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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蘇曉康的《女人一台戲》

(2018-05-25 05:11:12) 下一個

                 

            評蘇曉康的《女人一台戲》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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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人一台戲——“六十年”評說的一個側麵》一文裏,蘇曉康先生憤憤不平道:“這是一個什麽世道!”蘇曉康先生似乎認為世道不公,與一些“曆史中的女人”及其批評者有關。他說: “批評了天安門學生之後,卡瑪扭頭又去讚揚二十年前的紅衛兵。”在這篇指責卡瑪、為柴玲鳴不平的文章裏,究竟有多少事實根據?有多少正常的邏輯?筆者在此和蘇先生探討。

 

 ◎  將人物簡單分類貼上標簽

 

蘇先生說:“據說卡瑪當年也是一個‘紅衛兵’,於是電影《天安門》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電影《八九點鍾的太陽》卻竭力為宋彬彬辯護,……”

 

這一句話裏就有三處不實:1,以“據說”作為立論的依據,有失一個嚴肅作者的身份。沒有人拿出確實證據證明卡瑪加入過紅衛兵。2,《天安門》並沒有“無情鞭笞”柴玲,而隻是如實引用了柴玲自己的話。3,《八九點鍾的太陽》中有宋彬彬自己的回憶,並沒有製片人為她“竭力辯護”。

 

除了立論基礎無事實依據,蘇先生的邏輯推理也是錯的。 他使用了“於是”這個表因果關係的連詞,來斷定卡瑪對柴玲和宋彬彬采取所謂不同態度的原因。但是,即使卡瑪真的曾經當過紅衛兵,也推不出她就必然要鞭笞柴玲的結論來,這裏麵沒有因果關係。

 

接著,蘇先生給幾個人物貼上簡單化的標簽。他說:柴玲和宋彬彬兩個女學生“最大區別在於,她倆身後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集團:‘八九’學生是被殺者,紅衛兵則是殺戮者。”這種標簽法,忽視了人的屬性的複雜性和多重性。

 

紅衛兵作為一個群體,不能全部都視為“殺戮者”。他們中有的在文革中施行了暴力,有的沒有施行暴力甚至反對暴力。大部分紅衛兵還是被中共蒙蔽利用的受害者。八九學生也不全是“被殺者”。法拉奇曾說過:“即使是最崇高、最純潔的旗幟上,都沾有鮮血和糞便”。八九學運中有流血犧牲者,也有吃人血饅頭的人,不能籠統地混為一談。

 

即使把柴玲視為受害者的代表,也不能說別人就不能批評她。事實上,蘇先生自己曾在《六四解套說》一文中嚴厲批評過柴玲等人:“直到今天,誰看到那群‘廣場領袖’們,有意願為這場悲劇承擔他們自身的責任?”蘇先生還在接受采訪中,指責“學生領袖缺乏政治智慧”,並引用鄒讜教授的話,說學生是“恐懼造成的激烈,不顧後果。”

 

 ◎ 紀錄曆史的兩種方式同具價值

 

批評卡瑪的人往往要將王友琴拿來做對比,蘇先生也不例外。他說:“王友琴固執地‘考古’紅衛兵的暴行,絲毫不顧及他們的‘理想主義’濫調,那卻是卡瑪所讚揚備至的。”

 

事實卻是,卡瑪並沒有在記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裏“讚揚備至”紅衛兵。恰恰相反,影片揭露了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剖析了將革命暴力浪漫化的黨文化及其對青少年的影響,講述了不同家庭出身的一代青年人,如何由盲目熱衷革命轉變為獨立思考的心路曆程。 如果說影片讚揚了什麽人,那就是遇羅克,一位走在時代前沿的思想者。影片以大量的篇幅記述了遇羅克的事跡,以及他被共產黨的國家暴力殺害的事實。而這一點是卡瑪的攻擊者們從不提及的。

 

卡瑪的解說詞精煉雋永,充滿了批判精神。她沒有用革命大批判式的語言去譴責什麽,其冷峻的反諷卻比簡單化的聲討更為深刻有力。

 

卡瑪和王友琴采取的是兩種不同的紀錄曆史的方式。王友琴搜集文革死難者的材料,建立“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而卡瑪的記錄片則試圖從曆史大背景的視角拍攝,上溯下延,時間跨度縱橫數十載,發掘文革的內涵及其根源。這兩種方式各有其特點和價值。

 

◎ 政論片不是唯一的電影手法

 

紀錄片製片人不是教堂裏聽人懺悔的牧師,他們讓那些曾是紅衛兵代表人物的人講述自己的經曆,是為了給曆史留下紀錄。他們如實展現革命的場麵,是通過再現過去那令後人難以想象的政治、文化氛圍,來講述個人命運的曲折,展示文革、以至更久遠的中國曆史的複雜軌跡。影片揭示了人性中陰暗的一麵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得以惡性膨脹。與人類曆史中多次先例一樣,文革中的罪惡往往是借著冠冕堂皇的詞語、打著正義的旗幟而得以實行的。 盡管卡瑪的作品也難免局限和不足,但她這種求真曆史的努力是難能可貴的。

 

筆者在歐洲看過大量的曆史記錄片,一些反映納粹時代的記錄片如實展現納粹活動的場景,希特勒的演說。那樣的曆史擺出來就夠荒謬透頂了,並不需要製片人再去口誅筆伐。從美學角度看,上乘的創作者知道如何讓作品本身去說話,尊重觀眾的判斷力,給觀眾留下思考的餘地。作品的深度表現在它所揭示的矛盾和問題,而不在於它擺出無所不知的架勢,提供簡單的答案。

 

當年,蘇曉康等人的電視片《河殤》就是一個主題先行的政論片典型。製片人先有“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觀點,然後再尋找鏡頭組合史實。蘇先生的影片在當時的條件下自有其特定的價值,但對卡瑪等人重客觀而不對觀眾說教的拍攝方式,蘇曉康先生似乎很難理解,所以才會寫出這篇冷嘲熱諷、充滿事實與邏輯錯誤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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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動向》雜誌2009年10月號

 

附蘇曉康原文:

                  女人一台戲 

                ─「六十年」評說的一個側麵 

                  (美國) 蘇曉康 

 

今年檢點“新中國”六十年史,讓我們先來檢點一番這裏麵 的“女史”,或許別有一番風景。毛澤東說他這輩子就幹了兩件事:打蔣介石和鬧文革,隻有後麵這一件屬於“六十年”之內,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遜色於女人;還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學生打死了她們的女校長,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後的“六四”,其象征是個“民主女神”,偏偏絕食總指揮也是一位女學生。我這麽強調女性,倒不是用來討好“女權主義”,而是,對這些“曆史中的女人”的批評者們,也都是女人。你說奇不奇? 

 

上述這些“女史”細節,你隻管把它們簡單地排列起來,不去做任何分析,就會發現,期間有一種看不見的神秘關係。不過,我現在連排列也省了,因為美國紀錄片女製作人卡馬·韓丁的兩部片子,恰好把這部“女史”神奇地勾連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許是無意的,則更說明某種內在聯係避不開。 

 

兩部紀錄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門》和《八九點鍾的太陽》 ,其內容無須贅述。在時間順序上,有點顛倒,《天安門》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說它——卡瑪在這裏是一個批評者,她的鏡頭裏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動地展示絕食總指揮柴玲“讓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實了八九學生領袖的“激進”。但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評柴玲,我記得最早一位,是剛從秦城釋放就來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裏,波士頓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現,“要判柴玲重罪”,這其實是《天安門》紀錄片的一個劇本草稿,那裏的“法官”多數也是女人,有的後來就是紀錄片裏的“受訪者”,其潛台辭是,政府(黨)被學生逼急了,好像鄧小平沒有退路。 

 

“符號”“化身”的“合成” 

 

批評了天安門學生之後,卡瑪扭頭又去讚揚二十年前的紅衛 兵,片名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這倒還在其次;我們實在沒弄懂的是,那些紅衛兵不是鄧小平最痛恨的嗎?因為他就是把柴玲他們當作“紅衛兵”,才下了狠手。可是,最早的紅衛兵都是他們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紅衛兵”,特別是所謂“西糾”,搞“血統論”的那一夥,“紅八月”裏殺人不眨眼,卡瑪的電影裏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著臉在鏡頭裏說話——三十年前她那個中學裏的女紅衛兵們,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長卞仲雲,而鄧小平有個女兒也是那裏的一個女頭頭。 

 

“紅衛兵”與“八九”學生,前者批評後者——據說卡瑪當年也是一個“紅衛兵”,於是電影《天安門》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電影《八九點鍾的太陽》卻竭力為宋彬彬辯護,說她“背黑鍋”——是她上天安門親手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箍,老毛賞賜她一句“要武嘛”,一錘定音將“紅衛兵”跟暴力掛鉤,也是封賞施暴的特權給高幹子弟們(“西糾”“聯動”)。假如卡瑪同情一個女孩子,解讀這段曆史乃是老毛讓宋彬彬背了“黑鍋”,那麽她會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紀和經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嗎?她不也給柴玲扣了一口“黑鍋”? 

 

卡瑪對記者說:“宋要武”成了一個“合成人物”(com posite figure),成了一個符號,什麽壞事都安她身上,變成一種神話,變成“文革”中紅衛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瑪難道不是把柴玲當作一個“符號”和“化身”來處理的嗎?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兩段相隔四十分鍾、對兩個記者講的話,剪輯在一起。 

 

對紅衛兵及其曆史的清算者 

 

其實,兩個女學生都是時勢造成的“公眾人物”,都逃不脫 “符號化”而被世人評說。但是最大區別在於,她倆身後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集團:“八九”學生是被殺者,紅衛兵則是殺戮者。末了,卡瑪也免不了被世人評價,因為那兩部著名紀錄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為毛澤東的專製和屠殺大唱讚歌,這是不是也算一種“血統論”呢?這是“文革遺產”,她所歌頌的東西,最終報複到她自己身上。 

 

對紅衛兵及其曆史的清算者,也是當年的一個女學生,但她 從來不曾是一個“紅衛兵”,今天看來,這點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王友琴固執地“考古”紅衛兵的暴行,絲毫不顧及他們的“理想主義”濫調,那卻是卡瑪所讚揚備至的;而卡瑪又絲毫看不見“八九”學生的“理想主義”,卻圖解他們心懷叵測。“理想主義”無法當作一種事後的辯解,看來是批評者的一種邏輯。“八九點鍾的太陽”不就是想給“紅衛兵”塗抹一層矯情的“理想”光暈嗎?自然,也是順便給西洋人開一開“東洋葷”。 

 

六十年橫跨毛鄧兩代,留下的幾乎隻有血跡,以及年輕人的 躁動。這是一個什麽世道! 

顛倒的不僅是時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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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動向》雜誌2009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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