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a Ponting, who was 16 when she was subjected to LSD, electroshock, and sensory experiments at the CIA-linked Allan Memorial Institute, is now suing decades later for the abuse she endured.” pic.twitter.com/j4sOd2J3Dy
— The UK Pulse (@GLOBALPULSECO) November 15, 2025
拉娜.龐廷（Lana Ponting）對位於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蒙特婁）的前精神病院——艾倫紀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最深的第一印象，是氣味——幾乎像藥水味。
“我不喜歡那地方的樣子。對我而言它根本不像醫院。”她在位於曼尼托巴（Manitoba）的家中對BBC說。
這家醫院——曾是一位蘇格蘭航運大亨的豪宅——在1958年4月的一個月裏成了她的家。當時法官因她“不服從”的行為，裁定這位16歲少女接受治療。
在那裏，龐廷女士成為中情局絕密精神控製研究計劃中數千名實驗對象之一。如今，她成為加拿大實驗受害者集體訴訟中的兩名具名原告之一。周四，一名法官駁回了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的上訴，使這宗訴訟得以繼續進行。
根據她近年取得的醫療檔案，龐廷女士在和家人從渥太華搬到蒙特利爾後因難以適應，曾離家出走、與父母不喜歡的朋友混在一起。
“我隻是個普通的青少年。”她回憶。但法官還是將她送到了艾倫醫院。
在那裏，她成了中情局秘密實驗計劃“MK-Ultra”的不知情參與者。這項冷戰時期的計劃在未經受試者同意的情況下，測試迷幻藥（如LSD）、電擊治療及洗腦技術對人體的影響。
美國與加拿大共有超過100所機構參與其中，包括醫院、監獄與學校。
在艾倫醫院，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研究員尤恩·卡梅倫醫生（Dr Ewen Cameron）會替病人投藥，並讓他們聽錄音，有時甚至是上千次——他稱這個過程為“探索”。
卡梅倫醫生讓龐廷女士反複聽同一段錄音數百次。
“它一遍又一遍播放：你是個好女孩，你是個壞女孩。”龐廷女士回憶。
博士生喬丹·托爾貝（JordanTorbay）研究了他的實驗及其倫理問題，他說這種技術是一種“精神驅動”（psychicdriving）的形式。
“基本上是利用語言暗示操控病人的心智。”她說。她補充，卡梅倫還研究了安眠藥、強迫感官剝奪與誘發昏迷的效果。
醫療紀錄顯示，龐廷女士曾被施以精神藥物麥角酸二乙醯胺（LSD），以及巴比妥酸鹽司可巴比妥（sodiumamytal）、興奮劑德索辛（desoxyn）和俗稱笑氣、具鎮靜作用的氧化亞氮。
位於蒙特利爾的艾倫紀念研究所是加拿大中央情報局所支持實驗的試驗場。 [BBC]
龐廷女士透過資訊自由法取得卡梅倫寫的病曆。卡梅倫在她的病曆之一中寫道，“到了4月30日，病人接受檢查……當她吸入氧化亞氮後變得非常緊張、極度暴力，把自己半個身體從床上摔出去並開始尖叫。”
這個“MK-Ultra”實驗的殘酷真相在1970年代首次曝光。從那以後，許多受害者嚐試控告美國和加拿大。美國的訴訟多半失敗，但在1988年，加拿大一名法官裁定美國政府需向九名受害者各支付6.7萬美元。1992年，加拿大政府向77名受害者各支付10萬加元——但不承認法律責任。
龐廷女士並不在其列，因為當時她尚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
數十年來，她說自己一直覺得有哪裏不對勁，但直到最近她才了解自己被卷入實驗的細節。
她說自己對在艾倫醫院發生的事，以及其後好幾年的情況都幾乎沒有記憶。
後來，龐廷女士結婚並搬到曼尼托巴，育有兩個她至今仍十分親密的孩子。現在，她已有四個孫子。但她表示，自己一生都承受著在艾倫醫院期間造成的後果。
“我這輩子都能感覺到它的影響，因為我會想：為什麽我會這樣想？到底發生過什麽？”她說。
她表示，她一生都得依靠多種藥物來處理精神健康問題，她認為這些都源自於當年的經曆，以及反複出現的惡夢造成。
“有時我會在半夜尖叫著醒來，就是因為那些事。”她說。
皇家維多利亞醫院與麥基爾大學因案件正在審理而拒絕置評。加拿大政府則回應BBC，指其1992年的和解是出於“人道考量”，並拒絕承擔法律責任。
對龐廷女士而言，這起訴訟是她終於獲得某種了結的機會。
“有時我坐在客廳裏，腦中又會回到那些事，我能想起當時發生在我身上的情形。”她說。“每次看到卡梅倫醫生的照片，我都會非常生氣。”
雖然卡梅倫的工作如今幾乎成了“MK-Ultra”的代名詞，但托爾貝表示，她的研究顯示，他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正接受中情局的資助。他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在1964年結束。幾年後的1967年，他因心髒病發過世。
但無論他是否知道資金來源為中情局，托爾貝說，他都應該知道自己進行的實驗是不符合倫理的。
她說，她希望訴訟能繼續進行，讓受害者能獲得某種形式的正義。
“這並不是要把患者失去的東西還給他們，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要確保他們的痛苦不是徒然的，我們能從中學到教訓。”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