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國科學院這個國家級的科學殿堂，一批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壇。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頁——尋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劉治平》近四萬字長文中，討論了這一曆史現象。

有讀者告訴我，文章太長不能吸引年輕人。為此，我寫了這篇相對短一些的文章，將劉治平的故事獨立出來；針對官方記錄裏劉治平“為父報仇”這種唯成分論的偏見，我從第三節開始，補充了新的分析。從更大範圍來看，在鎮反運動中，很多青年大學生的家庭受到衝擊，有些人永遠失去了父母；然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成為共和國的新生代，最終以黨的兒女自居。這種階級出身與政治認同對立關係，恰恰顛覆了批判中對他們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釋了他們的悲劇命運。

附錄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寫長文時遍查網絡無覓處的重要記錄：一 科技史研究學者熊衛民提供有關1957年中科院北京區人員統計的相關史料。二 中科院物理所杜鈞福老師所寫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硯磐簡曆，1957年朱硯磐被劃右派後，忍辱負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盡。三 作家、科技史研究學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國科學院京區單位右派名單》，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學係所和部門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類統計，還有中科院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統計。

附錄中這些珍貴史料，為進一步研究這段曆史提供了新的線索，衷心感謝三位專家老師！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從中科院反右開始的追尋

一 誰是劉治平

我寫那篇長文，前後幾個月，篇幅將近四萬字，為了搞清楚劉治平是誰，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學家中反右的一潭渾水。

在修改長稿和寫這篇短稿的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讀書”上聽書，這本書是蓋伊·薩傑（Guy Sajer）《被遺忘的士兵：一個德國士兵的蘇德戰爭回憶錄》（Le Soldat Oublie），一個年輕的德國小兵，在二戰的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無足輕重。但他從血肉橫飛的戰爭地獄中偶然地幸存了下來，並寫下了他三年裏的親身經曆。那些血腥、絕望和殘忍的畫麵，在我的腦海裏留下殘影，其中浮現出另一個時空，這裏沒有炮火硝煙，卻同樣殺聲雷鳴，無數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筆，做刀槍”，向自己的同胞衝刺過去。

關於反右，官方統計出來的右派是55萬人，加上他們的家人，還有數倍於這個數字之外的“中右”“右傾”“反社會主義分子”等同類人物，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這是一個殘酷的比喻，細想一下，並不恰當——作為右派一類的受害人沒有武器，完全談不上兩軍對壘。唯一的關聯在於，如同戰場上被遺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誰能記住那些永遠沉默下來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劉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學術圈裏，也要算一個小人物了。他的職稱級別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級研究實習員。劉治平的同學李淑嫻記得，他來自福建，1952年進入北大物理係時，是班上最年輕的一位。在兩份1958年的官方記錄裏，他的年齡分別被標注為21歲、23歲。中國人有虛歲的算法，折中來算，我推測他可能出生於1936年。

盡管年輕，劉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嶄露頭角。大學三年級結束時，他在導師王竹溪（1911-1983）的指導下完成論文，發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學報》上。《物理學報》創刊於1933年，如今是中國唯一被SCI收錄的中文物理類綜合性學術期刊。王竹溪那時已經是中科院數學物理學化學部委員，1957年獲物理學諾獎的楊振寧是他在清華大學指導過的研究生。劉治平得名師指導，並在權威刊物上發表了論文，標誌著這位尚未畢業的大學生，已經站在了一流學者的起跑線上。



楊振寧在“物理學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致辭（圖片來自北京大學新聞網）

劉治平1956年夏畢業，進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開始了。1957年7-8月間，劉治平被定為物理所頭號右派（“第一個點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間由中央媒體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單位 右派分子紛紛現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欄目裏播報此文，對劉治平的點名批判，占了整整一個段落。

劉治平從鳴放到反右期間的言論，被詳細輯錄在《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的第二冊中。他先在物理所內受到批判，接著在9月份，與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為中科院北京區四千人大會連續四天所謂“辯論”會上的批判對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對106名右派分子處理的意見》一文中，21歲（文中標注）的劉治平名列前茅。在對右派的六類處理中，他得到的是最嚴重的一類處理——勞動教養，其中，又有開除公職和保留公職兩個級別，劉治平屬於後者。

有知情人告訴我，劉治平先是被發配到黑龍江興凱湖的農場，那裏本是勞改農場，1958年3月開始接收來自北京中央機關的右派，包括勞動教養人員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從二類到六類不同級別的處分）的人員。其中，中科院右派（二類處理，即監督勞動）多數在853農場。大概在1960年10月，因為中蘇交惡，幸存下來的勞教者被看作危險分子，遷回至天津境內的清河農場。這兩處農場，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轄之內。

相對於劉治平作為右派的高曝光度，關於他的死，我沒有查到任何官方記載。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說法：一說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說是吃了七個餃子而死——他原本因工傷住院，又發現被病毒感染，吃餃子引發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惡化。因他已癱瘓數月，農場的醫生也沒有搶救。

時值1967年春節，被劃為右派將近十年，劉治平葬身於清河農場的鹽堿地，死時不過30出頭。

二 喪鍾為誰而鳴？

中國1957年反右以後的十年，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在運動中被整死、自殺者不計其數。右派、勞教分子和就業人員的劉治平，沒有遺言，沒有遺物，死得無聲無息，這種情形並非罕見。我奇怪的是，劉治平並沒有被開除公職，但查不到1979年以後中科院為他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沒有物理所為他恢複名譽或開個追悼會的記錄。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學和清河農場個別難友提及，這一切就像從沒發生過一樣。這是怎麽回事？

當年，劉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時，牽連過一位遠在蘭州大學的研究生，他的同學顧雁。僅因為和劉治平的通信，顧雁被劃為右派，這改變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勞動考察，後與張春元等人共同創辦地下雜誌《星火》，被判處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蹤劉治平的故事，就是從這裏開始的。我最初隻想弄清楚，劉治平是誰？為什麽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結果發現，他是這麽年輕和優秀的科研人才，不僅如此，我還看到另一幅詭異的圖景，即科學院以區別對待的政策保護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國家有需要的資深科學家，卻將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壇上。他們成為自然科學家中右派的主體，代表了自然科學界反右鬥爭的戰果。

60多年過去，有媒體在報道中科院反右時，重在讚美當時科學院領導和高層的溝通，強調對自然科學家采取了區別對待的保護政策；可是，像劉治平這樣一批無辜受害的年輕科研人員，他們的生命代價被抹殺了。這種讚美，還催生了另一種更簡單化的論斷，仿佛科學院得到過一麵盾牌，自然科學家可以自外於反右運動。

事實是，1957年反右，不僅在科學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應該成為科學共同體的科學家一次大分裂。當然，讀者還可以問，在從肅反延伸過來的反胡風運動中，有藝術家共同體嗎？有文化工作者共同體嗎？有知識分子共同體嗎？其實也是沒有的。但1957年反右運動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規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學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針對的言論領域是如此廣泛，從公開的鳴放意見到私人空間的個人交談，從大字報、辯論會到日記書信記錄等，我在那篇長文裏有具體分析。從中可見，與基層鳴放中較少政治表達的情形不同，在國家級的科學殿堂，這些科學研究人員討論了很多政治話題，包括肅反、反胡風運動的錯誤，蘇聯對斯大林獨裁的批判等。他們呼籲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要求廣開言路，加強法製，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他們還探討了關於人事製度、幹部政策、黨員作風等許多問題……而反右開始後，這些言論全都成為罪證。

我也設想，劉治平，如果他不問政治，能不能躲過一劫？

我覺得，我們設想一位科學研究者要靠隱藏思想、莫談國事的態度來求生存，這又怎麽談得上忠於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學精神呢？還有，盡管你不想過問政治，但政治還是會來過問你，因為1949年以後的政治運動不斷，政治掃蕩著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沒有什麽人可以自外於政治。

劉治平在1952年進入北大，現在來看，隻是一時的幸運；因為那時大學錄取還沒有實行嚴格的政審。但他父親在鎮反中被處死，早已開始牽連到他——還是一個中學生時，他曾因此被開除團籍；北大肅反期間，他又受到審查。當他被中科院當作右派典型拋出時，在《人民日報》的報道和後來的官方文件裏，一律把他父親的“罪行”和下場當作他本人思想反動的根源。可見，無論他怎麽努力，實際上逃不脫被劃入另類的宿命。

是不是將劉治平這類人物清除出去，科學界就得到了純潔忠誠的群體，受信任的科學家就能高枕無憂了？短期看來似乎如此，長遠來看，卻是無效的。1967年初，當劉治平在勞教農場的醫院裏奄奄一息時，“文革”浩劫已經到來，那些批判過他的人們，自己也陷入了滅頂之災。

從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這樣的教訓——文明的堤壩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擊穿它的底座。而此時，那些先就被碾壓的受難者，則成為更脆弱和易受傷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會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來當典型，其中之一徐芻，被劃右派後送勞動教養，在“文革”中喪生。中科院被劃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專業前途。那些被調出原單位，在勞教農場或其他地方監督勞動的右派，那些被驅遣回家自謀出路的人，他們個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傷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從其他人的回憶裏可見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後回到科研或教學崗位，還有一些人，沒有在網上留下任何痕跡；即使他們幸存下來，顯然已流失在社會底層。隻有被送興凱湖或清河農場的勞教人員和被監督勞動的右派，我在同樣流放到這兩個農場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寧坤、殷毅、楊崇道、馮誌軒、從維熙、辛秋水、趙文韜、王書瑤等人的回憶錄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劉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於他們回憶中的記錄。

三 摒棄親情與政治認同

前麵我設想，如果劉治平不問政治，能否逃過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被歸之於“反動官僚”家庭所屬的階級，是需要清除的所謂“殘渣餘孽”者。然而這裏還隱藏著另一個問題，限於篇幅，我在那篇長文中沒有展開；要理解劉治平的冤案，卻是絕不能回避的要點，那就是他的階級出身與政治認同。劉治平在現實中所發表的言論證明，他的思想基礎，與他父親沒有關係；這種思想的底色是20世紀50年代的紅色主旋律——共產主義，這個現象又意味著什麽？

從官方記錄中我們讀到，劉治平的父親在1951年的“鎮反”運動中被處極刑，在《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對106名右派分子處理意見》一文中，這一事件，被歸入劉治平“曆史上的主要問題”之一，但對這位父親，隻有兩句說明：“曾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中統特務”，以下沒有列出他的任何具體罪行。我認為，如果劉父真的負有血債，這裏列出來，才能說明罪大惡極。但此處沒有列，那麽也很有可能，他僅僅是因為所任職務被處決。

福建鎮反運動中，對“反革命”處決比例較大，這在毛澤東轉發福建省公安廳關於鎮反情況報告的批語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認的。而福建鎮反中有錯捕錯殺，這方麵也有研究予以確定。高綿在《解放初期福建鎮壓反革命運動述評》一文中寫道：福建的鎮反運動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華東局的肯定，並獲得毛澤東的讚揚。毛澤東並將“發動最廣大群眾參加鎮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組下去巡視鎮反工作”，作為最值得重視和推行的福建經驗。這種“群眾專政”的方式，如今我們看有關暴力土改的訪談，可以得到相關認識。

高綿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鎮反的必要性和意義，但他畢竟也不能不承認，在轟轟烈烈的行動中，鎮反也出現了偏差：“部分幹部和群眾滋長了‘左’的情緒，企圖單純以殺人解決問題。由於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處決了一些可殺可不殺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張冠李戴誤傷好人。”（《黨史研究與教學》1998年第1期，第50頁）。文中有一個統計數字，從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種反革命分子85293人，處決26129人。我根據這個數字來計算，處決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 。由於看不到這26129人的案情記錄，因而無從得知究竟哪些人屬於可捕可不捕、可殺可不殺者。如果這裏的誤捕誤殺全都由“偏差”二字來籠統概括，而實際上沒有進行過對每一個人的具體甄別，那麽我們也無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著什麽？涉及到多少條人命？又為什麽會產生這個偏差？應有的法律程序在哪裏？

再說劉治平，他父親被“鎮壓”（鎮反運動中對處決“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說法）時，他才十四五歲，尚未成年。少年喪父，自古以來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後的新時代，中國的很多家庭，對親人被“鎮壓”這般不幸，是存而不論的。因為那種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和雷厲風行的處決過程，已經震懾了所有人。被處決者的家庭或已分崩離析，孤立無援，或為保護子女，隻能噤聲。而未成年子女勢單力薄，不會也不敢去核查事實。我們如果閱讀1951年的吳宓日記，可以看到與土改和鎮反相關的多條記載，其中有很多殘忍的暴力行為和家破人亡的慘劇，在校師生受到影響，以至於自殺和精神失常，都是他親眼所見。吳宓的繼任妻子鄒蘭芳兩位兄長被鎮壓後，她本人，繼而是吳宓不得不承擔起養育、接濟鄒蘭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負。當鄒蘭芳“泣謀葬兄”，吳宓亦函示“隻可效光武痛縯遇害時淚濕枕席，庶能免禍而全身雲雲。”（《吳宓日記》續編第一冊，1951年2月28日記）

像吳宓這樣飽經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畢竟也不敢公開表達。而年輕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創，由於追求進步，或為了爭取個人前途，絕大多數人，除了擁護新社會，並無其他道路可走。吳宓從學生代表發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學生，兄被槍決，父服毒自盡，“而杜生怡然學習，毫不動心改容，認為父兄咎有應得，足征進步雲雲”，吳宓日記中按語：“杜生之真意如何，吾儕實未知。”但在公開場合，確實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家庭的子女，無論情願或不情願，都必須表態與父母的罪惡切割。爾後，在強大的政治攻勢和黨的教育下，產生了這樣的共和國新生代，他們背棄家庭，與父母劃清界限，最終以黨的兒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劉治平怎樣度過了父親之死的心理關卡，可以看到的是，他憑自己優異的學習成績，自尊自強地存活下來。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團，將自己融入剝奪他父親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顯示出共產革命中常能見到的“大義滅親”之舉。

然而，在官方文件裏，我們看到的是，他要求進步的政治選擇被徹底抹殺，他的喪父之痛被強化為“政治汙點”，那種無法選擇也無法改變的父子關係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這樣的老謀深算者：“劉於1950年隱瞞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團，1951年在三反運動中，因堅持反動立場、圖謀報殺父之仇，被開除團籍。”所謂“堅持反動立場”，有可能他講過同情父親的話，但若他真的認定父親被冤殺，若他真有為父報仇的誌向，又何須入團，追求政治進步？如果他與父親的血緣親情高於他對政治立場的選擇，他又怎會在1957年6月向黨寫出那樣掏心掏肺的詩篇？詩中自稱是黨的“青年兒子”，他要把一顆心“獻給您——黨”/“因為這顆心裏麵，/含的是沸騰的愛，還有赤紅的鮮血”。

我還可以舉出另一個例子，以此說明這種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時代意義。1958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楊沫本人和她筆下的女主角林道靜，都是出身於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可是她們克服了種種思想感情的弱點，終於走上了革命道路。這種反宿命論的書寫，彰顯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義上顛覆了唯成分論，鼓舞了無數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學生。在《青春之歌》裏，階級順序是按照革命的邏輯固化的，工農階級處於光明和優越的地位，剝削階級則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潰敗。那麽像林道靜這樣在一個階級混血的家庭裏長大的小知識分子，其實也像所有被毛澤東論之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知識分子一樣，何去何從呢？

《青春之歌》把這種階級排序浪漫化，賦予工農階級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於舊官僚家庭的林道靜，通過和這些理想人物結緣而達成自己的政治認同，從而與革命環環相扣，以身相許。我認為，這一主題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歡迎的一個原因；它滿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驕子，工農子弟可以在小說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鏡像，而被劃入另冊的年輕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啊。否則，《青春之歌》怎麽能達到這麽高的發行量？短短半年時間，它發行了39萬冊，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發行121萬冊。

同理，當劉治平聽到黨的鳴放號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運動開展起來，他勢必敞開心胸，毫無戒惕地傳遞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開始以後，他還試圖為同道鮑誠光辯護。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調所在，在新中國的頌歌聲中，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不可能將個人前途寄托在已化為枯骨的父親那裏。正因為如此單純和真誠，他也不可能料想到，這場最高領袖發動起來的鳴放將是一場“陽謀”，是引蛇出洞。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在這裏得到解釋，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聞聯播裏，《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 右派分子紛紛現形》涉及劉治平那一段，是這樣結尾的：“這幾天來在多次會上受到群眾批判後，他表示願意坦白交代，並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除了交代，還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壓態勢下，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還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緊密地向黨靠攏，並且毫無保留。他所交出的與北大好友反右期間的通信，不久到了蘭州大學；於是蘭大的右派名單裏，增加了顧雁的名字。

而以親友間書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產革命的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它必須在現實中貫徹“大義滅親”的情感邏輯。所謂“義”，即至高無上的階級性、黨性；在這些觀念操縱下，親可滅，任何人倫關係也可以滅，萬般皆下品，萬物皆可滅。

四 抵抗命運

不過，劉治平的故事沒有到此結束。看起來，他對自己的命運幾乎是無法選擇的：黨的階級路線已經預先設定了他之為異類的屬性。可是，在這種不公正的處境裏，我看到了前所陳述的第一個挑戰，這是對自我的挑戰。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黨的懷抱和家庭之間，選擇了背叛家庭。劉治平所謂“隱瞞”出身，“混入”共青團，原本是一場自我革命；這與《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與作家楊沫沒什麽兩樣。他要證明，自己將成為“反動官僚”家庭的逆子，一個共產主義新人。

1957年劉治平成為鳴放先鋒，他受到當時蘇共批判斯大林獨裁思潮的影響，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加以改善，納入民主自由的價值。這裏有他對現實中缺乏民主的切身體驗，更是受到黨的激勵。讓我補充一句，蘇共開始去斯大林化的過程，固然給國際共運帶來了震撼，但那還是在體製內的調整，並非要顛覆社會主義製度，也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想體係。何況黨正發出“百家爭鳴”的召喚呢？劉治平在所裏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係同學鮑誠光起草的文本：《一切為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在這篇文章結尾，兩位作者確信，他們的政治倡導，也是回應黨中央毛主席對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必須建設起來，隻有這種政治製度才能和社會主義 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在我們這樣一個沒有對抗性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建立比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表示黨中央領導同誌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設自由的社會主義大道上，人們久遠是你們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黨這一次回敬給他們的是右派帽子，劉治平更為不幸，他終於被推倒在他父親一邊，成為一個家庭裏第二代政治殉難者。

如此，一個新的問題產生了：既不能做所謂剝削階級家庭的孝子賢孫，又做不成黨的兒女；如果怎麽做都不對的話，一個人如何與那個時代相處？

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寫到過，這個問題本不應該向受害者提出。試想，對於納粹時代的猶太人，應該問的不是個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滅絕營；而是應該追問，為什麽會產生納粹主義，如何在大屠殺之前阻止其發生？

從個人命運來講，劉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確是一曲悲歌，說起來一波三折：一個人被剝奪了平等權利，亦無法追蹤父親的死亡真相，盡管他選擇匯入時代的主流，卻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壇；但是，從他留給難友王書瑤最後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樣屈辱的勞教環境裏，在被科學界權威和同行排斥與遺忘的十年間，無論是饑餓還是勞役的痛苦，都沒能中止他對科學問題的思考，沒有磨滅他的知識追求。他以頑強的堅持，表達了對命運的不服從。這令我震撼，也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開提出組建“勞動黨”的主張，結果，不僅被打成右派，還因“反革命”罪被判了無期徒刑。他的獄友嚴昌在回憶中寫道，1970年中國的第一顆衛星上天，管教幹部專門帶人去訓斥他道：“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後，徐璋本淡淡答道：“慚愧，慚愧！”

“慚愧”二字，在獄卒聽來，或許是階下囚的唾麵自幹，是無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這兩個字裏讀到的，卻是中國科學家的悲劇裏，一句充滿反諷意味的台詞，令人回味無窮。

時間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學報》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劉治平和徐璋本分別發表了自己的研究論文；



劉治平最後的科研記錄，停留在1957反右的劫難到來之前他的畢業論文《玻色-愛因斯坦凝結的雙氣體解釋》，在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57年第1期上發表。



這是分屬兩代的兩位物理學人留在科學星空最後的高光時刻。在他們隕落之後，人民公社、大躍進的鬧劇接踵而來，繼而是幾千萬中國人在大饑饉裏喪生。當年的青年五右派之一何犖（原中科院物理所）說過一句話：“不是知識分子脫離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脫離知識分子”，這是他被痛批的言論之一，卻被曆史的慘痛所證實。知識精英是怎樣開始崩潰的，理性思考怎樣全麵讓位於絕對權力的狂舞，而整個社會又怎樣在鞭撻下被馴服，回顧劉治平的故事和中科院反右的曆史圖景，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2025年10月23日再改

附錄：

一 1957年中科院研究人員的確切統計

我的長篇文章《中科院反右消失的一頁——尋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劉治平》在“新新新默存”微信公眾號上發出以後，科學史研究學者熊衛民老師告訴我，有關1957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員，有如下確切的統計數字：

“科學院研究人員已從1952年底的1292人，發展到目前的5500多人。研究機構已從1952年底的31個，發展到目前的68個。”

——《中國科學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成就 1958年1月2日中國科學院負責人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見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第285-288頁。

熊衛民：中國科學院負責人說的是研究人員數量。據《中國科學院1957年工作人員比例統計表》（見《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第448頁），1957年研究人員占比是31.5%，當年中國科學院職工總數當在17460以上。

中科院還包括北京以外的機構，中科院在上海也有很多研究所，在南京、武漢、成都、東北、廣州等地也有中科院的研究所。北京的研究所最多，我估計占到了研究所總數的接近50%。

熊衛民補充史料：“又如，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不久，出自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把握，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以極大的政治勇氣，用個人名義上書毛澤東主席‘要保護國寶’,最終獲準由中科院自己製訂《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開展反右鬥爭的意見》。以這個意見指導的結果，中科院京區55個單位，劃定的‘右派分子’人數，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學校的幾分之一，從而保護了一大批正直的學者。”——郭傳傑

二 中科院物理所反右受難者朱硯磐簡曆

杜鈞福老師是中科院物理所李蔭遠先生指導的研究生之一，退休前一直在物理所從事研究。他發來他所寫的同事朱硯畔簡介，這是又一位反右受難者的記錄。看到這樣的故事，朱硯磐，不再僅僅是一個名字，一個右派名單上的數字而已，而是讓人無法忘懷的生命之痛。

朱硯磬簡介

朱硯磬（1928-1968），女，江蘇泰興人，出身世家。祖父朱季鷹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父親朱茨申也從事教育工作。

朱硯磬1928年10月9日生，1948年7月畢業於揚州中學，學業優良，考取浙江大學化學係學習，一年後轉入物理係。



朱硯磐，1947年於揚州中學。

1952年她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後改稱物理研究所）工作。因其基礎紮實、學習勤奮，曾被選派到蘇聯留學，後因家庭出身等問題未能成行。1956年，她被著名物理學家李蔭遠先生招收為研究生，從事磁學方麵的研究。1958年初被打為右派分子，繼續在物理所理論研究室工作。當年由於“大躍進”的緣故，該所所有研究生均被取消。

朱硯磬在逆境中仍努力工作，在《物理學報》《物理通報》等學術刊物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為我國磁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她的處境日益困難。1968年工宣隊進所後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群眾運動。鬥爭對象很快轉到所內有曆史問題的職工身上。因為曾參與議論江青，她在1968年11月初被審查。屆時她在給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說：“因我在宿舍裏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最近可能有一些麻煩。暫時不必給我來信。”以後再也沒有家信收到。直到1969年1月，家中才接到噩耗。

1968年11月6日，研究室的“革命小組”勒令她“交待問題”。在威逼之下，她於11月10日自殺身亡，屆時她穿上她最喜愛的紅毛衣，四肢纏上電線，拉電閘通電而亡。死後部分遺體燒焦，慘不忍睹。



朱硯磐，1960年代於物理所

“文革”結束後，她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文革”裏的問題也被澄清，把罪惡都推給“四人幫”。

為紀念這位傑出的校友，揚州中學於2018年召開了朱硯磬誕生70周年、逝世30周年紀念會，1999年編印了《朱硯磬紀念集》。

參考文獻：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

《朱硯磬紀念集》，揚州中學1948屆普甲班編印，1999年6月

撰文者：杜鈞福

三 中國科學院京區單位右派名單

來源：姚蜀平《崎嶇科學路，逶迤人生行—姚蜀平自選文集續編》（CEI稷下智庫書社），第44頁-49頁



姚蜀平：中國科學院京區單位右派名單實錄分析

1957年反右運動，院屬京區單位共劃右派172名。因建製變動共調出59名，即原哲學社會科學部（現社會科學院）41名，原自動化所（現七機部502所）6名，科技情報所（現歸國家科委）5名。調進2名，水工室2名。下列名單共計115名。

序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所屬黨派 入黨年份 職務 處理結果 備注

1. 化冶所

1)戚繼華 男 31 翻譯 三類

2)夏永年 23 共青團研究實習員 三類

3)曾慶祥 23 見習員四類

4)壬康 25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四類

2.動物所

1)李思忠 37 助研 三類

2)王宗楷 21 共青團 見習員 六類(原昆蟲所劃)

3. 化學所

1)曹家楨 35 共產黨 1949 研究實習員 三類

2)黃壽令 30 1947 四類

3)高葆元 27 共青團 三類

4)見百熙 35 民盟 助研 三類

5)鄒清祥 21 見習員 四類

6)麥癢珍 31 助研一類 (不開除公職)

4.力學所

1)袁誌輝 男 25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二類

2)歐陽峰 （應為歐陽絳）31 共產黨 1950研究實習員 二類

3)樊蔚勳 28 1954 研究生 二類

4)範永章 22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五類 (原動力計劃)

5)李道純 22 共產黨 1955 研究實習員 四類

5. 地球物理所

1)陳忠易 男 25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四類

2)郭覆燦 25 五類

3)瞿章 24 共產黨 1951 五類

4)鄭樹蕃 24 共青團技術員 二類

5)陳育彥 24 見習員 二類

6)鄔鴻勳 24 研究實習員 二類

7)程宏生 46 技佐 一類 （不開除公職)

8)畢文達 26 見習員 開除勞動教養

6. 電子所

1)李秀卿 男 32 研究實習員 四類

2)萬家增 31 九三 四類

3)蔡德孚 21 共青團 五類

4)魏文瑞 25 共產黨1954 五類

5)宣受之 36 開除 勞動教養

6)韓大鈞 39

7)劉楚材 26 科員

7. 心理所

1)王忠義 男 26 研究實習員 開除 勞動教養

2)李寶仁 女 27 會計 三類

3)辛代高 男 33 共產黨 1948 研究生 五類

4)黃仁發 29 民盟 二類

8. 植物所

1)錢冀 男 30 共產黨 1948 辦事員 五類

2)姚壁君 女 23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五類

3)胡昌序 男 23 共青團

4)馬彥卿 31 技術員 四類

5)黃成就 36 助研 三類

6)張祝三 32 技術員 開除 勞動教養

9. 數學所

1)邵品蹤 男 24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五類

2)陳龍玄 27 四類

3)徐㑇芻 （應為徐芻）27 助研 一類 開除公職

4)任宏碩 23 研究生開除 勞動教養

10.計算所

1)謝鴻男 27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三類

2)柳維長 24 四類

3)黃自寧 25 三類

4)吳樂之 22 五類

5)徐振之 22 翻譯 一類 （開除)

6)趙隆邦 25 研究實習員二類

11. 遺傳所

1)李雲震 男 26 助研四類

2)黃季芳 37 農工 三類

3)李樹藻 37 圖書管理員 二類

12.地理所

1)羅開富 男 45 九三研究員四類

2)陳怡惶 28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四類

3)伉 33 編輯 三類

4)劉清民 31 資料員 二類

13.微生物所

1)吳雄中 男 26 共產黨 1954 研究實習員 三類

2)陳硒用 30 研究生 三類

3)杜文亮 28 研究實習員 二類

4)王伯彥 45 圖書管理員（開除 勞動教養)

14.高能所

1)吳哲 男 26 研究生 三類

2)陳芸 26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五類

3)馬明燮 25

4)蔡蓮珍 女 28

5)項誌遴 男 26 三類

6)仇士華 25 研究實習員 四類

7)鮑成光 22 （應為鮑誠光）

8)魯陽 23 共青團

9)葛遠淩 25 (根據親友回憶，應為葛運淩）

10)張家琨 27 助研 一類（不開除公職)

11)劉治平 21 研究實習員 一類 （不開除公職) (勞動教養）

12)蔡京豔 25 開除 勞動教養

13)華士龍 17 見習員 開除 勞動教養

15.圖書館

1)陸長旭 21 助理館員四類

2)李申男 30 館員 開除 勞動教養

3)王星南 50 副組長 五類 原器材局劃

16.物理所

1)崔欽生 21 見習員 開除 勞動教養

2)陳秉玉 24 研究實習員

3)歐陽恒忠 28 共青團

4)沈鴻烈 26 技術員

5)周立中 24 研究實習員 五類

6)傅德中 27 三類

7)靳永濤 23 見習員

8)陳明華 23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六類

9)朱硯馨 女 28 研究生 三類

10)何塋 (應為何犖，這是印在《中科院北京區青年反右派鬥爭大會材料選編》中的名字，有些網頁報道，寫為何犖）男 30 助研 二類

11)胡康祥 23技術員 二類

17. 科學出版社

1)黃宗甄 男43 九三編輯室主任 五類

2)楊肇燫 60 副社長兼副總編

3)賈善群 32 助理編輯 四類

4)汪錫藻 37 校對員

18. 綜考會

1)顧準 男 42 共產黨 1935 副主任 二類

19. 辦公廳

1)蕭國基 男 22 翻譯 五類

2)範岱年 32 共產黨1948 資料室副主任

3)徐誌國 22 共青團 翻譯 二類

4)曾肯成 28 翻譯 三類

5)蘇承論 22 辦事員 二類

20. 聯絡局

1)張紹聲 男 36 科員 逮捕法辦

21. 地質所

1)朱星 男 26 共產黨 1946 科員 四類

2)崔克信 48 研究員 五類

3)勞秋元 23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四類

4)周翰中 25 見習員 開除 勞動教養

5)王士雲 29 科員

22. 古脊椎所

1)李傅燮 男 23 共青團 研究實習員 三類

2)鄭顯榮 33 科員 二類

23.生物物理所

1)李華 男 20 共青團 見習員 四類

24. 自動化所

1)何善堉 男 27 共青團 助研 五類

25. 電工所

1)王誠厚 男 32 技術員 六類

2)朱其清 49 研究員 一類 開除

26. 土壤隊

1)呂成寶男 23 見習員 三類

2)朱祥明 18

3)陶運長 19

小結

在上列統計收錄的115位被劃右派分子中，分類統計結果是：

1)按職務：研究員3人，含一位相當級別的副社長兼副總編，共4人，占3.4%；主任、副主任3人，占2.6%；助研9人，占7.8%；研究實習員43人，占37%；研究生8人，占7%；見習員13人，占11%；

2)按年齡：20歲以下4人（最年輕17歲），占3.4%， 21-30歲78人，占67%； 31-40歲24人，占21%； 41歲以上9人（最年長60歲），占7.8%；

3)按黨派：共產黨員13人，占11.3%，共青團員42人，占36.5%，民主黨派7人，占6%，無黨派53人，占46%；

4)處理結果：六類3人，占2.6%，五類20人，占17%，四類23人，占20%，三類25人，占21.7%，二類17人，占14.8%，一類不開除公職4人，占3.4%，一類開除公職3人，占2.6%，開除勞動教養11人，占9.6%，逮捕法辦1人，占0.9%。

姚蜀平在該書第49頁，寫了《中國科學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問題綜合報告》 （京外地區），開頭有這樣的統計內容：

中國科學院在八十年代整黨期間，曾經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問題進行了調查。

京內外各單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229 名，其中，高級科學技術人員27名，中級科學技術人員31名，初級科學技術人員48名，司局及領導幹部11名，處、科級幹部40名，其他人員72名。按當時全院職工60，258人（其中科學技術人員25，934人)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員占職工總數的0.38%，科學技術人員非正常死亡106名，占科學技術人員總數的0.41%。

京區各單位情況為非正常死亡74名，其中58名為被迫害致死。死因均已查明。對死者用酷刑折磨、刑訊逼供等手段的主要責任者，已查清37人，在整黨前開除黨籍3人，整黨開始後定“嚴重錯誤”、給予留黨察看兩年、撤銷職務1人。

（感謝武宜三先生錄入，姚蜀平老師整理的右派名單中，在括號內加星號文字，是我根據熊衛民老師意見以及其他材料佐證後添加的。如有遺漏或需要補充，歡迎讀者留言。艾曉明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