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的主業是讀宋史,一般來說,我用這樣的話作為開頭,就是要單純地講一個宋代的曆史小故事。
北宋真宗年間,開封有百姓跟人爭奪財產,糾纏不清,於是就給開封府寫狀紙,要求官府來定奪。
百姓可能在爭奪財產的時候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所以情緒很激動,寫狀紙的時候既不講規矩,也不講政治,在文字裏麵把宋真宗比作桀紂這樣的暴君。開封府接到狀紙以後,嚇了一跳,明明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糾紛的案子,該怎麽判就怎麽判,結果因為狀紙上的這句話,就變成了一件“大不敬”的政治案件。
開封府不敢隱匿,隻能上報給宋真宗,請他親自來定奪。
宋真宗也是當過開封府尹的人,處理這種案子也算是得心應手,拿到之後很快就做出了一個決定:他讓宮人把這起案件的核心訴求部分抄錄下來交給相關部門判決,然後將百姓的原始狀紙給藏了起來。
別人問他為什麽,宋真宗解釋說:“百姓的目的是爭財產,並沒有其他要造反、要指斥乘輿的意思在裏麵,這麽寫狀紙,無非就是一時氣憤情緒失控而已。我要是把這個狀紙交給相關部門,不但他想要申訴的事情不會得到辦理,相關部門反而還要去追查他大不敬的罪過。”【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並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宋·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卷一】
這段話的閃光點在哪裏呢?
就是宋真宗作為一個權力最大的人,他在自己遭受到最底層百姓責備的時候,依然能夠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分得清什麽是訴求,什麽是情緒。
同時,他以皇帝的身份,選擇收起情緒,為百姓解決最直接的訴求。
我為什麽要寫這麽一個故事,就是我發現最近幾年來,但凡遇到有維權的人,不管是鄭智化這樣的明星也好,還是其他一些普通人也罷,隻要他們一維權,就有人在他們的措辭和行為裏麵挑刺,尋找那種可以“一擊製勝”的大漏洞。
你哪個詞用得不準確,你哪句話有誇張,統統給你找出來,然後集中火力攻擊這個問題,直把你說得千瘡百孔、不知道先回答哪個問題,最後隻能以道歉來認輸。
想解決的問題沒解決,反而落得一身的指責。
還有一些深諳其道的人,更是知道怎麽引火力,人家一個“指斥乘輿”的字都沒說過,想方設法也要給人添上一個政治背景,然後硬生生把一個維權的事情搞成一個政治陰謀。
明明是一個改善無障礙通行的契機,硬生生地搞成了一個“不良藝人”批鬥大會。
我公眾號後台還有人給我分析,說鄭智化這人看到了前幾天的決議之後,故意要搞事的。朋友,你歲數小,很少聽他的歌,你覺得能夠寫出這樣歌詞的人,會是要在這種時候搞事的人嗎:
一九九七要解放香港
日不落帝國向中國投降
有人搞台獨 沒人來幫忙
放眼看大陸 遍地是台商
……
偉大的祖國揮揮手
中國中國一定強
我之所以會想起宋真宗說的這段話,就是覺得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在要求一個維權者做到百分百完美,但凡有一點小問題,都要對維權者發起攻擊,質疑他們的行為,質疑他們的動機,甚至給人貼上一些萬劫不複的標簽。
維權的人,也就是受了委屈的人,情緒激動是難免的。我們身邊絕大多數受了委屈的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百分百情緒穩定、處理事務能夠百分百標準,口不擇言的情況比比皆是。
前不久那個被逆行者撞了,反而遭受對方網暴的男生,你們還記得嗎?他在麵對對方一個接一個陷阱提問的時候,一直麵無表情地重複“我聽交警的”,被很多人視為最標準的處理方式。
他為什麽能夠獲得那麽多讚,還不是因為他這樣的人少之又少。絕大部分人在麵對這些刁難的時候,都會忍不住掉進對方的陷阱。
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些“絕大部分人”,何必非要在人家的語句裏麵去挑刺、從而全盤否定對方的維權行為呢?
而且人家就是一個維權而已。
大家設身處地地想想,以你我的身份地位,今後是我們去維權的機會大,還是別人在我們身上維權的機會大。你把維權者的渠道給堵死了,對你自己的好處在哪裏呢?
宋真宗作為一個皇帝,在自己麵對百姓“汙蔑”的時候,尚且能夠如此淡定地直擊問題核心,我們身邊有些人啊,明明不是宋真宗,皇帝都不急的時候他急得火燒火燎的。
火苗子燒得老高,高得都可以點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