麽有法律？這是我信主後在專業上的一種表達，希望在信仰中來更新對國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與神親嘴》也是自己印刷的，是我信主三年來，麵向自由知識分子談論基督信仰的文字。因為我是從自由主義者過來的，對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有深厚的負擔。《天堂沉默了半個小時》，這本書的副標題是電影中的信仰。我在國內一家主流周刊上的專欄，通過電影這一文化產品來傳遞信仰之光。開始寫時，妻子有些擔心，說每一篇都涉及信仰，會不會被接受。但奇妙的是，這些非基督徒的編輯們，卻評這個專欄是他們的年度最佳專欄，很多讀者說他們買這份刊物就衝著這個專欄。我很感謝神，神在鬆動人心，預備萬事。通過我卑微的寫作，讓更多讀者讀到基督徒對信仰的公共表達，和對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這是我去年翻譯的一本學術著作，關於16世紀到18世紀，加爾文主義對瑞士、蘇格蘭、英格蘭、法國和美國五個國家的立憲政體的影響。
接著我從五個方麵來分享：
第一：生養與治理
信主前，我是堅決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愛太少，我裏麵的愛是有配額的，給妻子一部分，給自己一部分，再留給父母，所剩無幾了。其實我看不出生養、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義。孔子所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底有什麽意義。我在本質上對此絕望。但這裏便有了一個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深刻斷裂。一方麵，你作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高談自由民主，一方麵你卻不想、不敢、不願要孩子。那麽這個國家的未來，到底和你有什麽關係？你到底是為國家還是為自己呢。不想生一個孩子來愛的人，卻說愛我的同胞，你不臉紅嗎。許多年來，我就活在這樣一個深刻的斷裂中。這一斷裂，使我所寫、所做的一切，在本質上都是假冒偽善。
直到信主後，我也一度斷章取義，看到一處經文講：你這不生養的，要高聲歡呼。所以我高聲歡呼，說上帝批準我不生孩子。但在2007年父親節前夕，神奇妙地改變了我。那一周我準備父親節的講章，我沒做過父親，我也覺得我的父親不怎麽樣。我以前不知道怎樣做父親，因為我在地上沒看見過父的典範；我也不知怎樣做孩子，因為我在地上也沒有看見過子的典範。當我預備到某一部分時，聖靈的大能改變了我。周六晚上十點，我轉過頭來，心血澎湃地對妻子說：我已沒有阻攔了，我們可以要一個孩子嗎。我妻子就流淚了。第二天我在教會證道，告訴大家。他們都說：是真的嗎。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頑固的丁克一族。如今，我們的孩子一歲零八個月了。我們給他取名王書亞，也是我現在的筆名。
有句話講：男人寫東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樣難。因為寫作跟“生養眾多、治理這地”的使命有關。一個不想生孩子卻要寫東西的人，實在是很奇怪的人。當我有孩子之後，我才真正看見寫作的意義。我的寫作與我的個人生命、也與公共理想才在基督裏，被他的寶血連接起來了。我看見，寫作對我來講就是生養和治理。就是透過寫作，神借著我們這些卑微的器皿，賦予我們以信仰更新文化、以福音牧養大地的使命。這一個領受，對我來講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屬靈曆程。我也才真正體會到為什麽寫作跟生孩子一樣艱難而尊貴。
中國傳統講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走“三不朽”的道路。對書生來說，“立功”不太有機會；“立德”又很難，隻有“立言”的成本最低。所以國內手機短信很發達，因為發表的欲望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誘惑。信主之後，我慢慢自省，看見寫作是知識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寫作，是一種最接近於創世的模仿行為。我們寫作時，感覺就如神一樣。因此，我常常問自己，我真的在為基督寫作嗎？我真的已經與偶像式的寫作割袍斷義了嗎？
捷克作家昆德拉講過一個故事。有個人在海邊，當他看到神創造的世界是那麽美好，看見落日那樣輝煌，他感動地流下了第一滴淚。然後，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淚感動了，流出了第二滴眼淚。也就是說，他被自己的感動所感動了。你看，別人都在打麻將，我卻在看落日。其實，人的寫作就這樣被分為了第一滴眼淚的寫作，和第二滴眼淚的寫作。拜偶像的寫作是第二滴眼淚的寫作。這是很大的試探。對越有恩賜，從屬世的眼光看越有成就的人來講，越容易落入這種試探。
第二、啟示與見證
基督之前，有兩類的人類寫作。一是領受特殊啟示之後的表達，就是舊約的文學。二是沒有聽到特殊啟示，但在普遍啟示裏麵仰望、呼喚，在那裏向上揣摩。這裏麵良莠不齊，龍蛇混雜。柏拉圖和老子都在這一寫作的高峰上。他們沒有聽到上帝關於救恩的啟示，但他們的呼喚與揣摩，都驚心動魄，都有對被人的罪所遮擋的上帝隱約光芒的敬畏。 基督之後對人類寫作構成了挑戰。因為基督來了，死而複活了。因此一切寫作都不能不麵對這一事件。人類的寫作也分為了兩類。一類是相信基督的寫作，是為“我們也見過，也信”的真理作見證。基督之後，人類所能寫出的最偉大的作品，就是見證，也隻能是見證。
第二類就是對此無知的寫作。對不信基督的人來講，他的一切文字，仍然停留在揣摩與呼喚的洞穴裏。當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間宣告了救贖之道。從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寫作，在本質上都是假見證、假先知，也不可避免地是落入偶像崇拜之中的寫作。基督之外的寫作，唯一的價值，是罪人對絕望、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銘心的描寫。但當一個非基督徒作家，無論他多麽優秀，當他試圖對人的命運、結局、出路與夢想，多說一個字的時候，他都是在另傳一個福音。因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然後閉嘴。所以除非你不開口，一開口就隻有兩種，要麽指向基督，要麽崇拜偶像。
基督到來之前，人類的作者中間，有許多思考與呼喚，都值得我們尊敬並吸收。但基督來過之後，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學家、作家和教授們，他們試圖描述的那些體係、思想和圖畫，盡管在人看來不乏洞見，但他們的一切寫作加起來，都是假先知的寫作。因為凡是不曾以信心回應基督十字架的寫作，都不過是在人類的曆史上作偽證。
今日世界的文化，就充滿了這些東西，包括各個藝術層麵，也包括世俗心理學。這些假先知的寫作，宰製著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價值觀。甚至包括基督徒。比如有位獨身的姊妹，她去看醫生。醫生說，我給你開的藥方都沒有用，你隻要結婚，什麽憂鬱症都好了。你看我們的世界充滿了假先知，連醫生都在砸牧師的飯碗。我們為什麽寫作，我們的寫作要從中脫穎而出。我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的文章固然好，但太保守，處處都要談耶穌。我說，我希望大陸有更多保守的基督徒都加入寫作的事奉，並靠著恩典，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有一次，我跟一位慕道友說：什麽是我的信仰呢，我並不是相信一位我的神。我相信的是“我的神就是你的神，那怕你不信神”。我的一切寫作，都是要彰顯這個信仰。並在這個信仰中去描述世上的一切。
換句話說，在基督恩典裏的寫作，是第一滴淚的寫作；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寫作，是第二滴淚的寫作。在基督複活之前，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啟示。沒有一種寫作，可以超過舊約先知的寫作。而在基督複活之後，人類寫作的最高範式是見證。但沒有看見，怎麽作見證呢。所以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都誤以為自己仍然在“啟示”的範式下寫作。就如猶太人仍然在等候彌賽亞，結果現代寫作在本質上都是在“等待戈多”。這就是我說非基督徒的寫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
當然我說的見證，是以非常豐富的表現形式呈現的。包括了虛構文學。但最打動我的是仍然是非虛構的見證式寫作。東正教徒索爾仁尼琴能在俄國寫出《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好作品，我們中國的新教徒也應當如此。我不是貶低虛構文學，基督之後的虛構文學，在本質上也是對十字架事件的真實見證。
第三、敬拜與偶像
首先，寫作是一種敬拜方式。《詩篇》33.3說，“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有一次，我在發燒中作夢，夢見自己寫了很美的句子。在夢裏，我禱告，說神啊，你可別讓我早晨起來忘了這些句子。結果醒來後，我還是忘得幹幹幹淨。我想主的心意，是讓我深刻體會到，我寫過的最好的東西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從聖靈來的。有位朋友曾問我：可不可以引用我的文字。我開玩笑說，當然可以。因為凡是造就人的部分，都是從神而來的，我沒有版權。凡是錯誤的和不造就人，那可是有版權的，是我自己的。
信主前，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很驕傲的資本。甚至就是一種自我敬拜。現在，寫作慢慢變成一種謙卑的領受，結果寫作變得更美好了。寫作對我來說，是靈修，是敬拜，也是一個破碎和攻克己身的過程。過去兩年中，還有幾次，我已寫好的文章因為電腦故障，完全找不回來了。我幾次經曆最深刻的沮喪，然後甘心樂意地承認，凡是好東西都不是我的。我完全不可能再寫出一模一樣的文字。因為寫作是一種敬拜，除非你再次來到主的寶座前，再次為你的寫作低頭禱告，再次在寫作中舉起手來。
其次，寫作是一種傳道的方式。清教徒時代，荷蘭的改革宗教會曾有一個會規，所有會員要翻譯或寫文章，都要跟教牧團匯報。寫完之後，要由牧長團審閱。這就是說，寫作是神聖的，寫作就如同牧師站講台一樣，是聖言的執事。我們現在不這樣了，牧師的講台不能隨便站，寫作卻是完全自由的，一個基督徒想怎麽寫就怎麽寫，不需要誰來批準。我不是建議要回到這個教會法規去，而是希望每個基督徒寫作者，都自己審查，認識到寫作即傳道。沒有呼召，怎能傳道呢。不知道，怎能傳道呢。但今天我們對寫作的態度過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換言之，就是壓根不打算對我的文字會對別人靈魂造成的影響負責任。
我說寫作是拜偶像的方式。我的體會，自我、道德、名利、審美、民族、國家，都是容易陷入的偶像。譬如華人的敬拜詩歌中，總有太多過於看重民族、國家的情結。這是個很大的偶像，與教會的國度化相左。《詩篇》137：6 說，“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有首歌卻這樣寫道：“中國啊，中國，若我忘記你，寧願右手忘記技巧；中國啊，中國，若我忘記你，情願舌頭貼於上膛”。這首歌曾使我很感動，後來卻意識到，這正是一首第二滴眼淚的詩歌。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取代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基督的國度，成為了最大的偶像。就如丁光訓著名的“橢圓論”，說我的信仰有兩個圓點，一是基督，一是中國。近年梁燕城博士有個流傳的“父母論”，說上帝是父，中國是母。這和丁光訓的三自神學如出一轍。但是對不起，我隻知道從初代教會以來，不以教會為母的，就不能以上帝為父。很多知識分子都很難超越民族、國家的觀念。包括審美。蔡元培說，用美育來替代宗教，提升民族的素質。許多藝術家也這樣講，藝術就是他的神。這種種觀念，潛移默化地融在我們基督徒的思想中，我們必須以整全的信仰，去不斷歸正和梳理我們自身的文化和教會的意識形態。
512大地震後，北京三自教會的牧師帶著會眾，在教會門口舉行國旗降半旗儀式。三自會是把愛國放在愛神之上，擾亂政教關係的。但實際上，可憐我們家庭教會，甚至一些海外教會，在教會的意識形態上也沒有太多差別。每個基督徒作為公民，當然可以參加升國旗儀式，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感。但這絕對不是牧師、不是教會要做的事情。但這種民族國家的偶像，卻對“屬中國的基督徒”有著深入骨髓的影響，也支配著華人基督徒的寫作。
第四、 哀歌與讚美詩
寫作是一種悔改的方式。信主後最打動我的，是大衛詩篇裏所經曆的的痛苦。如《詩篇》42.3，“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裏呢”。我信主前寫的詩，就充滿了尋找真理的一個掙紮過程。信主後，讀到詩篇84：6，“他們經過流淚穀，叫這穀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穀”。這也是我們教會名稱的來源。我覺得這是人類史上最美的詩歌。我寫了篇文章《從哀歌到讚美詩》。其實讚美詩在中國詩歌裏是一個空白，但中國詩歌裏其實也沒有過真正的哀歌。真正的哀歌是在對己罪的悔恨中寫出來的，所以，寫作是一種悔改的方式。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寫作。
信主後我在寫作上一個最深的領受，是對寫作者這一身份的悔改。《詩篇》5：9說，“因為他們的口中沒有誠實。他們的心裏滿有邪惡。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這節經文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整理文稿時，我發現自己已經寫下超過200萬字。這讓我很害怕。這就是知識分子白紙黑字的罪啊。你幹嗎要寫呢？如果賣了200萬斤豬肉，我想罪還不夠大，因為就算肉裏摻假，也不會影響人的靈魂得救。但你寫下每一個字，卻都是在作見證，或者作假見證，都是在造就，或者是拆毀。絕對沒有第三種既不造就、也不拆毀的文字。我就跪下來請求主幫助我，先對寫作悔改，再對寫作恐懼戰兢，然後讓我在寫作中經曆到神恩惠福音的同在。
但基督徒寫作者很容易跳過哀歌，直接傳福音，每當希望分享神的愛時，就想寫讚美詩。就像傳福音時，我們總想分享信主的喜樂，卻難以將自己的軟弱、掙紮和黑暗，都委身給我們傳福音的對象。基督徒是古往今來的中國人裏麵，生命經曆最深刻、內心掙紮最驚心動魄的人群。但我們寫出來的文字，卻仍然缺乏這一生命體驗的深廣。在漢語中，最缺乏的是刻骨銘心的哀歌和懺悔。我們不懺悔，誰在漢語中懺悔呢。我們不發哀歌，誰在漢語中發哀歌呢。基督徒應當與這個世界分享我們從哀歌到讚美詩的經曆。基督徒可以寫出最好的哀歌，讓世人看見天與地有多遠，我們的罪孽憂傷和天父的聖潔慈愛就有多遠。當這個遼闊的空間被描繪出來時，基督的道成肉身，才那麽奪目。
我們要寫什麽——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徹底的哀歌，哀到讓人紮心。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偉大的懺悔錄。
為漢語文字，描述出最完整的聖經世界觀。
為漢語文字，寫出最敬虔的讚美詩。
第五、在中國文化中表達如下主題：
我們的寫作，當以信仰進入文化，刺入中國人心靈世界和價值觀的深處，去撕開那些潛在的偶像，打通那些靈魂苦旅上的窮途末路。
我個人的體會，試著提出以下幾個契合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主題。
1、從蘇武到摩西。這是流浪的主題。包括64一代民運人士的流浪，都仍然是蘇武式的。還沒有走到摩西，真正的曠野在前麵，流浪者還不知道自己在哪裏流浪，為什麽流浪。
2、從逍遙到拯救。這是劉小楓早年提出來的。怎樣從逍遙走到拯救，從佛道走向基督，從泛神的自義走向一神下的順服，這是自由的主題。基督教將全麵挑戰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自由觀。
3、從普羅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這是救贖的主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知識分子的悲壯觀，和英雄主義的自我期許。以及傳統的澄清天下、解民於倒懸的士大夫情結。五四之後，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成為有責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LOGO。唯有十字架的基督，能夠破碎這一LOGO，又能醫治這一破碎。
4、從死亡到複活。這是生命的主題。複活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母題之一，甚至連死亡都不是。但一定要經過死陰的幽穀，才能帶進來複活的盼望。隻有從中國文化中的哀怨、哀傷、哀慟，走向真正的哀歌，死亡的意義才能真正被凸顯出來。
最後，我想補充分享一點，是基督徒寫作中的急迫和焦慮。我自己常常很急迫，希望在公共領域裏表達信仰，但時時受製於語境，以及政治、社會的衝突，更加受製於文字表達與個人靈性生命之間的落差。這種焦慮據我觀察，在大陸的基督徒知識分子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信主時間不長，反思不夠，生命需要成長，老我也在不斷破碎。雖然信主後寫了幾本書，但真正為基督的寫作還沒有開始。我希望，十年，二十年後，有真正蒙神喜悅的作品。因此基督徒的寫作過程，也是一個成聖的過程，唯有在寫作中經曆恩典，才能醫治急迫和焦慮。這一過程將持續到見主麵的時候。我祈禱在那時候，可以確定有一些合神心意的文字。
第一次讀到C.S.Lewis的作品時，特別感動。我向神禱告：求主賜下中國的C.S.Lewis。楊腓力在《克裏姆林宮的鍾聲》一書中講到，蘇聯解體之後，他看見俄國人成群結隊地到教堂受洗。就問其中一位排隊的人：“我以為基督教早就在俄羅斯消失了”。那人這樣回答：“隻要我們的書店裏還在賣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基督教就永遠不會從這個民族的記憶中消失”。
我們需要屬基督的中國人，需要中國的C.S.Lewis、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不是我們，而是下一代。但神給我們的異象和呼召就從今天開始了。盼望我們大家彼此激勵，走在這個屬天的異象中。
謝謝。
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