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20日，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2017年1月9日）在意大利摩德納
他的思想與生活高度一致
“鮑曼的社會學是一種道德實踐。”
澳大利亞社會學家彼得·貝爾哈茲（Peter Beilharz）在其編輯的《鮑曼讀本》（The Bauman Reader）中指出，鮑曼不是那種書齋裏的學者，他的理論思考與人類的切實處境正麵遭遇，在學術象牙塔與公共領域之間架起了一座罕見的橋梁。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出生於波蘭。1939年，為躲避納粹迫害，14歲的鮑曼與家人向東逃往蘇聯，開啟了“流動的一生”。他先後流亡蘇聯、以色列，一度成為軍人，投入反法西斯戰爭，最終前往英國定居，成為英國利茲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家園、身份、語言，作為猶太青年，他早早就學會在幾小時之內失去一切。對苦難和屈辱現象的批判性反思，成為鮑曼一生思想的核心倫理。
在大屠殺之後的知識分子反思浪潮中，漢娜·阿倫特關切受害者如何成為“可犧牲的他者”，追問“為什麽是猶太人？”；克勞斯·費舍爾等人聚焦暴行的曆史文化傳統，深究“為什麽是德國？”；鮑曼則將大屠殺置於普遍的倫理機製中審視，詰問“為什麽是現代？”
“大屠殺不是現代性的例外，而是其潛在邏輯的體現。”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指出，正是現代的工具理性、官僚製度、分工體係和效率至上原則，共同製造了公眾的道德盲視。
“液態現代性”（又譯為“流動的現代性”）思想延續批判社會學的血脈，揭示了後現代“流動性”對個體境況的擠壓和異化：倫理責任的碎片化、親密關係的脆弱易逝、消費主義對身份的裹挾……
鮑曼一生留下77部著作，為理解當代個體生存的核心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框架。他的《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初版於1998年，書中對工作倫理和消費社會等的解讀，與他的包括流動的現代性在內的許多觀點一起，成為今天社交網絡討論的熱點。
貝爾哈茲觀察到，鮑曼的文本思想與他的日常生活實踐高度一致：他批判消費主義、流動性和過剩，一直在利茲過著簡約、穩定的生活；他珍視沉默的力量、恒久的關係，對妻子忠誠，熱愛家務勞動，慷慨接待每一個具體的人。
彼得·貝爾哈茲與鮑曼有著長達30年的友誼。他是國際社會理論期刊Thesis Eleven的創刊編輯，曾任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現任四川大學批判理論教授。貝爾哈茲常常與鮑曼一家同住，在早餐與晚餐之間的無盡閑聊中捕捉著鮑曼理論的肌理，他也是重要的鮑曼研究者，撰寫了八部鮑曼研究著作，梳理出其繁雜思想的核心脈絡。
1999年，貝爾哈茲帶著一家人去利茲拜訪鮑曼，並為約克郡的旅行征求意見。鮑曼喜氣洋洋地走進房間，拿出來一張破爛不堪的地圖，他在信裏寫滿了給貝爾哈茲一家的旅行建議，準備了豐盛到過剩的食物讓他們帶上。離開的時候，鮑曼讓妻子還有貝爾哈茲一家四口都坐在廚房裏。他告訴大家，“我們應該這樣靜靜地坐在一起五分鍾，然後靜靜地分開。這樣，我們就會再見麵的。”
貝爾哈茲被沉默的巨大力量震撼。這儀式來自猶太人還是波蘭人的傳統？抑或是突如其來的偶然？他已不想去追問一切的來由，隻是帶著潮濕的眼眶踏上了旅途。
這個刻意而為的沉默告別式，仿佛是鮑曼溫和的抵抗，他終身批判“流動的世界”，因而主動創造出一個個永恒的穩固瞬間，作為自己對人類關係持久性的肯定和祈願。
如鮑曼所言，“在不確定中尋求善，在流動中承擔責任，這本身就是道德生活的開端。”
2025年11月19日是齊格蒙特·鮑曼誕辰100周年。10月，《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了鮑曼的多年老友和研究者彼得·貝爾哈茲，他與我們聊了聊鮑曼思想中關於道德和倫理的核心部分。在當前技術浪潮的裹挾下，鮑曼的倫理洞察對我們的道德生活有著驚人的預見性。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對生命被荒廢的批判
南方人物周刊：鮑曼被喻為“狐狸型”學者，研究的議題十分廣泛，一生著作達77部，代表作《現代性與大屠殺》致力於向大眾揭示現代性的陰暗麵，後期的大量小書則試圖討論“流動的現代性”對我們日常生活（道德、愛、社會交往等）的種種影響。很多鮑曼研究者都試圖串聯起他各個時期思想之間的聯係，為其找到某種貫穿始終的一致性。在你看來，貫穿鮑曼繁雜思想體係的核心脈絡是什麽？
彼得·貝爾哈茲：齊格蒙特·鮑曼的思想項目究竟是什麽？答案有很多。作為他的闡釋者之一，我曾試圖從多個角度定義它：對現代性的批判、對秩序的批判、韋伯式的馬克思主義、東歐批判理論、過剩人口社會學等等。但我始終認為，其思想的核心輪廓是“過剩社會學”。
資本主義的過剩體現在其貪得無厭的欲望：對勞動力的掠奪、對無限增長的追求、對商品銷售的狂熱，以及在消費驅動下的剝削——它消耗我們，消耗地球，尤其消耗那些比我們更不幸的人。對“過剩”的批判，本質上是對“浪費”的批判：對人類廢品的批判，對生命被荒廢的批判。
這種批判指向一種“有度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平衡至關重要，生命以“有限感”為框架，謙遜是核心準則。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著作《後現代時代的親密——與齊格蒙特的友誼》中提到，鮑曼的文本信息（對消費主義、流動性、過剩的批判）與他個人的生活方式是高度一致的。是什麽讓你有這種感受？
彼得.貝爾哈茲：對我個人而言，最令人愉悅且深受啟發的發現是：在鮑曼身上，文本所傳遞的思想與日常生活的實踐高度一致。幾十年來，鮑曼一直生活在利茲，過著質樸的生活，與同一位伴侶相守在同一個家中。在他稱之為“流動的現代性”的世界裏，有些事物始終未變，沒有什麽比他們的關係更持久。無論他去往何處，她總會在他身邊。他有著簡約、穩定的生活，珍視沉默而持久的關係。
鮑曼是我30年的摯友。我每年都會與鮑曼一家住在一起一段時間，在早餐與晚餐之間共享無盡的閑聊。我很幸運，跟他一起喝咖啡可能比在書本和課堂上學到的更多。鮑曼擁有堪稱典型的20世紀歐洲人的生活：被兩次世界大戰塑造的人生，經曆法西斯主義以及後來的自由民主的洗禮。在鮑曼這裏，經驗通過實踐與理論相聯係。他是時代的診斷者，是西方現代性和人類境況的診斷者。
鮑曼的多年老友和研究者彼得·貝爾哈茲（左）每年都會與鮑曼一家住在一起一段時間
個體在承擔道德的模糊性
南方人物周刊：鮑曼稱現代性為“道德解構機”。他在1989年出版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提出，是工具理性、官僚體係等現代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公眾的道德冷漠，大屠殺是現代性倫理困境的一次“極端爆發”。在他看來，正是現代性的理性化和技術化為大規模的暴行提供了條件，使“文明”與“野蠻”的界限變得模糊。鮑曼在當年揭示出的現代性倫理的陰暗麵，在今天有什麽新的表現形式？對我們理解當下的倫理風險（如技術倫理、算法倫理等）有何新的啟示？
彼得.貝爾哈茲：《現代性與大屠殺》出版時頗具爭議。當時，現代性的主流形象光鮮亮麗，而鮑曼卻指出“大屠殺不是現代性的例外，而是其潛在邏輯的體現”。如今，我們承認現代性也有其陰暗麵。“技術失控”是西方現代性批判的核心命題之一，可追溯至啟蒙運動後期對“理性過度膨脹”的警惕。就像歌德的敘事詩《魔法師的學徒》中所描繪的那樣，學徒掌握了使用技術的方法，卻不懂背後的邏輯，既無法停止魔法，也無力收拾殘局。
我喜歡用兩個相互關聯的概念來思考這些問題——不可逆性和變形。
在西方，我們仍然認為理性和掌控是我們的未來。但是進步，或者說工具理性，是否還有餘地進行重大改革或逆轉？這是關於人工智能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向我的中國學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現代性是否有一個“關閉”開關？現代性與緩慢、沉思、親近背道而馳。我們今天如何看待他人？通過屏幕文化。這使得我們更容易互相傷害，或沉溺於冷漠、倦怠、麻木不仁的態度。
至於變形，我們建立的製度會轉變為超出我們控製的怪物，變為我們無法識別的形態。在西方，政黨和大學體係或許是典型的例子。鮑曼批判道，政黨曾是民眾參與的載體，如今卻淪為贏得選舉的機器，大學本應是容納批判性和思辨的空間，如今卻僵化為文憑製造工廠。
這種變形並非偶然，而是由社會生活的加速所驅動的，也就是鮑曼所說的“液態現代性”的產物。鮑曼認為，當“變化”成為唯一的常量，機構無法固守原初使命，它們要麽適應流動，並在流動中失去本質，要麽走向過時。但“適應”往往意味著“動態中的僵化”：它們看似在運轉，實則隻是原地踏步，無法實現最初的目標。
南方人物周刊：你所提到的這種製度化之後的變形，似乎也體現在倫理層麵。鮑曼認為，現代社會通過法律、宗教等強製規範，將道德納入製度的框架，從而將倫理也“製度化”了。由此，現代性弱化了個體的自主倫理判斷，人們以“服從命令”、“遵守規則”為由，逃避道德責任。他又談到，與現代社會不同，後現代社會將倫理責任重新“歸還個體”——個體需在缺乏普遍規則的情況下自主選擇，承擔道德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你在著作中解釋，倫理“回歸個體”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倫理機製的核心差異。那麽，倫理機製是怎樣從“製度化”逐漸回歸到個體的？鮑曼所謂的“流動的現代性”（或者說後現代性）是如何改變昔日的道德形態的？
彼得·貝爾哈茲：鮑曼在《液態現代性》中提到，流動的現代性意味著一種全新的解放，固態現代性結構的崩解導致了社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由此帶來了一種個體的釋放，即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這種個體化不僅象征著個體的選擇範圍和權利的擴大，同時也意味著個體需要承擔的責任發生了變化。
後現代社會的道德觀因傳統斷裂、多元觀念競爭而呈現“弱決定性”：既沒有統一的價值體係提供行動指導，又因全球化帶來的複雜風險，使得每個人都必須麵對“不得不選擇卻缺乏權威指引”的兩難。這種困境的本質，正是後現代倫理“要求個體自主負責”與“社會無法提供穩定倫理框架”的矛盾的體現。
我們通常將“倫理”視為內在導向的（關乎個人內心的價值判斷），將“道德”視為外在導向的（指向對外部社會規範的遵循）。要麽堅守自我選擇的道路，要麽選擇順從，追隨他人的腳步。而個體化進程模糊了這二者的界限：我們總覺得自己擁有“自主選擇”的自由，但實際上，我們不過是在尋求或購買各種東西：購買消費品、購買愛情、購買身份認同。我們隻是作出許多消費性的微小選擇，卻誤以為這些選擇是在“塑造自我”，或是在追求更宏大的共同社會目標。
問題或許在於：在個體與製度之間、微觀與宏觀之間，起到聯結作用的是什麽？在這個“中間地帶”，是什麽維係著社會凝聚、提供著團結感和意義感？傳統上，我們認為社區（community）就承擔著這個中間地帶的角色。但“液態現代性”（liquidmodernity）卻推崇“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個體”，並將其置於優先地位。如今，我們需要創造新形式的社群、共同體和相互依存的關係。
《現代性與大屠殺》，譯林出版社
知識分子應從“立法者”轉向“闡釋者”
南方人物周刊：基於你提到的種種道德困境，鮑曼指出，後現代倫理的核心應當是“對他者的責任”，並強調“麵對麵的道德”。他認為所有道德責任都源於個體與他者的直接、具身性的相遇，這種相遇是道德能力的發源地。這種責任不同於傳統倫理的“規則服從”、理性計算或利益權衡，而是個體對他者脆弱性的天然、本能的回應。
但當下全球化和技術中介帶來的文化區隔和身份對立，讓“他者”常被標簽化為“對立者”而非“責任對象”。在鮑曼看來，數字時代，個體該如何突破身份壁壘，在差異中建立倫理聯結？作為當代知識分子，你是否感受到這一議題的現實緊迫性？
彼得.貝爾哈茲：在西方，如今似乎沒人再對任何事負責了。即便有，至多也隻是宣稱對“自己人”、對“同類群體”負責。每一天，各種災難要麽不斷上演、突然爆發，要麽悄然蔓延、持續惡化。戰後福利國家的鼎盛時期過後，我們撤走了曾幫助人們向上流動的“階梯”。此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新一輪全球化，在歐洲和美國催生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複興。陌生人被想當然地視作敵人，我們正在失去欣賞差異、包容多元的能力。
鮑曼認為，後現代社會的“親近”更多表現為認知層麵的知曉或美學層麵的感官接近——我們通過媒體圖像“看見”遠方的苦難，通過消費符號“加入”某個群體，卻鮮少進入道德層麵的“麵對麵”相遇。這種接近無需承擔責任：當我們在屏幕上瀏覽災難新聞，或通過購買某類商品標榜身份時，我們與他者的關係停留在“觀看”或“符號認同”，而非對他者的具體責任。後現代社會將“關係”轉化為“符號消費”，導致道德層麵的“麵對麵”責任承擔缺失。
因此，當我們與中國友人相處時，我們會主動去尋找彼此的共性，去學習他人的生活方式，而非在親身體驗前就貿然評判。這正是後現代倫理的核心：對他者的責任，始於傾聽、學習、與他者對話而非代他者發聲的意願。
在液態現代性中，知識分子不應固守“立法者”的舊角色。鮑曼認為，應該擁抱“闡釋者”的角色：在不同文化間轉譯，在分歧視角間搭橋。闡釋者不尋求消除差異，而是讓差異可溝通——將“陌生人”轉變為對話夥伴，而非敵人。
南方人物周刊：在鮑曼看來，後現代知識分子不再追求製定普遍規則，而是作為不同文化、生活世界之間的“中介者”，促進對話和理解。他的著作也完美實踐了他提出的這種知識分子角色的轉變。
彼得.貝爾哈茲：鮑曼傾向於“闡釋者”這一角色，但他為其賦予了後現代視角的詮釋。我們通常將“闡釋”與“詮釋學”關聯——詮釋學的核心是對文本深入的學術研讀。而如今，文本已不再單一，而是呈現出多元的形態；與此同時，闡釋所要求的表達和傾聽也從文本轉向了對話。
這一點在鮑曼後期的創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不僅依賴“小書”（篇幅精簡、麵向大眾的著作）這一形式，還大量采用對話體——許多著作是與對話者共同完成的，而這些對話者往往來自世界體係的邊緣地帶。
這種轉變意味著“權威的來源”發生了轉移：從“作者”本人或所謂的“知識英雄”，轉向了公眾或社群。共同的問題需要共同探討，並尋求可能的解決方案。知識分子不應再追求成為“英雄”。我們所處的時代，是“知識英雄已逝”的時代，或者說是英雄行為、典範舉動走向日常化、細微化的時代。
《流動的現代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是老學者，也是朋友
南方人物周刊：我還想與你聊聊“鮑曼現象”。鮑曼一度是一個飽受爭議的學者，如今，他的著作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影響。他逐漸從學術界的“邊緣學者”成為某種中心。鮑曼的影響力對當下的社會學界有什麽啟示？
彼得.貝爾哈茲：在社會學實踐日益狹隘化、專業化的世界裏，我們每個人都在深耕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還需取悅雇主和機構掌權者——鮑曼是個特立獨行者。有人幹脆鄙視他，認為他的研究都是“憑空編造”，或稱鮑曼的“方法論薄弱，思想雜亂無章”。但在我看來，“雜亂無章”恰恰是社會學家應有的狀態。鮑曼從不執著於“個人原創性”，他的世界裏充滿多元的聲音，各類創作者都在其中提供豐富的思考資源。
鮑曼雖與學術界保持對話，但他更主動選擇直麵一群理想的讀者——這些讀者充滿關切和好奇心，與他一樣關注個體的未來、地球的未來，以及介於這二者之間的一切。他始終堅定地認為，讀者應該是有道德的行動者，而行動者歸根結底要對人類狀況承擔責任。
2010年10月22日，阿斯圖裏亞斯親王獎頒獎典禮在西班牙奧維耶多舉行，齊格蒙特.鮑曼（右）和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在領取交流與人文獎後手拉著手走向台前 圖/視覺中國
南方人物周刊：鮑曼思想中的哪一部分在你困頓時給過你強大的情感支撐？你上一次想到鮑曼這位老朋友是什麽時候？是在一個怎樣的場景中想起他？
彼得.貝爾哈茲：2000年，他收到我的第一本鮑曼研究著作《現代性辯證法》後，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郵件中不禁發出“哇哇哇！”的驚歎。一本書首先是一個想法，其次是一個承諾。鮑曼在等待我的承諾。他喜歡說，我的任務是讓他混亂的寫作變得井然有序。我成了他的闡釋者，這似乎是他留給我的一份終生工作，一個錨，或者說一個指南針。
鮑曼是一位熱衷於解讀時代脈搏、洞察宏觀圖景的社會學家。他既研究“大寫的文化”（主流文化、官方文化），也關注“小寫的文化”（日常文化、通俗文化），能將理性化、商品化、異化、不平等、對尊嚴的追求等宏大主題與日常生活的細節緊密關聯。他畢生不斷追求的批判社會學事業，以及他的核心倫理價值觀——對苦難和屈辱現象的批判性反思，這些都是我希望傳遞的精神內核。他推崇社會主義，而非個人主義；他認同歌德式的務實精神，懷揣適度的希望和未泯的烏托邦理想，始終向往更美好的世界。
我常常想起鮑曼。在日常生活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存在、智慧、好奇和幽默。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和導師，但他依然活在我的生命裏，像其他故人的幽靈一樣，成為我的對話者和靈感來源。
請記住，他身兼數職。他曾是受迫害的猶太學童，曾是交警、士兵；曾是丈夫、伴侶和父親；曾是波蘭愛國者、流亡者；曾是攝影師、煙民；曾是那個為了聽清提問而支著耳朵站在講台上的老學者；他是導師，也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