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補貼的生意？中介盯上剛畢業的大學生

來源丨鹽財經[ID：nfc-yancaijing]

政府真金白銀地支持創業，卻滋生了一條灰色產業鏈。

在小紅書等平台，各類“×老師”一邊推出杭州政府補貼如何申請的科普帖，一邊做暴利的中介生意。他們不僅收“輔導費”，抽取大學生創業者取得的政府補貼的提成，有的還建議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學會包裝自己、編造經營數據，像薅羊毛般薅政府補貼。甚至，他們慫恿年輕人成立空殼公司、拿補貼以後再注銷。

〓在網絡平台上有不少關於政府補貼如何申請的科普帖

“10個大學生項目9個是空殼公司。”曾有中介如此形容。

在豐厚的創業補貼的“誘惑”之下，“套補”“騙補”“薅（政府）羊毛”的心理，同時存在於各類杭州創業中介與部分創業者之間。一位杭州求職者在2025年2月發帖稱，她在招聘軟件上求職時，遇到了初創公司。負責人告訴她，想讓她做公司法人。

這個創業公司給出的理由是，他們想要借其畢業不滿5年的身份“鑽空子”，讓她當法人，從而申請到杭州創業場地補貼。

事實上，鹽財經調查發現，在這條發展了多年的針對大學生補貼的中介產業鏈上，擁有更完善法律專業團隊的中介機構，成為了利益鏈上的最大獲利者。許多大學生因參與了灰色產業鏈，多數時候在沉默、自認倒黴。他們卻不清楚，自己完全有理由伸張自己的合法權益。

學習誇大

“路總，上午好，新的一周冬寒乍暖，喜氣發財。”

“路總，周五愉快，周末天氣不錯，保持好心情。”

2024年12月，路冉剛成立自己公司僅幾天，就收到了一通電話。

電話裏的人管她叫路總，問她是否已經成立公司，告訴了她一個不曾了解的信息差：“杭州大創補貼。”兩人此後添加了聯係方式，對方自稱“F老師”，實則是補貼中介，此後經常對她噓寒問暖。

路冉在杭州念大學，2021年畢業，公司的經營許可證寫的地址也在杭州某區。經過查詢後她才得知，為了鼓勵創新創業，杭州市近年出台了針對畢業5年內高校畢業生或在校生的大學生創業資助（簡稱：大創補貼）。按照規定，滿足條件的大學生創辦新企業時，經評審通過後可獲得5萬至20萬元資助，特別優秀項目最高可獲50萬元。

〓一家中介機構發布的網帖

兩個月後，路冉走進了杭州上城區一座寫字樓20層，在會議室裏與F老師碰麵。按照中介的說法，他們服務的企業都成功申請到了政府創業補貼。

當時她想著自己即將畢業滿5年，申請大創補貼時間緊迫。半小時後，路冉與杭州天算創業服務有限公司簽訂了《創業補貼項目委托協議》，給對方交了3000元，讓其代辦申請補貼。

若代理申報成功，路冉需要再給中介公司支付10%的服務費。

但合同簽訂一周後，她才後知後覺地發現，共計5頁的協議裏，沒有任何對自己成功拿到創業補貼的文字保障。她又去查看社交媒體後發現，公司所在的區要求嚴格，補貼通過率很低，更青睞於選擇科技公司。

而她反觀自己，公司才剛起步，隻有她一人，沒有成熟的業務。她隻是在微信、小紅書上賣手作配飾。

2025年3月，她認為自己的條件根本無法申請到杭州創業補貼。她對中介表示希望終止服務，對方退回部分款項。

〓一家中介機構的報價單/圖源：受訪者提供

對方拒絕了她的退款要求，給了一長串話回應：“我們這樣的創業機構沒有說是保證客戶一定通過的。你的項目可行、加上我們的專業服務經驗老到是一定可行的。（補貼）通過是我們雙方的努力，不是說一個手掌就能鼓掌的……”

路冉如今回想，說這話時，中介連她公司的基本運營狀況都不了解。“聯係的時候我還沒開始做（公司），沒什麽流水，隻是先辦下來了（營業）執照。”

據《法治日報》報道，多名與創業中介接觸的年輕人表示，剛接觸的時候，許多杭州創業中介都口口聲聲強調“不要假創業套取補貼”。但當他們表示自己沒有清晰的創業想法而想“打退堂鼓”的時候，中介又稱，隻要做過帶貨主播、注冊過平台網店、大學期間接過攝影單子，甚至在校門口曾經擺過地攤，都是被政策肯定的“真創業”，也能獲得政府的補貼。

如今再回憶兩年多前與補貼中介的合作，張萌也總感到憤憤不平。

她當時剛畢業，與朋友共同創立了一家科技類公司。一次刷社交媒體時，她第一次了解到杭州政府為了留住優秀人才推出的豐厚補貼。除了5萬～20萬元的大創補貼，杭州市還出台針對大學生創業的場地租金補貼（3年內最高10萬元）、社保補貼、應屆畢業生生活補貼（最高10萬元）、畢業生租房補貼、創業擔保貸款貼息等多項政策。

因為剛開始創業，她和團隊的人手不足，精力有限。與此同時，她還擔心自己缺乏申請創業項目的經驗，拿不到好的補貼結果。這時，每當她上網搜索大創補貼時，發布科普帖子的博主基本都是中介，許多人來私聊她，給她介紹自家的服務。

張萌的注意力，最終被一家“公司地理位置和占地麵積看起來更專業”的機構吸引。

“他們還宣稱他們的導師都是在大創路演專家庫的。”張萌聽懂了言外之意，“暗示找他們辦，有內部關係。”

〓不少中介還在溝通過程中製造自己有官方背景的假象

張萌簽了約。中介預計，張萌的項目可以獲得10萬～15萬元的大創補貼。雙方規定，倘若成功拿到政府補貼，張萌方需要給該機構18%的抽成。

問題卻在簽約幾個月後開始顯現。按照合同，中介方負責準備商業計劃書和財務流水等報告。等張萌打開他們撰寫的PPT時發現，財務數據和實際的經營數據差距很大。團隊第一年把錢都花在了研發投入上，實際營收隻有幾十萬。中介卻在報告裏編了一串數字，例如，將他們的實際營收寫成了800萬。

連團隊成員看了這份誇大的報告都感到頭皮發麻，“（中介）沒能圓一個合理的（商業）規劃做支撐”。在模擬路演時，“創業導師”不斷逼問他們的財務數字，試圖讓他們學會圍繞誇張的數字講故事。

最終，因為感到中介對事實的誇大，張萌團隊決定自己準備路演和答辯材料。

等真正路演時，張萌發現，一切遠沒有大創中介宣稱和模擬的那麽嚴肅和緊張。她照常介紹項目，如實報告經營數字。底下的3位評委禮貌地對她提了幾個問題。

很快，大創補貼名單公示，張萌獲得了10萬元的創業補貼。她要把1.8萬元分給中介，盡管在其中，她並不認為獲得對方實際有效的幫助。

空殼、假坐班、套補

關注了兩年多杭州創業補貼亂象的知情人士張元凱，累計積累了1000多名杭州創業大學生的案例。許多人是通過社交媒體後台私信給他的。有人是真心想創業、順帶了解杭州補貼政策的；也有壓根不想創業、就奔著補貼來的學生，還有不少已經給大創中介交錢，感到被坑和被騙後找他的年輕人。

張元凱告訴鹽財經，杭州大學生創業補貼的申報流程一點都不複雜，官方渠道完全公開，個人自主申報完全可以做到。申報補貼的流程在半小時內即可完成。

杭州市人社局此前也多次提醒，杭州各級人力社保部門沒有指定任何機構作為申請創業資助的合作單位或專屬機構。

“但這些中介能收費的前提，是讓大學生相信，‘離開我你搞不定’。”張元凱曾在一篇帖子裏總結，這類中介展開話術的核心，是利用人性“損失厭惡”心理——相較於數千元服務費的潛在損失，創業者更怕錯失數萬元補貼。他們刻意製造緊迫感，以“申報窗口期僅1個月”“名額縮減”等話術，將“不找中介”與“錯失福利”綁定。

〓中介能收費的前提，是讓大學生相信，“離開我你搞不定”

信息不對稱、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缺失，再加上杭州對於創業者出台的各類豐厚補貼，一同造就了灰色創業中介長期存在的土壤，引發各類“套補”“騙補”亂象。

杭州大學生林友在2023年末滋生了創業的想法，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了浙江瑞富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浙江瑞富）的員工。當時，她人在海外，沒想好將她的跨境電商創業項目落到海外還是杭州。甚至，2023年12月時，她連公司都還沒注冊，公司名字也沒想好。

但瑞富的補貼代辦中介已經在電腦那端頻頻催促她創業。在林友幾次表示自己仍在糾結時，中介建議她：“杭州這邊公司先落地，先占坑。”

半個月後，林友對中介宣布，自己打算在海外創業。對方卻建議她：“國內的公司就按國外的內容包裝。”

中介還對林友表示，即使人在海外，也不影響她申請到杭州創業補貼。“隻要你在杭州交社保，路演回國一次就可以。”甚至，她表示：“把你能申請的（杭州政府）補貼都申請到，然後公司注銷。”這一操作，類似操辦了空殼公司。

在該中介的連番勸說下，林友聽取了方案，她人在海外，但在杭州成立了公司，給自己交社保。公司成員也分布在世界各地，線上辦公。她把申請創業補貼的事情交給了中介。兩年後，她對鹽財經解釋，她這樣做也是因為想要兩邊發展，未來也打算回國到杭州發展。

但公司在杭州成立後，問題接踵而至。林友在杭州並沒有辦公場所，按照規定，申請大創補貼的創業者要在杭州有實際辦公場所，且需要接受工作人員的回訪檢查。該中介順勢告訴她，如果想成功申請大創補貼，她可以租他們的場地。但她隨即表示，場地租金費用也可以讓政府“報銷”。隻要林友在她們園區租下辦公場地滿1年後，就可以申請杭州市政府的場地補貼。

按照《杭向未來·大學生創新創業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實施細則》，畢業5年內的高校畢業生或在杭高校在校大學生新創辦企業租賃辦公用房的，可申請3年內最高10萬元的經營場所房租補貼。

邏輯聽起來天衣無縫，林友同意租下了中介推薦的辦公室。小小的一間房，一張桌子兩個工位，月租金1700元。

〓按照規定，申請大創補貼的創業者要在杭州有實際辦公場所，不少中介因此順勢告訴申請者，如果想成功申請大創補貼，可以租他們的場地。一張桌子兩個工位，一個辦公室的樣子就出來了

一年半後，林友參加杭州市大創補貼路演。經過評審，她成功拿到了5萬元的創業補貼。與此同時，她累計交了約一年半的辦公室租金，花費3萬元。而與張萌的反饋一樣，她認為代辦中介並未對她路演提供專業指導。

更讓林友感到氣憤的是，政府場地“報銷”並未如中介承諾的那樣容易取得。政府人員隨機走訪場地時，發現他們人不在辦公室。林友第一年申請失敗。

中介此時又建議林友，找朋友扮演在辦公室上班，以扛過政府的走訪檢查。

“我人還在海外，我的同事們都在海外，工作內容都不需要坐班，非得讓我找個人坐班幹什麽？”她對中介表示強烈不滿，並拒絕支付20%的大創補貼抽成。在她看來，自己給該機構繳納了園區租賃費、輔導費、財稅谘詢費，一年多來累計花費了5萬～6萬元。這些數字已經超過了她從政府手上獲得的創業補貼。

手段：法律訴訟與信息流

林友的情況並不少見。接觸過大量踩坑創業者之案例的張元凱說，一些補貼中介的套路是，他們對大學生聲稱租賃其園區可以通過政府的場地補貼，誘導不在杭州的大學生租賃實際不需要的場地。而且，他們的場地租賃價格高於同地段的寫字樓。

這套定價體係的核心邏輯，不是根據服務的實際成本定價，而是根據“學生不知道市場價”來定價。與此同時，他們還利用了大學生群體的脆弱性。張元凱說，很多找代辦中介的年輕創業者，是真正意義上的“法盲”。“不是學曆上的缺陷，而是成長環境裏從來沒有人教過他們怎麽看合同、怎麽理解政策文件、怎麽識別不對等條款。”

很多找代辦中介的年輕創業者，是真正意義上的“法盲”——不知道怎麽看合同、怎麽理解政策文件、怎麽識別不對等條款。

典型的例子是，在與中介簽訂的合同裏，讓乙方（中介機構）退款條件幾乎無法觸發，而對甲方（創業者）的約束條件比乙方更多。路冉提供的服務協議顯示，甲方若未按協議規定時間支付費用，逾期三日未支付的，乙方（中介方）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此產生的費用由甲方承擔。

運用法律訴訟，成為了很多中介在與創業者產生衝突時的“脅迫”手段。2025年3月，路冉以服務尚未開始，對杭州天算表示她要終止合作，請求部分退款。

對方表示，合同已生效，無法退款，並稱“如果，你不能好好溝通，那我們該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

另一家提供類似補貼服務的浙江瑞富，公開平台顯示，其擁有6起與合同糾紛有關的司法訴訟，均為原告。2025年7月，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曾開庭審理其中一起案件。

據公開的裁判文書披露，案件的被告乙公司法人與原告浙江瑞富簽訂了《創業孵化服務協議書》。原告訴稱，合同約定原告對被告進行孵化管理，但被告在獲得10萬元補貼後，拒絕支付浙江瑞富20%（即2萬元）的孵化抽成費用。

被告（創業者）認為，合同係原告虛構資質（政府指定陪跑機構）誘導簽訂，且原告作為中介機構代為申報政府補貼，其行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製性規定，請求法院認定合同無效。而且，乙方在這期間並未提供充分的創業孵化服務。

杭州拱墅區法院審理後認為，原告與被告某乙公司簽訂的《創業孵化服務協議書》內容未違反法律法規的強製性規定，雙方服務合同關係成立。但是，政府根據黨的教育方針和國家發展戰略，由政府引導，政府投入，對大學生創業創新給予各種激勵扶持，“具有公益性質”。

“原告在案涉格式合同中將其收費標準綁定政府對大學生創業項目的無償資助款項並設定高額抽成比例，有違公序良俗，不符合公共利益，相關收費條款無效，不具拘束力。”上述裁判文書說。

因此，浙江瑞富公司被判敗訴。

無論是法院還是政府方都在提醒創業者，杭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建有“杭州大學生就業創業數智服務平台”。該平台首頁有“重要提醒”，載明“大學生創業者在申報創業資助類項目時，務必自主申報，杜絕中介機構的虛假包裝和代報行為”。

〓杭州人社部門發布“重要提醒”，載明“大學生創業者在申報創業資助類項目時，務必自主申報

張元凱告訴鹽財經，即使政府部門已經多次宣傳代報行為並不合規，補貼代辦中介的亂象在杭州依然屢禁不止。

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中的信息不對等。“正確的信息一直都在，但它的傳播量和中介內容的傳播量之間存在數量級的差距。在流量對比之下，即使政府發了公告，依然有源源不斷的大學生第一眼看到中介的廣告。”張元凱說，“這種（信息傳播）結構性的失衡，或許才是這類騙局屢禁不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