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多少錢，你會願意生二胎？三胎呢？

這裏沒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孩子，給你多少錢，你會願意生二胎？五十萬？一百萬？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錢？

中部某省M市給出的金額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這些生育獎勵並不都是現金（盡管當地政府在宣傳中常計算獎勵總額）。錢將通過兩種形式來到你手中。一種是流通貨幣：二胎、三胎的育兒補助、一次性獎勵金等費用總計36300元、45100元；另一種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別可以得到價值六萬元、十二萬元的房券一張。房券占據獎勵總金額的62%、73%。

關於獎勵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這項生育鼓勵的政策落地，該市新生人口較上年增長17%，八年來首次由降轉增。當地媒體稱：M市用政策“鑰匙”打開了生育之鎖。這篇文章被同步掛在政府信息網上。

在正常情況下，肉身是個人意誌的載體，生育尤其如此——它隻能由個人主動發起，由母體獨自孕育，並最終娩出新生兒。這一過程無法被任何人替代，也無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衛健委負責該項工作的領導顯然理解這一點，他曾對媒體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門科學，不是憑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勵工作之難，正難在任何政策都無法違背當事人意願，往女性的子宮裏塞入一個孩子。2021年放開三孩之後，全國不同地區都曾有過一些嚐試。攀枝花是第一個生孩子發錢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補貼，共發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數據並無明顯變化，此後幾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嚐試，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個生孩子發錢的城市，但卻是成績最亮眼的一個。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響個人選擇嗎？成功的為什麽是M市？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來到M市小壩鎮的三橋村，這是一個最典型的中國村莊，全村共有445戶人家，一半人口已經外流，村子並無支柱產業。我們試圖從這樣一個村莊的執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動人們。

但最後，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這裏沒有新故事。村幹部在上級考核下想盡辦法完成任務。村民們則大多表現得事不關己，如常生活。至於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們，她們的重要有別樣的體現方式：從懷孕起，她們的各項私密數據被詢問、登記：末次月經時間、預產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還是奶粉。而當一個女性想要打掉肚子裏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視的時刻。

兩個正麵典型

三橋村的蘇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個孩子，為此蘇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勵金、每月育兒補貼一千元、價值12萬元的購房券，還迎來了領導的慰問，媒體的采訪。這一年，三橋村誕生了6個新生兒，其中有兩個是三胎，蘇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獎勵和關注給蘇芳一家帶來新的煩惱。暑假期間，街道辦的工作人員領著十幾個人蜂擁而來，有記者也有領導。第一次，一眾人都空著手來。第二次，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問丈夫李亮：“是不是空著手你不歡迎我們？”隔幾天送來東西。回答問題時，蘇芳按街道辦工作人員說的，“問什麽就答什麽”。記者問她，三胎補助多少？有沒有拿到？什麽時候拿到？拿到高不高興？高興，蘇芳回答。她心裏知道，“發表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傳）政策。”

後來她在今日頭條刷到過那篇寫自己的文章，記者寫錯了村子的名字，也寫錯了蘇芳的孩子是幾胎。這樣的隊伍蘇芳接待過兩次，之後再有媒體找來，她一概拒絕。

孩子的爸爸李亮則糾結於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樓部問過樓盤價格，想用房券買來房子後再過戶給其他人。銷售無一例外先問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懷疑銷售根據房券金額虛報高價。他還試圖把房券轉讓出去，給這張價值十二萬的房券打了折，定價幾萬塊，但無人問津。李亮和村委會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終懷疑這（房券）是假的。”

實際上，蘇芳生下三胎和獎勵政策並無關係。她意外懷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們天天為這個孩子吵架”。他們的前兩個孩子都是女兒，李亮一家都想要一個兒子。知道蘇芳懷了三胎的人大多勸她去檢查孩子的性別，她也考慮過，如果是女兒就拿掉，是男孩兒就留下來。但她沒有這樣做：現在賺錢這麽難，（孩子）總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錢？她一直猶豫到孕中期，李亮變得很規矩，每天在家做飯。她不再想打胎了。蘇芳問過李亮：如果還是女孩兒怎麽辦？李亮長歎一聲：那就是我的命。



蘇芳家門口的衣架上，晾著小嬰兒的衣服

三橋村不遠處的南窪村，還有另一個生孩子的正麵典型——帶頭生二胎的村支書孫浩。

媒體報道中說，“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傳家鄉建設成效和未來良好發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後顧之憂。”

2024年，根據公開報道，整個M市新生人口1049個，同比增長17%。當地媒體稱，M市用政策“鑰匙”打開了生育之鎖。這1049個新生兒中，三橋村貢獻了6個，南窪村貢獻了2個。

在南窪村的村委會，我見到孫浩。他接受采訪的經驗比蘇芳更豐富一些：從小孩出生兩個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問的問題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於我見到他時，對於每一個問題，他都說：忘記了。

孫浩的妻子懷二胎也是個意外。那時，她剛辭職，打算換一份新工作。妻子問孫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覺得緊張，“打掉了就打掉了”。

當地媒體來問他：決定生孩子的當時是什麽想法？生完孩子之後怎麽樣？孫浩含混地回答：沒什麽想法，生孩子……我沒得想法。

我問他，“但新聞寫，你就是為了政策帶頭小孩？“

“它說是，那就是了。”

我沒能見到孫浩的妻子，無從得知她當時經曆了什麽。她對“媒體采訪”更加不耐，聽說我“想聊兩句生育鼓勵的事情”，在電話裏幹脆地回應：沒時間。

兩個婦女主任

蓉姐是三橋村的婦女主任。鼓勵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時節傳達下來的。三月底四月初，鎮衛健辦通知各個村的婦女主任們開會，蓉姐學完會議精神，領著海報、橫幅和任務回到村裏，再把這些“物料”張貼在村委會辦公室的外牆上、村公告欄裏、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門口。

這些海報上都畫著類似的場景：一對父母，三個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個女孩兒，第二個孩子看不出性別，最小的男孩兒在父親懷裏，留著和爸爸一樣的小平頭。一家人在舞獅，紅豔豔的，在他們的頭頂上，寫著六個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畫麵風格像是AI生成的。



三橋村村委會外牆，破損的宣傳海報，發放補貼的銀行卡被稱為“生育榮譽卡”

婦女主任是生育鼓勵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蘇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發現、上報的，整個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蘇芳做產檢。2024年12月，蘇芳剖腹產生下一個男孩。

三橋村是個中等規模的村莊，全村445戶人家，近一半已經外流。要在這裏找到一個孕婦並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訣竅在於觀察力、記憶力、人脈，以及絕不爭先、隻求保底的工作態度。

一次，遠遠瞥到某一戶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辦喜宴，沒有被邀請的蓉姐第一反應是“今年結婚，明年大概率會生孩子”，從而四處打聽其電話號碼。見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與老爺爺閑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顧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總不過看他們（孩子）吧。”

蓉姐記下了，之後與相熟的人打聽：他屋頭有孩子沒有？沒有把握之前，她不會給當事人直接打電話。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傳。蓉姐有個姑姑，六十多歲，與她同住在三橋村。接到這項工作後，蓉姐悄悄叮囑姑姑：“關注好外頭的新聞啊，要是哪屋裏有啊，就跟我說。”姑姑也不負所托，她帶來六隊一戶人家的好消息。現在，別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婦女主任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宣傳政策，但蓉姐並不擅長遊說。她通常拿著宣傳冊照本宣科，再委婉打聽兩句對方是否有生育意願，倘若對方表現出搖擺心態，她便多說幾句：有補貼總比沒有強，想生就趁著有政策的時候趕緊生。談到生育鼓勵這項工作，她最常說：那別人不生你還能逼著人家？



小壩鎮國道上空的宣傳標語

同為婦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陳莊村的敏姐。陳莊村是2025年鎮上新生兒增加人數最多的村子——14個，超額完成任務（原本的考核指標是11個）。因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過領導表揚，還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經驗。

敏姐愛笑，待人熱絡。通常午飯或者晚飯後，外出的村民們都已歸家，正吃飽喝足溜達消食，敏姐便拿上一遝宣傳冊，也轉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國家現在有鼓勵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獎勵！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湊上來打聽：搞麽子？

xx，快讓你家媳婦生孩子！敏姐抽一張宣傳冊遞給對方，半開玩笑地說道。遇上家裏隻有一胎的適齡對象，便委婉打聽兩句：你們家也隻有一個小孩，有沒有考慮哈？

敏姐勸說對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長輩很希望再添孫子，但年輕一代對生孩子不置可否，就從長輩入手：現在讓他們生孩子，你還能幫他們帶得動，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輕一輩有意生育，但對孩子的看護、撫養能力有顧慮，敏姐就多鼓勵：不要看當下，要看以後，有了孩子你們也有努力的動力。她用自己舉例子，兩個孩子相差十五歲，生二胎時公婆年事已高，不僅幫不上忙，反而還需要她來照顧，但如今兒子走了，自己還有小女兒陪在身邊。對老年人則強調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難的時候，長輩資源應該適當傾斜。

對女性，話術更是五花八門：生二胎對女性身體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宮疾病；對孩子個性好，獨生子女更容易個性跋扈、自私。

“獨生子女容易個性跋扈”的論調，我在不同村幹部口中都曾聽說。後來我得知，這個“論據”來自各種培訓大會。

2024年政策落地以來，培訓會常常召開。有時是鎮裏，有時是市裏，有時是衛健係統培訓，有時是醫院專家來開講座。懷孕對婦女身體好、對孩子個性好的論調，就來自其中一場。而這場培訓具體是誰在什麽時候舉辦的，敏姐已經記不清，左右是“專家在講”。

不僅如此，培訓會還向落實工作的村幹部們解讀政策。敏姐記得培訓會上提到的一組數據：2023年，本市新生兒隻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卻達到了一萬二，照此情況發展下去，M市很快就會成為一座空城。

根據研究，人口降低確實會給經濟發展帶來直接的影響。2015年，經濟學家周天勇研究經濟發展與人口發展的關係，發現二者是兩條走向一致的曲線，但前者錯後後者二十年。這就意味著，二十年前人口增、降，決定二十年後經濟增長或者蕭條，兩者呈正相關。而一旦一座城市成為一座空城，由人所創造的“社會文化”“經濟形勢”，都失去了討論意義。

顯然，敏姐從專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緊迫性。但聽起來，她的方法並無特別之處。我問蓉姐為什麽陳莊村生育數據好，她分析說，“她結交能力蠻強。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強。”

但我覺得這也不是決定性因素，便隨口猜測：“她們那個村人多嗎？”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點點頭：“嗯。她們那個村是合並村，原來是兩個（村）。”

全鎮各村排名中，除了陳莊村，有另一個村成績也相當耀眼，但蓉姐並不佩服那個村婦女主任，甚至有點討厭她。蓉姐說，那人會在群裏向領導邀功，說自己“電話都打爆了，打停機了。”領導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兩天便匯報。蓉姐討厭這種積極。

蓉姐的指標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鎮衛健辦領導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醫院檢出了三胎。消息包含著孕婦末次月經時間、頭兩胎生育情況等信息，末尾綴著領導的指示：給這位婦女做工作，動員她把三孩生下來。

從執行生育鼓勵政策開始，孕婦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標的決定性要素，而一個孕婦最重要的時刻，無疑是她決定打掉孩子的時候。

蓉姐對這戶人家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們住在三隊附近，家裏已經有了兩個男孩。她想著，現在生兩個男孩好大壓力，怎麽還可能生三胎？她回複一個“收到”，將事情放了兩天。第三天，蓉姐托會計幫忙打聽。會計打去電話：聽說你屋頭那個又懷了？對麵答：有是有的，不過已經拿掉了。會計聽罷，回應一句：現在有鼓勵生育了，你生了有補貼了！

電話那頭聲音大了起來：獎好多錢呐？是獎一千萬呐？獎五百萬我都不生！緊接著，電話掛斷了。



某村委會廣場外牆的右上角，寫著鎮鼓勵生育辦公室的宣傳語：“早生得實惠，晚生就後悔”

電話掛斷第二天，鎮領導發來消息詢問三胎的情況，蓉姐如實相告。沒有任何回複。領導的不滿持續到了下一次開會：有些村裏，明明三胎已經懷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們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說不定人家把它生下來呢？

沒有點名，蓉姐就坐在全鎮二十多個婦女主任中間默默地聽，蓉姐把領導的態度理解為對三胎典型的熱情。她覺得領導“奇葩無聊”。此後又有幾個村子陸續出現打掉三胎的情況，鎮領導親自登門去勸。當然對最終結果毫無影響。怎麽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換做是自己，她也不會生。

蓉姐有兩個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個小女孩兒。當地有句俗諺，“孩子是帶著口糧來的”，意指孩子自己帶著福氣和飯碗，一定可以養活。但這個孩子帶來的是一萬元的罰款。交了錢，她才能上戶口。蓉姐家湊了七千塊錢，托人說情，希望計生單位通融，沒談成。七個月後，為了躲避頻頻上門催收的人，她離開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過幾個月，蓉姐一家被起訴到法院，罰款金額從一萬變成兩萬多。此後，她徹底斷絕了交罰款的念頭。輾轉幾年後，蓉姐最終留在村裏照顧孩子。

我接觸到的婦女主任們，過去幾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後為了照顧孩子，就近找了“婦女主任”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戶，好在她從小身體健壯，不大有需要身份證號碼的時候，三歲後上私立幼兒園，也規避了沒有戶口本的問題。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開，小女兒終於不需要交錢也可以上戶口。

如今，孩子已經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點多起床，幫孩子準備早飯，把孩子送到學校；晚自習後再將孩子接回。在第一節課與晚自習之間，她和發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場買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裏。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務沒完成。盡管當地衛健委相關領導在公開采訪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門科學，不是憑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實際執行過程中，這項工作仍有考核指標。2024年隱形的指標是，各村新生兒數量不得低於上年。六月底，這一年的摸排結果出來，三橋村隻會有6個新生兒，比2023年還少了2個。（孕婦懷胎十月，下半年懷孕的人無法在年內生產，也就無法計入當年的數據。除非運氣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懷孕或者生孩子。）

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慮的時候。鎮裏的計生會上，領導點名批評未達標的村子：看看你們去年生了幾個、今年生了幾個，是不是宣傳還不到位？有沒有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是不是還有沒摸排出來的數據？自從政策落地以來，計生會經常召開。這項會議沒有其他議程，隻講數據。各村婦女主任人手一張單子，23年、24年新生兒數據列成兩排擺在上頭。領導挨個村點評。

蓉姐感覺丟臉，就像“一個學生天天被老師點名”。可是又能怎麽辦？蓉姐無奈，也覺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製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裏能生孩子的人自然變少。”



三橋村廢棄的民居上，寫著鼓勵生育的宣傳口號

2025年，蓉姐的運氣變好，新生兒指標雖較去年增加一個，卻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確定的是，其中一個孩子的父母早已將戶口遷出本村，孩子也跟著落戶外省。

按照政策規定，隻有新生兒落戶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領取生育補貼。但在去年，有村子上報過落戶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數。村幹部對此有種普遍的解釋：“根兒是我們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數據。

實際上，村幹部的數據是否有效，由鎮裏決定。所謂的“根”，是村裏完成指標的彈性空間——假如一個村民落戶其他城市，但同意婦女主任在本村給新生兒建卡，那麽本村指標便又完成一個，也即本鎮生育指標又完成一個。區別隻在於，這戶人家無法領取本市生育補貼。

但落戶外省的情況此前並未出現。蓉姐請示鎮裏領導：這種新生兒落戶外省的情況能不能算？領導回：先報上來吧。她按領導的意見上報了。鎮裏最終會不會算這個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數據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辦公室裏，聽到她和一個產婦打電話。她詢問產婦術後恢複情況：“現在是母乳喂養還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複一遍，語調有些猶疑。

對方加重語氣再次篤定：“對，全部奶粉。這樣方便更換照顧者，就不用一直纏著媽媽。”

“對對對，誰都可以照顧。”敏姐趕緊笑著附和，隨後聲音放輕了，“那母乳的話，你是怎麽處理的？”

“吃下奶藥。”產婦語速急促起來，像要解釋自己的選擇，“因為我還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話，就沒法睡整覺，情緒不好會對老大很有影響的。”

敏姐點頭：“現在奶粉反正基本上營養也都供得上。”隨後繼續問起新生兒出生體重、是否打各項疫苗等情況。這通電話最終以敏姐提醒產婦按時複查結束。



敏姐的辦公室牆麵

這樣的電話，敏姐要打很多通。婦女主任需要和村裏每一個適齡婦女（通常是40歲以下）建立聯係，掌握她們的婚姻情況、生育情況，如果有人懷孕，這樣的溝通還會更細致、私密。例如，她們需要打聽到這些女性的末次月經時間，以便推算她們的預產期。預產期如果在年內，意味著這一年全村鼓勵生育任務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則隻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後，她們必須在產婦出院七天之內回訪，掌握產婦的生產方式、胎兒出生體重、健康情況，並最終填進一份表格，拍照留痕，匯報上級，再將紙質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養情況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並不知道為什麽。根據公開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兒補助，依據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濕的成本。尿不濕價格浮動較小，奶粉則參考國產產品中等價位。

這一天，敏姐在電腦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錄一個全省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信息係統，又從左手邊拿起一個文件夾，隨後將電腦係統裏的信息逐項手寫填進表格裏。

她要處理的數據看上去來源複雜。敏姐填上幾格，就停下來，打開電腦裏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係統、育兒補貼係統之間穿梭，又或者打開手機翻找聊天記錄。有一會兒，她寫著寫著就抬起頭，先翻看手機，隨後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裏喃喃：“16號……19號……” （後來我知道她在確認產婦的生產日期）隨後眼光繼續在電腦、表格、手機之間來回跳躍。

期間，她還接到一位鎮上領導的電話，確認某個新生兒是第幾胎，應該領多少生育補貼。

在與那位產婦通完話之後，敏姐的工作終於要結束了。她兩指在手機屏上快速一滑，截了個圖。然後她放下筆，舉起手機給紙質表格拍照。最後，她把產婦術後情況、表格圖片及視頻聊天截圖，悉數發到鎮衛生院某位領導的微信上。

此時已到中午十二點多，她終於能趕回家去給上小學的二女兒預備晚飯了。不到一小時後，她還要再到村委會開會。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現在的心智，或許當時她不會要二胎，因為壓力太大。“但是咱們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這些負麵的東西帶給人家，是吧？肯定會給人家宣傳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橋村和敏姐所在陳莊村都屬於小壩鎮。今年10月，我在這裏停留了二十多天，訪談村幹部和村民。

到鎮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聽到鼓勵生育的宣傳廣播：

M市朋友們，現在為大家播報鼓勵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隻要在M市民政局結婚的夫婦，不管您戶口在哪，都能拿到6萬元購房認購券補貼。生孩子更有驚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獎勵共計6500元，三孩8100元。……這麽好的政策，大家趕緊了解起來，抓住機會，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裏，甜美的女聲突然從高處的喇叭裏傳出來，不斷重複這段話。喇叭下麵，騎電動車的居民、低沉轟鳴的重型卡車快速駛離。



鎮幼兒園門口，陪小孩玩耍的家長，大多數是爺爺奶奶

在鎮上和村裏，我見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對此政策態度不滿。老年人關注的大多是生養孩子的花銷：養育孩子的物質、人力成本，最終都能換算成明碼標價的金額，而政策獎勵的錢顯然還不夠多。

一個老年婦女說：

“我不想要（孫子），我要了，她（兒媳婦）向我要錢，我沒得錢！她向我要錢怎麽辦呢？”

“（補貼）那太少了，要生一個孩子，起碼得20萬。你獎我20萬，我就給你生個孩子了，是不是？”

一個老年男性說：

“你看現在一個小孩扶起來要多少錢？從小孩出生到大學最少100萬。政策說的是鼓勵好多錢，獎勵好多錢？能不能（給）這些？”

我也嚐試和育齡中的壯年人聊天（每一個家庭都有二胎），他們則更加漠然。有人笑著回答我：（我都生了）兩個了人家還鼓勵？有人則充滿戒備，衝我連連揮手：沒聽過，我不知道。我已經有兩個小孩了，我什麽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幾歲了，還有什麽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許也因此，找到孕婦顯得困難。根據上級要求，婦女主任（及村委會其他幹部）需要給全村人打電話摸排信息、宣傳政策。蓉姐還曾被鎮領導叫去現場辦公，與別的婦女主任一起打電話。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大多數人都客氣地表示自己沒有生育意願，也有一部分人態度更加糟糕，被掛電話也是常有的事。

我問了接觸到的每一個村幹部：新生兒到底是動員的結果，還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願？絕大多數人聽到這個問題都會發笑：誰會因為幾張房券和幾萬塊錢補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問蓉姐：“你怎麽判斷，新生兒到底是宣傳的效果，還是別人想生？”蓉姐告訴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現在沒有誰能左右別人。

“政策落地後，沒有一個人是因為你們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後來想生的？”

“沒有。沒有人是動員的，都是有這想法，剛好有一個政策，我們隻是以宣傳為主，但是你說要我們上門去跟別人（動員），那怎麽說，那個不現實。”

這幾乎是村幹部的共識：想生的自然會生，不想生的動員也沒有用。生育是家庭內部的事務，難以被外部力量影響。但正如蓉姐某一個間隙的感歎：“沒辦法，工作還得做”，對於這項工作，村幹部們的另一個共識是：“政策怎麽說，我們就怎麽做。”

順其自然

來到村裏的第六天，我收到鎮計生辦、宣傳統戰部、婦聯主席楊主任的好友申請。她正是鎮上主管生育鼓勵工作的領導。我們約定下午三點鍾在她辦公室見麵。二十多平的辦公室裏擺著兩張辦公桌，一進門，楊主任就在她的辦公桌背後招呼我。

楊主任看來三十多歲，頭發結成一個髻垂在腦後，嘴唇有些爆皮，聲音也有些沙啞，說話一高聲就破音，看來有些憔悴。她問我的名字，問我畢業的學校，問我現在的職業、就職的單位。我一一回答，她則不住動筆，我猜想是在記錄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輕女孩回來了，給我拿來一杯水。我接過水，她沒坐下，反而掏出手機拍照。見我有些詫異地回頭，兩人紛紛解釋：就是工作需要，不會公開發布的。

搞清楚我的來意後，楊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聞上看到。她向我總結鼓勵生育工作的關鍵：常態化宣傳。“像意識形態一樣的，默默地潛移默化地改變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計劃生育，改變人們生育觀念，也是很漫長的一個過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時間是吧？……現在慢慢的話要鼓勵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來宣傳的。”

楊主任還給我算賬：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醫療、住房。追求教育質量，就需要買學區房，之前學區房不就是這麽炒起來的嗎？她用本市房價和我舉例：每平米均價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繳納首付，40萬元的房子，按政策優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個無法拿出數十萬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這一政策優惠的幫助下便能夠按月付房貸。講到房價時，她專門補充了一句，起碼房價也不再漲了。

但蘇芳家的賬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後，以最粗疏的方式計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計732元；紙尿褲每月消費200-300元。這是促銷時的價格，一旦活動結束，支出還會上漲。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況，打針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蘇芳並未專門統計。

為了省錢，蘇芳會在直播間和人拚單，買諸如擦臉油一類的日用品。我遇到過一次蘇芳拚單：她一手端一個手機，左手在直播間搶下一單，右手便拍下付款頁麵，發給朋友。她們經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個把小時。蘇芳還在抖音發現了賺錢的方法，反複刷廣告、點讚，每天能賺十幾到二十塊錢。從懷三胎開始，她一共賺了三千多。代價是，即便感到“傷眼睛”，蘇芳也無法放下手機。

這是和房券毫無關係的一本賬，也是大多數村民的賬。蘇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鎮上市場賣魚，公公婆婆操持農活的同時幫著蘇芳帶孩子，二女兒在一兩公裏外的鎮幼兒園上學，隻有大女兒在市裏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莊，房券對蘇芳一家毫無意義。有村民曾向我嘲諷房券：“現在生孩子的誰還沒個房？”更何況，正如楊主任所說，“房價也不再漲了”。接觸到的婦女主任們也表示，沒有一個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後兌換了這張優惠券。



蘇芳家的嬰兒床擺在客廳中間，拚單時，蘇芳就坐在嬰兒床對麵的地墊上

我不知道楊主任對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為什麽大家不願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願意生孩子），會不會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權利，或者男女對立，有沒有這種方麵的思想？”

我反問：“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權利嗎？”她沒有正麵回答，繼續提起網絡上描繪的，女性生育後的壓力：照顧小孩、工作，兼顧人情世故。

“那這個問題是真實存在的嗎？”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說的女性的壓力。楊主任自己也有兩個孩子，是一對雙胞胎，正在讀幼兒園。

“你說這個，具體存不存在，說實話我也打個問號。”

我不知道她打問號的到底是境外勢力，還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後的壓力。

在鎮上的最後一天，我去向楊主任告別時，我們又聊起鼓勵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態化宣傳”。就像當年一樣，“全覆蓋宣傳，好多轉轉角落的牆壁上都寫著，‘計劃生育是國策’，‘家事國事天下事，計劃生育是大事’。”

或許每個人的記憶裏都留存著關於那場政策不同側麵的口號。在一些村幹部的記憶裏，它們是“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上吊不剪繩，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記憶裏，則是“農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種樹”。

我問楊主任：“你要不要再帶頭生一個？”

她努了努嘴，隨後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兩個了，我再生是第三個了。”

“咱們現在不是鼓勵三胎嗎？”

“順其自然。順其自然吧。”她把頭偏向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