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星期五(3月20日)公布的一項最新調查報告說，中國正在操縱聯合國以實現其自身戰略目標。報告說，中國這種做法不僅損害了聯合國這一機構，也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與此同時，在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一個聽證會上，該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向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邁克爾·華爾茲(Michael Waltz)就美國如何與盟友和夥伴合作，維護聯合國機構的透明度，防止其被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利用進行了問詢。國會報告揭示中國操控聯合國資金、人員和維和部隊，損害美國利益並推進其野心https://t.co/jBbYwP3Fhq
—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March 20, 2026
報告全名為《中國重塑聯合國戰略內幕》(Inside China’s Strategy to Reshape the United Nations)，共34頁。報告概述了議員們所說的中國在聯合國的“係統性運作”，即通過增加對聯合國的財政捐款、安插中國公民擔任聯合國關鍵職務、部署聯合國維和部隊維護其商業利益以及利用與國家有關聯的組織來從內部重塑聯合國，從而引導結果向北京希望的方向發展。
增加對聯合國的財政捐款，推進自身利益
過去20年來，中國對聯合國的財政捐助不斷增加。中國在聯合國經常預算中的份額從2006年的 2.053%增加到2026年的20.004%，僅次於美國的22%。
報告說，中國在聯合國不斷增加的財政貢獻，賦予了北京新的權力，不但使其能夠通過扣留和延遲付款來換取政治讓步，而且使其朝著有利於自己自身的方向發展。
2023年，由於流動性危機，聯合國被迫凍結招聘並暫停人權調查。報告援引觀察人士的話說，這次事件是源於北京的“蓄意”拖延。在2023年聯合國大會第五委員會上，北京未能阻止對蘇丹、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人權調查的資金支持。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北京成功地阻止了其反對的調查。
報告還以北京對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農發基金，IFDA)的捐贈來說明中國如何戰略性地利用財政影響力來引導聯合國任務和預算，並以此作為獲得全球認可和促進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手段。農發基金與各國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贈款和優惠低息貸款，以滿足其迫切需求並支持農村社區發展。
與其他聯合國主要大國相比，中國的自願核心會費總額相對較低，但有一個顯著的例外，即對農發基金的捐款。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的報告指出，中國對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的捐助是“投資，而非慈善捐贈”。
截至2025年7月，農發基金報告稱，中國是第六大捐助國，也是所謂“發展中國家”中捐款最多的國家，承諾捐款8700萬美元，占農發基金2025-2027年14.4億美元預算的5.54%。報告指出，作為主要捐助國，中國確保了其繼續有資格獲得農發基金的貸款項目。通過投資農發基金，北京可以影響農發基金的政策和項目，從而有助於維護和促進其經濟利益。
根據農發基金的報告，截至2026年3月，中國自1981年加入農發基金以來，累計捐贈了3.6169億美元的核心捐款和1212萬美元的補充捐款，但同期，中國從農發基金獲得了約13.1億美元的優惠融資。“這意味著中國每投資1美元，就能獲得3.51美元的優惠貸款。”報告說。
農發基金對中國的資金直接促進了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並推進了中國的關鍵國家優先事項，例如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報告指出，這與中國堅持自身既是經濟強國又是“發展中國家”的做法同出一轍。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國與農發基金的關係來標榜其作為“國際秩序”的捍衛者的同時，也是該秩序的主要受援國之一。
確保中國公民獲得關鍵職位控製聯合國重要機構
中國在過去20年中大幅增加了其在聯合國的人員。2005年至2023年間，受雇於聯合國及其機構的中國公民人數增長了約187%，從579人增至1664人。除此之外，中國還戰略性地安插了其公民擔任聯合國高級職務。截至2021年，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已經有四個機構的領導人來自中國。
報告認為，中國是借人員的安排“蓄意改變聯合國決策和運作方式，以支持中國自身的國家議程”。報告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動員了中國公民在聯合國擔任高級別職務以利用其對聯合國係統的影響力。”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自2019年就任該職位以來一直飽受爭議。在屈冬玉的選舉期間，中國被指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他們拍攝選票以記錄他們的投票。身為中共黨員的屈冬玉上任後，推遲了對糧農組織的獨立調查，再次引發爭議。
負責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吳紅波也因在其任期內未能維護聯合國的公正性而受到公眾審查。2017年，吳紅波將維吾爾族活動人士多力坤·艾沙(Dolkun Isa)驅逐出聯合國論壇，盡管他是受邀代表。後來，吳紅波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采訪時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說：“我們毫不含糊，堅決捍衛祖國的利益。”
根據報告，中國公民擔任聯合國領導職位後，最大的濫用職權的案例可能來自國際民航組織(ICAO)。2016年，前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秘書長柳芳被指控拖延對ICAO員工團隊處理一起與中國黑客組織“特使熊貓”(Emissary Panda)有關的網絡攻擊事件的調查。“特使熊貓”被認為“與中共政府有聯係的複雜而隱秘”的網絡間諜組織。
委員會的報告說，上述案例體現了中共如何利用高級官員作為渠道，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注入聯合國係統。
根據聯合國，屈冬玉、吳紅波和柳芳在接受聯合國職位時，都會被要求宣誓對聯合國絕對忠誠，並且按照聯合國道德辦公室的規定，不得“就履行職責尋求或接受來自任何政府或組織外部其他來源的指示”。
報告說，“這些人為中共的利益行事，明顯違反了他們對聯合國絕對忠誠的誓言，損害了聯合國的聲譽和運作誠信。”
把中國維和人員部署到對中國具有經濟和戰略利益的地區
報告說，中國還在聯合國維和框架內，戰略性地將自己的維和部隊部署到對其具有經濟和戰略利益的地區。 報告說：“中國在動蕩地區巧妙地部署作戰力量，以維護其國家利益，同時又以聯合國的多邊合法性為掩護，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單邊軍事幹預所帶來的公眾監督。”
報告以聯合國中非共和國多層麵綜合穩定團(中非穩定團)為例，展示了中國的針對性部署策略和考量。
中非穩定團是聯合國規模最大的維和行動，擁有約14,979名維和人員，中國維和人員僅占該特派團總兵力的一小部分，共871人，但中國維和人員被集中部署到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南蘇丹對中國至關重要。2014年，南蘇丹約70%的石油(主要由中國國有石油巨頭中國石化和中國石油生產)出口到中國。
報告說，中國通過提供資金和派遣高級人員，得以影響維和部隊的部署。這些部署有多重目的：既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積累作戰經驗，又能保障中國企業投資地區的安全。
利用政府組織的所謂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推進其議程
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的調查還發現，中國利用受政府控製和指導的非政府組織，例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在聯合國推進其議程。這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是中共統戰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設委員會認為中共的統戰體係非常獨特，“融合了接觸、影響力活動和情報行動等手段”，被中國共產黨用來“塑造其政治環境，包括影響其他國家對華政策以及獲取先進外國技術”。
根據報告，截至2022年12月，至少有134個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擁有谘商地位。報告說，這些組織中相當一部分實際上受到政府控製或是指導。報告說，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此類組織隱瞞了其與中國共產黨或與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情報機構有關聯的組織的直接聯係。
報告說，允許來自中國的這些所謂非政府組織獲得本應保留給真正民間社會的谘商地位，“這不僅違反了聯合國和經社理事會的規則，而且也違背了信任，嚴重損害了那些確實做出重要貢獻的組織。”
美國的應對
同一天，在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一個聽證會上，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向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華爾茲就美國如何與盟友和夥伴合作，維護聯合國機構的透明度，防止其被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利用進行了問詢。
在聽證會上，穆勒納爾問到特朗普政府在聯合國敦促回歸《聯合國憲章》的核心原則，遏製官僚機構臃腫的努力的進展情況。敦促聯合國回到曾經的核心原則是報告最後列出的幾點建議之一。
除此之外，包括還建議持續努力追究聯合國係統在被利用損害美國及其盟國利益(包括被中國利用)的情況下的責任；牽頭開展一項協調一致的工作，在多個聯合國機構中重新評估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要求國務卿和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提交年度報告，說明中國在聯合國采取的行動以及試圖安插中國公民擔任領導職務的情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