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人格角度反思馬英九的執政困境

諸多因素形塑了馬英九的政治人格

      中評社╱題：從政治人格角度反思馬英九的執政困境 作者：吳強（太原），山西農大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

      古希臘先哲亞裏士多德曾在其經典之作《政治學》中直言——“人生來就是政治動物”，20世紀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亦有所謂“政治人”的典喻。可以說，古典智慧和現代邏輯都說明了人與政治之間須臾不可分的密切關係。一般而言，現實政治是否能夠做到清明、廉能而高效，雖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整體性製度架構的擘畫，但製度背後其實還是人的設計思路在起關鍵性作用。主政者個人的政治人格對於政策推動實有不可小覷的影響，當一個具有卓越政治人格的領導者在麵對困難和挑戰時往往也能“四兩撥千斤”，化險為夷、克複難關，而一旦政治人格拙劣，即便是一副好牌，也很有可能最終“擺爛”，步入無法收拾之田地。筆者認為，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目前所遇到的諸多困境固然有來自“朝”“野”對立、年輕世代崛起和國際形勢不彰等外在客觀因素的製約，但作為政治人物的馬英九身上所展現出的政治人格讓民眾極度失望，也是導致他從當初的“人氣王”滑至現如今“跛腳馬”的重要原因。

      馬英九政治人格的多重特征

      既然說馬英九的政治人格令人失望，那麽，突出體現在哪些方麵？

      顢頇和無能無疑是阻礙馬英九施政順暢最為首要的兩大障礙，也構成其政治人格在外界眼中最為顯著的特征。當下台灣社會早已不是百多年前的農業時代，工商社會內部的利益紛雜和多元化要求領導人具備足夠的能力來及時因應，而馬英九最為致命的恰恰在於他的個人能力不足，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先生就曾點出馬英九“無能、沒能力、沒魄力，不是一個好的領袖”。加之行事風格上的顢頇，遂使其常常在用人和時機的選擇、判斷方麵出現重大偏差，前者如對賴素茹、林益世的重用，後者則在2013年與王金平之間的“九月政爭”中暴露無遺。本來占得先機的馬英九卻硬要在王離台赴日參加女兒婚禮期間以“關說”問題向其“開鍘”，全然不顧台灣人看重婚喪嫁娶的傳統人倫義理。鑒於台灣特殊的“雙首長”製，包括施明德在內的不少人其實都曾規勸馬英九退至幕後，不要親上火線，否則多做多錯、越做越錯、於己不利，而事實也很不幸地驗證了這些人的擔憂。

      馬英九雖然位居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這一“九五之尊”，2008和2012兩次大選的成績較之民進黨籍競爭對手都還不錯，特別是第一次更是大贏謝長廷兩百多萬票，成為全民擁戴的不二“共主”。按通常邏輯來說，有如此高民意支持度的馬英九應該淡定、自信、從容，但他這七年多來卻在在表現出性格中的敏感、猜疑心重，而這又進一步說明了馬英九內心其實遠未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堅韌，反而是脆弱、易波動、不堅定。正因如此，馬英九才要黨政一把抓，大權獨攬，不願意放權、釋權，深怕權力旁落。這一心態使得他在用人上陷入小圈子化的惡性循環、周邊多為順從聽話式秘書或幕僚，極少有敢於任事、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排憂解難的股肱之才；也導致以朱立倫、胡誌強、郝龍斌為代表的黨內中生代一直無法實質性接班，接受更高層次的政治曆練。在一些人事任命上更是常常“無厘頭”式自我否定，去年轟動兩岸的張顯耀“匪諜案”就是明證。

      兩蔣時期的“強人政治”已經一去不複返，在一個已經很難產生卓越個人魅力的“卡裏斯瑪”領袖的平民時代，政治人物若要保持自己的熱度和受歡迎度，務必俯身恭聽民眾聲音，直接與來自街頭的庶民百姓對話，以此“博感情”、拉近距離，讓民眾感到你不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而是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的“阿九”。此外，自李登輝以降的二十多年間，台灣社會內部的民粹氛圍已經十分濃厚，“族群”、“省籍”和“藍綠”等不同議題的操作一次次撕裂著台灣社會，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政治娛樂化這一略顯“病態”的政壇怪象，而享有一副“不粘鍋”和謙謙君子形象的馬英九對於底層社會（尤其是中南部的“阿公”、“阿媽”們）民眾來說顯得有欠活力、熱情不夠，猶如一杯“涼白開”，既無色、又無味。經常自詡為“蔣經國學校”學生的馬英九不僅缺乏蔣經國身上的果勇和決斷，更做不到“小蔣”當年穿著夾克、深入民間時的那般灑脫、自然，反而顯得高傲、冷感，不接地氣，與民眾需求和社會脈動相對脫節，總有慢半拍之感。瞭解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馬英九2011年前往屏東看望八八風災重建地時，會將災民所住的永久屋形容為法國旅遊勝地普羅旺斯，本是一次貼近民眾之舉，最後卻演變為飽受批評的“失言”風波，真是情何以堪！

      馬英九祖籍湖南衡陽，出身於香港九龍。雖在台灣長大，但其基因中也滲透著些許湖南“蠻子”的執拗性格，認死理、不知變通，極難拐彎，這些行事作風對於一般的公務人員和擔任台北市長時的馬英九來說或許意味著辦事謹慎、認真、依規而行，但在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後，馬英九給人呈現的格局和高度顯然未能達到預期。不僅沒有大氣魄，而且經常在一些應該讓屬下放手去做的事情上直接下“指導棋”，以彰顯自身的存在。說到底，這都是源自對權力的不安全感所造成。

      哪些因素形塑了馬英九的政治人格

      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環境之下——包含家庭和時代這兩重背景，每個人的性格養成也都或多或少會受到這兩者的影響。同樣，馬英九政治人格的多重特征也是其成長過程中與家庭、時代磨合的結果。

      馬英九的先父馬鶴淩與慈母秦厚修共育四女一子，馬為獨子，其上有三個姐姐。如同一般中國人的家庭結構，“大樹底下好乘涼”，馬英九從小便是整個家庭的希望所在，眾星拱月，得到父母和姊妹的悉心嗬護。待到成家後，夫人周美菁為其誕下兩女。李敖就曾調侃過馬英九生活在一個“女兒國”中，脾氣性格是個好孩子、好丈夫，但始終給人男子氣概不足之感，較為柔弱，難有定見，一遇阻攔便後退。在去年就“核四”存廢問題所引發的全台爭議中，麵對來自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的絕食抗議，馬英九迅即調轉政策方向，收回原先的成命，最終屈服於林氏道德光環之下的逼迫，毫無應對能力，重創政府權威，也使自己在支持者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受損。

      家庭之外，時代印記在馬英九身上也留下深深刻痕。眾所周知，從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直至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的近三十年內，名義上雖仍維持著合乎“法統”的各級“選舉”，但誰都知道蔣氏父子才是這一時期台灣地區手握最高權力之人，輔之以情治係統的政治威懾，台灣社會一直處於強人威權政府的高壓之下。與同時代世界上的其它威權國家類似，兩蔣在不威脅其統治權威的前提下，出於適應和安撫台灣社會內部情緒，進而鞏固政權基礎之所需，抵台後逐步啟用部分台灣本土優秀青年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蔣經國主政後的“催台菁”力度更大，這批人論階層都屬精英分子，社會治理過程也都透露出顯著的精英政治色彩。馬英九的父親在國民黨內的位階雖然並不是很高，終生也隻是一個中高級黨職人員，但相比於一般平民百姓已屬社會上層人士，具備足夠的條件按照精英培養模式為馬英九規劃成長路線，而馬英九從政前的學曆也的確符合精英標準。生活於官宦之家，“高來高去”的精英思維怎能知悉民瘼？就此而言，馬英九甚至還不如其精神導師蔣經國。

      也不可忽視國民黨的老舊文化和專製習氣對馬英九的“侵襲”，這在一定程度上使馬英九如被綁縛，無法甩開膀子、大開大合，有時竟會遭受來自黨內同誌的“背後捅刀子”。國民黨120年的悠久曆史對後輩來說既是可以源源不斷汲取資源的“養料庫”，也能成為前進道路上的羈絆和沈重包袱。不能說曾經兩次擔任黨主席的馬英九不想改革國民黨這輛已略顯笨重的“老爺車”，但實踐表明馬英九最終不僅未能使國民黨年輕化、自己反倒也被“醬缸”所染，漸漸熟稔於國民黨自大陸時期即已形成的專製慣習和領袖獨裁的一言堂作風，決策過程武斷，容不得有不同意見，很難做到集思廣益，這其實已經涉及到深層次的國民黨政治文化問題，非馬英九個人所能扭轉。

      馬英九還有逆轉機會嗎？

      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留下“怕熱就別進廚房”（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get out of the kitchen）這樣的警世名言，意在說明從政本來就是一條異常艱辛之路，其所要承受的甘苦是外人所無法想像的，但既然已經走進廚房，別無他法，隻有適應，不斷增強自身的耐熱能力。對於馬英九來說，筆者認為必須深切認識到杜魯門此話的意涵，在剩下還有大半年時間內，找準自身的職責定位，抓大放小、揚長避短，對黨內不同意見應包容大度、形成合力，在涉及到兩岸問題時，更要勇於擔當、放眼長遠、從大局出發，施政績效以及2016年領導人選舉也才有可能逆轉勝。否則，國民黨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中的慘敗效應將不僅會延宕至2016，而且會更長，也就是島內輿論所預測的“多米諾骨牌”一敗到底，國民黨和馬英九本人也將陷入泥淖而無法自拔。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10月號，總第2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