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記 by 北島
1.
夜深了，我關上燈，在劈啪作響的壁爐旁坐下，打開瓶紅葡萄酒，品酒聽風聲看熊熊烈火。
這是我一天最放鬆的時候。
酒文化因種族而異，一個中國隱士和一個法國貴族對酒的看法會完全不同。當酒溶入血液，陽光土壤果實統統轉換成文化密碼。比如，漢語中描述白酒的詞，如“醇厚”、“綿”，根本甭想找到對應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兩個美國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產酒區那帕品酒，他們透過陽光虔誠舉杯，抿一口，搖唇鼓舌，吐掉，跟著吐出一大堆英文術語。我估摸這多半來自法文，在轉換過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飲食習慣簡化了。可譯可不譯，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關。一般來說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譯，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兩大類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漢文化本來算“ 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夢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著喝，喝死算。據說那時候燈油昂貴，黑燈瞎火，不喝酒幹嗎去？後來必然敗給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國家——周。周公提出“製禮作樂”。一戒酒，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跟著變了。
我酒量不大，但貪杯，說起來這和早年的饑餓有關。三年困難時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鋪買涼菜。食品短缺，酒鋪改了規矩：賣一盤涼菜必須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歲。至今還記得那個位於北京平安裏丁字路口的小酒鋪，門窗塗成淺藍色，髒兮兮的，店裏隻有兩張小桌幾把方凳，玻璃櫃又高又大，擺著幾盤涼菜。我把一卷揉皺的紙幣遞上去，接過涼菜，倒進鋁飯盒，再小心翼翼端著酒杯，站在門口看過往車輛。啤酒涼颼颼的，有一股黴味。回家路上我兩腿發軟，怎麽也走不成直線。當時並沒體會到酒的好處，以為那是免於饑餓的必要代價。
頭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學們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風處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羅衾不耐五更寒”。睡不著，大家圍坐在月亮下，瑟瑟發抖。有人拿出兩瓶劣等葡萄酒，轉圈傳遞。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終生難忘。山野間，暮色激蕩，星星迸裂，我飄飄欲仙，豪情萬丈。我猜想，所謂革命者的激情正基於這種沉醉，欲擺脫塵世猥瑣生命的局限，為一個偉大目標而獻身。
如果說沉醉是上天堂的話，爛醉就是下地獄。我爛醉的次數不多，原因是還沒等到爛醉，我先睡著了。這恐怕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測地形，隻要有床或沙發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飛去內蒙，朋友帶我們到草原上做客。那裏民風純樸，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飲酒唱歌。輪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為止 。蒙古包比較方便，往後一仰，就睡進大地的懷抱。醒了也賴在那兒裝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實在，不會像美國警察測試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發現他們唱歌方式特別，酒精隨高頻率振蕩的聲帶揮發而去，不易醉。如法炮製，我們大唱革命歌曲，驢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產隊長給灌倒了。這在當地可算得奇恥大辱。第二天中午我們剛要出發，隊長帶來七八個壯小夥子，估摸是全隊選拔來的。他們扛著好幾箱白酒啤酒，連推帶搡，把我們捅進一家小飯館。我的幾個朋友雖是漢人，但土生土長，這陣式見多了。杯盤狼藉方顯英雄本色，雙方磕平。隊長隻好作罷，揮揮手，帶眾人磕磕絆絆為我們送行。而我早就鑽進吉普車，呈水平方向。
2.
車過東勝市。市長沒鬧清我何許人，設宴招待。那小鎮地處邊疆，竟有燕窩鮑魚之美味，吃了好幾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誰知道按當地風俗，市長大人先斟滿三杯白酒，用托盤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飲而盡。我審時度勢，自知“ 量小非君子”，人家“無毒不丈夫”，這酒非喝不可，否則人家不管飯。作陪的朋友和當地幹部眼巴巴盯著我。我心一橫，掃了一眼旁邊的沙發，連幹了三杯。頓時天旋地轉，連筷子都沒動就一頭栽進沙發。醒來，好歹趕上喝了口湯。
中國人講“敬酒不吃吃罰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種禮數，一種儀式，點到為止。“罰酒”是照死了灌，讓你在大庭廣眾之下丟人現眼。“敬酒 ”在京劇中還能看得到：“酒宴擺下”——其實什麽都沒有。如今隻剩下“罰酒”了，這古老的懲戒刑罰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頭百姓，無一例外。 說來那是門鬥爭藝術，真假虛實，攻防兼備，樂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揚了中國文化。我女兒剛學說話時，就從她姥爺那兒學會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麽大個兒。”多麽樸素的真理，這真理顯然是被酒鬼們重新發現的。
八三年春，我參加遵義筆會，跟著眾人去“董酒”廠參觀。午餐很豐盛， 每桌都有個姑娘陪酒。作家們起了歹心，紛紛跟那陪酒女幹杯。起初她們半推半就，繼而轉守為攻，挨著個兒幹，先一杯對一杯，後三杯對一杯，最後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紛紛求饒，出盡洋相。一打聽，這都是酒廠專門挑出來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從不會醉。酒廠設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願，告訴你沒有過不了的關；它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頭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了，隻有酒陪我打發那漫漫長夜。
在歐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歐人以葡萄酒為主，從不暴飲，純粹是為了享受生活，讓陽光更明亮愛情更美好。北歐人酷愛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點兒從孤獨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就更甭說了，冰天雪地中的絕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悶才行。我當時找的就是這感覺：被一棍子打悶。
我九零年在挪威呆了三個月，從秋到冬，好像膠卷曝光過度，一下全黑了 。好在挪威水利發電過剩，鼓勵用電，白天黑夜全點著燈。我住學生城，和五個金發碧眼的挪威小夥子共用一個廚房。我剛放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類由國家管製。啤酒分三級，一級幾乎不含酒精，二級的酒精也少得可憐，隻有這兩級啤酒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三級啤酒和其他酒類全部由國家控製的酒店專賣。啤酒貴不說，一到晚上七點，哐當當，所有超級市場都用大鐵籠子把啤酒罩起來，再上鎖，就連經理也別想順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們趁早買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個半醉，再上街進酒吧，否則要想喝醉，非得破產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別多，在酒精專製下，那些遊擊戰士倒也沒什麽遠大抱負——“但願長醉不願醒”。
我看過一部有關動物世界的電影。一群猩猩吃了從樹上掉下來的爛果子，步履蹣跚，東倒西晃，最後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說這就是我們文明的起源，基於一種因發酵而引起的化學反應，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我們觀察和夢想的方式。
3.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謂“老”，其實倒不在於相識的年頭，更重要的是共飲的次數。每回來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東北漢子，本是喝白幹的，結果學法國文學學壞了，愛上了昂貴的紅酒。他對酒具的重視顯然是受法國文化中形式主義的影響。酒杯不僅認真洗過，還要用餐巾紙逐一擦幹 ，不留一丁點兒水痕。紅葡萄酒要提前半個小時開瓶，讓它透氣。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對酒當歌，此乃人生之樂事也。喝法國紅酒也有一套儀式：斟上，看顏色，晃動杯子，讓酒旋轉呼吸，聞聞，抿一口，任其在牙縫中奔突，最後落肚。好酒？好酒。酒過三巡，牛飲神聊，海闊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飄飄然，轉而頭重脖子硬，眼前霧蒙蒙，再細看力川變成兩個，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聲音忽遠忽近：“古人說，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連連點頭。人總是需要這麽一種狀態，從現實從人生的壓力下解放出來 。酒醉隻忽悠一陣。坐直了，別趴下，跟著眾人傻笑。不久力川又變成一個。
我從北歐不斷往南搬，像隻候鳥，先荷蘭、法國，然後越過大西洋奔美國，從中西部又搬到陽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漸擺脫了烈酒，愛上紅酒。細想，這絕對和陽光有關。有陽光的地方，人變得溫和，和紅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紅酒的啟蒙老師是克萊頓（Clayton），美國詩人、東密西根大學英語係創作課的教授。他喜歡烹飪，最拿手的是法國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時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當然得佐以美酒。他邊喝邊告訴我一些產地年份之類的基本知識，至於品味則不可言傳，非得靠自學。喝得天昏地暗時，我會產生錯覺，他家那長長的餐桌是流水線，克萊頓一瓶一瓶開下去，空瓶子在桌的盡頭消失。牆上的那些墨西哥麵具全都活了，獰厲而貪婪地盯著我們……
他家地下室雖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數目總也上不去，有時隻剩下百十來瓶。於是他開車到處去買酒，把我也叫上。我們常去的是另一個小城的酒店“ 皇家橡木”（Royal Oak），得開一個多鍾頭。老板摩洛哥人，小個兒，眼睛賊亮。我們一般中午到，他備上小吃，再開上幾瓶紅酒，連吃帶喝。他進的多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法國酒。買酒的確是一種發現，有的價格不貴，但很棒。克萊頓興致所至，不顧他太太卡柔的反對，一口氣買下四五箱。我也跟著湊熱鬧買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萊頓的酒窖裏，想想不大放心，還是扛回自己的小窩。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開會。有天晚上，《殺夫》的作者李昂領我到一家酒店。店麵不大，顧客多是律師醫生名畫家，三五成群，圍坐在空木箱上，開懷暢飲。空酒瓶排成隊，一看都是極昂貴的法國名酒。在台灣喝紅酒成了新時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強多了。飲酒居然也和強勢文化有關，明碼標價，趨之若鶩。其實法國紅酒根本配不上中國菜，特別是川湘菜，味重，舌頭一木，好酒壞酒沒區別。
我忽悠一下打了個盹兒，趕緊正襟危坐，裝沒事人兒一樣。時間不早了，由力川夫婦督陣，讓一個半醉的朋友開車送我回家。巴黎街頭冷清清的，偶爾 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絆絆上樓，掏出鑰匙，卻怎麽也插不進鎖裏。我單眼吊線，雙手合作，折騰了半天，才發現拿反了鑰匙。卡嗒一聲，門開了。
劉若英：聽！是誰在唱歌？
喜歡蘇格蘭威士忌，加冰加DITE可樂
啊呀，這飲酒篇，如果是北島（男人）寫的，也好，好的就一般了。如果女流寫的，才顯得難得。（沒有歧視）
可關於老李的一篇，看得尤如得一好針入準了穴。。。，所以再叫下一穴。
看如今，隻身天涯。雖有好酒，舊友關山迢遞，再難聚飲。隻有日暮昏醉，蒙頭大睡。
糊裏糊塗闖進來看，以為是博主自己，正自詫異：有著把年紀了麽？哈哈哈。
我倒沒覺得北島詩有何不朽，這文章卻真是極有味道。
歌兒也佩得好。
好吧，就這麽說定了，去彎區的話就找你喝酒。北美喝酒最多的人，嗬嗬，不好說啊，分喝什麽吧。我是在老家養成的習慣，從來不敢跟人說自己能喝。當然，要是能跟秦無衣喝酒，他願意吹牛我也不介意，司令願意光看不喝我也不介意，hiahia
死亡穀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唉，加州真好。去Bryce我覺得四月最好，天兒不冷不熱，我自己是喜歡六月大夏天去，不過想象別人不象我這麽變態。
北島絕不僅僅是詩人，他寫的詩也絕不僅僅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嗬嗬。
我太喜歡他的散文了。關於他的散文，我寫過這樣一段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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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北島動手寫《失敗之書》，想必也是鼓足了勇氣。作為詩人的曾經以詩句包裹的精神秘密，眾多流動狀態的意識所產生的激情，都將以赤裸裸的形式被人眾評判。可愛的是北島以詩人的本能，保持了文字的考究，也保留了對思想的真實表露和嚴肅審視。
布羅茨基曾經說過，“詩人轉向散文寫作，永遠是一種衰退”，“散文永遠是一種溝通，一種服務性的活動”。北島則相信，詩歌是飛奔，散文是漫步。由此斷想，當這位詩人選擇散步的時候，他的內心是不是已經把狂野的赤子的作為詩人的深情，統統納入一個相對寧靜遠離芳菲的路段，決意這一路都以自己的左手握著自己的右手，寵辱無驚了呢？
選擇了散文的寫作，一個極具激情的作家，一個對寫作充滿敬虔意識的寫作者，等於同時選擇了非欺騙性的散文寫作，也就是非表演性的散文寫作。與前麵列出那類跳梁小醜相比，高貴的散文作者，用來接受不同觀念人群褒貶的是誠實的心靈。
這心靈能夠以高貴的智者身份，與讀者進行奢侈的交談，盡管表麵看來，他不過是以謙遜的口吻為我們講幾個小故事。而我們，從始至終，如木訥的學生，為了能夠得到這次談話的機會而不斷感念。此時散文的敞開，由於謙和的態度，賦予筆下的文字的，竟然是聆聽的樣式。
他在《失敗之書》序中寫：“我女兒田田在這本書裏扮演了個重要角色，雖然她並不常出現。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錨，又是推動我寫作的潛在讀者。我有時給她讀一些片斷，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會終有所悟。我想給她講一些我親身經曆的故事，其中有曆史麵具上一個人的淚，有權力破碎的神話及其敵人；而我們會超越這一切？在延伸到國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還有很多人。”
俺最不愛看不會喝酒的人寫喝酒，這篇《飲酒記》就是代表。動不動就躺下了，最後還說到啤酒葡萄酒上去了。什麽呀是不是。
三不老胡同一號 北島
（一）
1957年一個冬天的早上，母親帶我穿過雪後泥濘的胡同，來到剛建成的紅磚樓房前。這土路丈餘寬，坑窪不平，一小窩棚橫在路中，冒出濃煙，帶著一股烤白薯的糊味。當醫生的母親不斷提醒我：髒，走這邊。
那烤白薯的糊味，讓我像狗一樣記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號。由此出發，我走了很多年，穿過童年的幻影穿過青春的迷惘穿過愛情穿過個人與曆史記憶……
那個冬天的早上，我抬頭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戶陽台向上，直到屋簷後北京的天空。這裏原是鄭和的宅邸，雕欄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證人。而這仿俄式建築，仿佛是鄭和經現代化改裝的大船，生火待發。
鄭和本姓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賜姓鄭，三保老爹胡同因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圇吞棗的北京話，外加噎人的西北風篡改成了諧音，倒也吉利。說起鄭和周遊世界至今還是個謎，既不為了炫耀武力，又非貿易經商，動機何在？還有個尋找失蹤的建文帝的說法，就更離譜了。最近看到許倬雲先生的另一種解釋：為了防禦蒙古人，朱棣派鄭和通過親善外交，以水路包抄敵人後方。
調到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以前，父親在保險總公司工作，我們住阜外保險公司宿舍（如今二環路邊），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學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轉到弘善寺小學，接茬背，正好與時俱進：“五九六九河邊看柳，七九河開八九燕來”；待家安頓，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對孩子來說，興奮多於戀舊。我們原來在一層，與另一家合住，共用廚房廁所；而新家在四層，獨門獨戶。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牆和假山，特別是陽台。從這兒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頂層層疊疊，有如排浪，湧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際線。鴿群閃爍而過，哨音反襯出天空的寂寥。棗樹招來八麵來風，青棗漸紅，讓路過的孩子不禁踮起腳。
我結識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層，正在我們腳下。一凡隻比我大一個月，卻早熟得多：我還停留在小人書階段，人家早躲進被窩用手電筒讀《紅樓夢》了。他發育也早，比我高半頭，中學時就敢冒充另一同學的舅舅。我們在不同的小學就讀，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學。若無“文革”，他鐵定是我的入團介紹人。
（二）
搬家前不久，同公寓另一戶人家的男主人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個猜不出的燈謎。他身後留下寡婦，還有個小我幾歲的男孩，叫俞梅蓀。那留在曆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誰能聽見？多年後得知俞梅蓀為民請命的故事，看來比他父親有出息。
誰承想鄭和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就注定要穿過一場大風暴，搭船的人灰頭土臉，惶惶不可終日。可孩子們乘的是另一隻船，夢想之船，與現實世界基本無關。
那天晚上我已上床，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煙在屋裏踱步，忽然衝出去，敲隔壁鄭叔叔的門。隻聽見父親的嗓門越來越高，我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才歸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一連幾個晚上如此，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拚湊出意義：他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工作調令早幾個月，肯定犯錯誤在先，說不定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1958年那一年，我們大院可熱鬧了，每天都像過節。先是在大院辦起了食堂，我家保姆錢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們兄妹仨跟著入夥。在8號樓前的空場搭起小高爐，父親跟叔叔們從早忙到晚，煙熏火燎，鏡片閃閃。最後煉出一堆爐渣般的鐵疙瘩，敲鑼打鼓——讓我好生羨慕：人家大人就是比我們會玩。
要說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都瘋了，三天三夜，鼓號齊鳴，喊聲震天。我在陽台敲打空餅幹筒，胳膊酸疼，嗓子嘶啞。對孩子來說，這是最偉大的狂歡。多年後，我才從舊紀錄片上看到當年的戰果：麻雀紛紛墜地而死。據統計，僅在北京地區就殲滅了40多萬隻麻雀。
隨後流年不利，是先從陽台上那堆白薯變質開始的。我坐小板凳啃爛白薯，正趕上收音機不斷播放《春節序曲》。這樂曲在記憶中紮了根。再聽那曲子，我嘴裏就有股爛白薯味。
爛白薯味很快轉換成一個詞兒：浮腫。大人見麵改了問候語，先問浮腫了沒有，再互比浮腫程度，捏捏按按，用硬幣按進小腿肚不掉者，即三級浮腫，好像是特殊榮譽。母親把口糧省給我們，達標三級，眾人嘖嘖稱奇。
最令人傷心的是，假山拆走了。隻見太湖石被吊起，裝上卡車，一冒煙就消失了。那可是我們捉迷藏的好去處。這鄭和家的最後證人，據說成了軍事博物館（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戰利品。推土機忙活了好幾天，夷為平地，再種上一排排小楊樹，生長速度驚人，沒幾年工夫即可與樓比肩。
我和一凡常出門遠足，用腳丈量北京。赤貧與行走相結合的好處是，讓想象無邊無際。他大講《80天環遊地球》，我們堅信有一天會走遍世界。對，還要把樓裏幾個女孩子也帶上，洗衣做飯。
出德勝門到齊家豁子，眼前是大片菜地。此行是為了逮蛐蛐，但饑腸轆轆，比蛐蛐叫得還歡。於是鑽進菜地，剛摘了幾個青辣椒，就被鄉下孩子發現，石頭土塊飛瀉過來，我們抱頭鼠竄。
我跟弟弟在陽台養兔子。父親把舊木箱改成兔舍，分隔成上下層，有樓梯相連。兔子食量大，我們到處打草挖野菜，供不應求。一天下午，我和同伴翻遍全樓的垃圾箱，撿到146個白菜頭，平分後帶回家喂兔子。父母大喜，認為在食物鏈中人在先。清煮白菜頭蘸醬油，乃人間美味。
母兔生下五隻小兔崽。我們忍不住用手去摸，此後母兔拒絕喂奶。隻好把它們放進墊好棉花的紙盒，用吸管喂牛奶。當夜一隻隻死去。第二窩的小兔崽，尚未睜眼就出籠覓食，結果從圍堵陽台的磚頭之間鑽出去，摔死了。
有一天，父親要殺兔果腹，抗議無效，我和弟弟很難過，在外溜達了大半天，回家後宣布絕食。
（三）
三不老胡同1號由兩棟樓組成，大門居中，傳達室帶有過渡時期的典型特征——慵懶嗜睡。看大門的伍大爺也傳呼電話。電話鈴響，他撂下飯碗，幾步竄到當街，用手攏成喇叭形高喊：“443電話——”
443是我家門牌號碼。4號樓緊挨大門，共4層每層4單元。本樓基本是“民進”的住戶，僅少數例外。
先從左鄰右舍說起。441由單身的鄭芳龍叔叔與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鄭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後成家，搬到8號樓去了。田阿姨鬱鬱寡歡，而上大學的兒子愛唱歌，給沉悶的生活帶來亮色。我們私下叫他“百靈鳥”。他每天上下樓高歌一曲，樓道的共鳴，大概能解決他高音區的問題。
442伍家。伍禪伯伯是廣東海豐人，早年留日，後來成為馬來西亞愛國僑領，回國後加入致公黨，榮升副主席。致公黨由歸僑組成，是八個民主黨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來，伍禪就是該黨的化身——寡言含笑，與祖國分享富強的秘密。他有兩個文靜的女兒。奇怪的是，從未聽見隔牆有人高聲說話。輪到我收水電費，得以窺視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1張家。張家奶奶和藹可親，總用上海話喚我“大少爺”。為躲避這稱呼，我踮腳上樓，可她從樓道拐角悄然轉出來，深鞠一躬：“大少爺回來了。”張守平叔叔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國使館當保姆，有兒女各二。小女兒和我上同一小學，比我低一級。我四年級時對她產生過愛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學路上，她轉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電流灌頂，我勇敢地迎上去，才發現她打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後的女生。這是個殷實和睦的家庭，用客套與外人保持距離，用沉默抵抗風暴——一個暴虐時代的生存之道。
433曹家。一凡的父親曹葆章伯伯，內心急躁但表麵隨和，有相貌為證：從耳鼻眉梢長出濃毛，有如憤怒升起。他40年代在四川做過縣長及國大代表，1949年後自然不得煙抽。除了一凡與我，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也同歲。兩家的孩子來往頻繁，推門就進。一凡上有兩個異母同父的姐姐，她們發育早，特別是少遮攔的夏天，讓我暈眩。
434龐家。龐安民伯伯原是武漢交通銀行經理，有一種見過錢的鎮定；夫人在義利食品廠當會計，等於掌管天堂的鑰匙（特別是困難時期），要不他家孩子個個人高馬大。大哥邦本是畫家，五七年右派，留在勞改汽車廠搞外形設計。他設計的卡車有如未來世界的戰車。大嫂當年可是大美人。她因病長年臥床，善於密談，指點路徑，成了我們這幫憤青的人生導師。而居委會則不以為然，認為她是“青少年教唆犯”（我另辟章節寫她）。二姐邦選是師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氣傲，不屑與我們為伍，直到插隊時才屈就，跟我們混混。小弟邦殿內心瘋狂，後成數學家，看來數學有安神定心之功效。
從三層再往下，記憶變得模糊，如墜霧中。
241馬家。馬德成大夫是孫中山侍衛官馬湘之子。據說孫中山臨終前囑孫夫人：“馬湘一生追隨我，必須保障他的生活費用，把他的子女都培養成才。”想當年，馬湘幾乎每年都來小住，散步時腰板挺直，一派軍人氣概。他兩個孫子大胖二胖後來都成了名醫，未辱沒國父的期盼。
243劉家。劉鶚業叔叔為人敦厚，苦心躲過曆次運動，提早謝頂。他夫人是中學老師，家有二女。我們兩家交情深厚，說來話長：由於緊急分娩，他家的小女兒是我母親在家接生的。
244葛家。葛誌成是“民進’秘書長，乃本樓最高行政長官，有專車接送。他原是上海小學教員，地下工作出身，四九年後進京城在教育部當官。他平日深居簡出，神秘莫測，好像在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他夫人華錦是八中黨支部書記。獨子與我們初識時百問不答，得名“葛不說”。
141沐家。沐三握伯伯的名字取自“一沐三握發”，指周公勤政，連洗澡都不踏實。沐伯伯大概既無朝政可理又無洗澡的條件，故脾氣很壞。記憶中他已是個老先生了，常臥床不起，很早過世。而方阿姨年輕得多，溫和內斂，獨自把兩個兒子養大。小京與我交情甚深，尤其70年代初。是他把池小寧和趙一凡介紹給我。與他們相識，乃一生中大事也，特別是後者，既為摯友，又兼任我由沉睡到醒悟的人生向導之一。
（四）
要想標明三不老胡同１號在北京社會版圖中的位置，就得從“大院兒”與“胡同”說起。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說來，“大院兒”是居廟堂之高的外來戶，“胡同”是處江湖之遠的原住民；“大院兒”代表權力，“胡同”貫穿曆史。兩者間的對抗與消長，構成1949年後北京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當然問題沒那麽簡單，真正的高官寧可在胡同深居簡出。比如，我們大院兒的住戶就多是中下層幹部，而民主黨派的大佬們則跟著執政黨隱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職，照樣好吃好喝，難怪其後代自稱“最後的貴族”。
“大院兒”分三六九等，往往與國家機器的零部件有關。雖說民主黨派在個別曆史時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屬於殘次品，故三不老1號的人貴有自知之明。這種等級意識體現在發聲學上，特別在文革期間，人家自報家門時中氣十足：“中直的！”“計委的！”“海軍大院兒的！”輪到我們，就像含著大棗似的：“三不老的。”
那時候市內樓少。三不老胡同1號在當地是標誌性建築，方圓三五裏抬頭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學讀書，同學多來自底層。到同學家去玩，家長問及住處，同學搶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樓的。”家長翻著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權力中心的使者。對國家機器的零部件及殘次品，平民百姓並無鑒別力。
胡同構築的迷宮、雨後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燈，讓我這個在樓裏長大的孩子心向往之。與樓房的刻板結構相比，那有一種平民的野性與自由。夏天，公用水龍頭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諢，孩子追逐嬉戲。沿牆角拐進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滿碎磚破瓦。那有另一種生活：祖孫三代擠在一起，罵罵咧咧，可粗礪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戀；還有左鄰右舍那份真心的關切……從胡同深處回望，我竟會對大樓產生隱隱的敵意。這無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關：大樓代表著父權和秩序。大院兒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風險的，弄不好會遭辱罵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幾個真正的胡同朋友。
關鐵林是我小學同學，一度與我來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條死胡同的小院裏，大樓遮蔽了其中的陽光。他母親因病早逝；父親是救火隊員，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為什麽，在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舊銅臉盆，坑坑疤疤，就像一件傳家寶。下了課，他點火生爐子，把燒好的熱水倒進銅盆，用手指試試水溫，慢慢把雙手浸泡進去，陿意地閉上眼。也許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愛。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說我父親的字寫得多麽棒。他吃驚地看著我。關於他父親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現實層次，寫字與救火是不對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於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親了。
另一個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家住後海河沿。他父親是街頭小販，擺攤賣糖果針線兼營小型賭博業。那是個分格木盒，糊上窗戶紙，繳兩分錢用手指捅進小格，或空空如也，或糖果玻璃球之類的獎品。我每次誌在必得，道理也簡單：他兒子把秘密先透露給我。
（五）
文化革命爆發那年我17歲。我就讀的北京四中處於風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報》發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學寫給黨中央的信，要求停課鬧革命並自願放棄高考。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坎，而期末考試在即。
學校突然宣布全麵停課，我歡呼雀躍，為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徹底失敗，也為自己跨越數理化的全麵勝利。文化革命於我，最初是一場青春的狂歡節。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狂歡節很快轉成血腥的悲劇。三不老胡同1號這條大船首先發出求救信號。誰也沒料到，本樓首席行政長官葛誌成的家首當其衝：他夫人、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被關在學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淩晨自縊。緊接著，一凡的家被北航紅衛兵抄了，他父親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幾年後鬱鬱而死）。
我們大院兒幾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選目標，雞犬不寧。3號樓的趙君邁，這位遼沈戰役被俘的國民黨長春市市長，每天早上在院裏舞劍，飄飄然，好像在練習升天。那天紅衛民抄家時，他試圖反抗，差點兒被當場打死。看來他已做好升天的準備。
各樓門口帖出告示，宣稱全體居民都是反革命，訂於某日某時全部抄家，無一幸免；並勒令先繳出“四舊”，否則格殺勿論。於是我們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舊”的書籍物品送到居委會，包括一副象牙麻將，多年後父親提起來還心疼。大限到了，揚言抄家的紅衛兵卻無影無蹤。一場虛驚。
那年夏末某日，輪到我到傳達室值夜班。看大門的伍大爺被掃地出門——據說是逃亡富農而遣返回鄉。至今我還記得他模樣：黧黑瘦高、禿頭、背微駝，身著白粗布褂黑緬襠褲，如同收進布袋裏的弓。他帶河北口音的嗓門特大，後來幾個看門的用擴音器都遠不可及。
這昏睡的傳達室終於醒來，見證了暴力和苦難。就在那天深夜，一個住2號樓的少女向我哭訴。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車，永遠不準再回北京。在昏暗的燈下，她嚶嚶哭泣，目光充滿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風的時刻過去了，生活照舊。而文革終於給民主黨派帶來實踐民主的機會。民進中央連同司機勤雜總共二十來號人，按民主的遊戲規則分成兩撥。父親忙著寫大字報，打筆仗，樂此不疲。成人世界勢不兩立，而孩子們照常來往。
與國家大事進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變奏：收集紀念章、打雞血、甩手療法、養熱帶魚……由於大聯合，民主實踐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親迷上了攢半導體。
那時主要燃料是蜂窩煤。每月最後那個星期日的上午，由煤鋪工人蹬平板三輪，挨家挨戶送貨上門。趕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為資產階級服務，一筐筐蜂窩煤卸在樓門口。一筐蜂窩煤六七十斤，無壯勞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陣子招女婿，估摸先得過搬蜂窩煤這一關。
趁文革之亂，一家廢品收購站連同破爛，悄麽悄聲地侵占了大院兒東頭的籃球場，後來證明是極有遠見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遷徙帶來無限商機。而在我們同學中正興讀書熱，我和一凡去廢品收購站反收購，攔截顧客，篩選當廢紙賣掉的舊書；甚至用介紹信蒙混過關，直接鑽進廢紙堆淘寶。
在全民大遷徙的同時，北京開始挖防空洞。我們大院兒再次大興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楊樹。十年工夫，它們竄得可真高，而轉眼間全部砍伐，如風帆垂落。
（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前往河北蔚縣開山放炮。一年後，轉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兩周大休回家一次。
那時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會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簾，三五好友，讀書、寫作、飲酒、聽音樂，當然還有愛情。那些出沒的女人，構成沙龍運轉的神秘動力。
而我們的行蹤，早在大樓居委會的監視中。一天夜裏，一凡在家衝洗照片，紅燈和放像機的閃光被當成發信號，小腳偵緝隊立即報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門而入，一無所獲，最後沒收了我借給一凡的一摞古典音樂唱片。
轉眼間人去樓空，三不老胡同1號門可羅雀。廢品收購站也隨之生意蕭條，一度洪水般泛濫的破爛，變戲法般縮進幾個籮筐中。
我們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請到我家。他頭大如鬥，臉色紅潤，像一輪夜裏的太陽，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來都帶著共鳴，震得玻璃嘩嘩響。待他高歌《伏爾加船夫曲》，滿堂失色，三裏開外都能聽見那警世洪鍾：“踏開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從湖北幹校搬回北京，沙龍不得不轉移陣地。通過父親，我結識了1號樓的翻譯家馮亦代伯伯；再通過馮伯伯，我結識了更多的書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馮伯伯像他的煙鬥般鎮定，思路和煙縷一起上升。穿圍裙戴袖套的馮媽媽，奔忙於爐灶與字典之間。她幾乎失明，從厚厚眼鏡片上迷茫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鏡幫馮伯伯鎖定某個詞的含義。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帶來四人幫垮台的好消息，當時馮伯伯正在廚房用毛巾擦拭後背。於是他和曆史一起轉身。
1975年夏，我們家買來一台紅燈牌9寸黑白電視。這可是全樓的大事，此前僅葛誌成家有。每天晚飯後，左鄰右舍自帶小板凳湧進我家，歡聲笑語。那台電視供放在五鬥櫥正中，被團團圍住，等於大家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幹擾，父親連忙轉動天線，待畫麵恢複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隨著技術更新，9寸電視前又加上放大器，畫麵變形，坐得越偏變得越厲害，影響對正麵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麽貼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創辦了《今天》雜誌。部分裝訂工作是在我家進行的，一摞摞油印紙頁從床鋪到地上，散發著一股油墨味。門庭若市，我手忙腳亂，居委會跟著加班加點。客人中有幾位新朋友，後來成了《今天》的中堅。
1980年秋天我結了婚，從三不老胡同1號搬走。
（七）
2001年年底，因父親病重，我回到闊別13年的北京。
一凡開車帶我回三不老胡同1號。這夢魂縈繞的家，如今難以辨認：樓房低矮，窗戶狹小，外牆剛粉刷過，仍難掩衰敗之相。據說它已到了建築年限，是該拆掉的時候了。
我們拜訪了老鄰居們。首先是434龐家。邦本大哥開門迎候，他頭發花白，挺拔如舊。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幾年了。他告訴我，她死前惟有我的詩集放在枕邊，讓人黯然神傷。邦選現在是一家投資公司董事長，衣著舉止，都表明社會進步的大方向。是啊，人家隻在插隊時，才與我們這些草寇為伍。大哥張羅著要搞一次聚會，把全樓的孩子都請來。是啊，家已租了出去，這正合我意，免得觸動記憶中的那個角落。
與鄰居們告辭，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蓋起標準化樓房。往前推32年，那些楊樹，正等著被砍伐的命運；往前推42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進卡車，運往興建中的軍事博物館；再往前推600年，鄭和憑欄眺望後花園的假山，暮色中掌燈，鳥歸巢，萬物歸於沉寂。
□ 《財經》
你什麽時候來灣區，好好跟你喝一回。司令就讓她在旁邊兒看著，她肯定邊看邊勸阻。對了，還有秦無衣，要是能一起就好了，他老說自己是北美喝酒最多的人。你信麽？
下邊我那跟貼不少錯字，就不改了哈。
別享受，好像累了一天就等這個時刻放鬆呢，可近來因為發現對酒開始過敏，一喝
臉上就長東西，隻好戒酒。
鬱悶呀。。。，而且鬱悶的時候都沒就解除鬱悶，加倍鬱悶。。。
噢，來這裏是和小珊打個招呼，你要問的那家義工的地方，我找到地方，就是找不
到聯係信息。兒子因為是位同學帶他一起去的，所以也糊塗著。他答應我去問他同
學，請再等等哈，對不起，拖了這麽久
北島在內蒙的路線和我走的很象，當年被一個哥們兒騙我說一起去看成吉思汗陵，一路走走停停，每到一處就和他的戰友們喝一天酒，然後就回家了，至今成陵還是沒去過，就記得東勝有一家燉骨頭館，有世界上燉的最好吃的燉骨頭。
北島文章寫的好，不過和蒙古人喝酒的時候肯定不招人喜歡，這點比阿小名你可是差的太多了。
那個李天驕怎麽那麽討厭啊，成天上趕著的！
風吹了不知多少年，
吹出了一棵古楓；
水洗了不知多少年，
洗出了一個女孩。
風又吹了不知多少年，
吹出了一片樹林；
水又洗了不知多少年，
洗出了一群男女。
人們不知要喝多少酒，
才能一醉方休？
人們不知要醉多少回，
才能一無所求？
樹葉落了不知多少回，
飄飄揚揚又變成了風；
人們死了不知多少回，
來來去去又化成了水。
可惜那是他當年混人大幫口口相傳的歌曲，好像沒有正式流傳下來，無載可下，唉。
文章中寫周口店冷夜喝酒的事情，讓我想起當年陪同學去人大旁邊熬夜買火車票，冷，點了堆火，就著喝啤酒，人還是冷，酒倒是被火烤熱了！
說起喝酒想起譚詠麟有一句歌詞：那年黯然分別後，再也沒有人與我痛飲。
如果不是為了借酒澆愁，深夜裏一個人自斟自飲其實也不錯，特別是有牛肉和花生米的時候。
我們這裏冷，但有一個好處，晚上可以開壁爐喝酒。
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