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強大的時期唐朝的唐太宗怎麽看文選 （ZT）

貞觀十一年，著作郎鄧世隆上表將太宗的文章編輯成文集。太宗對鄧世隆說：“我主持國事發出的詔令，對老百姓有好處的，史書上已經記上，足可以傳於後世。如果辦事不效法古代賢者，政治腐敗，危害人民，雖然有辭藻華美的文章，終究要留給後人恥笑，這不是我需要的。不過象梁武帝父子和陳後主，隋煬帝，也大有文集傳世，但是他們所作所為，大多違反法度，國家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滅亡了。大凡君主隻在於道德品行，何必要從事文章的寫作呢？”


太宗始終沒有同意給自已編輯文集。
當權者居於高位，其一言一行就像日蝕與月蝕一樣，眾人都看得見，其所作所為，天下人都記住了，文選文集又何益之有？所以太宗看破功名，隻注重自已德行，時刻關切民生為要。太宗掌權後認真吸取隋朝滅亡教訓，確立民本思想。太宗在貞觀開元之初，就明確地對侍從大臣說明自己的君道觀念，他說：“當帝王的的法則，必須先保存百姓，如果損害老百姓來奉養自己，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來填塞肚子，肚子飽了，人也活不成了！”君明臣直，言路大開，諍賢金貴，則國計博谘於眾，社稷自主於民，“無為而治”，盡量讓民眾當家作主，太宗沒有專斷獨行，奸佞謅諛無以得逞。不久，鏟平禍亂，重整綱常，恢複道德，天下牛馬遍野，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開創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表現為盜賊不起，人心歸附，牢房常常空空如也！按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人民的幸福指數很高，可能是世界第一吧。

在國家大治的同時，唐朝領導者之清廉亦可圈可點，足令我們現代官員汗顏。戶部尚書戴胄死時，因為他的住宅破爛簡陋，竟至於沒有一處地方可辟作靈堂，以供他的親人和朝廷官員前來祭奠；溫彥博官居尚書右仆射，是第一丞相了，可他家裏連正室都沒有一間。等到他死時，就隻好停樞在側室；岑文本，官居中書令，應當是有權有錢，家裏也應很排場。然他住的是一處低矮簡陋的房子，房子裏，廳室之間也沒個帳幃擋掩飾。有人向他建議弄些錢買套像樣的家產，岑文本感歎道：“我本是個普通百姓，也沒有過汗馬功勞，隻憑一些文墨工作，官職到了中書令，這已是到頂點了。我已享有很高的俸祿，憂懼已經很多，還能再說添置產業嗎？”；魏征家裏的住處，也像溫彥博家，沒有正堂……唐太宗本人也力戒勞民傷財的事，凡事謹慎，因為太宗知道，隋君無道，他才得以取勝。

唐中央要員如此典範表率，下麵想出貪官大抵就很難了。這樣，國家不富強祥和才怪呢！可以說，當時的唐朝統治者真正想人民所想，念人民所念，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真正代表了唐朝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統治者從來不欺世盜名，自吹自擂，連皇帝的文集都不讓出版！這真是倍受世人尊崇懷念的時代，太宗文集雖然沒出版，但世世代代都記住他，不但中國人記住他，全世界都記住他，日本人至今仍在研究他，學習他！

這令我想起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偉大”的霍查同誌，這家夥出版過不少文集著作，可是後來他的文著全被憤怒的人們燒毀，霍查大學也改了名。原來他1945-1985年專製腐敗的執政史無論如何也不是有名無實、詞藻華麗的文選能掩蓋的，他的執政德行舍本逐末，能改變老百姓對其深惡痛絕的感受嗎？恃逞強權出版的文集隻能令他蒙上更大的恥辱而被天下人笑話。又羅馬尼阿的齊奧賽斯庫總統，在被槍決前亦有不少文集，重要講話，重要指示汗牛充棟。他在中央全會上的最後一次講話激起十餘次雷鳴般的熱烈掌聲，被他掌控的媒體吹成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雲雲。可是，獨裁就是獨裁，不得民心就是不得民心，他的文著，他的重要講話指示，他的僂羅們的附和掌聲終究改變不了自已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

所以，遵循民意、踏踏實實為老百姓做事方是上策。曆史自有記錄，何須再畫蛇添足、掩耳盜鈴？愚蠢不可救藥的人才會舍本求末、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