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8日電（評論員 喬新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主要工業國家集團達成協議，支持把全球最低稅率設為15%。這是美國為了穩定經濟，實行大規模加稅措施，為了防止企業外逃，而要求主要工業國家采取的措施。
美國民主黨政府上台後，徹底改變共和黨政府的做法，從大規模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到大幅度提高企業稅收負擔，目的就是要實行更大規模的刺激經濟計劃。
美國民主黨政府向美國國會提交的2022年度財政預算，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數萬億美元的財政資金，絕大多數來自於發行國債。為了減少美國的財政赤字，支持美國聯邦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美國政府宣布，對主要企業增稅。
為了防止美國企業關閉工廠，將投資轉移到海外，美國財政部提出一個建議，要求各國都必須穩定稅率，全球最低價稅率為15%。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之所以讚成美國的主張，一方麵是因為這些國家和美國關係密切，另一方麵則是因為，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稅率普遍相對較低。除法國對企業征稅的稅率相對較高之外，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的稅率基本上維持在15%左右，因此美國提出建議，要求全球實行最低稅率製度的時候，其他工業國家表示同意。
這項協議的象征性意義遠遠大於實質性意義。首先，主要工業國家同意降低稅率，是因為主要工業國家的稅率普遍維持在15%之上，因此，主要工業國家達成協議，隻不過是給美國一個順水人情。對於主要工業國家來說，既然簽訂協議不需要修改本國法律調整稅率，美國提出這樣的要求並不不會增加企業負擔，因此，答應美國提出的建議，有助於強化與美國的關係。部分新聞媒體認為，2020年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的企業稅率分別為32%，29.9%、27.8%、29.7%、19%，因此，簽訂這樣的協議並沒有任何政治壓力。這些新聞媒體可能忘記了，各國的稅收體製不一致，稅收結構千差萬別。上述國家的稅率非常複雜，如果隻是從表麵稅率分析，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德國等一些國家企業的稅率的確相對較高，但是，隻要了解這些國家的稅收結構，人們就會發現，企業稅負相當一部分已經通過價格調整，轉移出去。當然，由於這些國家企業稅率高於15%，因此，美國提出簽訂協議的要求對這些國家來說毫無壓力。
其次，世界各國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規定企業的最低稅率，沒有絲毫的意義。這是因為各國為了吸引投資，可以巧立名目，減輕企業負擔。譬如，美國一些州政府為了吸引投資，實行能源補貼政策，凡是到美國投資，州政府可以給投資者能源補貼，一些州政府在天然氣價格方麵、土地使用方麵，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幫助。
換句話說，稅收競爭不是各國競爭的主要手段。各國為了爭取投資，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建設工業園區，為投資者提供廠房設備和各種配套服務。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投資，實行出口退稅政策。即使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為了吸引投資，也會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譬如，為企業提供就業崗位補貼，或者為企業提供貸款優惠政策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取代稅收競爭。因此，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對於美國提出的要求，沒有拒絕的理由，因為他們可以采取各種手段，吸引外資。
第三，從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來看，關稅競爭已經退居次要位置，而非關稅壁壘則越來越多。所謂非關稅壁壘包括很多內容。譬如，一些國家從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為企業設置各種障礙。還有一些國家借口動物福利保護，禁止一些國家產品進口。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在國家競爭中，稅收競爭並不是主要競爭手段。主要工業國家達成協議，把全球最低稅率設定為15%，可能會起到示範性作用，一些國家可以在稅收方麵減少優惠措施，但是，在環境保護各方麵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吸引美國投資者到本國設立企業。
美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統一稅率，阻止本國企業外流。不過現在看來，“條條道路通羅馬”，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吸引投資者。譬如，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增加就業崗位，有可能會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麵放鬆管製，吸引美國企業進入發展中國家。再譬如，發展中國家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免費向美國投資者贈送土地，以此來吸引美國企業設立工廠，增加就業崗位，解決當地貧困問題。
可以這樣說，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提出的建議，可能是一個風向標，它會促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采取更加靈活措施，以便吸引美國投資者特別是美國大型跨國公司。
國家之間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進行稅收管製，設置統一的最低稅率，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美國以及其他主要工業國家之所以在製造業領域失去競爭力，根本原因就在於，參與國際分工，美國等西方主要工業國家打破產業鏈，重新組合，將利潤相對較高的環節或者部分留在國內，將生產線搬遷到發展中國家，進而把汙染留在發展中國家。
美國等主要工業國家這樣做，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但是，由於生產線搬遷到其他國家，美國就業崗位急劇減少，美國中西部地區出現了就業難的問題，許多城鎮由於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美國共和黨總統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得到美國中西部地區選民的支持，原因也就在於此。如果美國不依靠科技創新，催生新產業，振興美國的製造業，而是試圖與發展中國家競爭，那麽，美國競爭劣勢將越來越明顯。
美國人工成本遠遠高於其他國家，除非美國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機器人代替勞動者，否則，美國要想在競爭中取得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居然異想天開，試圖通過增加稅收的方式，減少美國的財政赤字，為了防止美國大型企業轉移到其他國家，要求全球統一稅率，這是典型的強人所難。許多發展中國家並非不知道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也並非不知道提高勞動者工資的必要性，但是，他們除了降低勞動者的工資，犧牲環境發展經濟之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美國在製造業與發展中國家競爭，技術優勢明顯。可是，如果沒有科技創新，那麽，美國的技術優勢會越來越小，美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將會越來越弱。
美國所謂全球統一企業稅率的做法，象征性意義大於實質性意義。各國的競爭是全要素競爭，社會費用或者社會成本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考慮到其他競爭優勢，而隻是在稅率上做文章，一方麵對大型企業提高稅率，可是另一方麵，為了防止大型企業轉移海外，要求其他國家必須穩定稅率，最終必然會導致市場經濟運行機製被嚴重扭曲。
不可否認，大型企業海外投資，是美國聯邦政府各項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美國出台一係列的政策，支持美國投資者搶占海外市場。美國高盛集團作為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在世界各地瘋狂兼並。由於中國國有企業規模相對較大，美國高盛集團和美國其他華爾街投資銀行不可能通過兼並的方式，吞並中國的國有企業，因此，他們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在中國設立投資銀行，由中國投資銀行包裝中國國有企業到美國華爾街股票市場上市，並且通過廉價購買中國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從中獲得巨額利益。
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通過購買中國國有企業上市公司的股票，已經獲取高達數千億美元的利潤。這是美國掠奪中國國有企業的罪證。如今美國希望本國企業開工生產，增加就業崗位，振興美國的製造業，可是，世界經濟已經從工業經濟進入網絡經濟，並且大踏步地跨入數字經濟時代，美國財政部製定的稅率政策，可能會讓更多美國投資者和美國企業轉移到海外，美國經濟振興計劃有可能會徹底流產。
總而言之，主要工業國家之所以統一全球最低稅率，是因為美國聯邦政府製定政策，對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征稅。為了防止跨國公司將企業搬遷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國家，美國財政部異想天開，提出主要工業國家達成協議，把全球最低稅率設為15%，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穩定投資，確保美國聯邦政府製定的拯救經濟計劃達到預期的效果。
主要工業國家為了發展經濟，一定會陽奉陰違。畢竟吸引外國投資發展本國經濟，是主要工業國家的基本經濟政策。
雖然近些年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但是，為了振興本國經濟，主要工業國家仍然張開雙臂，吸引海外投資者。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許多投資者已經到英國、加拿大和美國投資，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多的商業機會。不過現在看來，西方國家的投資環境並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美國聯邦政府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對大型企業增加稅收負擔，如果投資者到美國設立企業，就等於自投羅網。
中國並不擔心主要工業國家達成的協議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負麵影響。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中國稅收製度是典型的“企業稅收製度”，80%到90%稅收來自於企業，個人所得稅所占比重相對較少。所以，中國企業稅收負擔相對較重。雖然一些地方政府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國家采取各種措施減輕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的稅收負擔，但是從整體來看，中國企業稅率普遍在25%左右，規模以上企業稅率甚至達到30%，因此，中國並不存在企業稅率相對較低的問題。
第二，中國稅收製度是典型的間接稅製度，生產階段稅收負擔相對較重。企業購買原材料和生產商品如果沒有采取適當的規避稅收措施，那麽，生產產品有可能會包含大量的稅收。中國企業繳納增值稅構成中國企業稅收的基礎，而增值稅就是典型的間接稅。繳納增值稅的企業，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確保每個環節增值部分相對較低，否則，增值稅的稅收負擔會相對較高。
雖然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係列政策，大規模降低企業的增值稅負擔，但是從整體而言，企業的增值稅負擔仍然相對較重。國家領導人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多次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大規模降低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增值稅負擔。筆者甚至提出建議，可以對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實行固定稅率，甚至可以對微型企業試行全部免稅政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讓企業休養生息，使我國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有能力發展壯大。
中國企業稅收負擔可能在轉型國家中是最高的。隻不過中國一些稅收專家不承認這一點。這一方麵是因為中國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是中國重要的納稅主體，他們繳納的稅收是實實在在的稅收。而國有大型企業雖然納稅相對較多，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價格調整，將稅收負擔轉移給中小企業和消費者。
許多中小企業生產終端產品，他們無法通過調整價格，將稅收負擔轉嫁給消費者。所以，如果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一方麵禁止大型企業通過調整價格將稅收負擔轉嫁給中小企業，另一方麵為中小企業提供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那麽，我國企業稅收負擔可能會越來越重，中小企業生存可能會更加艱難。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大型基礎性企業動輒每年獲得數千億元的高額利潤，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國家應當對國有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銀行實行嚴格的審計，大規模降低商業銀行的成本，與此同時，堅決禁止國有大型銀行和其他國有大型企業通過調整價格和服務費用的方式，將稅收負擔轉嫁給終端消費者。
如果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有大型企業稅收製度不合理問題，那麽，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競爭力將會迅速增強，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將會擁有更多市場份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