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肮髒戰爭”期間，阿根廷安全部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抓捕一名青年。
就算是最有能力的獨裁者也無法獨自統治。
在俄羅斯，普京需要他親手挑選的寡頭圈子；在伊朗，革命衛隊及其商界盟友保護著政權的權力；歐爾班在幾位關鍵法官、政治執行者和友好財閥的幫助下，將匈牙利轉變為一個“民選專製政體”。但要真正執行鞏固和維持權力的肮髒工作，這些領導人還依賴數量龐大得多的中下層人員：軍官、秘密警察和官僚。
然而，直到前不久，研究人員還很少關注領導人如何說服和招募基層人員來配合其要求。精英階層保持忠誠的動機已經被廣泛研究，但普通基層人員仍然像是一個黑箱。在缺乏真實數據的情況下，研究人員往往傾向於假設他們之所以合作，是因為意識形態極端主義、對迫害的恐懼，或者是兩者的結合。
基於1970年代和80年代阿根廷“肮髒戰爭”的一組非凡數據，新的研究提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研究發現，世界各地職場人士熟悉的職業壓力——渴望重振停滯不前的職業生涯，或者獲得一次小小的晉升——足以激勵中下層官員違背職業義務、基本規範乃至最基本的道德。研究表明，做出這些決定的人既不是極端分子，也不是受害者。他們通常隻是尋找出頭之日的普通打工人。
德國政治學家亞當·沙爾普夫和克裏斯蒂安·格拉塞爾合著的新書《在獨裁政權中謀求職業發展》(Making a Career in Dictatorship)讀起來就像是將漢娜·阿倫特關於“平庸之惡”的觀點與商學院關於如何充分激發低績效員工潛力的指南結合在一起。
他們對阿根廷政變和強迫失蹤時期的軍隊進行了深入研究，發現低績效者（他們稱之為“麵臨職業壓力”的個人）充斥於秘密警察隊伍。該書表明，這份工作使他們能夠“繞過”常規的軍隊層級製度，獲得他們原本無法企及的晉升和職業成功。
事實證明，潛在的威權統治者不需要用意識形態上的死忠分子來充實政權，也不需要提供極端的誘惑或是施加嚴厲的懲罰，就能成功奪取權力。他們隻需要弄清楚如何鎖定他們理想的勞動力群體：那些受挫的平庸之輩。
他們的結論對世界上正在苦苦應對民主穩定性問題的國家（包括美國）具有啟示意義。
一份關於平庸的數據集
當沙爾普夫還是一名年輕的博士生時，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論文研究。有一次，他在一家咖啡館與一位政府官員交談時，對方隨口說出了一句決定性的話。這位官員說，在軍事獨裁時期，為政權幹最肮髒勾當的情報官員“基本上都是白癡”。
起初，沙爾普夫以為這個人隻是在罵人。但他很快意識到，這位官員說的是真話——在他看來，軍政府的秘密警察確實是一群無能的失敗者。
回到德國的大學後，他向同事格拉塞爾提到了這次討論。兩人都從中看到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可能性。他們決定深入探究。後來，阿根廷公布了自19世紀末以來所有軍官的畢業排名、晉升和退役信息，這意味著識別和追蹤其中的低績效者成為可能。而且，由於在“肮髒戰爭”期間，秘密警察工作主要由陸軍601情報營負責，研究人員可以準確地追蹤哪些軍官加入了該部隊、他們在那裏待了多久，以及他們的職業生涯情況如何。
在“肮髒戰爭”期間，那些因國家安全部門而“失蹤”者的母親和親屬在抗議。
數據顯示，那位官員隨口說的話確實沒錯。在大多數情況下，阿根廷軍隊實行的是任人唯賢的“不進則退”製度。早期表現不佳的軍官會落後於同齡人，最終被迫退役。但601營提供了繞過這套精英體製的迂回路徑：低績效者可以調入秘密警察部隊，在那裏待上幾年時間，獲得晉升，然後返回正規軍，往往還能超越那些一直留在正規部隊的同僚。走這條迂回路徑的人，最終往往比留在主流軍事單位的同類人員擁有更長的職業生涯、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養老金。
政權如何依賴“忠誠的失意者”
當然，在通常情況下，要全麵了解一個政權裏的“髒活執行者”究竟是誰、他們從事這些工作的動機是什麽，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實際上並不存在能夠與格拉塞爾和沙爾普夫關於阿根廷的研究進行對比的全麵的數據集。
然而，現有信息表明，其他國家可能也出現過類似的模式。例如，格拉塞爾和沙爾普夫發現，納粹官僚體係構中的上級官員非常善於利用職業晉升壓力，為別動隊招募指揮官。別動隊是在東歐執行“子彈大屠殺”的流動殺戮隊。許多被招募者都存在某種劣勢，例如因紀律處分而留下不良記錄、“種族純潔性”存疑，或者缺乏軍事與警務經驗。而在殺戮隊中的賣力表現則有助於他們改善自己的職業前途。
格拉塞爾和沙爾普夫寫到，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1937年“大清洗”期間殺害數十萬人的秘密警察機構NKVD——“刻意招募那些正規技能和知識水平低下的人”，他們的教育程度往往不超過小學。高級指揮官通過在各個部門之間挑起競爭、看誰能逮捕更多人，來培植下屬對失敗的恐懼。
在當代，威權領導人往往借助選舉贏得權力，隨後再逐步拆除製衡機製，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這一過程通常遠不及阿根廷軍政府或斯大林時期NKVD那樣充滿血腥暴力，但隨著時間推移，它會對政治競爭和言論自由造成嚴重的壓製。
1943年，在卡廷森林的一處萬人坑中進行挖掘工作，斯大林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曾將約2.2萬名被其殺害的波蘭戰俘的遺體拋棄於此。
密歇根州立大學研究民主倒退問題的政治學家埃麗卡·弗蘭茨表示，盡管每個國家都各有特色，但這一過程往往遵循一種模式。弗蘭茨說，最開始，當選的潛在威權者常常將“忠誠的失意者”任命到重要崗位，讓他們對自己攫取權力的行為“蓋章放行”。她說：“領導人知道，如果一個人沒有太多別的職業出路，他就更容易保持忠誠。所以，所以當我說‘失意者’的時候，某種意義上真的是字麵意思。”
美國的情況
對美國人來說，這並非純粹的學術問題。許多專家擔心，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內，美國民主製度的衰敗跡象似乎正在明顯加速。
弗蘭茨認為，特朗普的執政方式與她研究過的一些“民選威權領導人”存在相似之處。雖然特朗普並不是共和黨的創建者，但過去十年裏，他已經把共和黨重塑成了一個高度圍繞個人運轉的政治組織。而且，他的一些內閣成員與政治任命官員——尤其是在第二任期——看起來也符合那種忠誠失意者的模式：他們的履曆不太可能在其他任何政府中為他們謀得類似職務。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4月舉行的最後一場競選集會上。盡管他已在司法係統、新聞媒體等各個領域安插了親信，還是在選舉中落敗。
弗蘭茨說，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明顯試圖對武裝部隊、聯邦調查局和移民與海關執法局進行政治控製的舉動，即便與其他國家的情況相比，也顯得尤為令人憂慮。她說，民選領導人對安全機構“動手腳”，“通常意味著一個體製已經完成向威權主義的轉型”，而不僅僅是民主正在衰退。
格拉塞爾和沙爾普夫擔心，特朗普計劃擴大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規模，可能會使其成為那些能力平庸但野心勃勃的人通過“繞道晉升”獲得發展機會的理想場所，這些人可能繼而被調遣用於反民主目的。這種擔憂之所以格外強烈，也與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時發生的國會山騷亂有關——盡管那次行動的參與者還隻是一個組織較為鬆散的忠誠者群體。
兩位學者表示，一個領導人若想建立一支忠誠的安全力量，通常會采用這樣一套劇本：首先，建立或改造一個機構，使其成為職業晉升的“第二階梯”； 然後，為這個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同時降低進入門檻，以此向那些在別處謀不到出路的人發出機會信號。（削減其他政府部門職位或壓縮預算，也會擴大潛在招募對象。）接下來，領導層再向這條“第二階梯”上的人釋放“免責”信號，讓他們相信，自己不會因為不當行為而麵臨後果。
這屆政府似乎正在一一對應，盡管特朗普的真實意圖尚不明朗。（特朗普曾公開談及違反憲法謀求第三任期，並貶低選舉的必要性。）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目前仍是針對移民的的執法力量，但正處於大規模擴張之中——若當前的撥款法案獲得通過，其預算規模將使其他聯邦執法機構相形見絀。特朗普政府已大幅裁減其他聯邦機構的工作崗位，導致數千人失業，或人心惶惶地擔憂自己即將步其後塵。政府高層官員——包括副總統萬斯和特朗普的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在移民官員於今年1月在明尼阿波利斯打死一名抗議者後，明確向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官員人員承諾“豁免權”。
與此同時，成為一名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探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前培訓學院教官瑞安·施萬克今年2月在國會作證稱，新學員“畢業時，培訓人員普遍擔心，即便到了培訓最後階段，他們也依然無法證明自己真正掌握了執行任務所需的戰術與法律知識”。如今，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招募對象隻需完成九項實操考試即可從培訓學院畢業，而根據2021年7月的培訓大綱，列出的考試項目為25項。對於一個想要出人頭地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個不錯的職業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