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天才詩人的隕落

沿著鐵軌，遇見歐洲 （2）

三位天才詩人的隕落

《沿著鐵軌，遇見歐洲 （1）- 13國35城，一場充滿收獲的旅程》

先說一句，上篇博文裏提到運動鞋的防水噴霧，有不少朋友感興趣，我已經把照片加進上篇的博文裏。

我們是從澳洲的布裏斯班中轉卡塔爾的多哈飛往意大利羅馬，羅馬進羅馬出，往返都是卡塔爾航空，並體驗了他們高大上的Qsuite，據說是全球最佳商務艙。為避免跑題，我會在遊記係列的完結篇寫寫卡塔爾航空、哈馬德國際機場和多哈一日遊。

到達羅馬是早晨7點，過海關的隊伍很長，輪到我們時，麵無表情的羅馬海關人員居然問隊友要回程的boarding pass，澳洲護照到歐洲是免簽的，你要看回程機票尚能理解，怎麽可能有登機牌呢？當然是被隊友懟回去了。

不愉快的經曆沒有影響我們進入羅馬之後的興奮，我的腦海中情不自禁地想起《羅馬假日》中赫本的那句經典台詞：“Each, in its own way, was unforgettabl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 Rome! By all means, Rome.”

羅馬，我們來了！

我們在羅馬的行程分為兩段，入境歐洲時住兩晚，離境前再住三晚。計劃是到了羅馬第二天就主攻梵蒂岡，所以把酒店訂在了梵蒂岡附近，持有歐鐵通票，從機場坐火車直達酒店，非常方便。

以前總以為歐洲人的英語肯定不錯，沒想到這竟是個誤解。在Booking上與一些酒店工作人員的溝通會有些費勁，有時候簡直是“雞同鴨講”，尤其是第一站的羅馬酒店，Booking上的評分高達9.3，但對方永遠是我問東，她回答西，讓我心裏不免有些惴惴不安，臨行前“關於酒店前台早上到底幾點有人在崗”這一簡單問題的交流差點讓我崩潰，但臨時更換酒店不太現實，因為這家酒店的位置最符合我們的要求：既在梵蒂岡附近，又在火車站周邊。和龍兒抱怨，龍兒安慰我說：“你別指望意大利人的英語能有多好，車到山前必有路，交給我吧，肯定不會讓我媽露宿街頭的。”

事已至此，我也不抱什麽期望了。可沒想到，結果卻出乎意料：房間溫馨舒適，服務也出奇地好，9.3的評分還真名副其實。

到了才知道這家酒店是家族經營的酒店，接待我們的是一位熱情的大媽，操著一口濃重的德語口音，聊了幾句了解到她來自奧地利。大媽說話像機關槍一樣快，但人卻格外友善，不厭其煩地為我們介紹羅馬的必去景點、公交路線，甚至還貼心地送了我們氣泡酒和公交車票。最後，她笑著說：“我們公共區域有小吃、水果和飲料，你們可以當作早餐。

第二天一早，我們驚喜地發現房間門把手上掛著一袋新鮮出爐的可頌（Croissant），香氣四溢，拿進屋裏，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外皮酥脆，內裏柔軟，比澳洲的可頌好吃百倍，瞬間讓我愛上了歐洲可頌，從那以後，可頌成了我旅途早餐的必備單品，以後會寫寫此行吃過的最美味的可頌，不是在法國。



海風姐在上篇的留評說，澳洲安全，不刺激。可不是，初到羅馬，就倍感刺激，尤其過馬路特別不適應，戰戰兢兢。在土澳，如果遇到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行人走斑馬線是有絕對優先權的。但在羅馬，車輛似乎從不減速。第一天，我們走到一個特別寬闊的路口，有斑馬線但沒有紅綠燈，車輛一輛接一輛嗖嗖嗖，完全沒有減速的意思，我們有些絕望，龍兒說看起來mission impossible。突然，從我們身後冒出一優雅的老太太，對我們嘀哩咕嚕說了句話，略懂意大語的龍兒說：她說follow me。然後就看優雅老太伸出右手一擋車，又伸出左手一擋，川流不息的車輛神奇般地全減速了。她來句let’s go，我們趕緊跟上，左顧右盼地過了馬路，驚魂未定的我們想感謝下老太，發現她早已消失在前方人海中。龍兒打趣道：“她該不會是上帝派來拯救我們的吧？”第一次拯救！

羅馬沒有紅綠燈的路口還特別多，後來我們逐漸掌握了羅馬式過馬路技巧，隻有行人邁出步伐，走上斑馬線，司機才會停下。等後來我們再度返回羅馬時，看到斑馬線，俺和隊友就毫無畏懼地衝衝衝了，還招呼龍兒快點。龍兒說：“你們這麽快就變成了半個羅馬人。”其實心裏也是有些後怕的，萬一哪個司機沒刹住車，後果不可想象。

到達羅馬的當天我們去了位於西班牙廣場（Piazza di Spagna）的西班牙台階（Spanish Steps）。西班牙台階是全歐洲最長且最寬的階梯，共有138級。度娘上是這麽介紹的：被稱為“意大利人設計，法國人出資，意大利人徘徊，如今被美國人占領” 的西班牙台階，實際上是1725年得到法國大使的援助修成的，名字是因為這裏有西班牙大使館而得名。

淡季，遊客也不少，它之所以成為網紅打卡點，或許要歸功於電影《羅馬假日》，片中，扮演美麗公主的奧黛麗·赫本坐在大台階的石台上開心地吃冰激淩的場景令人念念不忘；也可能是因為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曾在去世前三個月搬進了位於西班牙台階底層南側的一套房 -西班牙廣場26號，如今成為濟慈-雪萊紀念館（Keats Shelley Memorial House ）。



推開紀念館的褐色木門，外麵的喧囂瞬間被隔絕在外。1820年8月，濟慈給他的好友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信中寫道：“毫無疑問，英國的冬天會結束我的生命，而且是以一種揮之不去的可恨方式結束我的生命，因此，我必須遠航或前往意大利，就像一個士兵向炮台進軍一樣。” 1820年9月濟慈遠渡意大利，期盼羅馬溫暖的陽光能拯救他的病體。然而，命運無情，1821年2月，年僅25歲的濟慈因肺結核在羅馬長眠。

如今，他的臥室依然保持著原貌 （家具是根據原有的風格複製的）：一張狹窄的木床，一張樸素的書桌，一扇可以眺望西班牙廣場的窗戶。站在這間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間裏，我仿佛看到那位本可能成為醫生的年輕詩人伏案寫作的身影，聽見他痛苦的咳嗽，感受到他對生命的不舍，以及對詩歌的熾熱摯愛。

原來的客廳改造成了圖書館，收藏了被稱為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三劍客濟慈、雪萊、拜倫及其他浪漫主義詩人的書籍、手稿、信件和照片等。透過泛黃的字跡，仿佛能聽見詩人們在黑夜中低聲吟誦，訴說著他們對美、自由與永恒的追求。雪萊在濟慈去世後寫下了挽詩《阿多尼斯》（Adonais），深情地寫道：“他雖死去，美仍長存。”



誰也不會想到，寫下名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雪萊，也在短短的一年半後，在乘坐自己建造的小船“唐璜號”時遭遇風暴，在意大利海域不幸溺亡，年僅29歲。

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參加了好友的葬禮，雪萊的骨灰按照他的遺願，被帶回羅馬，與濟慈一起安葬在羅馬的新教徒公墓（Cimitero dei Protestanti）。雪萊的墓碑上刻著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詩句：“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 / But doth suffer a Sea-change / Into something rich and strange” ，濟慈的墓碑上則刻著他生前撰寫的墓誌銘：“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此照片來自網絡）

由於時間所限，我們沒有去這座公墓，但很巧的是，我在火車上翻閱朱自清的《歐遊雜記》，讀到九十年前，朱自清先生曾來到羅馬的西南角，參謁雪萊和濟慈的墓地，他在羅馬這一篇中寫到：“這座墳場是羅馬富有詩意的一角；有些愛羅馬的人雖不死在羅馬，也會遺囑葬在這座‘永遠的城’的永遠的一角裏。”

命運似乎對浪漫主義詩人尤為殘酷。雪萊去世後，拜倫孤身遊曆希臘，遇雨受寒，一病不起，竟然也客死他鄉，年僅36歲。三位天才詩人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歎息，但他們短暫而輝煌的一生，為世人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財富，宛如曇花一現，卻驚豔了整個世界。在這個喧囂動蕩的時代，我們依舊需要濟慈筆下夜鶯的歌聲、雪萊筆下西風的呼嘯以及拜倫筆下那燃燒的自由之火與不羈的靈魂。

館內靜謐如昔，窗外熙熙攘攘。我們走出這棟古老建築，從19世紀的穿越歸來，正午的陽光灑在西班牙台階上。拾級而上，眼前是一座高聳的方尖碑（它是後麵提到的人民廣場方尖碑的複製品，比原版小一點）和哥特式風格的聖三一教堂(Trinita dei Monti)，沿著山上的路緩步前行，可以眺望羅馬城的壯麗。





走著走著，耳邊傳來悠揚的音樂聲和歌聲。循聲而去，隻見在空曠的場地中央，一位多才多藝的帥哥正同時彈琴、吹號、歌唱，獨自上演著一場露天音樂會。我們被吸引住了，索性坐在遠處的長椅上靜靜聆聽，順便小憩。隊友聽得入迷，臨走前讓龍兒把手裏僅有的四歐硬幣悉數投進了藝術家的琴盒。如廁基金被挪用，結果害得我們後麵沒有硬幣上廁所。



演出場地下方正好對著橢圓形的人民廣場（Piazza del Popolo），這裏是三條放射形幹道的交匯點，廣場中央矗立著一座來自古埃及的方尖碑-弗拉米尼奧方尖碑（Obelisco Flaminio）。這座高達24米的方尖碑原本位於古埃及赫利奧波利斯的太陽神廟，公元前10年，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奧古斯都遠征埃及時將其運回羅馬，作為征服埃及的象征。1589年，教皇西斯托五世下令將它遷至人民廣場，成為廣場的標誌性建築。



多囉嗦兩句，尖頂方柱狀的方尖碑本來是古埃及的寶貝，但去過意大利的人都知道，在這裏，大小不一、形色各異的方尖碑特別多，這些方尖碑大多是古羅馬帝國時期從埃及運來的戰利品，使得如今世界上擁有古埃及方尖碑最多的國家不是埃及，而是意大利。據相關資料，方尖碑的高度通常在9至30米之間，重量可達100至400噸。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些巨石需先順尼羅河而下，穿越地中海，再運至羅馬，並在城中重新豎立，整個過程不僅浩大複雜，難度也是相當驚人。

（相關資料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