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的領導下，2021年中央公布了“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肯定了81年的這個說法，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說文革是十年內亂，對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建國以來最大的損失。這個決議也說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所以這個說法沒有改變。

但是2021年的曆史決議和1981年有一個很大的區別，81年的曆史決議要給黨和人民解釋，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和說明文革具體的“冤假錯案”。但是2021年的曆史決議，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他要強調黨100年曆史的這些偉大成就，所以他雖然還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不願意再談那些事情的細節。

原因在哪裏？我覺得，他們也知道，這個對共產黨很不光榮。比方說，北京的紅衛兵運動，1966年的“紅八月”的時候，那些名牌大學、名牌中學的學生曾經打死老師；然後在“破四舊運動”中，那些群眾破壞了中國很重要的文物等等。黨內的鬥爭發展到群眾兩派武鬥，這個過程中在一些地方，可以說發生了內戰，死了不少人。所以今天的領導人認為還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們可能擔心年輕人和人民知道太多具體的事情。

德國之聲：習近平和他的家庭也是文革受害者，父親習仲勳曾被打到，他本人被迫下鄉勞動。有過這樣經曆，他在掌權後，中國人對文革、對毛的批評性反思反而受到了加大的壓製，如何能從他個人角度解釋？您覺得文革對習近平產生了什麽影響？

文浩：這個很難說，實際上他談了這個事情不多。文革結束以後上台的領導人大部分都是文革的受難者，包括鄧小平。他們可能是從黨的利益考慮一些問題，比方說鄧小平可能有很多原因，要徹底否定毛澤東，當時黨內也討論過要不要搞一個“去毛化”，像蘇聯的“去斯大林化”一樣，但是最後他們決定說，毛澤東犯了一些錯誤，但是他還是偉大的革命家。如果完全否定，共產黨的合法性會受影響。

習近平的生活中，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他文革的時候在農村插隊的經曆。現在官方的宣傳特別美化那段時間，說習近平當時就是跟普通老百姓、普通的農民接近啊，跟他們一起生活，他特別了解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變化，因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特別在80年代，在很多的書和回憶裏，認為經曆插隊的知青是“失落的一代”，因為那些知青沒有機會上大學，沒有機會學習等等。但是在今天的中國，那個話語已經改變了。一個說法是“青春無悔”，對嗎？可能也跟政府搞的那些宣傳有關。

習近平多次提到所謂的曆史虛無主義的問題，就是說一些人會利用共產黨犯的錯誤否定那些成就。他也幾次談過蘇聯解體的的問題，說當時戈爾巴喬夫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讓人民公開討論十月革命和黨史問題，不少人開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習近平也認為蘇共自己破壞了它的威權和合法性。他要避免在中國發生同樣的事情。所以曆史錯誤可以討論，但是政府一定要控製規模和範圍。

德國之聲：現在中國政府對這個話題討論的控製，是以一種什麽樣的規模和方式體現？

文浩：我覺得跟十年以前比，可以說一個是在大學裏有變化。以前的學者可以在小規模下研究文革，在課堂上討論、安排些專題研討啊。現在這個就很難，特別是年輕的學者，現在多開始選擇那些不敏感的題目，不少史學家都轉到清史和民國史，因為不包括49年以後曆史。

敏感話題越來越多。比方說十年以前，還有一些文革經曆者安排一些討論。比如有一本雜誌叫《記憶》，很多的作者是以前的知青，紅衛兵、造反派，他們要反思文革。一段時間裏，他們那種小規模討論還在繼續。但是後來，那些編輯大部分都離開了中國。現在他們在美國出那本雜誌。所以這個規模越來越小。

另外一個問題是親曆者逐漸老去，很多經曆者文革開始時可能二三十歲，現在多是七八十歲以上，一部分人當然已經去世了。那段曆史的經曆者，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所以如果他們不在了，不知道由誰來提那些問題和進行反思。

德國之聲：一些學者和活動人士在海外進行的一項工作是，搜集官方敘事以外的中國曆史，包括文革曆史的原始資料。比如“民間檔案館”、以及宋永毅先生的“文革數據庫”。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氛圍下，您如何評價這類工作的意義。

文浩：文革實際上是一個很特殊的曆史時代。特別是從66年秋天到68年間，那段時間中央政府不完全能控製那些群眾運動，所以當時很多群眾組織他們就亂發內部資料啊、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啊，有自己的小報。然後80年代的時候，一段時間有很多資料被當廢紙賣到二手市場，政府當時也不怎麽管這個事情。所以文革的資料很多是在民間的手裏。

這跟文革之前和之後不一樣，此後政府很嚴格會控製檔案館係統。有的時候可以查到地方檔案，但是中央的檔案大學的學者都是查不了的。所以我覺得，這方麵文革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的題目。你剛才說過一部分的資料已經在國外，一個是宋永毅和他的朋友建了一個很大的數據庫，另外還有在德國弗萊堡大學有一個公開的網絡數據庫，裏邊有很多關於80年代平反冤假錯案的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還是有，很多人可以用，來寫博士論文、寫書。我覺得在中國還有不少人收集那些民間資料，當然比以前有難度。但其實，特別是關於文革初期，我們有很多的資料，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很多年輕人現在不關心這段曆史，或者不敢做研究，所以實際上做研究的人太少了，我覺得這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說到年輕人不關心這段曆史，是不是也因為他們很少能看到公開發表的新內容，也許隻能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碎片化的，個人懷舊式的東西。這會不會造成一種認知上的缺失或偏差？

文浩：我覺得比方說在嗶哩嗶哩還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內容。你搜索“文革”，它沒有結果；但是你比方說搜索那些受害者的名字，還是有不少有意思的影片。當然也有一些人懷念文化大革命，特別是那些新毛派，有的人對中國的現在的社會情況不滿，覺得貧富差異太大、年輕人找不著工作等等。但是我覺得那些新毛派的聲音和範圍，官方也在控製。

我覺得官方也不想讓人們了解文革66年、67年的那些情況，群眾開始造反批鬥幹部啊，就是說老百姓可以不聽地方幹部的話，用毛澤東的輿論呐，“造反有理”呐這些話語。這個官方也要控製，不支持。包括那些新毛派一部分也是反對今天的政府，一部分是擁護的，他們也有一些內部衝突。

我發現包括在西方。不少學者也已經對文革基本的曆史沒有太深刻的認知，他們覺得啊，文革就是北京66年的“紅八月”，學生打死老師啊，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最殘酷的武鬥發生在比方說廣西、四川、安徽，山西，浙江，在一些地方軍隊內部有分裂，打起了內戰。

現在有一些新的研究，關於文化大革命什麽時候最多的人非正常死亡，其實不是在66年紅衛兵搞“紅色恐怖”的時候，而是在所謂的“綠色恐怖”時，在68年的時候，在軍隊領導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後那時候很多人被逮捕槍斃。我覺得這是在中國最敏感的話題，討論軍隊在文化大革命裏的角色。

德國之聲：當今中共對社會的全麵管控、意識形態宣傳以及個人崇拜，讓很多人覺得這個是有濃厚的文革印記，甚至有個說法叫文革2.0或者“二次文革”。您怎麽看這個說法？

文浩：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我覺得文革中的中國社會和今天的很不一樣。文革中隻有一種意識形態，那就是對毛澤東思想，你不管有什麽想法，你不管有什麽利益，你都必須應用。同時也有民間的個人崇拜，他們隻是用毛澤東的話，比方說為了鬥幹部啊。當然也有中央政府安排的個人崇拜，比方說為了讚揚毛澤東，林彪當時在其中有很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很多中國人還是有機會看到世界。在中國當然有官方的宣傳，但是還有其他的新儒家、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這些都還存在。另外習近平也不是一個理論家，我覺得官方宣傳的習近平的思想理論體係是無法跟毛澤東相比的。

習近平剛上台以後，好像有一些官方搞的個人崇拜的現象。但是我覺得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好像發現，可能這個對政府不太有利，因為覺得不少人也不把它當一回事。比方說，官方宣傳的書“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裏麵的一些說法，就變成了玩笑。所以我覺得，在21世紀，如果要搞這種個人崇拜，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文浩（Felix Wemheuer），漢學家、文革曆史研究專家，德國科隆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專業教授。著有《饑荒政治: 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7年）、《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社會: 共產黨如何改變中國階級與人民麵貌？》 (台灣商務印書館, 2024年）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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