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扭轉”美國戰略重心的潛在風險

“戰略東移”，奧巴馬真的“深思熟慮”過了嗎？

??中評社　題∶奧巴馬“扭轉”美國戰略重心的潛在風險?作者∶劉飛濤（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員、博士

??•奧巴馬真正想要告訴人們的並非是戰略東移事情本身，而是要讓人們知道這一戰略決策是他“深思熟慮”之後的決斷。

??•美國一定程度的戰略收縮，並不“零和遊戲”般地意味著為任何別的國家提供了戰略擴張的機會；相反，這種估計有利於客觀理解美國戰略東移的巨大象徵性意義和有限的現實指標性意義，從而不至於對大勢的發展產生誤判，並導致過激反應。

??•美國試圖使用“贏得”冷戰的思路和套路規劃和塑造亞太地區的未來的意圖日益明顯。

??•美國一再宣稱歡迎一個強大繁榮的中國，但其政策行為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至少總是給人留下完全相反的印象。

??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背後

??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演說時宣布，他“已經做出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戰略決策，即美國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將通過堅持核心原則並與盟友密切合作，對塑造本地區及其未來發揮更大的和長期的作用。”奧巴馬還聲稱“關於美國懼怕中國的觀念是錯誤的，”同時他還宣布十年內將向澳大利亞部署多至2500人的軍隊，以幫助美在亞太地區發揮“領袖職責”。

??顯然，奧巴馬的上述言行是要向亞太國家昭示，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決心已下，下一步在亞太擴大戰略投入的承諾是可信的。然而自奧巴馬政府上任以來，國務卿克林頓已就美國的亞洲政策發表過三次重要講話和一篇專門論述；奧巴馬自宣布自己為第一位“太平洋總統”以來，已三次到訪亞洲；常務副國務卿伯恩斯不久前更明確將亞太定位為美國全球戰略的“樞紐”。如果考慮到上述一連串的動作和表態，美國將戰略重心東移的決心已無需再度申明。但實際上，奧巴馬真正想要告訴人們的並非是戰略東移事情本身，而是要讓人們知道這一戰略決策是他“深思熟慮”之後的決斷。在這裏，“深思熟慮”一詞尤其令人玩味，因為奧巴馬本意當然是要表明他在作出這種重大戰略決策時秉持了應有的戰略審慎，但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麵折射出，他似乎對於這一戰略轉移事實上是心存疑慮的。

??首先，美國在目前階段把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有“強行扭轉”之嫌。十年反恐戰爭造成美國權勢的過度伸張，目前已背上了超過15萬億美元的沉重債務負擔，今年夏季美國還一度因政府麵臨債務違約而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再者，對美國經濟造成了上世紀大蕭條以來又一次沉重的打擊，直到在危機爆發已過三年的今天，美國經濟仍近乎陷於停滯狀態，平均失業率高達9%，社會矛盾激化，以至爆發了席卷美國全境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因此，對於奧巴馬政府而言，其當務之急是實行一定程度的“戰略收縮”，也就是在加速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盡快擺脫反恐戰爭導致的戰略負擔過重局麵，從而把主要精力用於修複美國的經濟實力。

??事實上，奧巴馬已於2011年上半年宣布了從阿富汗撤軍的具體計劃，即一年內從阿富汗撤出3.3萬美軍，至2014年底結束戰鬥任務並向阿富汗安全部隊移交安全防務任務。但是，自從美國越境擊斃本·拉登，及至目前北約空襲巴基斯坦邊境安全檢查站事件發生以來，美巴關係屢次受到衝擊，使美國能否順利結束在阿富汗的戰鬥任務出現了較大的變數。與此同時，今年春天以來的中東政治大變局也為中東今後較長時期的動蕩拉開了序幕，美國對於伊朗“坐大”並徹底改變中東權力平衡的擔憂也在一天大過一天。在此背景下，美國如果不能對中東、南亞秩序做出一個大致穩定的安排的話，其戰略重心東移的步伐必然受到極大牽製，而且貿然大幅度加大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則可能對衝掉美國為戰略減負而做出的努力。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國內輿論一方麵支持奧巴馬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另一方麵又奉勸美國不要在亞太“過度伸張”的原因所在。

??需要強調的是，這裏指出的美國一定程度的戰略收縮，並不“零和遊戲”般地意味著為任何別的國家提供了戰略擴張的機會；相反，這種估計有利於客觀理解美國戰略東移的巨大象徵性意義和有限的現實指標性意義，從而不至於對大勢的發展產生誤判，並導致過激反應。

??用老思路處理新問題

??其次，“新冷戰”有可能在亞太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中美兩國首腦確定致力於建設麵向21世紀“積極合作全麵的”中美關係，但是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明晰化，美國試圖使用“贏得”冷戰的思路和套路規劃和塑造亞太地區的未來的意圖日益明顯。

??第一是仿照構建跨大西洋同盟的方式，提出以打造“跨太平洋體係”為美國亞太戰略的總體目標。具體做法是在現有“軸輻式”同盟框架體係下，以日美同盟為基礎，構建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美日與東盟等小三角合作框架，彌補“軸輻式”單一架構下多邊協調不足的嚴重缺點。美國隻要在安全上能夠持久穩定其亞太同盟體係並不斷強化其同盟間的多邊協調，美國拚湊亞洲版“北約”的目標就基本實現。

??第二是接受放任歐洲一體化進程，最終讓歐盟在經濟上形成與美國並立的獨立一極的教訓，決心防止亞洲出現排斥美國的區域一體化合作進程。2009年日本鳩山政府因提出構建“東亞共同體”構想曾引起美國方麵的強烈不滿，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澄清提出該倡議的目的到底是什麽，並要求日本澄清該構想是否包含美國。“東亞共同體”雖然不了了之，但美國對亞洲區域主義發展的戒心明顯加重，並隨之確立了全麵卷入亞洲各層次一體化合作框架的方針。美國相繼宣布建立美國東盟“10+1”對話機製、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及東亞峰會，尤其是力推TPP擴大，欲使之最終成為以APEC為總體框架的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製。美國還有意以高門檻的方式將中國排斥在TPP之外，表麵上是要“倒逼”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但實際上是要長久保留分裂和分化亞洲的經濟杠杆。由此，亞太區域主義自主發展並成為獨立一極的風險將大大降低。

??第三，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若隱若現。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失敗曾令奧巴馬政府一度在民主人權促進問題上格外低調，但今年“阿拉伯之春”的發生又讓奧巴馬政府重新找回了“自信”。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的演講比以往具有更加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在談及經濟增長與政府治理的關係時稱，“從長遠來看，民主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缺乏自由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在談到發展模式時稱，除了西方發展模式，“由一個人或委員會統治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模式都已經得到過嚐試並已經失敗。”自視為人類曆史發展方向的指路人，稱“曆史是站在自由一邊的，即自由的社會、自由的政府和自由的人民。亞太地區及全世界的未來屬於堅持這種理想的人們。”

??對華采兩手策略

??第四，樹立假想敵，將中國確定為最大的潛在戰略競爭對手。長期處於霸權地位的美國，出於保證自身領導地位絕對安全的考慮，對後來崛起的大國具有天生的疑懼，尤其是在自身實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之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最近一次演說中曾說∶“我們麵臨來自新興力量的威脅，如中國、印度以及其他我們一直都知道的國家。我們努力確保我們一直在太平洋地區擁有充足的軍力，確保他們知道我們永遠不可能離開此地。”眾所周知，美國最近一直鼓吹美印是天然的同盟，但即便如此，美國仍對印度心存戒心，可見美國在審視其霸權地位的安全時，可謂已經達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另一方麵，金融危機使美實力受到重創，美經濟複蘇步伐過於緩慢，麵對經濟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國，尤其是一個意識形態、發展模式都與美國迥然不同的中國，美國的焦慮感明顯加大，對中國進行打壓的心理及戰略需求同時上升。主要手段包括∶通過國際規製打壓，高調指責中國“玩弄製度”；無視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處於貿易赤字國地位的事實，將人民幣匯率與美國失業問題生硬掛鈎，屢屢用作打壓中國的大棒，試圖通過打壓中國經濟競爭力，改變其長期以來的貿易赤字國地位；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不斷挑起事端，試圖利用安全問題使中國陷於“孤立”。

??美國一再宣稱歡迎一個強大繁榮的中國，但其政策行為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至少總是給人留下完全相反的印象。希拉蕊一再聲稱“中美關係不能失敗”，這話如果對著中國人說，人們自然聯想到是中美合作，但是如果著重對著其盟國說，則無異於是說“我們一定要聯手壓住中國”。

??結語

??總之，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浸染了過多的冷戰色彩，融合了過多的冷戰元素，盡管它與真正的冷戰仍有很大的區別，當今的國際環境也與以往迥然有異，但危險的是，美國近期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安全領域的一舉一動，如“軍事圍堵”、“挑撥離間”以及“意識形態打壓”等，都很難不讓人聯想起它在冷戰時期的所作所為。正如美國的一則諺語稱∶“如果看起來像鴨子，走路像鴨子，叫聲像鴨子，那麽它就是鴨子了。”誠如此，“新冷戰”在亞太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並非完全沒有可能，盡管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仍然很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2月號，總第1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