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偏安到獨台

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大幅修正了陳水扁的冒進路綫，但其“偏安”趨向的危害性值得關注。

??中評社　題∶從偏安到獨台?作者∶謝大寧（台灣），佛光大學中文係主任、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

??隨著台灣大選的腳步逐步逼近，決戰雙方的硝煙味也日漸濃烈。而就在這一場選戰過程中，也夾著所謂的辛亥百年的紀念活動，但不知道人們是否注意到了，馬政府在紀念活動中所設定的主軸，乃是“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連結”，這個主軸對台灣而言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因為它試圖傳達某種重要訊息，特別是由國民黨政府來傳達這樣的訊息，更凸顯了它的特殊性。但媒體對這點卻似乎毫不關切，民眾也似乎認為理所當然，這不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嗎？我們從媒體的相關討論，幾乎隻聚焦在所謂的兩億元補助的事件來看，台灣社會在意識形態上某種重大的轉變真的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輕舟便渡過萬重山了。然而我們可以從這樣的現象裏，看到台灣究竟發生了甚麽事情嗎？

??這當然不是可有可無的一個現象，而在選季中選擇了這樣的主軸，要說沒有選舉考量，那也就未免太天真了。當然你可以把這種選擇解讀為選舉語言，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它當成選後就無效的語言，反正台灣的選舉就是這麽一回事，陳水扁不是可以以台獨之姿當選，選後立刻就說四不一沒有嗎？以此類推，像這種涉及意識形態的做法，為了避免在選舉期間發生傷害選情的效果，藍軍為什麽不可以比照辦理？選戰本來就不是那麽君子的一件事，兵不厭詐不是自古而然嗎？可是就算是這麽說，它也意味了某些重要的轉變。我們隻要想想，連藍營的領導者都必須以如此的主軸設定，來避免“爭議”，這難道不意味著某種台灣整體“意識結構”的轉變嗎？

??於是我們必須問的是，這個轉變是怎麽來的？而更重要的問題則是，如果它是一個結構的轉變，那麽它還有扳回來的機會嗎？以下我想進一步討論一下這個現象。

??偏安的曆史與人性

??上述這個主軸設定當然意在表達一種偏安的傾向，而且已經比偏安更進一步，甚至漸漸和獨台的論述合流了，因此我就想從曆史的偏安現象說起。

??在中國的曆史上，有幾個有名的偏安政權，那就是東晉、南宋，另外如果也勉強算上，則包括明鄭在內的南明政權，也許也可以算一個吧。這幾個政權大概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都是被秋風掃落葉式地打敗，因而敗逃至一個相對比較富庶的地方，東晉大約延續了一百多年，如果連同南朝算上，則有超過三百年的時間。南宋則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南明如果從崇禎甲申事變算起，到鄭克　降清，則也延續了大約五十年之久，隻是多數都在流亡之中而已。

??就這些政權中延續得比較久的東晉與南朝而論，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基本的特色，那就是“怯懦自保”與“逐漸本土化”，而這兩個特色間是有些因果關係的。由於西晉敗亡得極其淒慘，司馬睿在倉促之間建立了東晉政權，雖然因此保住了南渡士族的特權，但南渡的士族也幾乎嚇破了膽，根本就不敢再去想如何回家的事。世說新語裏“新亭對泣”的典故，很明顯地說明了這些士族除了偶而因為想家而哭一哭，其他了無想法的狀況。而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屬祖逖了吧！祖逖算是少數仍然心懷故土，而且想要有所作為的人，他也許看不慣了這些士族的頹唐墮落，所以要求北伐，東晉政權的袞袞諸公不知道該如何表示，又不好意思攔阻，於是乾脆準他北伐，但既不給人，也不給裝備，一切任他自生自滅，於是留下了“渡江擊楫”這麽一個悲壯的場景。

??後來我們當然也看到了庾亮的想要北伐，但其實這根本隻是權力鬥爭下的幌子而已，即使如此，我們也看到了那位寫蘭亭序，名垂千古的大書法家，也是東晉最重要士族——王家——代表人物的王羲之，他是如何反對北伐的。在東晉真正的兩次北伐，主要是兩個軍閥，一個是桓溫、一個是出身於北府軍——也就是曾在淝水之戰一戰成名的那支東晉唯一像樣的軍隊——劉裕，但他們當然都有藉此抓兵權的用意在。其中桓溫還算是士族出身，但劉裕就是個北方南渡的寒門子弟了。這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整個政權，以及做為政權骨幹的整個士族的集體怯懦。要不是當時北方胡人政權的分崩離析，也無意南渡，東晉能守住多久，實在也很難講。淝水之戰勝得如此僥幸，就足以證明一切了。

??像這樣的集體怯懦，我們再一次在南宋的政權中看到。王夫之的宋論曾以極其嚴厲的口吻，痛罵了由那位泥馬渡江的宋高宗開始的南宋皇帝，他們一個個都是毫無骨氣的人，即使國家遭逢靖康之難的羞辱，也幾乎都毫無北進的打算，甚至卑詞稱臣。南明就更不用說了，除了鄭成功一度曾反攻南京，兵臨城下之外，是一點作為都沒有，即使是鄭成功，在南京城下因戰略失誤而敗陣之後，其實是“逃”往台灣的，當時甚至一度考慮要走得更遠，想東渡到菲律賓去。鄭家政權在台灣成立後，也毫無進取的打算，隻希望守住一畝三分地就可以了，這當然也是一種集體怯懦的表現。

??也就在這種集體的怯懦中，他們迅速開始轉認他鄉是故鄉。本來遷徙也是人世的常態，遷徙之後漸漸在幾代之後，轉認新土為故鄉，原也是人性之常，但像這種因為戰爭的失敗，所導致的大規模遷徙，並且迅速地采取了“土斷”政策，這就不免更有了另一層的意義了。特別是由於這些遷徙的族群，到了新土之後，仍然是新土的統治者，而由這些統治者迅速發動土斷，這實在不能不說乃是一種怯懦的表現。因為怯懦，所以“偏安”也不以為意，“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反正南方富庶，甚至比故鄉還好，為什麽還要想回去的事呢？就這樣，於是政權本土化的過程也就漸漸啟動了。


台灣真的變了，一種歴史宿命的變。

??古代由於是帝製，所以這個本土化的過程是比較緩慢的，像南宋與南明都還沒看到這個過程，就已經亡於北方的入侵，但南朝的轉變，這個軌跡就十分清楚了。東晉政權與南朝最大的區別，乃是東晉政權牢牢控製在北方南遷的士族手裏，這些人也就是把西晉政權丟掉的同一群人。但南朝的劉裕和後來的蕭家，其背景就差多了，這表示了政權的流動也意味了社會階層的流動，原來的士族在沒落中，新階級崛起了。然後我們就看到了陳霸先這個完全南方本土政權的出現。這當然不是偶然的現象，當社會流動發生，某種很容易想像的人情的必然，終會打破原本的壟斷之局，並導致政權性質的丕變。換句話說，偏安是個過程，而政權的本土化則是其最終的歸宿，這是曆史曾經證明給我們看的一段經驗，也是某種人性必然的例證。

??“中華民國”的從偏安到獨台

??而我想說的是上述這個經驗，事實上早已出現，也在現在的台灣複製之中。無論我們高不高興承認，“中華民國”自從1949年被迫播遷來台之後，就在一點一滴地滑向偏安，隻是在兩蔣時代，因為領導人的特別警覺，並且一直在抗拒這個趨勢，所以在前三十幾年裏，它都隻在潛隱的層麵裏進行著。當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和古代最大不同的一點，就是有了國際因素的介入。大概從韓戰爆發，美國決定協防台灣開始，其台海政策不明說的層麵，就是希望“中華民國”能走向偏安的道路。在中美協防條約簽定的同時，原本就有一個秘密換文，美國人在這份換文中，基本上限製了當時國府軍隊的行動自由，也因此，中美協防條約事實上就形同由國際力量迫使“中華民國”偏安。這也就是說，當世界走入兩極對抗的冷戰格局時，美國一方麵提供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麵也實質上推動了沒有兩個中國的兩個中國政策。由於台灣的力量和美國實在不成對比，所以即使蔣介石極力抗拒，但事實上並無力完全扭轉這種逐漸偏安化的走向。

??不過也由於國際冷戰格局，美國基於其需要，仍然維持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席位，這也給了國府一個援引蜀漢之例的空間。諸葛亮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成為國府正統論述下鼓舞民心士氣的最重要口號。而為了正統論述的需要，國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仍一貫地奉行一套大中國論述。因此在我們小時候受教育的過程中，為整個中國未來而犧牲奉獻，仍然是我們最核心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正是這樣的世界觀，讓偏安的潛趨勢一直沒有台麵化。

??但是這個狀況在“中華民國”終於退出聯合國之後，便迅速有了重大的改觀。因為在幾年間，“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幾乎是以崩盤的速度惡化，此一情勢也讓潛隱了二十年的集體怯懦迅速爆發（所謂的恐共症），而在和美國斷交的時刻，達到了最高峰的狀態。那時，台灣隻要稍有辦法的人，都隻想到如何把家眷和財產移往國外。在那幾年間，台灣有所謂的“牙刷主義”的說法，就是有些人把家小都安頓在國外妥當後，自己則繼續留在台灣賺錢，而隻要稍有風吹草動，一把牙刷就可以走人，這真就是當年的寫照。

??當時蔣經國主政，其最險峻的形勢，還不在外在形勢的快速變化，而在台灣內部人心的浮動，那種集體的怯懦其實足以把民心士氣整個毀掉。但蔣經國以迅速和美國談妥了台灣關係法的方式，確保了台灣的安全形勢，也穩定了人心。然而其代價就是讓台灣進一步被美國牢牢地控製住，換言之，蔣經國也更難以扭轉這種由外部國際結構所構成的偏安化趨勢了。另外，隨著外交處境的惡化，“中華民國”的正統論述也越來越難以為繼，在無力突破冷戰格局的製約，與合法性論述的雙重需求下，蔣經國也被迫實質上采取了某種默認偏安的政策，所謂“革新保台”的政策綱領，就是某種對偏安默認的表現。從此開始，蔣經國實質上開啟了政權本土化的進程。

??其實我相信，對這樣的政策方向，蔣經國應該是心知肚明，也深感無奈的，但形勢比人強，他也不得不如此。可是他畢竟還是做了許多努力，試圖抗拒這種從偏安到本土化的趨勢。最明顯的就是他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句口號來取代反攻大陸的說法。我以為這實在不隻是一句口號而已，它代表了在論述上兩岸從武力以爭正統的時代，轉向了以製度實踐來爭正統的時代，這樣蔣經國也才能由之推衍出其他政策，來平衡這種偏安的趨勢，比如說他可以把建設台灣解釋為建設中國的模範省，而不是鞏固偏安等等，後來在他晚年，開放老兵探親，當然也是一個重大的試圖扭轉偏安趨勢的政策。

??但是隨著蔣經國晚年，他對政治的實質控製力的減弱，政權本土化的進程也就在“民主化”的口號下，迅速而且鋪天蓋地地展開了。民進黨的出現，當然是最重要的催化劑，加上美式民主在價值論述上的優勢地位，以及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不能反對民主，於是一種彷佛帶著理想主義包裝的政治工程，便提上了日程。首先是蔣經國的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這也就是說它直接導致了政權的開放競爭。在我看來，蔣經國是希望通過主動的作為，來引導政治走向民主化的，可是由於這一民主化過程的本質，其實隻是一種在長期的集體怯懦與偏安的趨勢中產生的政權本土化的內在要求，所以這個所謂的民主化過程，很快就在民進黨決定以族群動員的方式中變質了。

??如果我們從現在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其理想性似乎很迅速就消散了，社會也很少真正討論何為民主。這一過程如果說是“自由化”則有之，但真正民主的內容是不多的。當蔣經國過世，李登輝接掌政權後，他為了鞏固權力，很快就決定要和民進黨競逐民主這塊招牌。

??他修憲擴大“總統”的權力，改變“總統”選製，這些看起來都是民主製度的工程，可是實質上卻正如胡佛先生所說，這些修憲都意在把“中華民國”憲法解構掉，把它變成一部漂浮的憲法。這也就是說，李登輝的所做所為，實質上是在進行一個本土化的工程，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化。關於這點，在上個月本刊張亞中教授的文章中，已經論述甚詳，我就不多說了。

??但值得進一步說的則是另一點，那就是李登輝在教育文化上所進行的本土化工程。我們一般都把這個工程稱之為去中國化的工程。他是通過所謂的“教育改革”工作來進行的，而同時，他也發動了“換發新身分證”的工作，來進行一次徹底的“土斷”，也就是取消了身分證中的“祖籍”欄位。還記得當年在推動這一工作時，整個社會幾乎平靜得毫無波瀾，不隻所謂的本省人沒有意見，就連所謂的外省人也大體都“欣然同意”，這點如果對照曆史上的土斷經驗，台灣的平靜還真是曆史“奇跡”呢！但土斷的意義是甚麽呢？它當然是個政治建構，由之以塑造一種新的政治認同。

??至於李登輝在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作法，就是在語文教育中，逐步抽掉了有關文化精神的教育；另外在曆史教育中，則以所謂的“同心圓”史觀，來改變以中國為核心的史觀。這一改變的進行過程是緩慢，但卻是堅定的。隨著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談話的公布，我們也看到了台灣的中小學語文教育，越來越強調語文能力，而弱化文化涵養，也看到“認識台灣”這樣的曆史教材被納入了教學之中，鄉土語言也變成了正式課程。而一些日常的語匯，比如說“大陸/台灣”的對舉，也漸漸被“中國/台灣”的對舉所取代。在我看來，這真是最不能小看的一步，因為它是從意識的根部，一點一滴地把偏安固定化了下來，於是它就為“獨台”的政治論述，布置了最豐沃的土壤。這也就是為什麽在1999年李登輝兩國論這種最典型的獨台論述出台，台灣的民意支持度竟然高達百分之七十的理由所在。至此，政權的本土化這個由偏安而來的結果，也就終於完成了。

??此後，陳水扁在李登輝的協助下，當選了“總統”，表麵上完成了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權輪替這一重要工程，但實質上我們都已經看到，在民進黨的八年政權中，民主化事實上幾乎毫無進步，反而是台獨的冒進政策，成為了主流。在我看來，台獨的冒進乃是一個曆史的偶然，因為連陳水扁都清楚，他根本辦不到。其實台獨根本就是個假議題，李登輝在這點上，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所走的乃是一條獨台的路線；陳水扁在剛上台時，也是對這條路線亦步亦趨，後來才在某些因緣上，開始了他冒進的嚐試，並因而刺激了華盛頓與北京的聯手壓製。可是我們如果撇開了陳水扁在政治上的冒進不論，而單就在教育文化上的作為而論的話，那我恐怕得說，他完全貫徹了李登輝的一貫作法，並且更成功地改造了台灣年輕人的意識。如果籠統些說，今天台灣三十歲以下的人，他們都早已徹頭徹尾是個獨台論者了。我們想想看，今天台灣的曆史教科書，都是先教台灣史，再教中國史，然後是世界史，而且把“中華民國”一切為二，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放在中國史裏教，1949年後則放在台灣史中教，這怎麽不會形塑出“一邊一國”的史觀呢？而從認識台灣這本教科書出台，到後來的九五課綱，已經整整將近二十年過去了，這不是已經是整整一代人接受了這樣的史觀教育了嗎？試問這樣的一代人如何可能不把台灣帶向獨台的鞏固化？

??2008年，因為陳水扁的貪腐，終於導致了政黨再度輪替。可是馬英九先生當選後，雖然在兩岸政策上大幅修正了陳水扁的冒進政策，而代替以和平交流的政策，因而快速穩住了政治局麵，但在教育文化上，卻是瞻前顧後的。而瞻前顧後的結果，不隻不能將獨台意識逐漸鞏固化的趨勢遏製住，反而是讓自己也陷入了泥淖之中。由於這一過程我幾乎無役不與，所以感觸也就特別深刻。這幾年來，馬政府對文史課綱的確做了微幅的修正，這點不能說馬政府都沒做過一些努力，可是在最關鍵性的同心圓史觀上，則是分毫未變，這就讓人扼腕了。坦白說，這點不修正，就算馬政府把文化基本教材恢複了，就真能扭轉獨台論述嗎？日本韓國以前也都讀四書，他們接受了中國認同嗎？而從馬政府其他都還敢改，卻惟獨不敢改同心圓史觀來看，我們可以斷言，其實這表示就連國民黨政府，在其意識層麵，也完全接受了這種獨台史觀，而這又代表甚麽意義呢？它當然代表了獨台意識的徹底鞏固化，因為它代表了藍綠都共同認可了這點，所以台灣再也沒有比較強大的組織力量來反對這點。於是“中華民國”已經從偏安到完全本土化，它已經自動切斷了和整個中國的連係了。這也就是為什麽馬政府要以上述主軸來紀念辛亥百年的原故。

??而我想說的是，這就是我在本文開頭的提問——“台灣究竟發生了甚麽事”——的具體解答。這真的是一次中國古代偏安曆史的再複製，也是再一次的由宋而齊而梁而至陳霸先這種本土政權的出現。馬政府的具體政策和李登輝、陳水扁的政策當然有本質的歧異，但就本土政權的完成，則是完全一致的，而支撐著這個本土政權的，就是一套或隱或顯的獨台意識與論述。

??獨台可有和平的化解之道？

??真的不用懷疑，有一件從偏安到獨台的事，已經在台灣發生了，同時通過了兩次政黨輪替，這件事已經被鞏固了，而且無論誰當權，它都已經是一個以或隱或顯之獨台為論述基底的本土政權了。這也就是說，當一個結構已成，個人的某些特質就未必再撼動得了這個結構。比如說我完全不懷疑馬英九的個人特質是一個典型的文化中國論者，我也同意在這次大選中，馬英九“總統”能夠再連任，對兩岸局勢的維持會比較有幫助，可是這都未必意味著馬的連任就不會造成兩岸局勢的惡化，因為一個兩岸結構性的新衝突點已經成形，而且這個新衝突點將使中國大陸麵對一個三合一的衝突對象，那就是藍、綠和國際勢力。而如果我們都認為為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兩岸不應該再以武力來解決問題的話，這個新衝突點還有沒有和平解決之道？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把握兩個基本原則，則解決之道還是存在的。這第一個原則就是千萬不要太快地把獨台論者都上綱到敵我矛盾上。以前大陸以敵我矛盾的方式視台獨論者，大陸還可以因此在台灣找到盟友；但如果也以敵我矛盾來視獨台論者的話，則大陸恐怕很快就會發現，在台灣將會很難找到盟友了。獨台論者之間當然還會有各種類型，而且最好是把所有獨台論者都視為是有可能轉化的對象，如此才有可能製造出解決的契機。而如果隻是簡單地以“B型台獨”來定位獨台論者，則恐怕會治絲益棼。

??第二個原則，我以為必須“以結構對結構”。如果獨台論已經形成了一個意識結構，而且是個有人性與曆史基底的結構，那就也必須要以某種結構的創造來破解。這也就如同我們兩岸統合學會的朋友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之構想一樣，必須能夠提出一個對台灣人民有足夠說服力的構想，一個可以真正解決中華民國問題，也讓大陸有台階可下的論述結構，同時也必須能夠開放中國的話語權，讓台灣真正能夠平起平坐參與到中國發展的空間，它也許才足以化解偏安背後的那種集體的怯懦，化解某種想“逃”的心理，從而可以產生對獨台論的約製力量。換言之，就以目前的兩岸關係來說，如果隻有經貿交流的政策，它是過渡不到政治上去的，同樣的道理，隻有政策，而沒有論述，事實上就是把國民黨也給推到了獨台陣線上去，這當然是得不償失的。

??坦白說，我以為兩岸的形勢並非一片大好，而其原因也並不隻是民進黨有可能在2012年勝選而已。台灣真的變了，一種曆史宿命的變，也隻有能夠深切體察曆史脈動的人，才真能應對這個複雜而棘手的現象。但願我上述所觀察到的變局，不至於再把民族推到另一個痛苦的深淵！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月號，總第1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