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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遠去的背影——2006年文壇大事點評(ZT)

(2007-01-08 12:15:47) 下一個
作者:文不從
  
  (所評事件按本人喜好排列,陳述的看法隻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2006年,風雲激蕩,像之前的無數個年頭一樣,無數的事情發生了,它們有著不同的意義與回響,卻又共同匯聚成一條時間之河,改變著我們與我們的生活。在這個辭舊迎新的時刻,回顧一下2006年發生的一些事,或許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將來。
  
  一. 八零後作家的最後一次華麗登場——韓白之爭
  
  說起2006就不能不提韓白之爭。由於事情牽涉麵廣,發展迅速,各方觀點繁複,外界過度闡釋,這一事件不免有些雲遮霧繞,其意義一時不能得以看清。
  現在看起來,韓白之爭是一次沒有勝利者的爭吵,韓寒錯失了最後一次為八零後作家群正名的機會,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事件的一方,評論家白燁在這次爭吵中損失慘重,但事件的意義重點並不在白燁,而在於以韓寒為代表的八零後作家群。這次事件是韓寒企圖挽回日益消逝的八零後作家群影響的一個嚐試,其根本目的是為八零後作家群正名。韓白之爭中,韓寒以挑戰者的姿態出現,一路攻城掠地,風光無限,然而韓寒顯然缺乏打持久戰和攻堅戰的決心和能力,當事情的影響範圍超出其預想,由文學界擴展到文化娛樂界時,韓寒便勒馬收韁,奏凱而歸,使白燁得以逃脫,一次聲勢浩大的圍剿就此草草收尾。
  事後許多人將這個並不令人滿意的結果歸結為韓寒的猶豫與無能,然而韓寒置身事中,並不像他人所想的那樣神通廣大。總的來說,八零後作家群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隻能成為一群出版商的傀儡,雖然他們一個個看起來自由不羈,個性十足,但這種自由和個性無一不被種種有形和無形的力量支配,逼迫他們創作出迎合社會需求的文字商品,為出版商們的財富大廈添磚加瓦。為社會需求寫作並不一定是什麽壞事,然而可悲的是,浮躁時代的短淺目光和追名逐利把複雜深遠的社會需求濃縮精簡為一種幹癟無味的青春文學,使得八零後作家群的預期創作壽命不容樂觀。當韓白之爭中在韓寒帳下歡呼雀躍的支持者們的影子漸漸隱去時,八零後還能再一次掀起2006年春天那樣的滔天大浪嗎?
  值得注意的是,在韓白之爭中其他知名八零後作家基本上保持了沉默,使得這次鬥爭成為韓寒一個人的戰爭,鬥爭的目的卻是為八零後作家群正名,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諷刺,它並不能簡單地歸因為八零後作家們的年幼無知——同樣是八零後,當另一位代表人物郭敬明身陷道歉門醜聞時,其他的八零後作家卻是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原因是八零後一詞已經由蜜糖變成了毒藥,從幾年前的你搶我奪變成了現在的避而遠之,八零後成了淺薄無知的代名詞。幾十年後,當再次回首往事時,韓寒或許會對這次爭吵後悔不已,因為這次事件把他牢牢地釘在八零後這根恥辱柱上,永遠不能逃脫,而他曾經的同伴們一個個遠遁而去,以各種嶄新的名義開辟著各自的新鮮疆土,“八零後”,將成為他們頭腦中一個日漸模糊的詞匯。

  二. 一個時代遠去的背影——《兄弟》出版
  
  2006年3月19日,《兄弟》下冊正式出版,等待它的,不僅僅是眾多翹首以待的忠實讀者,還包括許多蓄謀已久的批評指責,在下冊出版後,這些批評終於得以悉數出籠,著名作家餘華一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窘境地。
  這場風暴其實在2005年《兄弟》上冊出版時就已經開始醞釀成形,下冊的出版僅僅是為它開啟了一個宣泄的出口:先前的懷疑終於得到了驗證,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友好氣氛蕩然無存,雙方都有足夠的理由來維持自己的一貫正確性,於是一場衝突似乎在所難免。
  然而,餘華采取了回避的方式來對待批評家們咄咄逼人的攻勢,這固然維護了其著名作家的自我形象,卻也多少反映出餘華潛藏於內心的不自信。
  與餘華以往的作品比較,《兄弟》的確算得上是一部失敗之作,然而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餘華的失敗還算不上是觸目驚心,這一批作家已經慢慢變成了一群累贅無用的白象,他們身居高位,名聲顯赫,年齡在45至65歲之間,也許仍然高產,作品總是擺在新華書店最令人尊敬的部位受人瞻仰,但是能真正拿起他們的巨著並且閱讀完畢的讀者卻寥寥無幾。
  他們有著類似的人生經曆:在一個動蕩的年代裏,他們消耗掉了他們最寶貴的時光,相對於其他時代的作家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是極為貧乏的,他們的頭腦裏被灌滿了理想主義的觀點,每日麵對的卻是極端嚴酷的現實,這使他們成了一個無力的皮球,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疲於奔命。他們或者在理想的天空中飛行得過於高遠,或者在現實的土壤上站立得過於穩固,他們可憐的學識不足以使他們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的支點,他們的作品總是失真,或者流於淺薄,他們的思想不能在文字的滋潤下順利地成長,反而被文字森林所禁錮,他們不約而同地都陷入了某種困境中:莫言越走越遠,一頭紮進了古怪陌生的過往時代;餘華越走越近,活著成了他今生今世最大的奢望;殘雪陷入了荒誕不經的喃喃自語,池莉沉醉於鍋碗盆瓢的交響奏嗚……
  他們曾是一個時代的受益者,在那個滿目瘡夷,萬廢待興的時代裏,他們得以一躍成為時代的驕子,但也正是那個時代讓他們無法超越自身,隻能躺在已有的成就裏聊以自慰。在《兄弟》出版之前,人們或許還對他們有一絲幻想,指望著他們能夠拿出一部振聾發聵的驚世之作,《兄弟》出版之後,就連這最後的一絲希望也無情地破滅了。
  2006年過去了,2007年來了,餘華帶著他的《兄弟》慢慢地走遠了,留給我們一個時代遠去的背影。

  三. 被顛覆的顛覆者——趙麗華詩歌事件
  
  2006年,久未受關注的詩歌再一次回到了峰尖浪口,但卻是以一種令人感到羞辱的形式——幾首平淡無奇的口水詩被偶然張貼到網上,猛然之間,就引來了一陣撲天蓋地的詛咒狂潮。
  公允地說,口水詩並非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同任何一種文學流派一樣,它是以一個顛覆者的姿態出現在詩歌舞台上的,反智主義和諷刺精神是它的兩個核心,雖然屢遭非議,但卻生生不息,顯示出其頑強的生命力。
  很難想像這樣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文學流派竟會引起大眾如此強烈的興趣,但事實就是如此,後現代主義社會盤根錯節的複雜構成使得它的每一次抽搐都顯得突兀而毫無根據。在一夜之間,趙麗華由國家級詩人變成了詩壇芙蓉,一個體麵幹淨的大人物戴上了一頂高帽,被一群興高采烈的市民押解著遊街示眾,許多日無處可逃的壓抑終於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傾瀉處,少數人的話語暴力演變成為一場集體的話語狂歡,趙麗華成為了一個被顛覆的顛覆者。
  然而群眾對這位詩壇芙蓉的態度與他們對芙蓉姐姐的態度並不是完全同一的。在群眾對芙蓉姐姐的一片嘲諷聲中,我們仍然可以發現許多善意的支持,而在公眾對趙麗華的譴責聲中,我們隻能聽到為數不多的圈內人士的反駁。群眾的偏好並非無緣無故,芙蓉姐姐對傳統審美觀的解構基本上是個人化的,一些敏感的觀眾在麵對她的照片和文字時,會猛然悟道:“嗯,這是一種幽默!”,從而對她不可思議的行為報以善意的回應;而趙麗華對傳統詩歌的解構雖然也是個人化的,但是她不同尋常的地位背景妨礙了觀眾們的幽默感,骨子裏依然固守封建威權觀念的觀眾們顯然無法接受一個如此顯赫的人竟然會寫出這樣淺薄無聊的作品來,而這種衝擊與時下流行的質疑權威的風潮一拍即合,很快演變成對趙麗華幕後背景的猜測,進而引發了更大一輪的批判浪潮。
  我們現在還不能對趙麗華和口水詩的功過是非蓋棺論定,因為這兩者都還活著,而且活得不錯。當四周的喧囂逐漸平息之後,我們才發現,這次事件的一個結果就是口水詩這一後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已經被深深地烙印在中國人的文化記憶中,這粒種子被播灑在一片惡意的土壤裏,遭受著萬人的踐踏與詛咒,當春天來臨的時候,它會生長出一朵什麽樣的花朵來呢?

  四. 惡夢醒來遲——乞討者洪峰
  
  一個瀕臨死亡的有機體,無論外表顯得多麽生機勃勃,內在總有些器官是早已朽爛不堪的,隻有最細微的觀察者才能發現這種垂死的征兆——一朵鮮花的過早凋零,或一片綠葉上的陰暗色斑。
  2006年,一個中年男人以一種驚世駭俗的方式使我們注意到了這株垂死的植物,一瞬間的一個小小的舉動,讓作家洪峰搖身變為乞討者洪峰,在眾人驚異的目光中,他撕下了遮在一個腐朽體製(以作協為核心的國家包養製度)上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與洪峰乞討事件同步上演的還有湖南作家黃輝賣身事件,這兩件互相呼應,彼此關聯的驚人之舉都是絕望中的一種下意識的掙紮。對我們來說,它們的象征意義要遠遠大於其實際意義,個體的行為失常往往反映了整體的功能紊亂,作為一個畸形時代的畸形產物,作協的僵硬機製一方麵使一大批並不傑出的作家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終日攀親附友,蠅營狗苟,另一方麵卻使那些真正專心於文學創作的作家窮困潦倒,陷於走投無路之境。
  國人對洪峰乞討事件的普遍反映是冷漠,許多人甚至譏諷他不具備行乞的資格,作協對此事的反映也麻木而冷淡。突然之間,著名作家變成了一個無人認領的孤兒,這個乞望者在一個光線暗淡的午後從睡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曾寄以重望的體製隻不過是一場散發著腐朽氣息的惡夢。
  2006年11月10日,新一屆作協代表大會召開了,用五天的時間分勉出一個臃腫的新生兒,一個正主席,十三個副主席,假如作協開會時每個主席都發言五分鍾,那麽其他人就可以免開金口了,作協的這一黑色幽默不由得令人啼笑皆非。
  無論怎麽說,洪峰已經退出了作協,於是這個黑色幽默他無需再去領會,但仍有七千六百九十位德高望重的作協會員必須用心或假裝用心地去領會它,這是一個怎樣偉大的幽默啊?!

  五.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思想界炮轟文學界
  
  純真的愛情總是令人心醉神怡,而茫茫無期的單相思則讓人心力交瘁,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寫的就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單相思故事,女主人公為了能得到夢中情人的愛情,在痛苦中忍受煎熬十三年,最後在孤獨中絕望地死去,而她最愛的人卻至始至終也沒有認出這個深愛著他的女人就是當年那個住在他對門的瘦小的十三歲小女孩。
  花心男子癡心女,無情女子有情郎,這樣的悲劇日複一日地在我們的周圍上演,使得我們漸漸地竟以之為理所當然,而不去深究背後的是非恩怨,心理的惰性由此鉗製了探求真相的渴望,使悲劇成為一場永不謝幕的人生劇目。
  假若我們把當前人們對優秀文學作品的渴望比作那位癡心不改的陌生女人的話,那麽當代文學就是那位愚頑不悟的小說家R.了,他富有魅力,招人喜愛,卻又輕浮多變,不負責任,一心隻想著自己的玩樂,卻不顧及他人的喜憂,他或許能夠成為一位完美的丈夫,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有一種品質在時刻阻止著他朝這個方向邁進——他是一個極端自戀者,他已經和自我成婚多年,怎麽可能讓一個女人的出現來破壞自己和自我之間的美滿姻緣呢?
  自戀者往往都有一個過於幸福的成長曆程,他是周圍人們的夢中花,掌中寶,他的每一步成長都伴隨著人們的歡呼喝彩,他從人們的寵愛和讚揚之中感覺到,自己身上一定有一些不同尋常之處,他開始對自我進行探尋,這探尋一旦開始,就再也沒有盡頭,因為他發現了一個無限精彩,無限可能的自我,這個自我是令他如此迷醉,以至於他忘卻了一切,舍卻了一切,一頭就紮進對這個自我的喜愛之中。
  當我們再一次回顧我們的文學作者的成長曆程時,我們就會發現兩個曆程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老一代作家是極其幸運的一代,那時的文化原野一片荒蕪,文化機構寥寥無幾,人們的文化需求空前高漲,而供濟的唯一來源就是屈指可數的一小批作家,那時候的作家不僅僅是簡單的作家,而且是思想傳播者、理念鼓吹者、民間呼聲代表者、社會紛爭仲裁者,他們萬眾矚目,風光無限,他們是人中之人,他們是王中之王,他們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這樣一種虛浮的氛圍下,一種極端自戀的品格在那一代作家之間慢慢形成了,他們變得自以為是,認為自已就是真理的化身,而這一種惡劣的品質在作家之間互相傳染,代代相傳,擴散到了每一個剛剛踏入文壇的新人身上。2006年,兩位傲慢的作家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位是餘華,一位是郭敬明,一位拒絕承認自己的失敗,另一位拒絕就抄襲行為道歉。一老一少,幾乎在同一時刻為了自己可笑的自尊選擇了拒絕。
  2006年,我們還聽到了另外一個聲音,在長篇小說《如焉》的研討會上,一群思想界的學者對當代文學的某些痼疾提出了批評,這一事件被媒體稱為“思想界炮轟文學界”。思想界的聲音並不見得有多麽正確,但文學界的冷淡和傲慢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列寧說過,“任何比喻都是跛腳的。”,這話在此處同樣通用,文學已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引人注目,因此把它比作魅力無窮的小說家R.似乎有點不合適,然而無論何時,人們(至少是一部分人)對文學的一往情深卻還是仍然存在的。這種純淨的思念在表麵上無形無蹤,但隻要時機恰當,它就會像埋藏在火山體內長達數百年之久的熾熱的岩漿一樣洶湧澎湃地一瀉而出。
  希臘神話中,自戀者納西索斯死於自己的倒影,而一直自我感覺良好的小說家R.也在看完陌生女人的來信後變得兩手哆嗦——他看見了死亡的身影。而對於一個正在走向死亡的腐朽的當代中國文學來說,它又會在何時轉過自己得意的臉,從而看見自己的垂死的靈魂呢?

  結語:一個弑父者的獨白
  
  我一貫不憚於把文學比作一個弑父者的事業——新年的花朵在舊年已死的腐爛的屍首上豔麗地開放,沒有舊的屍首,就沒有新的鮮花。
  因為這個緣故,八零後文學就注定不能成為這美麗的鮮花,因為在它桀驁不馴的叛逆的外表底下,是一根根伸向舊文學的貪婪的根,它沒有巨大的勇氣將刀砍向自己賴以生存的寄主,就隻好做出一副不依不饒的麵孔來騙取外人信任的眼光。
  韓寒與白燁,這兩個形式上的冤家,在實質上卻屬於同一個生命,因為一個偶然的因素惹起了一次爭吵,在即將達到最高潮時戛然而止,是韓寒在暢快淋漓時聽到了一個聲音:“你怎麽可以戕害自己的生命啊?”他便勒馬轉身離去,拉下了一出大戲的帷幕。
  這個將死者,它氣息奄奄,身型腫大,卻又容光煥發,生機勃勃。它是在把最後一絲力氣都用來展示自己的生機了,好讓它顯得比任何人都健康,似乎它才是希望的光源。它引誘著每個散著牛奶芳香的文學新人踏入它的死亡之門,供給它以養料,延緩它的死亡,這個努力越成功,它距離死亡就越遙遠——誰能忍心將無情的劍高高懸舉在那些年輕的生命上呢?
  是的,它是不會主動與世長辭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可笑的句子,哪一具屍體背後沒有一把無形的刀?所謂的壽終正寢隻是一種修辭。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從前,當它年輕的時候,當它滿懷熱血和希望的時候,說的是這句話;現在,當它庸庸碌碌,苟延殘喘的時候,說的也是這句話。
  於是,我們別無選擇,隻有弑父,雖然他們身上和我們身上流著同樣的血,都來自於五千年前的同一個祖先。但是,新人的血絕不能和老人的血在同一條血管內流淌!從前,是他們供養了我們,我們不應該忘記,然而現在,當他們伸出乞望的手,要求將我們的血管與他們的血管永遠相連時,我們絕不能同意,我們隻有用我們的血,才能維持我們年輕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就是我們的血!
  他們將要走遠,他們正在走遠,他們已經走遠,他們將化成一道無形的風,飛逝而去。
  在這個嶄新的時代裏,我們是責任的承擔者,這個責任不是任何前人所告訴我們的責任,不是任何意識形態所強加給我們的責任,因此我們不必作出一本正經的正人君子的模樣去符合某種規範。我們可以拯救靈魂,也可以不拯救靈魂,我們可以關注社會,也可以不關注社會,我們可以傳遞民聲,也可以不傳遞民聲,我們可以探索內心,也可以不探索內心。因為這是一個空白的全新的時代,沒有任何人曾經遇到過像我們這樣的時代,因此也沒有人任何人可以對我們指手劃腳,但我們絕對不能據此而傲慢無忌,我們是探路者,探路者吸取每一條信息,努力找到一條正確的路,探路者與傲慢無緣。
  我們不能乞求上帝的幫助,因為我們沒有上帝,我們是一片白地上的無產者,古代文明已經離我們遠去,現代文明並非我們所有,我們必須從零開始起建設我們的精神家園。然而我們絕不是一無所有,恰恰相反,我們擁有的太多了,全世界的文明成果都在等候著我們的挑選使用,我們隻是不能輕舉妄動,再去重複我們的前輩們盲目複製的錯誤。
  我想,這就是我們未來應該做的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完成我們的前輩未竟的事業,才能洗刷我們弑父的罪名,讓他們明白,每一條生命的死去都是有價值的,而該死不死的頑固倔強,才是真正的謀財害命。
  一個時代遠去了,我們站在另一個時代裏向它回望,它曾經是那麽的美好,在痛苦的日子裏帶給我們無盡的歡樂。我們,新時代的所有者,站在痛苦的麥芒上,站在太陽的中心裏,向它揮一揮手,它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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