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嶽飛問題，③農民起義，④王安石變法，論文也大多集中於這四個課題。
1978年6月8日，吳泰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著，鄧廣銘、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曆史上宋江的麵貌》一文，在當年《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發表《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關宋江問題的大論戰由此展開，曆時約4年之久，成為大陸宋史學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風景線。吳泰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受教於鄧廣銘先生，故而這場論戰被有些人稱為“學生與老師的論戰”，引人注目，得到當時整個史學界的關注。
有關宋江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40年代，餘嘉錫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認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張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誌銘》為據，認為宋江之降是詐降，並且未征方臘。但是，客觀地講，70年代末的論戰並非餘、張之爭的繼續，而是“文革”後期評《水滸》運動的餘音，所以爭論的問題“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臘？”也帶有濃厚的“文革”中評《水滸》運動的風格。
吳泰繼《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後，在1979年第2期《中國史研究》上又發表《再論宋江的幾個問題》一文，堅持認為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過方臘。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論叢》發表《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觀點與吳泰一致。鄧廣銘等人則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報》上發表《再論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會科學戰線》發表《就有關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臘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鑒定問題答張國光君》，堅持認為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沒有打過方臘。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針鋒相對，引發了史學界的極大興趣，很多人撰文參加討論，但是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服，雖然發表了幾十篇文章，但仍未解決問題。1981年第1期《中華文史論叢》，發表了馬泰來《從李若水的〈捕盜偶成〉詩論曆史上的宋江》一文，該文據李若水的《捕盜偶成》詩（《忠湣集》卷2），認為這是當時人記載，鐵證如山，證明宋江確曾投降。鄧廣銘先生看到馬泰來之文後，於1982年第4期《中華文史論叢》發表《關於宋江的投降與征方臘問題》一文，承認宋江確曾投降，但仍否認宋江打過方臘。至此，大論戰暫告結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論，但宋江是否打過方臘，則仍無定論。時過境遷，此後這個問題日漸淡出人們視野，不見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嶽飛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個熱門話題。1978年6月，杭州大學在陳樂素主持下，召開學術討論會，座談嶽飛的評價問題。這是針對“評法批儒”中對嶽飛的貶低和攻擊而進行的撥亂反正。一時間，有關嶽飛的論文充斥報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論嶽飛》（1978年），吳泰《應該恢複嶽飛的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論民族英雄嶽飛》（1979年），史平《略論民族英雄嶽飛》（1979年），周寶珠《嶽飛冤獄及其平反昭雪前後的鬥爭》（1979年），汪槐齡《論嶽飛的愛國主義》（1979年），鄧廣銘《“黃龍痛飲”考釋》（1979年）、《〈鄂王行實編年〉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嶽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1980年）、《嶽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1981年）、《論秦檜是殺害嶽飛的元凶》（1981年）、《關於嶽飛的幾個問題》（1981年）、《再論嶽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樁大冤案〈嶽飛慘遭殺害始末〉》（1982年）、《紹興八九年內秦檜的賣國降敵和嶽飛的堅決反抗》（1982年），王曾瑜《嶽飛之死》、《嶽飛幾次北伐的考證》（均1979年）、《關於嶽飛的家世》（1980年）、《嶽家軍的兵力和編製》（1981年）、《嶽飛第一次北伐的考證》（1981年），王繼烈《評嶽飛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棟《〈嶽氏宗譜〉和嶽飛後代》（1980年），王瑞來《曆史上的嶽飛與小說中的嶽飛》（1981年），豫嵩《關於嶽飛的評價問題》（1981年），龔延明《也評嶽飛的忠君思想》（1981年），張雲霄《嶽飛與趙構的鬥爭》（1982年），劉大有《吳玠與嶽飛》（1982年）等。龔延明出版了專著《嶽飛》（1980年），鄧廣銘出版了增訂本《嶽飛傳》（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嶽飛新傳》（1982年）。這時的嶽飛研究，主要還是著眼於為嶽飛恢複名譽，撥“文革”之亂而反之正。由於嶽飛的地位和影響，此問題以後一直有人從事研究，還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規先生擔任會長的中國嶽飛研究會，召開過多次國內與國際研討會。
在這一時期，有關宋代農民起義的研究仍是熱點。著作有白鋼《〈鍾相楊幺佚事〉及其史料價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順起義考述》（1978年），四川大學曆史係編《王小波李順起義史料匯編》（1978年），楊渭生《方臘起義》（1980年），安徽師大曆史係《方臘起義研究》（1980年），白鋼、向祥海《鍾相楊幺起義始末》（1980年）等。《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也應運而出，1979年至1982年間共出了4輯，其中有關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論文則有：邱鳴皋《略論方臘起義的社會背景》（1977年）、《方臘起義大事記略》（1977年），雛飛《談談方臘起義的口號問題》（1978年），吳泰《關於方臘評價的若幹問題》（1979年），陳振《方臘起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1979年），楊渭生《〈容齋逸史〉獻疑》（1979年），朱瑞熙《論方臘起義與摩尼教的關係》（1979年），陳得芝《關於方臘的所謂“漆園誓師”》（1979年），朱瑞熙《“三麵保義”辨》（1980年），吳泰《方臘出身問題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獨醒雜誌〉與方臘起義》（1980年），李裕民《方臘起義新考》（1980年），楊渭生《關於方臘起義若幹問題的再探索》（1980年），張海鵬、楊國宜《方臘研究中幾個問題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關於〈容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臘起義軍攻占州縣考》（1981年），白鋼《“聖公”考》（1981年），邱鳴皋《有關方臘的一則資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幾個問題》（1979年），吳天墀《王小波李順起義為什麽在川西地區發生》（1979年），周子雲《王小波、李順裏貫起義發祥地考辨》（1979年），閻邦本《關於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幾個問題》（1980年），魯陽《王小波李順起義的起因是“販茶失職”嗎》（1980年），楊繼忠《〈老學庵筆記〉中王小波“自言”的兩個問題》（1981年）。鄭從周《談鍾相楊幺起義的特點》（1979年），李文彬《“車船”、“拍竿”及“木老鴉”考》（1981年），曹典禮《鍾相起義事略》（1981年）。三大起義之外的有關文章有：陳守忠《試論北宋初年四川地區的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1978年），關履權《宋代的茶禁和茶戶、茶販的反抗鬥爭》（1978年），張明福《試論北宋慶曆年間的兵變》（1980年），向祥海《範汝為起義簡論》（1980年），裴汝誠《關於李金起義的幾個問題》（1980年），溫嶺（陳高華）《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戶暴動》（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義》（1981年）等。在這幾年間，農民起義的研究承接解放後的研究餘緒，熱鬧非凡，爭論頗多，形成一個高潮，並且成立了中國農民起義研究會。但進入八十年代後，日漸衰微，研究者也日逐減少，中國農民起義研究會的活動，也最終停止了。
在“文革”時的“評法批儒”中，被認定為“法家”的王安石，風光熱鬧地被討論研究著，有關文章十分之多。鄧廣銘的《王安石》一書，也有幸在1975年改寫後出版。“文革”結束後，王安石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仍是熱門。《文史哲》1977年第4期發表了吳泰《關於王安石變法的幾個問題——駁“四人幫”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謬論》、朱瑞熙《四人幫歪曲王安石變法曆史的險惡用心》兩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吳泰《王安石的曆史遭遇和四人幫的罪惡用心》一文，由此揭開了在王安石問題上撥亂反正的一頁。其後，穀霽光有《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1978年），裴汝誠有《關於〈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的通信》（1978年），鄧廣銘有《從一篇黑文看羅思鼎們對宋史和王安石變法的懵懂無知——對〈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的批判》（1978年），顏中其《王安石變法同北宋封建社會各階級的利害關係》（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協性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繼刊發。1980年，王曾瑜在《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刊出《王安石變法簡論》一文，洋洋數萬言，全麵否定了王安石變法，引人注目。1980年發表的有關王安石的論文還有：薑國柱《論王安石》，陳守忠《王安石變法與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寧年間宋遼河東邊界交涉研究——王安石棄地數百裏說質疑》、《最早誣蔑王安石棄地的不是邵伯溫而是蘇轍》，楊渭生《王安石在鄞縣的事跡考略》，穀霽光、穀遠峰《王安石經濟思想若幹問題試析》，林岑《略論沈括與王安石的關係》等。其後，有關王安石的研究轉入了正常軌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熱門課題，以此為碩士課題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與評價都有了較大變化，更加貼近曆史實際。
除上述四大熱門課題外，發表的論文有研究宋代社會經濟特別是租佃製的發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趙普、韓侂胄、司馬光、朱熹、範仲淹、曲端、餘玠、楊家將等人的，還有研究宋金戰爭的，但比起四大熱門來說，還嫌得薄弱與不足。
? 總起來說，這一階段，雖隻有四五年時間，但論文數量與研究者數量相比的話，是相當驚人的，這是對文革時期“萬馬齊喑”局麵的一種反動，對重獲學術研究權力的一種興奮。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是其後學術發展的先聲，是我們應當記住的。
3.第二階段：1982—1987年
第二階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個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宋史人才的培養與中國宋史研究會的成立壯大。
1981年，“文革”後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畢業，開始進入宋史研究隊伍。這一批人後來大多成為宋史研究的骨幹力量，如蘭州大學的葛金芳，杭州大學的何忠禮、周生春，中國社科院的張其凡、上海師院的蕭魯陽、李偉國、呂友仁、朱傑人、俞宗憲，開封師院的魏天安、穆朝慶、劉坤太、張德宗等人。自此以後，每年都有研究生畢業，宋史研究隊伍不斷有新鮮血液輸入，使宋史研究的隊伍日益擴大。
據國務院學位辦公室的統計，1987年，曆史學分為14個專業，全國有權授予博士的學科、專業點共計67個，導師115人。其中，中國古代史中有博士點17個，為各專業之首（其他專業均不到10個），導師37人（其他專業最多15人）。專門史有博士點8個，導師9人。這些博士點和導師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導師有中國古代史的北京大學鄧廣銘，河北大學漆俠，杭州大學徐規，專門史（唐宋經濟史）的雲南大學的李埏。共計4個點4名導師而已。這10年間，宋史的博士點基本沒有增加。
在這10年間，大陸宋史研究的隊伍已增多達幾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學的鄧廣銘先生，在80年代創建了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成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鄧廣銘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後又招收了5屆，培養出周生春（1982級）、楊若薇（1983級）、陳植鍔（1984級）、包偉民（1985級）、羅家祥（1986級）等5位博士。他治史強調基本訓練，將“年代、地理、職官、目錄”作為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四把鑰匙”。鄧廣銘治史勇於創新，敢於以精微的論證，推翻前人的定論，無論是他對嶽飛、辛棄疾、陳亮等的研究，還是對《宋史》的《職官誌》和《刑法誌》的考正，都反映了這種特點，他對辛棄疾的研究，更是實現了傳記、年譜、詞與詩文的完整組合。他校點增訂了《陳亮集》（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