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從岡比亞政局看非洲“非漠視原則”

       中評社北京3月3日電（評論員 樂國平）新年之際，非洲小國岡比亞政局頗不平靜。在該國最近舉行的總統大選中，反對黨候選人巴羅擊敗了執政的總統賈梅。開始賈梅承認敗選，但隨後因為畏懼其任內貪腐問題會被追究，而不再承認大選結果，岡比亞頓時人心惶惶。關鍵時刻，以塞內加爾、尼日利亞為首的西非多國部隊開進了軍事力量薄弱的岡比亞，並對賈梅進行了勸誡，在胡蘿卜加大棒的作用下，賈梅最終交出權力，流亡海外，巴羅順利成為岡比亞新一任總統。

       岡比亞政局恢複正常，民眾安全得以保障，是該國乃至非洲政治發展的喜事。但是，非洲多國軍事力量幹涉岡比亞政治的行動，還是不禁繃緊人們對於“不幹涉他國內政原則”的敏感神經。長久以來，“幹涉他國內政”總是與霸權主義緊密相連，非洲是霸權主義的受害者，按道理會對政治幹涉行為較為抵觸。但事實正好相反，如今的非洲國際關係中，調解、甚至幹涉別國政治的行為越發普遍。甚至於非洲最重要的國際組織——非洲聯盟，在其憲章中明確規定：非盟有權“幹涉戰爭罪行、種族滅絕罪行和反人類罪行”，“非盟成員國為了恢複國內和平與安全有權請求聯盟進行幹涉的權利。”這一被稱作“非漠視原則”（Principle of non-indifference）的國際準則，幾乎成為非盟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聯盟之間的最大不同。

       事實上，非洲國家在冷戰期間也是反對幹涉別國內政的，非盟的前身——非洲統一組織在運作時，也一直將不幹涉他國內政、反對霸權主義作為原則。但冷戰結束後，列強無心再對非洲國家進行普遍扶持與爭奪，非洲多國政局立即陷入混亂。特別是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的爆發，使世界大國和非盟等地區組織在其中的“漠視”，與“不作為”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世界大國對於貧窮遙遠的小國盧旺達不感興趣，所以沒有采取行動阻止大屠殺的爆發，道理自不用說，但非盟作為非洲大陸的首要國際組織，對於本地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以“不幹涉內政”為理由予以“漠視”，受到了廣泛批評。因而，盧旺達大屠殺成為非盟等地區組織改變以往原則，開始介入成員國內政的重要事件。此後，非洲的國際社會對於塞拉利昂、索馬裏等地進行了軍事介入，還在“阿拉伯之春”時致力於介入利比亞事務，如今非洲聯盟和西非國家共同體對岡比亞、馬裏等國的幹涉，都是由盧旺達事件後教訓的吸取發展而來。

       此外，“非漠視原則”在非洲大陸上的確立，也受到了歐安、獨聯體等組織“集體安全”政策的影響。冷戰結束後，西方思潮開始在非洲重新獲得影響力，人權等價值觀在非洲得到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當某一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或者國家恐怖主義之時，該國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其鄰國乃至整個地區的和平穩定如何保障，成為地區國際組織進行幹預的考量。另一方麵，非盟和西共體等國際組織積極幹涉非洲各國事務，也是為了避免域外國家和世界主要大國介入非洲，維護非洲之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獨立地位。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當西方和海灣國家對利比亞卡紮菲政權劍拔弩張時，非盟積極站出來，致力於調停卡紮菲與反對派的衝突。遺憾的是，最終非盟還是沒能阻止域外國家對利比亞戰爭的幹涉。

       利比亞調停的失敗證明非洲的國際組織還是難以同大國強權相抗衡，不僅是外部強大勢力難以招架，就是非洲內部稍微強大一些的國家，也往往不接受非盟“集體安全”的幹涉。縱觀非盟采取行動的國家，或是岡比亞、塞拉利昂等弱小國家，或是索馬裏、馬裏等一度失去強力政府的國家，但凡是強力政府尚存、體量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非盟都不敢貿然幹預。例如去年年底加蓬因為選舉結果爭議同樣陷入動蕩，但加蓬較大的政經規模、和加蓬現政府的鐵腕手段，最終阻擋了非盟的有效介入。

       當然，站在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來看，軍事幹預行動往往會對一國造成諸多後遺症，外國軍事人員大多對該國國情不熟悉，粗暴采取拉偏架的方式，反而激化了該國的社會矛盾，一時的幹涉難以實現這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慶幸的是，本次對岡比亞的幹涉行動最終以和平方式收場，鄰國的部隊沒有與岡比亞軍事人員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賈梅也是在幾個鄰國領導人的耐心勸說下交出了權力。非洲社會對岡比亞的施壓和威懾顯而易見，但談判、勸誡在其中發揮了更多作用。當一個國家陷入動蕩，人道主義危機可能會爆發時，國際社會表達關切、出於集體安全形勢予以介入無可厚非，但介入的方式還是要以和平為原則。非洲的“非漠視原則”目的是維護區域和平與自主，所有手段都要以該目的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