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8日，京畿道高陽市，慶熙大學醫院的護士正在照顧新生兒。（圖源：《紐約時報》）
2025年5月，38歲的金宇正（化名）迎來自己剛出生的女兒。
過去幾年，他從未認真想過“要不要孩子”。“我們這一代，很少有人把結婚生娃當作必須完成的人生目標。”他向《鳳凰周刊》分享道，“其實我們不是不想生娃，而是覺得生娃後各方麵壓力都太大了。”
韓國一直被視為少子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過去十餘年，該國生育率持續下降，2023年總和生育率一度降至0.7左右，創下全球最低水平。就業壓力、房價上漲以及不穩定的職業前景，讓許多人把結婚和生育計劃一推再推。
不過近來，這一趨勢起了變化。金宇正悄然發現，在社媒上曬娃的朋友變多了。那些曾堅稱要當一輩子丁克的朋友，陸續成為父母。他直言，“看到他們生娃後的生活挺開心的，我好像也就沒有那麽害怕了”。
像金宇正這樣重新考慮生育的家庭，在韓國社會不斷湧現。韓國統計廳2月下旬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韓國總和生育率時隔四年重回0.8區間，實現連續兩年反彈：從2023年的0.72回升到2024年的0.75，再到2025年的0.80。2025年韓國出生人口約25.5萬人，為2022年以來最高水平，同比上升6.8%。
在韓國一些地方城市，這種變化更加明顯。例如中部的天安市2025年新生兒數量達到3711人，比前一年增加5.8%，總和生育率回升至0.82。在西南部的江津郡，2025年總和生育率達到1.64，為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類似趨勢也出現在濟州道，當地總和生育率在2025年回升到0.87，結束了持續十年的下降。
但在人口學者看來，這種回升未必意味著人口危機的真正轉折。韓國漢陽大學可持續經濟學教授全永秀指出，這一反彈很可能是韓國回聲潮世代（1991年至1995年出生）進入30歲育齡期，以及新冠疫情後結婚人數增多的短期現象。“如果未來適齡女性人口再次減少，韓國出生率將再度下降。”
“生孩子”的信心來自朋友圈
2019年，32歲的金宇正與妻子結婚。在父母那一代人看來，這已經是“晚婚”。
“結婚之後，我們從沒討論過生育計劃。家裏長輩偶爾會問什麽時候要孩子，我們隻是笑一笑，沒有回答。”很長一段時間，他甚至覺得這件事無所謂，“對我來說，生不生孩子都可以”。
轉折出現在2024年。當時，金宇正的妻子第一次主動提出生育話題。當時兩人已結婚五年，同齡的朋友們陸續成為父母。讓金宇正夫婦萌生“生孩子”的信心，也來自朋友圈。一些朋友會在社交平台曬娃，比如周末推著嬰兒車散步。
〓首爾街頭，一對父母推著嬰兒車散步。韓國總和生育率時隔四年重回0.8區間，實現連續兩年反彈。（圖源：《紐約時報》）
“過去兩三年，身邊朋友的生活軌跡開始同步起來。之前說‘不要孩子’的人陸續生子。當越來越多朋友成為父母之後，我們那種模糊的恐懼感慢慢消退了。”金宇正說，“看到一些朋友因為有了孩子而更開心，讓我們逐漸有了信心，覺得也可以試一下。”幾個月後，他們決定要孩子。
2025年5月，女兒出生後不久，金宇正第一次拿到了國家補貼。他先是領取了一筆名為“首次見麵券”的補助。
這是韓國政府近年推出的標誌性生育補助之一，旨在減輕養育新生兒的費用負擔。這筆錢既可用於支付醫療費和月子中心的費用，也能用來購買育兒用品、食品等。“首次見麵券”以卡券形式發放，一胎可獲得200萬韓元（1萬韓元約合46元人民幣）的補助，從2024年開始，二胎可獲得300萬韓元的補助。
此外，金宇正還領取了“父母津貼”——按照2024年的標準，養育未滿1歲兒童的家庭每月可領取100萬韓元，13個月至24個月兒童的家庭每月可領取50萬韓元。另外還有每月10萬韓元的“兒童補貼”以及約100萬韓元用於婦產科檢查的醫療券。“在育兒初期，這些補助確實能減輕我們一部分的經濟壓力。”金宇正說。
李在明政府上台後，進一步呼籲普及育兒與托育體係，擴大麵向新婚夫婦和年輕家庭的住房支持，包括貸款優惠和住房補貼，以降低結婚和生育的經濟門檻。
在3月10日的內閣會議上，李在明還提及男性陪產假的問題。他指出，在韓國社會，仍有不少男性因為育兒觀念的壓力而難以請假。“我記得之前討論過，對長期不休陪產假的情況采取處罰措施。現在進行得如何？”他當場詢問，並要求勞動部門進一步研究對策。
韓國政府已通過製度改革鼓勵父親參與育兒。例如，陪產假的補貼上限已從每月150萬韓元提高至最高250萬韓元；每位父母可使用的育兒假期限也從一年延長至一年半。
不過，曾擔任低出生率及老齡社會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金英美認為，李在明政府的低生育率政策與上任政府並無不同。金英美直言，“如果不解決社會上仍然存在的性別歧視做法和文化，我們就無法擺脫低生育率的困境”。
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也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寫道，李在明政府沒有展現出任何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結構性改革跡象。“由於韓國社會在婚姻平等方麵仍停留在過去，除非性別角色發生根本性轉變，否則生育率很難提升。”
各級政府和企業一同發力
相比中央政府，韓國地方政府采用更直接的“發錢”方式刺激生育。
忠清南道天安市可謂實現新生兒數量與總和生育率雙提升的“育兒友好型城市”，該市對一胎和二胎家庭分別提供100萬韓元的補助，三胎的最高補助高達1000萬韓元。忠清南道唐津市在補貼之外，還提供住房支援、新婚夫婦健康檢查、放學後兒童照料等服務。江津郡則實行長期津貼製度，每個孩子每月獲得60萬韓元補助，最長可發放七年。
〓2025年5月30日，孩子們穿過首爾的一條街道。（圖源：《紐約時報》）
出生率連續兩年位居忠清南道榜首的洪城郡，政府從備孕階段就已介入。當地為不孕不育的夫婦提供醫療支持，並為計劃懷孕的女性提供健康管理。進入懷孕階段，孕婦可以領取產檢券和營養補助，地方衛生係統還會持續跟蹤孕期健康。
洪城郡還設立了忠清南道第一家公立產後護理機構。如此一來，對許多家庭來說，坐月子的費用也能報銷了。婦產科醫生與兒科醫生會定期巡診，既照看產婦恢複情況，也負責新生兒的早期健康評估。當地政府還提供居家產後護理服務，護理人員直接上門幫助產婦和嬰兒進行健康管理。
在孩子成長的最初幾年，洪城郡的這套保障措施會持續運作。早產兒和先天疾病患兒可以獲得醫療補助，所有新生兒都將接受聽力篩查和健康檢查。其政策還延伸到生活層麵，例如提供育兒補貼、育兒代金券、公共托育服務，多子女家庭還能獲得額外的優惠。同時，當地也推出針對年輕人和新婚夫婦的住房支持政策。
或許是受到地方啟發，韓國政府也開始討論擴大生育補助的範圍。韓國總統秘書室室長薑勳植2025年9月提出，在充分進行社會討論的前提下，將研究完善非婚生育相關製度。以此為契機，部分專家主張，應將補助支援範圍擴大到通過人工授精等輔助技術生育子女的獨立生育措施上來。
不止政府，一些擔憂勞動力不足的韓國企業也加入激勵生育的競爭中。其中值得一提的當數韓國房地產企業富榮集團。該公司向2021年之後生育孩子的70名員工每人發放1億韓元的舉措，一度登上韓國“熱搜”。
〓2024年2月5日，富榮集團會長李重根向養育雙胞胎姐妹的職員吳賢石一家發放2億韓元的生育獎勵金，並合影留念。（圖源：《東亞日報》）
為解決“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問題”，富榮集團在全國所有旗下公寓運營了66家幼兒園，並組建了內部支援團隊為其提供谘詢服務。該公司還為員工推出涵蓋人生各階段的福利製度，包括住房折扣、子女津貼、子女的學費補助、直係親屬的醫療補助等。
眼下，該集團正在推進一項新計劃：若國家提供土地，將向生育第三胎的家庭提供無稅務負擔、無維護維修責任的永久性租賃住宅。富榮集團會長李重根強調：“這不是臨時性支援政策，今後會持續實施。”
無獨有偶，從2024年開始，雙鈴集團對工齡達到5年的員工，生育一胎或二胎獎勵3000萬韓元，生三胎獎勵4000萬韓元。此外，該公司還為有生育障礙的夫婦提供輔助生殖的醫療費用。
樂天集團同樣從2024年起向生育第三胎的員工提供為期2年的免費車輛租賃服務。遊戲公司Krafton則提供了高達數萬美元的生育獎金和長期津貼。除了發放現金獎勵，三星電子從2025年起允許育有三個以上子女的員工，達到60歲法定退休年齡後可重返工作崗位。
為了支持企業激勵生育的做法，韓國政府於2024年3月製定法案，規定“企業向員工發放的生育補助金，在孩子滿2歲前均可全額免稅”。
房價與生育壓力直接相關
在韓國，房子仍是阻礙生育的最大門檻，“結婚等於買房”幾乎是一種默認公式。
21歲的敏智（化名）毫不猶豫地告訴《鳳凰周刊》：“如果要結婚，第一個問題就是買房。現在房價太貴了，工資很難負擔。”
韓國房價近五年間經曆了明顯上漲。以首爾為例，近年來公寓價格大幅攀升，中位數價格在2024年首次突破10億韓元的門檻，目前依然處於高位。韓國銀行在3月12日提交的一份政策報告中提到，“雖然近期房價上漲的預期有所減弱，但這能否帶來住房市場和家庭債務的趨勢性穩定，需要進一步觀察”。
〓首爾的公寓交易價格創下近五年來最大漲幅。（圖源：《中央日報》）
21歲的敏智住在京畿道，雖然房價低於首爾，但也在上漲。“很多年輕人連維持普通生活都覺得壓力很大，所以不會優先考慮生孩子。”她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30歲前擁有自己的房子，但說到這裏，她自己也笑了：“其實我也不確定能不能做到。”
金宇正對此深有同感：“如果一直租房，可能隨時要被迫搬家。韓國很多人認為，在買房之前，結婚生子都不太現實。”
根據新韓金融集團未來戰略研究所的報告，韓國家庭資產中約76%是房地產，而房價收入比（房價與居民年收入的比值）高達24.1倍。這意味著一個收入中位數家庭，即使把所有收入存起來，也需要24年以上才能買房。這種結構下，年輕人不得不依靠貸款購房。29歲以下和30歲至39歲人群的住房支出和貸款償還占收入比例約35%，顯著壓縮了消費能力。
韓國國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房價變化對第一胎出生率的影響高達30%以上。房價每上漲1%，次年的生育率將下降0.002。新韓金融集團未來戰略研究所認為，如果房價趨於穩定，生育壓力就能得到減輕。
作為一名記者，金宇正至今沒休過育兒假，最大原因是無法承受收入的下降。“我也很想休育兒假，但育兒補貼和工資相差較多。”他平時在外地工作，隻有休假時才能參與帶娃。他說，自己平時會帶孩子去嬰兒咖啡館，那是專門為幼兒設計的室內空間，裏麵鋪滿軟墊，擺著小型滑梯和玩具。“有時候我們也會帶孩子去嬰兒遊泳池。”
但在政府的鼓勵下，如今越來越多的韓國男性會休育兒假。據韓國雇傭勞動部統計，2025年共有34萬人使用育兒休假或縮短工時製度，同比增加約三分之一。其中男性申請育兒假人數突破6萬人，占全部使用者的近三成。這意味著，每3個休育兒假的人中就有1個是父親。《日本經濟新聞》評論稱，韓國男性積極申請育兒假、參與育兒等意識逐步轉變，無疑是值得期待的積極信號。
然而，職場壓力仍在影響著年輕人的生育選擇。敏智在京畿道讀大學，主修音樂劇表演。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她反複提到一個詞——“舞台”。對敏智來說，結婚之後如果要兼顧家庭，意味著要退出競爭激烈的表演舞台。
“我們專業需要一直站在舞台上。如果中間停下來，很可能就會被別人取代。”敏智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名音樂劇演員。“我沒有說一定不要孩子，隻是我會把結婚生子放在很後麵來選擇。”而她的女性朋友中，大部分人都想優先發展事業。
“我們很喜歡自己的專業，所以不太想因為其他事情耽誤（前程）。”敏智坦言。
〓2025年4月8日，首爾，幾位女性推著寵物推車散步。敏智的女性朋友中，大部分人都想優先發展事業。（圖源：法新社）
敏智是家中的大姐，還有兩個弟弟。小弟出生時，韓國政府提供了補貼，約150萬韓元。她回憶道，“對於三胎家庭，第三個孩子上大學是免學費的。”此外，多子女家庭在社區停車以及參觀一些景點時，也能享受一些折扣。當被問到未來會不會也生三個孩子時，她立刻說“不會”。
人口結構並未真正改變
在人口學家眼中，這次“生育率提高”並非一場真正的轉折，更可能是一次短暫的反彈。有觀點認為，更直接的因素是新冠疫情後的婚姻回潮。當這一代人逐漸走出生育年齡，數據上的增長可能會再次消失。
在韓國，結婚後兩年內生育的家庭占到很大比例。韓國統計廳2月的數據顯示，婚後兩年內生育的夫妻占比較一年前增加了1.1%。因此，婚姻數量的回升很快能反映在出生人數上。
另有專家指出，“回聲潮世代”正步入30歲出頭這一生育適齡期。“當一批人口規模較大的世代進入適婚年齡時，即使個人的生育意願沒有明顯變化，出生人數也可能上升。”
韓國人口學家將1991至1995年前後出生的人群稱為“回聲潮世代”。他們是1970年代初“嬰兒潮一代”的子女，當父母一代進入生育年齡後，人口規模再次出現“回聲式”增長。
此外，韓國選擇生二胎的家庭也在增多。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過去八年間二胎出生數急劇下降，從2015年的約16.6萬人跌至2023年的7.4萬人，但2024年微增至7.6萬人。
剛剛懷上二胎的李秀敏（音）告訴韓國《中央日報》：“我等到疫情過後、生活穩定才敢再生娃，懷二胎時已經過了35歲。不過，感覺周圍渴望生育的人越來越多。對我們而言，這是很自然的過程。”
盡管出生人數有所回升，但韓國的人口結構並未真正改變。低生育率與快速老齡化的長期趨勢仍在持續，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減少，社會撫養負擔持續上升。
〓過去十餘年，韓國生育率持續下降，2023年總和生育率一度降至0.7左右，創下全球最低水平。（圖源：《紐約時報》）
韓國首爾大學經濟學教授洪錫哲分析道，目前政府和企業的政策，主要側重於降低生育和育兒成本。“如果不解決青年就業不穩定、大中小型企業收入差距以及缺乏穩定就業崗位等結構性問題，很難保證生育率持續回升。”
日本日生基礎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金明中諫言，韓國政府不僅要加強對育兒家庭的支援，還需出台應對未婚和晚婚的政策。“提高出生率不僅需要支持育兒家庭，婚姻數量的增長也是關鍵要素。同時，還需製定提供穩定就業的政策。為此，必須重新審視以大學為中心的教育體係，充實更具實踐性的職業教育。”
“與此同時，也應改善阻礙婚姻的諸多因素。”金明中提出，如性別薪酬差距、生育育兒導致的職業中斷、玻璃天花板現象等，營造讓女性安心長期參與勞動力市場的環境。“同時，應運用大數據精準把握青年群體意識，製定有效的少子化對策。”
他特別提醒說，韓國今後需跨越政治紛爭，超越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框架，就少子化對策展開嚴肅討論。“這或許才是提升出生率的捷徑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