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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員兼銷售員偷改《江南春》標簽 南博笑話不好笑

文章來源: 碼頭青年 於 2026-02-10 06:59:22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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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江蘇省委省政府調查組公布了南京博物院受贈文物管理問題的調查結果。這是一份信息量極大的通報:跨越12個省份,查閱6.5萬餘份檔案,調取上千件書證,比對三萬餘件藏品,最終追溯了龐增和捐贈的《江南春》圖卷等五幅畫作的流轉去向。

通報用大量篇幅還原了這些畫作數十年的流轉路徑,從違規調撥、內部管理混亂,到多次轉手、拍賣、質押,時間線細密,信息量巨大。

從結果看,調查並非流於形式。四幅畫作已經確認來源,並陸續回歸南博收藏,一幅仍在追查之中。對相關責任人,紀檢監察機關已立案調查,部分涉嫌犯罪的線索也移送司法機關。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進展。

但正因如此,這起事件才更值得被認真討論。

它不是一起簡單的文物被盜或個別人員貪腐案件,而是一條橫跨幾十年的製度失效鏈條,其中不乏違規調撥、違規銷售、內部管理混亂、監督缺位,以及對捐贈人及其後代權益的長期漠視。

而在這條鏈條中,最令人不安的,恰恰不是某一個人的私心,而是製度在不法之徒麵前,形同虛設。

1959年,龐增和將137件畫作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這本應是一段清晰而莊重的公共文化記憶。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這些捐贈文物卻在違規簽批和監管失守中,被調撥至文物總店銷售,繼而進入市場,幾經轉手,去向不明。

調查通報補上了一個此前公眾並不清楚、卻極具衝擊力的環節——具體實施偷改標簽、操作售賣的,是文物總店的書畫庫保管員兼銷售員張某。

以下為通報原文:

1997年7月初,時任總店書畫庫保管員兼銷售員張某見到違規調撥至總店的《江南春》圖卷標價25000元,認為有利可圖,遂與其男友王某合謀,準備自己買下再加價轉賣,並利用工作之便,將價格標簽偷改為2500元。為規避總店工作人員不能購買店內商品的規定,也怕王某被店內同事認出,便安排王某的同事陳某某出麵購買。同年7月8日,陳某某到總店經張某之手打9折後以2250元買走《江南春》圖卷。為防止更改價格的行為被發現,張某故意將發票上的貨號空置,不注明購買人姓名,並在商品名稱欄中將《江南春》圖卷寫成“仇英山水”。

在這份關於《江南春》等畫作回歸的通報裏,最荒誕的細節莫過於此。

一個人,既是守衛文明資產的保管員,又是負責處理賬目流量的銷售員。這就像是讓銀行金庫的保安同時兼任臨櫃售金的櫃員,在這種情況下,偷改一個標簽、抹去一段記錄,不比在自家後花園摘一朵花更複雜。

當時的南博,管理製度為何寬鬆到如此荒謬地步?這不是有心人的故意設計?

作為南博實際負責日常工作的常務副院長徐湖平,在通報中被認定存在嚴重違規調撥和失職失察問題,但並未被認定直接參與賣畫或獲取經濟利益。

這裏引人遐思的是,如果不是直接牟利,那麽這位領導違規調撥的動力從何而來?

當然,通報也說了,徐湖平還涉嫌其他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目前正接受紀檢監察機關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希望能徹查。

調查通報詳盡列出了《江南春》圖卷、《仿北苑山水軸》、《雙馬圖軸》等畫作的流轉路徑,時間、人物、價格一應俱全。在《雙馬圖軸》的流轉說明中,有一個細節是,四位曆任持有人中,有三人已故。

那麽,問題來了,這些調查究竟是如何展開的?相關轉手關係,是依據哪些證據確認的?是賬目、合同,還是間接證言?

還有,“流拍後由拍賣公司負責人實際保管”,這是合法代管,還是事實占有?相關監管部門是否長期知情?為何直到拍賣預展階段,問題才被重新拉回公共視野?

而這些問題,在通報中並沒有提及。

調查通報中還有一句話,同樣值得認真展開——“經依法依規協商,有關權利人將畫作交由南博收藏”。

這些有關權利人,並非偷盜者,而是在市場流轉中以對價取得畫作的持有人。無論是通過購買、質押轉移,還是拍賣成交,其取得過程在當時的交易環境下,具有一定形式上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公眾自然會關心幾個問題:這些權利人是否被認定為善意取得?在協商過程中,是否存在補償機製?補償的依據是什麽,是市場價格、曆史成交價,還是司法評估價?資金由誰承擔,是文博係統內部消化,還是財政專項安排?

如果權利人放棄了原有財產權利,將畫作無償或低價交回,那麽其實際損失由誰承擔?如果獲得了補償,補償是否足以覆蓋其合理支出?這些都不是細枝末節,而是決定“依法依規”能否真正成立。

對文物而言,回歸公共收藏當然具有正當性;但對個人權利而言,程序正義同樣不可缺席。

在南博隨後發布的致歉信中,有一句這樣的表述——“深感愧疚與自責”。這句話看似誠懇,卻並不完全適合出現在一份公共機構的正式回應中。對個人而言,愧疚和自責可以是一種態度;但對一個承擔國家文物保管責任的機構來說,公眾期待的並不是情緒表態,而是清晰、克製、可核查的製度回應。

公共機構的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製度語言,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它的任務不是撫慰情緒,而是解釋責任。哪些環節出了問題,誰在什麽節點失職瀆職,製度為何失效,漏洞是否已經被修複,這些才是社會真正關心的內容。

通報上說,這些畫作如今已經回到南京博物院收藏。在經曆過如此漫長、複雜、失序的流轉之後,南博是否還可以信任呢?畢竟這家機構曾經有過如此糟糕的信用記錄,有這樣的疑慮應該可以理解。

中國並不隻有南京博物院一所博物館。承擔國家文物保管責任的機構數量眾多,曆史更長、藏品更多的也不在少數。南博是唯一一家在過去幾十年裏出現過類似問題的博物館嗎?還是說,它隻是目前被曝光出來的一家?其他博物館是否存在類似問題?我們都知道,當你在屋子裏發現一隻蟑螂時,意味著在暗處已經隱藏了一千隻蟑螂。

文物確實追回來了,但如果不去追問它們為何能被如此輕易地調撥、出售、遺忘,那麽類似的事情,依然可能在別的地方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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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員兼銷售員偷改《江南春》標簽 南博笑話不好笑

碼頭青年 2026-02-10 06:59:22

2月9日,江蘇省委省政府調查組公布了南京博物院受贈文物管理問題的調查結果。這是一份信息量極大的通報:跨越12個省份,查閱6.5萬餘份檔案,調取上千件書證,比對三萬餘件藏品,最終追溯了龐增和捐贈的《江南春》圖卷等五幅畫作的流轉去向。

通報用大量篇幅還原了這些畫作數十年的流轉路徑,從違規調撥、內部管理混亂,到多次轉手、拍賣、質押,時間線細密,信息量巨大。

從結果看,調查並非流於形式。四幅畫作已經確認來源,並陸續回歸南博收藏,一幅仍在追查之中。對相關責任人,紀檢監察機關已立案調查,部分涉嫌犯罪的線索也移送司法機關。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進展。

但正因如此,這起事件才更值得被認真討論。

它不是一起簡單的文物被盜或個別人員貪腐案件,而是一條橫跨幾十年的製度失效鏈條,其中不乏違規調撥、違規銷售、內部管理混亂、監督缺位,以及對捐贈人及其後代權益的長期漠視。

而在這條鏈條中,最令人不安的,恰恰不是某一個人的私心,而是製度在不法之徒麵前,形同虛設。

1959年,龐增和將137件畫作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這本應是一段清晰而莊重的公共文化記憶。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這些捐贈文物卻在違規簽批和監管失守中,被調撥至文物總店銷售,繼而進入市場,幾經轉手,去向不明。

調查通報補上了一個此前公眾並不清楚、卻極具衝擊力的環節——具體實施偷改標簽、操作售賣的,是文物總店的書畫庫保管員兼銷售員張某。

以下為通報原文:

1997年7月初,時任總店書畫庫保管員兼銷售員張某見到違規調撥至總店的《江南春》圖卷標價25000元,認為有利可圖,遂與其男友王某合謀,準備自己買下再加價轉賣,並利用工作之便,將價格標簽偷改為2500元。為規避總店工作人員不能購買店內商品的規定,也怕王某被店內同事認出,便安排王某的同事陳某某出麵購買。同年7月8日,陳某某到總店經張某之手打9折後以2250元買走《江南春》圖卷。為防止更改價格的行為被發現,張某故意將發票上的貨號空置,不注明購買人姓名,並在商品名稱欄中將《江南春》圖卷寫成“仇英山水”。

在這份關於《江南春》等畫作回歸的通報裏,最荒誕的細節莫過於此。

一個人,既是守衛文明資產的保管員,又是負責處理賬目流量的銷售員。這就像是讓銀行金庫的保安同時兼任臨櫃售金的櫃員,在這種情況下,偷改一個標簽、抹去一段記錄,不比在自家後花園摘一朵花更複雜。

當時的南博,管理製度為何寬鬆到如此荒謬地步?這不是有心人的故意設計?

作為南博實際負責日常工作的常務副院長徐湖平,在通報中被認定存在嚴重違規調撥和失職失察問題,但並未被認定直接參與賣畫或獲取經濟利益。

這裏引人遐思的是,如果不是直接牟利,那麽這位領導違規調撥的動力從何而來?

當然,通報也說了,徐湖平還涉嫌其他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目前正接受紀檢監察機關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希望能徹查。

調查通報詳盡列出了《江南春》圖卷、《仿北苑山水軸》、《雙馬圖軸》等畫作的流轉路徑,時間、人物、價格一應俱全。在《雙馬圖軸》的流轉說明中,有一個細節是,四位曆任持有人中,有三人已故。

那麽,問題來了,這些調查究竟是如何展開的?相關轉手關係,是依據哪些證據確認的?是賬目、合同,還是間接證言?

還有,“流拍後由拍賣公司負責人實際保管”,這是合法代管,還是事實占有?相關監管部門是否長期知情?為何直到拍賣預展階段,問題才被重新拉回公共視野?

而這些問題,在通報中並沒有提及。

調查通報中還有一句話,同樣值得認真展開——“經依法依規協商,有關權利人將畫作交由南博收藏”。

這些有關權利人,並非偷盜者,而是在市場流轉中以對價取得畫作的持有人。無論是通過購買、質押轉移,還是拍賣成交,其取得過程在當時的交易環境下,具有一定形式上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公眾自然會關心幾個問題:這些權利人是否被認定為善意取得?在協商過程中,是否存在補償機製?補償的依據是什麽,是市場價格、曆史成交價,還是司法評估價?資金由誰承擔,是文博係統內部消化,還是財政專項安排?

如果權利人放棄了原有財產權利,將畫作無償或低價交回,那麽其實際損失由誰承擔?如果獲得了補償,補償是否足以覆蓋其合理支出?這些都不是細枝末節,而是決定“依法依規”能否真正成立。

對文物而言,回歸公共收藏當然具有正當性;但對個人權利而言,程序正義同樣不可缺席。

在南博隨後發布的致歉信中,有一句這樣的表述——“深感愧疚與自責”。這句話看似誠懇,卻並不完全適合出現在一份公共機構的正式回應中。對個人而言,愧疚和自責可以是一種態度;但對一個承擔國家文物保管責任的機構來說,公眾期待的並不是情緒表態,而是清晰、克製、可核查的製度回應。

公共機構的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製度語言,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它的任務不是撫慰情緒,而是解釋責任。哪些環節出了問題,誰在什麽節點失職瀆職,製度為何失效,漏洞是否已經被修複,這些才是社會真正關心的內容。

通報上說,這些畫作如今已經回到南京博物院收藏。在經曆過如此漫長、複雜、失序的流轉之後,南博是否還可以信任呢?畢竟這家機構曾經有過如此糟糕的信用記錄,有這樣的疑慮應該可以理解。

中國並不隻有南京博物院一所博物館。承擔國家文物保管責任的機構數量眾多,曆史更長、藏品更多的也不在少數。南博是唯一一家在過去幾十年裏出現過類似問題的博物館嗎?還是說,它隻是目前被曝光出來的一家?其他博物館是否存在類似問題?我們都知道,當你在屋子裏發現一隻蟑螂時,意味著在暗處已經隱藏了一千隻蟑螂。

文物確實追回來了,但如果不去追問它們為何能被如此輕易地調撥、出售、遺忘,那麽類似的事情,依然可能在別的地方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