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地官方新媒體刊發文章《不管月薪多少，國事聯著家事》，將月薪3000元群體與“國家大事”強行捆綁，對此有不同看法者被斥為“網絡雜音”。
我從中讀出的，是居高臨下的評判，而不是設身處地的共情。
這種溝通方式暴露了社會治理中的深層矛盾：當生存焦慮遭遇宏大敘事，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公民責任？
國事與家事確實存在天然聯係，但責任分配需遵循社會分工原則。
月薪3000元群體多為基層勞動者，其日常生存壓力已構成對社會的直接貢獻——快遞員維係物流命脈，環衛工人保障城市運轉，家政服務支撐家庭基本需求。
要求該群體在承擔基礎勞動的同時，再承擔超出能力範圍的政治參與責任，實質是責任轉嫁的變相道德綁架。
該文論述中“認知誤區”四個字輕飄飄，卻回避了月薪3000元群體的生存現實。
一個在二線城市月入3000元的超市理貨員，可能正為孩子的課外班費用精打細算，他的焦慮與“國家競爭力”的關聯，遠不如與“工資漲幅”“物價波動”的直接。
當勞動者為子女教育費用發愁、為醫療支出焦慮時，他們的“無力感”並非源於冷漠，而是生存邏輯的必然結果。
經濟學中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揭示，當基本生存需求尚未滿足時，個體對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必然讓位於現實考量。
與其跟他們大談“國之大事”，不如付出更多努力改善其現實境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社會保障體係、優化勞動權益保護、促進就業機會多元化。
這些現實問題的解決，才是真正增強社會凝聚力的基礎。
誠如著名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在《禮物》中指出，人類社會的意義生成往往源於具體互動，而非抽象概念。
月薪3000元群體，或許無力改變現實大格局，但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堅持，構成了社會最真實的圖景。
當我們將目光從宏大敘事轉向個體生活敘事，會發現每個普通人的故事都值得被聽見。
將輿論場上的不同看法定義為“網絡雜音”，甚至汙名化為“公知體”，實則是壓製合理關切，暴露出某些官媒的溝通傲慢。
健康的社會治理需要雙向對話：既要引導公民關注國家發展，也需傾聽各方麵、各階層聲音。
這些聲音不應被標簽化，而應成為政策優化、治理改進的參考。
國家大事確與每個公民息息相關，國家發展確需全體公民的共同參與，但這種參與必須建立在尊重個體差異、正視現實矛盾的基礎上。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能夠包容不同收入群體，以不同方式參與國家事務，而非以單一標準進行道德評判。
與其用道德綁架掩蓋問題，不如以務實態度構建良性互動：讓月薪3000元群體在解決自身生存問題後，自然生發出對國家的認同與責任感。
“國家大事與月薪3000元的我”，從來不是割裂的二元對立。
對國家大事的關切，不應以消解個體生活實感為代價，而應在正視、理解和尊重具體生存經驗的基礎上，尋找個體關切與國家發展的共鳴點。
這或許才是“國事聯著家事”的真正內涵——不是自上而下的責任灌輸，而是自下而上的價值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