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記 by 北島

1. 

夜深了，我關上燈，在劈啪作響的壁爐旁坐下，打開瓶紅葡萄酒，品酒聽風聲看熊熊烈火。

這是我一天最放鬆的時候。

酒文化因種族而異，一個中國隱士和一個法國貴族對酒的看法會完全不同。當酒溶入血液，陽光土壤果實統統轉換成文化密碼。比如，漢語中描述白酒的詞，如“醇厚”、“綿”，根本甭想找到對應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兩個美國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產酒區那帕品酒，他們透過陽光虔誠舉杯，抿一口，搖唇鼓舌，吐掉，跟著吐出一大堆英文術語。我估摸這多半來自法文，在轉換過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飲食習慣簡化了。可譯可不譯，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關。一般來說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譯，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兩大類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漢文化本來算“ 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夢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著喝，喝死算。據說那時候燈油昂貴，黑燈瞎火，不喝酒幹嗎去？後來必然敗給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國家——周。周公提出“製禮作樂”。一戒酒，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跟著變了。

我酒量不大，但貪杯，說起來這和早年的饑餓有關。三年困難時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鋪買涼菜。食品短缺，酒鋪改了規矩：賣一盤涼菜必須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歲。至今還記得那個位於北京平安裏丁字路口的小酒鋪，門窗塗成淺藍色，髒兮兮的，店裏隻有兩張小桌幾把方凳，玻璃櫃又高又大，擺著幾盤涼菜。我把一卷揉皺的紙幣遞上去，接過涼菜，倒進鋁飯盒，再小心翼翼端著酒杯，站在門口看過往車輛。啤酒涼颼颼的，有一股黴味。回家路上我兩腿發軟，怎麽也走不成直線。當時並沒體會到酒的好處，以為那是免於饑餓的必要代價。

頭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學們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風處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羅衾不耐五更寒”。睡不著，大家圍坐在月亮下，瑟瑟發抖。有人拿出兩瓶劣等葡萄酒，轉圈傳遞。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終生難忘。山野間，暮色激蕩，星星迸裂，我飄飄欲仙，豪情萬丈。我猜想，所謂革命者的激情正基於這種沉醉，欲擺脫塵世猥瑣生命的局限，為一個偉大目標而獻身。

如果說沉醉是上天堂的話，爛醉就是下地獄。我爛醉的次數不多，原因是還沒等到爛醉，我先睡著了。這恐怕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測地形，隻要有床或沙發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飛去內蒙，朋友帶我們到草原上做客。那裏民風純樸，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飲酒唱歌。輪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為止 。蒙古包比較方便，往後一仰，就睡進大地的懷抱。醒了也賴在那兒裝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實在，不會像美國警察測試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發現他們唱歌方式特別，酒精隨高頻率振蕩的聲帶揮發而去，不易醉。如法炮製，我們大唱革命歌曲，驢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產隊長給灌倒了。這在當地可算得奇恥大辱。第二天中午我們剛要出發，隊長帶來七八個壯小夥子，估摸是全隊選拔來的。他們扛著好幾箱白酒啤酒，連推帶搡，把我們捅進一家小飯館。我的幾個朋友雖是漢人，但土生土長，這陣式見多了。杯盤狼藉方顯英雄本色，雙方磕平。隊長隻好作罷，揮揮手，帶眾人磕磕絆絆為我們送行。而我早就鑽進吉普車，呈水平方向。 


2.

車過東勝市。市長沒鬧清我何許人，設宴招待。那小鎮地處邊疆，竟有燕窩鮑魚之美味，吃了好幾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誰知道按當地風俗，市長大人先斟滿三杯白酒，用托盤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飲而盡。我審時度勢，自知“ 量小非君子”，人家“無毒不丈夫”，這酒非喝不可，否則人家不管飯。作陪的朋友和當地幹部眼巴巴盯著我。我心一橫，掃了一眼旁邊的沙發，連幹了三杯。頓時天旋地轉，連筷子都沒動就一頭栽進沙發。醒來，好歹趕上喝了口湯。

中國人講“敬酒不吃吃罰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種禮數，一種儀式，點到為止。“罰酒”是照死了灌，讓你在大庭廣眾之下丟人現眼。“敬酒 ”在京劇中還能看得到：“酒宴擺下”——其實什麽都沒有。如今隻剩下“罰酒”了，這古老的懲戒刑罰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頭百姓，無一例外。 說來那是門鬥爭藝術，真假虛實，攻防兼備，樂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揚了中國文化。我女兒剛學說話時，就從她姥爺那兒學會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麽大個兒。”多麽樸素的真理，這真理顯然是被酒鬼們重新發現的。

八三年春，我參加遵義筆會，跟著眾人去“董酒”廠參觀。午餐很豐盛， 每桌都有個姑娘陪酒。作家們起了歹心，紛紛跟那陪酒女幹杯。起初她們半推半就，繼而轉守為攻，挨著個兒幹，先一杯對一杯，後三杯對一杯，最後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紛紛求饒，出盡洋相。一打聽，這都是酒廠專門挑出來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從不會醉。酒廠設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願，告訴你沒有過不了的關；它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頭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了，隻有酒陪我打發那漫漫長夜。

在歐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歐人以葡萄酒為主，從不暴飲，純粹是為了享受生活，讓陽光更明亮愛情更美好。北歐人酷愛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點兒從孤獨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就更甭說了，冰天雪地中的絕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悶才行。我當時找的就是這感覺：被一棍子打悶。

我九零年在挪威呆了三個月，從秋到冬，好像膠卷曝光過度，一下全黑了 。好在挪威水利發電過剩，鼓勵用電，白天黑夜全點著燈。我住學生城，和五個金發碧眼的挪威小夥子共用一個廚房。我剛放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類由國家管製。啤酒分三級，一級幾乎不含酒精，二級的酒精也少得可憐，隻有這兩級啤酒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三級啤酒和其他酒類全部由國家控製的酒店專賣。啤酒貴不說，一到晚上七點，哐當當，所有超級市場都用大鐵籠子把啤酒罩起來，再上鎖，就連經理也別想順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們趁早買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個半醉，再上街進酒吧，否則要想喝醉，非得破產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別多，在酒精專製下，那些遊擊戰士倒也沒什麽遠大抱負——“但願長醉不願醒”。

我看過一部有關動物世界的電影。一群猩猩吃了從樹上掉下來的爛果子，步履蹣跚，東倒西晃，最後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說這就是我們文明的起源，基於一種因發酵而引起的化學反應，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我們觀察和夢想的方式。 


3.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謂“老”，其實倒不在於相識的年頭，更重要的是共飲的次數。每回來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東北漢子，本是喝白幹的，結果學法國文學學壞了，愛上了昂貴的紅酒。他對酒具的重視顯然是受法國文化中形式主義的影響。酒杯不僅認真洗過，還要用餐巾紙逐一擦幹 ，不留一丁點兒水痕。紅葡萄酒要提前半個小時開瓶，讓它透氣。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對酒當歌，此乃人生之樂事也。喝法國紅酒也有一套儀式：斟上，看顏色，晃動杯子，讓酒旋轉呼吸，聞聞，抿一口，任其在牙縫中奔突，最後落肚。好酒？好酒。酒過三巡，牛飲神聊，海闊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飄飄然，轉而頭重脖子硬，眼前霧蒙蒙，再細看力川變成兩個，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聲音忽遠忽近：“古人說，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連連點頭。人總是需要這麽一種狀態，從現實從人生的壓力下解放出來 。酒醉隻忽悠一陣。坐直了，別趴下，跟著眾人傻笑。不久力川又變成一個。

我從北歐不斷往南搬，像隻候鳥，先荷蘭、法國，然後越過大西洋奔美國，從中西部又搬到陽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漸擺脫了烈酒，愛上紅酒。細想，這絕對和陽光有關。有陽光的地方，人變得溫和，和紅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紅酒的啟蒙老師是克萊頓（Clayton），美國詩人、東密西根大學英語係創作課的教授。他喜歡烹飪，最拿手的是法國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時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當然得佐以美酒。他邊喝邊告訴我一些產地年份之類的基本知識，至於品味則不可言傳，非得靠自學。喝得天昏地暗時，我會產生錯覺，他家那長長的餐桌是流水線，克萊頓一瓶一瓶開下去，空瓶子在桌的盡頭消失。牆上的那些墨西哥麵具全都活了，獰厲而貪婪地盯著我們……

他家地下室雖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數目總也上不去，有時隻剩下百十來瓶。於是他開車到處去買酒，把我也叫上。我們常去的是另一個小城的酒店“ 皇家橡木”（Royal Oak），得開一個多鍾頭。老板摩洛哥人，小個兒，眼睛賊亮。我們一般中午到，他備上小吃，再開上幾瓶紅酒，連吃帶喝。他進的多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法國酒。買酒的確是一種發現，有的價格不貴，但很棒。克萊頓興致所至，不顧他太太卡柔的反對，一口氣買下四五箱。我也跟著湊熱鬧買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萊頓的酒窖裏，想想不大放心，還是扛回自己的小窩。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開會。有天晚上，《殺夫》的作者李昂領我到一家酒店。店麵不大，顧客多是律師醫生名畫家，三五成群，圍坐在空木箱上，開懷暢飲。空酒瓶排成隊，一看都是極昂貴的法國名酒。在台灣喝紅酒成了新時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強多了。飲酒居然也和強勢文化有關，明碼標價，趨之若鶩。其實法國紅酒根本配不上中國菜，特別是川湘菜，味重，舌頭一木，好酒壞酒沒區別。

我忽悠一下打了個盹兒，趕緊正襟危坐，裝沒事人兒一樣。時間不早了，由力川夫婦督陣，讓一個半醉的朋友開車送我回家。巴黎街頭冷清清的，偶爾 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絆絆上樓，掏出鑰匙，卻怎麽也插不進鎖裏。我單眼吊線，雙手合作，折騰了半天，才發現拿反了鑰匙。卡嗒一聲，門開了。





劉若英：聽！是誰在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