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於10月20-23日閉幕。除了落馬中央委員數量創下記錄外，另一核心議題是審議中共中央對新一輪五年規劃（“十五五”，2026-2030年）的《建議》，其細節或許更直接關係到普通民眾生活。
當前公開的與“十五五”有關的官方文件僅有中共中央發布的《建議》和習近平的《說明》兩份文件。完整的“十五五”規劃綱要預計在2026年3月全國“兩會”上正式發布。
五年規劃（2006年前名為五年計劃）是中共沿襲自前蘇聯的國家計劃經濟政策，每個五年周期代表一個階段性的戰略發展方向。1953年的“一五”計劃為中共建政後的中國工業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世紀之交的“九五”和“十五”計劃則強調深化市場化改革，並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後，進行製度與產業調試，奠定了中國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地位。這些五年計劃被認為成功。然而，“二五”計劃與大躍進運動交織，定下的目標不切實際，導致生產體係紊亂，成為最具負麵衝擊的曆史階段。
綜合四中全會後的各方分析評論，普遍認為習近平主導的這一輪宏觀規劃呈現三個突出特點：其一是科技自主戰略的升級，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出擊，直接回應中美科技競爭加劇的現狀； 其二是“AI+”戰略的提出，對標十三五時期的“互聯網+”，寄望催生新的產業變革和全球競爭力； 其三是消費升級首次成為優先事項，標誌著政策方向從投資驅動向需求驅動轉變。
這三條主線有望成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軌跡，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與社會發展。BBC中文邀請專家，對其進行逐一解析。
“科技自主”：不新鮮但更主動
中共中央的“十五五”建議明確，將“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定為核心發展目標。“科技”一詞在《建議》中被提及46次，“創新”則高達61次，凸顯了科技創新，特別是科技自主的重要性。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高級分析師亞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向BBC中文指出，“十五五”規劃將構建現代化產業體係列為首要任務。這表明中國既要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也要升級傳統產業，其領導層仍將工業視為主要增長動力。
在近期一場亞洲協會（AsiaSociety）舉行的研討會上，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研究主管王丹認為，“十五五”規劃的顯著之處在於，中國首次明確表示希望在基礎研究等多個技術領域占據製高點，而這些正是中美競爭的關鍵所在。
過去五年，兩國科技競爭愈發激烈，尤其在芯片（晶片）領域，管控強度迅速提升，使其成為中美談判桌上博弈最多的議題之一。中國則在基礎材料領域嚐到了擁有籌碼的快感，稀土成為有效反製工具。
所以“十五五”規劃不僅強調科技自主，更提出要占領技術製高點。“兩者緊密相連，” 華爾街谘詢公司22V Research中國研究部主管麥克爾·赫爾森（Michael Hirson）認為，這個目標既是“十四五”規劃的延續，也是一種加強，意在彌補中國在過去幾年中美競爭中暴露出的薄弱環節。
今年8月北京舉行的一場機器人運動會上的拳擊項目
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者雨龍（Jeroen Groenewegen-Lau）認為，確立這一優先事項後，中國政府將繼續加大對前沿科技的支持，並鼓勵企業承擔更多風險。
此次全會表明，中國正加倍推行其大膽的進口替代和出口擴張方針。
王丹認為，中國政府對待技術的態度已發生轉變。過去五年與美國的交鋒，特別是在經曆了一係列高層談判後，中國從被動應對轉為主動出擊，例如在稀土管製和反製美國科技出口限製等方麵。為實現搶占科技高地的目標，中國的另一種方法是構建人才庫。為此，中國已調整了簽證政策以吸引高科技人才移民，學習美國和歐洲，追求在全球人才競爭中領先。
然而，新推出的科技人才簽證政策在中國互聯網上引發爭議，有批評者擔憂這將加劇就業市場的進展局麵。
專家還表達了另外一層擔憂。王丹提到，中國自1953年起製定五年計劃，雖為國家奠定了重工業基礎，卻犧牲了農村和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他認為，“十五五”規劃對產業的側重與那個年代的精神有相似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會為技術進步而犧牲一兩代人。
王丹還指出，未來五年，在中國生活的人可能會發現，獲得高薪或輕鬆的工作將愈發困難，因為中美科技戰已無退路。“我與中國官員的交流發現，中方有一個壓倒性共識，即必須贏得這場競爭。為此，政府已準備好在未來五年投入大量資源並做出政策承諾，即便代價高昂。”
“AI+”：複製“互聯網+”的大時代？
“十五五”與“十四五”規劃的一個顯著不同，在於明確提出了“人工智能+”行動。《建議》文件中，“人工智能”一詞共出現8次。其中第14條明確提出“全麵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並強調“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範式變革，加強人工智能同產業發展、文化建設、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相結合，搶占人工智能產業應用製高點，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
“人工智能+”這個提法讓人聯想到“互聯網+”。“互聯網+”是李克強總理時代的重要行動計劃，2015年3月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次年納入“十三五”規劃綱要。整個“十三五”正是中國互聯網產業加速發展的關鍵時期。
“互聯網+”不僅推動了互聯網產業本身的發展，更將互聯網作為基礎設施，賦能傳統零售業、物流業等領域。過去十年間，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迅猛，催生了阿裏巴巴、騰訊等全球性科技巨頭，在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領域形成了深度滲透。盡管帶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但總體而言，它是中國過去十年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人工智能+”似乎要嚐試複製了這一路徑，今年中國“兩會”上，這個詞首次進入總理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現在又正式進入“十五五”規劃，理念上也明顯延續——意圖用人工智能賦能各行各業。
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
人工智能也是當前中美競爭的核心領域之一。從美國封禁英偉達最高端芯片，到今年“深度求索”（DeepSeek）的突破引發歐美對中國人工智能水平的重新審視，都預示著未來五年該產業有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及中美博弈的關鍵領域。
但作為前車之鑒，“互聯網+”在帶來全新行業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國科技企業也在過去幾年經曆了來自監管的巨大壓力。2020 年末，“十三五”規劃收尾的最後幾個月，多年來風頭正勁的互聯網巨頭們迎來了暴風驟雨般的監管壓力。
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首當其衝，甚至一度長居海外。直到今年2月17日習近平在北京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與馬雲握手，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外界疑慮。
“關於馬雲事件，我個人理解，領導層確實認識到了某種過度反應。”邁克爾·赫爾森表示，這一和解的幕後原因也與AI密切相關。在上一個五年計劃中，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轉變——從“軟技術”轉向“硬技術”。當時似乎電商企業表現不佳，在某些習近平關心的領域造成擾亂，對黨和政府的戰略以及監管權威提出挑戰。
赫爾森指出，而現在，在大語言模型和生成式AI時代，這些企業突然又變得非常重要。這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重新轉向軟件公司，或至少是那些擁有AI專業知識的公司。
其中一個標誌就是，在上述那場“民企座談會”上，馬雲僅僅列席，而AI領域的新貴、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卻獲得在習近平麵前發言的機會。
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
幾乎每位經濟學家在翻閱“十五五”官方文件時都注意到，居民消費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首次被列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這在此前的五年規劃中從未出現。
“消費被列為重點優先事項，這一點值得關注，”邁克爾·赫爾森表示，從樂觀角度看，北京開始意識到這是經濟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不能隻靠供應端，還需要需求端支撐。如果國內需求不足，一旦陷入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緊張局麵，經濟將顯得脆弱。這是積極信號。
“但話說回來，關於這種消費驅動將有多強勁，目前輿論尚無定論。我們並未看到太多跡象表明北京將通過財政係統進行大規模收入再分配。因此，可以合理推斷，這將是一個相當漸進的政策轉變。”赫爾森稱。
這一政策轉變並非沒有端倪。從去年開始，提升居民消費已成為自上而下的全國性行動。許多中國居民都感受到政府補貼的存在，享受政府補貼的以舊換新已成為常態。無論線上線下的大型消費場景，幾乎都能享受到政府資助。
更深層的背景是，新冠疫情以及幾乎同時發生的房地產、教培等行業遭受監管打擊，使得居民消費信心持續偏低，回升緩慢。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外貿因日益嚴峻的國際環境麵臨較大風險；投資受到房地產斷崖式下跌等因素影響，表現不溫不火。消費因此被視為穩定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也被這個“世界工廠”越發重視。
北京一家電器賣場掛出補貼條幅促進消費。
從數據來看，中國消費率提升確實空間較大。2024年，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率接近40%，而美國約為68%，意味著中國仍有顯著提升空間。
歐亞集團中國區主任王丹表示，說到消費，中國政府一直以來，要麽不願意，要麽沒辦法有效刺激消費。盡管市場和企業持續期待政府重視消費，盡管也有消費補貼政策，但這些措施的力度始終有限，也不是財政支出的主要流向。
她進一步分析：“比較當今消費與2019年的消費籃子時，當時住房是主要消費品。平均中國家庭買新公寓後，會自動購買空調、汽車等大件，或在裝修上花費數十萬元（人民幣）。消費籃子中超過一半的項目與住房購買相關。但現在的消費籃子中沒有住房，也沒有房產相關項目，這意味著整個消費籃子已自動縮小了一半。雖然剩餘部分包括更多服務、娛樂和文化消費，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消費結構，但由於住房信心下降，我們看不到之前那樣的消費動力。”
穆迪評級（Moody's Ratings）在發給BBC中文的報告中則提到，該規劃還突出服務型消費，旨在進一步向外資開放服務業。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的服務業——包括家庭和商業服務、教育培訓、醫療、娛樂和文化——具有顯著增長潛力。這將支持私人消費增長以及服務業企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