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新加坡的傷口”
——李光耀製造的“冷藏行動”
（瑞典）茉莉
如果用地質學的眼光來考察政治曆史，那麽新加坡，一個洋溢著熱帶風情的花園城市，其表麵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斕的頁岩，但在其層層疊疊的地層深處，隱藏著凝結受害者血淚的黑色化石。
今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華街區的寬敞書店，我驚訝地看到一排排書架上擺著的《李光耀傳》，令我記起文革時中國書店裏擺滿《毛選》的情景。而後，朋友帶我走進牛車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書室，我在那家中文書店裏買了兩本封麵簡潔的書：《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周年紀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為旅遊者的我，就這樣偶然地一瞥，發現了那個美麗國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傷口。放棄坐船去印尼旅遊的計劃，我埋頭於兩本沉重苦澀的書之間，並設法與“冷藏行動”的受難者親屬會麵交談。兩個多月後，強人離世。在一片歌功頌德的讚美聲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動”那道曆史創傷，少有人批評李光耀執政時期殘酷的政治迫害。
我為此感到困惑：在一個建立了民主製度並擁有一定自由的國家裏，為什麽會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沒有對“冷藏行動”這個人權迫害事件做出清算？為什麽新加坡人至今沒將這一事件提交給國會調查聽證，以促使政府向受難者及其家屬道歉並做出賠償？新加坡的知識分子為什麽不為此公開抗爭？難道知識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棄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為恐懼焦慮而成為自由的叛徒了嗎？
◎ 陰謀奪權，未審關押昔日同盟
“冷藏行動”是李光耀於六十年代犯下的一樁不可原諒的侵犯人權的罪行，其中充滿了冷血的背叛與陰謀，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1963年2月2日，在李光耀的主導下，新加坡政府和馬來亞聯合邦發動“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 Store），在全城搜捕133位在野黨社陣、工會、學運和社運人士等人。不經正當程序和公開審判，那些左翼人士就被以“涉嫌參與共產黨顛覆國家罪”關押入獄，其中有的人被囚時間竟然長達32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對於這段極不光彩的曆史，李光耀的官方解釋是：“冷藏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共產黨控製公共機構，所以與馬來亞合作阻遏共產黨的擴張。就在近幾年，李光耀的兒子——現任總理李顯龍還在重複其父的觀點，仍然指已故的左翼政治領袖林清祥是馬共黨員，社陣（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當年受馬共控製。
然而時間不在李氏家族一邊。五十年後的今天，英國的曆史檔案解密了。檔案顯示：當年英國駐新加坡情報機構軍情5號（MI5）研究了李光耀的報告後，稱李光耀指控社陣有共產黨滲透、企圖顛覆政府的文件是“垃圾”。老奸巨猾的英國人在新加坡殖民一百多年，他們知道社陣隻是左傾的民族主義組織而已，林清祥主張憲製觀點溫和，並沒有像共產黨那樣鼓吹暴力。
那麽，李光耀究竟為什麽要在1963年逮捕林清祥及其同仁呢？直到2013年，新加坡曆史學者覃炳鑫才在研究英國檔案局解密文件後發現，李光耀是應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的要求而展開大逮捕行動的。當時李光耀要求東姑接受新、馬合並方案及成立馬來西亞，因而和東姑合謀鏟除新加坡左派。
李光耀曾一度是林清祥的左翼同路人。五十年代初，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因代表新加坡罷工工人與政府談判而聲名大噪。時任工會領袖的林清祥結識了他，兩人共同籌劃，與1954年成立了人民行動黨。1956年，林清祥和李光耀雙雙代表新加坡去倫敦與英國殖民當局商談獨立事宜。
1954年，林清祥（右）與李光耀（左）初次相識
兩位年輕人都在旺盛年華裏走上從政之途，為新加坡的獨立做出了貢獻，他們共同創立的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大選後執政，李光耀成為自治後第一任總理。1961年，由於政治分歧尖銳，林清祥為首的左派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動黨，另組社陣，成為李光耀的政治競爭對手。當時李光耀在芳林補選遭受重挫，其政治前途岌岌可危。
這也是李光耀要下狠手陷害昔日盟友的另一重要原因。林清祥是非常出色的魅力型政治領袖，擁有廣大草根群眾的支持。李光耀曾讚美林清祥的人格，還曾預言林清祥前途無量：“他是新加坡一流的華人演說家，他將成為新加坡的下一任總理。”然而，最後的結局卻出人意外：李光耀本人成為新加坡聲名顯赫的“國父”，而比他更受人民喜愛的林清祥卻成了政治犧牲品。林清祥坐牢六年飽受摧殘，又變相流亡英國十年，後回到新加坡，在憂傷中病逝。
◎ 內安法：街頭霸王的銅節指套
以奸詐絕情的政客手段，李光耀玩天真的左派理想主義者於掌心之中。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李光耀並不否認。他曾自豪地宣稱自己是政界的“街頭霸王”，得意地說：“如果你惹怒我，我會戴上銅節指套（打人用凶器），把你逮進一個死胡同。”
也難怪李光耀會和鄧小平惺惺相惜，強烈共鳴。李光耀曾大讚鄧小平的名言“殺20萬學生保20年穩定”，公開為鄧小平“鎮壓”六四學生運動辯護，說鎮壓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很遺憾，新加坡的政治體製追隨的是英國民主體製，總理李光耀不能像中國總理李鵬一樣把坦克開上街去殺人。但李光耀在他可能的範圍內，把“街頭霸王”的角色扮演得淋漓盡致。這個霸王在鎮壓異己時，既有理論，也有惡法作為工具。
沒有其他宗教信仰，李光耀信仰的是中世紀意大利政治家馬基雅維利的理論。這種理論主張權術和謀略，為控製他人不惜使用欺詐和機會主義手段，堅信“政治無道德”。直到晚年，李光耀還在向馬基維利致敬，說：“在被敬愛和畏懼之間，我一向相信馬基維利是對的。如果沒有人怕我，我就沒有任何意義。”
那麽，李光耀怎樣才能如他所願“令人畏懼”呢？在他為爭奪、把持權力所使用的鐵血手段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是《內部安全法》。新加坡在英國殖民時期就設有安全部門，獨立後，李光耀利用這個內安法大肆迫害異己。據統計，在李光耀執政40年間，他引用內安法囚禁了2600名異見人士，很多人被長期囚禁。此外還有大批人被驅逐到國外，終身不許回新加坡。
這個可怕的內安法就是街頭霸王李光耀用以打人的銅節指套。該法為人詬病之處在於：授予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即得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那麽，由誰來認定危害國家安全呢？在李光耀看來，當然是由他和他的政府來認定。為什麽囚禁他人不須經過審判？李光耀回答是：“因為共產黨人組織能力太強且按正常程序審判效率太低。”
和中共的國安法相似，新加坡內安法可以任意拘留反對派人士，因而惡名昭彰。近年來，鄰國馬來西亞廢除了內安法，在新加坡引起強烈反響，新加坡人也紛紛要求廢除內安法。目前，新加坡政府表明會繼續保留這項法令，但隻會用來對付一些如恐怖主義之類的重大威脅。
與極端腐敗的中國政府相比，李光耀可以引以為傲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然而，從用惡法迫害異己這一點看來，自詡清廉的李光耀，卻陷入嚴重的“權力腐敗”之中。“權力腐敗”特指權力的蛻變，即權力主體濫用權力，使正常的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變。為了滿足政治貪欲，李光耀父子建立了一個唯我獨尊的“李氏王朝”，這難道不是典型的權力腐敗嗎？
◎ “冷藏行動”為何至今未能平反？
我從台灣到新加坡，我的問題也涉及這兩個國家的比較。為什麽台灣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能夠在1995年獲得政府的道歉，政府並公布處理和補償條例，而新加坡政府卻至今不承認冷藏行動是一個錯誤？
對新加坡朋友，我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中國人擁有你們這麽多自由，我們一定把“六四事件”提上國會聽證。我認為新加坡人現在就可以這樣做：在內安法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向國會提出要求開放檔案，調查“冷藏行動”這樁民怨很深的曆史事件。這樣，國會可以查證政府是否有錯誤以致犯罪之嫌疑，揭露問題所在，進行立法補救。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新加坡擁有一個議會民主製，還有近年來頗具戰鬥力的反對黨，也沒有人將這樁曆史公案向國會提出來。這裏麵有多方麵的複雜原因。
首先，新加坡和台灣不同，台灣二二八事件涉及族群衝突，本省受害者及其家屬堅持發聲，被反國民黨專製的黨外人士當作精神資源，因此他們的抗爭從未中斷，幾十年延續下來。而新加坡的冷藏行動裏沒有族群因素，在林清祥等反對黨領袖被一網打盡之後，左翼組織的聲音嘎然中止，從此一蹶不振。後來出現的反對黨已經隔了世代，並未繼承林清祥和社陣的源流，他們對為新加坡曆史上的這一大汙點似乎視而不見。
其次是李光耀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由於李光耀的親西方路線，新加坡在獨立後獲得了大量的西方投資，人民在經濟上受益，這條路線因此被認為是走對了。曆史似乎隻能由勝利者書寫，新加坡人於是患上了集體健忘症。
在一個公民素質優良的民主國家，即使政府能搞好經濟，也絕不允許他們去侵犯人權，因為人不是經濟動物，而是必須享有權利和尊嚴的公民。但是，新加坡人是被李光耀所嚴重歧視的人民。他曾在1978年對前來訪問的鄧小平說：“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是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他赤裸裸地宣稱：“至於群眾在不同時刻怎麽看待我，我認為完全不重要。”
既然視新加坡人為不值得尊重的賤民子孫，李光耀便擺出一副“受我恩惠不許忤逆”的嚴父姿態。他深知人性的恐懼與貪婪，因此利用他的宣傳機器一再重複這種觀點：“沒有李光耀，就沒有今天富裕的新加坡。”他還嚇唬新加坡人說：“我們必須把人們收監，毋須審判。”“如果不這樣做，今日國家就會滅亡。”
然而新加坡人也真的可以被忽悠，很多人居然相信李光耀如此明顯的邏輯謬誤。在這裏李光耀犯下的是“虛假兩分”的邏輯錯誤，他讓那些頭腦簡單的新加坡人相信，該國隻存在兩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麽尊重人權，要麽貧窮亡國。事實上，尊重人權與發展經濟並不是對立的，反而是互相促進的。
◎ 人民的背叛與知識分子的軟弱
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施萊辛格曾有這樣的名言：“在自由社會，焦慮驅使人民成為自由的叛徒。”在像上帝一樣英明的國家領袖麵前，住上了舒服組屋裏的大多數新加坡人感恩戴德，他們害怕失去較為富足的生活。來自政府的謊言更容易成功，因為說謊者事先知道人們恐懼什麽，希望什麽，從而引導了輿論。而普通人由於懼怕社會孤立，會對主流的優勢輿論采取趨同行動。
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現象：心懷不滿者不敢公開發表意見，不占主流的受害者及其親屬處於無助的地位，越發孤寂下去。李光耀使用各種手段打擊異議人士，鉗製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逼得反對派走投無路。這種對人權的壓製，被一些新加坡人看作是為使社會井然有序必須付出的代價。享有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新加坡人，並未隨之發展出現代化思維。
那麽新加坡知識分子呢？難道他們不應該是守護人權價值、揭開曆史真相的人？筆者孤陋寡聞，隻能從中文出版物上一睹新加坡傑出華人知識分子的陣容。首先是《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一書的編者和作者傅樹介，陳國防和孔莉莎等人，《我的黑白青春》的作者——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其次有挑戰主流曆史論述的覃炳鑫等新加坡學者。此外還有一個叫“圓切線”的批判性思想團體，那些中青年學者挖掘本國的曆史，爭奪由當權者獨占的曆史解釋權。
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
然而，敢於抗爭的知識分子在新加坡仍然是寥若晨星。按照“圓切線”的創辦者柯思仁的說法，這是因為新加坡有一個“選賢與能”製度，“這個製度長期以來為新加坡政府與相關機構吸收了大量的最優秀的人才。不過，這個製度也對民間能量的儲存與發揮，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麵效果。”這就點明了新加坡民間知識分子力量軟弱的原因。批判性思想一般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所具有的，但這些人才都被執政者網羅去了。對那些優秀人才來說，體製內的利益實在太大了。
按照賽義德的知識分子觀，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一些“諤諤之人”（nay-sayers），這些人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局外人。隻有從體製內的特殊利益之中走出來，才能堅守有關人類苦難和迫害的真理標準。但是，在現實中願意做批判性知識分子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畢竟太少了。
無論曆史進展如何緩慢，李光耀留下的威權政治遺產終將失去影響力。近幾年，新加坡人對“冷藏行動”的研究與揭露越來越多，受害者已經敢於說出自己的故事。新加坡人將從集體失憶中醒悟過來，開始正視李光耀給這個國家留下的陰暗麵，揭開長期被人捂住的曆史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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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太平洋月刊》2015年6月號
附上一張自己在新加坡遊植物園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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