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人口連續三年負增長、流失18.7萬人的背景下，推出一項門檻簡單、申請手續便捷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一般簡稱“高才計劃”，目的是吸引內地高學曆、經濟情況良好的中產赴港生活工作，期間通過兩次續簽，保持身份7年，就可以獲得香港永居。港人身份享受到的工作、稅收、教育福利，在當時吸引了不少中產，許多人記得，高才計劃一度熱到“吃飯時每桌都在聊這個”。
兩年半過去，首批高才們第一階段逗留期已滿，與申請時的火熱形成鮮明對比，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8月披露的數據顯示，1.4萬麵臨續簽的高才中，約一半的人已直接放棄申請續簽，成功續簽的高才裏，也僅有三分之二長居香港。
離開的，多被續簽時“證明對香港貢獻”的要求卡住，香港工作不是想象中俯拾即是；留下的，還在與香港碰撞磨合；還有相當一批高才，在內地擁有可觀的薪水，穩定的生活，沒有大波瀾，斷然不會動身前往香港，但為了孩子教育，他們把香港當成“plan B”，想盡辦法續簽。
無論哪批人都有隱隱的不安，兩年內，首批高才對赴港的預期也在鬆動，大家都在掂量，為一紙身份，想方設法與一個城市綁定7年，“是否還值得去投入？”
首批高才，一半放棄續簽
濕疹從來沒有這麽嚴重過。
紅色的小疹子從臉上開始蔓延。疹子本來隻在冬季出現，英國留學時，經曆幾個寒冷陰濕的晚上，它就會悄悄從局部皮膚上冒出來。眼下不是發作的時候，4月的香港，熱得像蒸籠，濕疹麵積卻一寸寸擴大，攻陷臉部、雙手、後背……幾乎全身所有地方，“因為太緊張了”，Noah明白。入夜，疹子不間斷地發癢，這種感覺，又讓他想起沒續完的簽證。
距離在入境處網站提交續簽申請2周過去，還沒有音訊，Noah隱約覺得審批在變得嚴厲。兩年前，申請高才計劃，隻需傳一個學位證和成績單，不到兩天就通過。現在，續簽頁麵留出5個位置上傳附件，卻沒有明確的文件要求，他刷到很多帖子，“續簽都被卡了”。
▲ 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發帖表示續簽被卡了。圖 / 小紅書截圖
按照攻略，Noah細細地打印了工資流水、租房證明，還翻出了出國留學時護照上的英國出入境印章（防止留學身份造假），“居然要提供7年前的東西”，公司還需要提供雇傭合同，最近一期經審計的財報，BR商業登記證（企業在香港合法經營證件），10多份文件，拚湊出他在港生活痕跡：一個Top 100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從北京來到香港，朝九晚六到香港中環某銀行上班，下班後回到港島一間每月1.4萬港元租金的公寓，留港期間沒有造假，違法行為。
躺在床上，他腦海裏來回細細檢索，如果不過的話，會是哪兒出問題？他擔憂起工作，手頭新接到的創新性項目，他還不太熟練，“工作證明會不會因此不穩定？”Noah打算移民，留在香港是他計劃第一步。曾經，Noah是能隨時辭職的人，目前這份工作已經做了2年，是他呆過最久的公司，期間有過辭職念頭，為了續簽，他都忍了。
續簽截止當日，陳明在廣州家裏度過了最普通的一天。2年時間，他已認識到沒有續簽可能，對於滿足學曆條件的人來說，高才獲批似乎並不難，本科畢業於香港政府公布的全球頂尖大學榜單（內地目前有23所高校上榜），或個人年收入超過250萬港元，附帶一定工作經驗，一般就可以通過審批。那時他失業，抱著試試的態度申請，很快獲批，如今麵臨續簽，他才發現門收得很窄。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續簽政策，申請人需要在港獲聘並有穩定收入，或是自己開設公司並帶來經濟效益，才能獲得續簽。“就是要證明你對香港的貢獻，能納稅或者投資”，陳明花了半年時間在香港IT行業找機會，一無所獲。
陳明是6300分之一。據香港勞工及福利局數據，今年7月底，有1.37萬名高才陸續麵臨續簽，但46%的高才直接放棄了續簽申請。即便是成功申請續簽的人，也僅有約三分之二的人士長期居住在香港。
▲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就高端人才入境計劃會見傳媒談話內容。
還有很多高才，甚至沒有像陳明那樣嚐試去香港求職，就直接在心裏放棄了。36歲被互聯網公司裁員後的安靜，走投無路之下，申請了高才。幾個月後，她在內地找到一份工作，高才身份也下來了。
作為文科生，她能選擇的唯一的續簽方式似乎就是兼職賣保險。但算了算，一年至少要簽四五個5萬美金的保單，才能獲得30萬元左右的傭金。誰也不能保證這個傭金能讓她續簽多久，也許隻有幾個月。後麵的續簽仍需努力，“也不知道門檻會不會進一步提高”？ 高才隻有一次申請機會，放棄很可惜，但要努力去搏一個並不那麽明朗的未來，她沒有動力和信心。
申請高才，本就是一些人在被卡住的階段，在動蕩中希望多一個出路，但他們心裏明白，香港並不是一個輕易的“退路”。
另外一半努力獲得第一次續簽的人，則各有各的動機和“不得不”的理由。
最急切的高才是做父母的，為了孩子，必須續簽，他們摸索出處於模糊地帶的續簽方式。“這麽說吧，你能想到的幾乎所有方式，都有人試過了。”
在香港擁有保險團隊的陳倩文見過太多類似的人，有人自掏腰包買港險，計入自雇賣保險的收入，“買1000萬元保險，以這樣的提成續簽，才比較安全”。低成本的，是寫幾千字的小作文發給香港政府，深情講述與香港的連接，一番折騰，終於獲批續簽2個月，“被一份希望吊著”，抓緊換微信頭像、分組好友，開始發朋友圈推銷保險。
▲ 陳倩文的保險團隊目前主要麵向高才進行招募。
為續簽賣港險的高才遍布各行業，陳倩文見過最拚的一位是個金融從業者，周一到周五上班，抓住一切休息時候跟人家聊天，在小紅書、閑魚拓客，每周去一次香港，行程安排得緊鑼密鼓。晚上8點從上海高鐵站出發，在狹窄的座位上湊合11小時，第二天清晨7點靠站西九龍，換好西裝，奔波在香港保險機構、各大銀行間，辦完簽約手續後，當晚就坐高鐵返回內地，什麽都不耽誤，一分錢也不浪費。
除了賣保險，也有人考慮投資開店。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問，“打算在香港加盟蜜雪冰城，建議嗎？”比她更早開店的前人告訴她香港零售業殘酷的一麵：街邊、商場、百貨大樓裏的鋪子空了許多，“沙田第一家蜜雪已經倒閉了”“我也是為了續簽開，現在賺錢的店少，謹慎！”
還有更“一步到位”的方式。隨著高才計劃推行，港府禁止10餘年的內地赴港生子政策重新放開，在香港相關機構完成報備、建檔，就能直接去香港醫院生孩子，寶寶一出生，立刻享有許多人追求的香港身份。
懷孕37周，深圳人Raya挺著肚子和老公包車來到香港，她們早已敲定一家香港私立婦產醫院，“10萬元住6人間”，想到大陸3萬元就能有個標準一房一衛的單間，Raya肉疼，但一轉念，“還是比在深圳花1000萬元買老學區房強多了”。
▲ Raya包車到香港待產。
高難度續簽還帶火了“掛靠公司”的中介服務。港媒集中爆出很多造假新聞，《香港01》調查發現，全套造假工作記錄隻需10萬元。今年7月，入境處破獲一個造假團夥，協助13名內地居民辦理高才簽證與續簽，每單收費250萬港元。
“一個假的公司能撐7年嗎？”陳倩文壓根不看好這種掛靠服務，按照這個趨勢，7年後若要拿永居，所有材料都要重新審查，哪會那麽容易，“現在真實公司的平均壽命都隻有3到5年”。
比起富豪去香港為財富尋找安全島，高才代表的似乎是一群所謂的普通中產，他們吃過時代紅利，也被不確定性衝擊，想要尋求轉機，或者多一個出路。在這場高才遷徙裏，最初大家步伐一致，從內地到香港去，兩年後，方向分叉了，有人放棄了、後退了，有人繼續往前，還在嚐試。但沒有人能擁有確定性。
淘金時代，難再現
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交匯地，人是跟著錢的流向湧入的。電影《甜蜜蜜》裏的時代，五行八作的人湧入香港淘金。如今，港府主動敞開懷抱歡迎的高才們，似乎有更好的起點，卻發現落腳並不容易。
▲ 故事始於改革開放初期，男女主角都是赴港淘金的內地青年。圖 / 《甜蜜蜜》
Leo在基金行業工作了10多年，多年以來，他做判斷的依據是“錢在哪兒，機會就在哪兒”。2023年前後，“很多富豪客戶都在談香港”，一條遷移路線逐漸清晰，內地和新加坡富豪在往香港走，這意味著他們的資金也隨之開啟新一輪的自由流通。如何安放這些錢是富豪們始終存在的需求，“這就需要一批說普通話的人，到香港給內地富豪理財”，他申請了高才A類。
Leo 是北京人，他的工作就是從富豪“口袋裏”，盡可能多地掏出理財錢。30多歲時，他將自己從北京連根拔起，來到2000多公裏外的香港，最直接的理由是，他生病了。
作為國內最早一批基金從業者，他見證了內地公募基金規模從2015年的8.4萬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27.6萬億元的過程，他和很多同事一樣，乘風而起，年薪百萬。近兩年隨著監管收緊，行業入冬，過去自己擅長的方法無法施展，新的規則他無法適應。同事與領導輪番更替，終於他不再是體係中的“自己人”。待了10多年的辦公室裏，他感到窒息。某段時間，Leo甚至連班都上不了，“到公司就生理上不舒服”，周末也不敢開車到公司附近，“一靠近那兒就難受”，他開始吃藥。
“想繼續突破，是需要有個貴人幫一把的”，看到身邊例子，他得出了結論。
“而香港幾乎人均為富豪。”《商業內幕》2019年調查，香港750萬居民中，七分之一的人是百萬富翁（淨資產超過100萬美元），比例高於紐約、東京和巴黎。財富谘詢機構Wealth-X的一份報告，以更高淨值一億美元為衡量標準，香港依舊是全世界億萬富翁最密集的城市。
很多城市，“有錢人和老百姓過著平行的生活”，隻有在香港，那麽多有錢人匯聚在北京順義區麵積大小的地方，“圈層間有極大碰撞的可能”。普通人與富豪的極近距離，使香港社會幾十年來，流傳著許多神秘、瘋狂的財富故事。過去是李嘉誠和甘比（香港富豪劉鑾雄的妻子）們，不知怎的就搭上貴人，逆天改命的故事。“近處也能看到賣港險的”，Leo舉例，很多年收入幾百萬港元的港險人，“靠的不再是挨個給朋友推銷，而是靠某位大佬客戶賞識買單。”
赴港求職人中，金融人也被認為是最有優勢的群體，但實際到香港淘金，Leo感受到了強烈的落差。
首先是工作並沒有想象中好找，雖然在內地已經是資深的高薪崗位，他花了半年時間才在香港找到相對滿意的工作。年輕人可以從2萬港元的初級崗位工作做起，“這類確實比內地多”，但他的目標是中級崗、高級崗。好幾次，“崗位麵到最後忽然就不招了”。被拒絕多了，Leo也開始自我懷疑，明明對方看履曆都願意聊聊，但聊完又沒了下文，“很奇怪，人就不覺得你合適”。後來，他慢慢想明白，內地資金是香港金融業一股重要力量，“內地不擴張，香港自然也不擴張了”。
許多人像Leo一樣，希望跟著高才計劃到香港，換個職場治愈自己。但這裏的職場與內地並無本質不同，“也看嫡係，也不喜歡年紀大的”。業績壓力很直白，習慣了內地說些客套話，見麵先打招呼，聽到麵試官赤裸裸地問，“你能帶哪些客戶來？能談成多大的單？能否承諾寫進合同裏？”Leo有點回不過神。
夜晚，中環數棟50多層以上的高樓燈火通明，照亮上方的天空，這是香港不眠的一麵，“外資銀行很明確地講，他們都是八九點才下班的。”Noah說。
▲ 中環數棟50多層的高樓。圖 / Noah提供
找工作平等地難倒了各個行業的高才。曾經香港的定位是“超級聯係人”，作為中國門戶，把內地製造的產品輸往海外、把富庶的歐美資金引入內地，催生出繁榮的貿易、物流、金融服務。但隨著關稅之爭、地緣政治矛盾逐漸加劇，聯係人的角色變得有些尷尬，香港希望能培育出科技產業。
但在產品經理陳明印象裏，香港互聯網生態幾乎停在內地10年前的水平。“麥當勞小程序都會卡個半天。”Noah同樣被震驚到，“內地很多數據後台自動抓取就能搞定，在香港，是派人跑去登記處查檔案，再錄進係統。”
IT落後，高才們抱有“支援”香港的想法來求職，但真下場找一次工作，是另一種絕望。
“競爭不比內地輕鬆”，截至2025年7月底，高才計劃共收到約14萬份申請，其中約11萬份獲批準，已有超過9萬名獲批高才來港激活簽證。這意味著每一個招聘郵箱，會被985大學、TOP 100大學留學生、高管的簡曆淹沒。
小半年內，陳明集中在Jobsdb等揾工（粵語找工作的意思）軟件投簡曆，得到的回複寥寥無幾，他還專門看了香港最具科創氛圍的科學園的工作，都是些大學孵化的企業，基本沒有實現盈利，“比不上內地互聯網開出的薪水”。
類似於日本的情況，在IT浪潮來襲之前，香港的服務業已經很發達，整個社會的運作模式也比較成熟，難以被互聯網徹底打碎重建，自然也難有大的科技公司湧現。程序員隻能分散在金融、律所、零售公司做技術支持，社會對IT的需求不大。
將人留住的前提是要有公司土壤，新一批科技創業者眼裏，香港也不是好的選項。
“香港和深圳太近了，讓做科技的挑一個，絕對是深圳”，AI創業者許佳說。她從美國的大學畢業後，與男友在舊金山創業，2年前，因為身份焦慮，她申請了高才B，“當時心態是選擇要越多越好”，男朋友是香港人，某段時間許佳經常到港。
“現在的AI創業，最開始就要選好陣營，是中國還是美國。”選美國陣營的人，有一天也會搬到美國，“至少要去新加坡，比如Manus（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體）。”選擇中國的，不會去香港，“沒有科技創業的氣氛”。許佳有時找投資人聊天，從業者見麵，一問都在深圳。
▲ 深圳的高科技無人機表演燈光秀。圖 / 視覺中國
在科技圈，深圳和矽穀離得更“近”，“很多公司碼農（指員工）在深圳，founder（創始人）在矽穀，兩個城市信息差小，大家溝通起來很順暢”。而在香港遇到的人，“關心的還是金融和房地產”。
金融和互聯網行業尚且如此，對大量文科背景的高才來說，在香港揾工，比在內地更難。
文科背景的李笠與四個大學同學一起組了個群，合計投了上千封簡曆，“得到的麵試機會人均不足一個”，開出的月薪隻有2萬港幣左右。在香港，文科能做的職位大部分是不知名小企業的文員崗。
人到中年，帶著倆孩子留港，“租房普遍都要到1萬多港元”，他為腦海裏閃過的接下工作的念頭感到恐懼。
內地學霸的孩子，在香港繼續卷
李笠能隨口說出很多和高考相關的數據，這是浙江人刻在骨子裏的記憶。
“浙大每年錄取6000人，其中一半是浙江的小朋友。除此之外，省內沒有一所985、211。”李笠研究完省外大學錄取線，認為“浙江的平均分比周邊省市高50到100分，這意味著我們付出百倍的努力，得到的結果還是比別人更差。”
2000年初，李笠大學畢業，一張985文憑就能在體製、外企、互聯網間暢通無阻，幾年後，他們這批人升至中高層，他們相信教育紅利的存在，並迫切希望孩子能延續教育優勢。
兩個孩子都比他當年優秀，從小一門體育、一門藝術地培養起來，功課也沒落下。大兒子剛上高中，“老師說他的資質是C9（北大、清華代表的9所頂尖高校聯盟）水平”，隻是但凡經曆過高考，都見過發揮失常的人，他沒法不焦慮。
當李笠發現自己有機會幫孩子一把，他想盡力續簽留在香港。浙江985率低，不如上海、北京，高才就是那個更大概率讓孩子複製他學曆優勢的賽道。
高才計劃給香港帶來很多內地中產家庭的子女。2023年和2024年，通過高優才計劃來港的11萬人，共為8萬多名18歲以下子女申請來港。高才的續簽數據亦顯示，8511位成功續簽的高才裏，近一半為配偶與子女申請了受養人簽證，總計帶來了6035名子女。
比起很難再謀求到的香港工作優勢，香港教育紅利的確更易獲得，省錢又省人。
在香港，能享受15年免費義務教育，入讀公立學校無需學費，教學采取“兩文三語”模式，兼顧粵、英、普三類口語，以及漢字、英文書寫，還有許多免費課外班。相較之下，內地一線城市雙語教育的學校基本要10萬元以上一年，芭蕾、畫畫、足球等等大眾點的興趣班也要200元一節課左右。
升學路徑上，香港的選擇也更多元，學生可通過DSE考試（類似內地高考）升讀本地、內地及海外300餘所高校，亦可修讀IB、A-Level等國際課程赴海外留學。沒有高才不對這些心動，“總的來講，香港教育上下限都很高”。
李笠見過身邊成功的案例。有孩子花一年時間備考DSE，直接考到了香港大學，“內地過去的孩子，英語以外的科目，都不用擔心。”
“高才帶娃來港”，看似與港府雙向奔赴，“因為當時香港正缺孩子”。
2023年7月，香港教育局公布《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2022到2023學年香港中小學生流失超2.7萬人，中學流失率4.56%，小學流失率3.43%，創下近3年新高。自2020/21學年起，三年合共流失近6.8萬個中小學生。
▲ 2020年到2023年，香港3年總共流失近6.8萬名中小學生。圖 / 視覺中國
因此那個階段到香港入學，順利得驚人。
2023年，高才計劃剛開始，何若潔的女兒跟隨父親搬到香港。她原本在深圳讀小學，轉學到香港需要插班。所謂“插班”，是家長們口中最緊張的一環：一所一所學校地“叩門”，確認是否有名額，再遞交申請，筆試、麵試，層層過關。
沒折騰太長時間，女兒就被香港中西區一所小學錄取。她後來才意識到，能進這所學校“有多幸運”。中西區是全港最著名的11校網，校網的作用類似學區，決定著孩子升學可以就讀的學校。中西區覆蓋了香港CBD、中環與金鍾，富豪聚集地、中半山和西半山等，相應的，這個強大的校網，罩住的幾乎都是香港的Band 1的學校，即教育局認定的優質學校：升學率高，學術成績突出，社會精英的搖籃。曆來也是香港入學競爭最激烈的地方。
她一度擔心孩子英語不夠好被卡住，很快打消了顧慮，“那裏缺孩子”。一間教室都坐不滿人，老師跟她講，不少孩子跟著父母去了海外，原先班裏30幾個，現在隻有20多個小朋友。“學校都急著招小孩”，最頂尖的一批小學都這樣，更次一點的學校更招不到人，“直接關閉了”。
僅僅一年過去，等到2024年春天，Joanna 徐帶著上初中的孩子到香港插班，情況已大不一樣。最初還缺孩子，現在的學校門檻已被高才們“踏破”了。
“競爭非常激烈”，她一連問了好幾個學校都直接被拒絕，“沒有插班名額”。有的筆試完就沒有下文。Joanna 徐的孩子在北京海澱某附中就讀，“是北京孩子嘛”，並沒有期待孩子到香港能降維打擊。但有幾次，孩子回來主動說，“題不難啊，”還來不及驚喜，孩子就接著說“但我沒戲，麵試場上的人一看就是學霸！”鏡片後麵的眼神直勾勾的，明顯刷過很多中介機構給的題。
“如今香港插班，屬於全國學霸的孩子都在這裏聚會”，Joanna 徐說，他們培養出的一批小孩，不隻有學校成績，小小年紀就能拿出雅思、托福，AMC（全稱Americ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全球中學生數學競賽之一）、各種競賽證書，讓人瞠目結舌。
她聽說香港一所不錯學校的校長，插班那陣子，從早到晚都在見學生、見家長，“4個名額有800個學生來麵試”，校長麵到後麵都麻木了，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多學生”。
成功插班也並不意味著上岸，和內地把壓力集中在雞娃不同，香港卷家長對孩子的托舉能力。Joanna 徐的孩子英語不錯，最終被香港一所中學的國際班錄取。招到內地學生，校長很開心，“也是趕上高才來港的浪潮了”。此前很少有內地人考慮這所學校，因為評級是Band 3，象征很低的升學率，60多個學生可能隻有兩三個考上大學。
據她觀察，香港的階層很穩定。香港是個垂直城市，就像富豪們總住半山，底層住在老市區九龍旺角的唐樓或鴿子籠，財富不僅區隔了每個階層的居住位置，也區分了孩子就讀的學校。“大家還是隻想跟自己階層的人打交道。”如果出現孩子就讀錯位，也隻是偶然一段過渡期。
▲ 香港富豪的半山別墅。圖 / 視覺中國
比如，她孩子讀的國際班都是外國人：東南亞裔、巴基斯坦、以色列人，有的父親戰死，孩子拿著難民簽證到香港，這些孩子大部分都考不上大學，“未來可能就學個技術，做出賣勞動力的工作”。孩子入學後玩得好的一個同學，不久前也跟著父母移民歐美。她摸清情況，就在給孩子規劃轉學，最近成功了。新學校是私立，一年學費10多萬港元。
當學校更多元，不再有統一評判標準和升學路徑時，擇校成了香港教育頗為關鍵的一步，準確的判斷往往耗時、耗人、耗錢。
為了給老二讀個適合的幼兒園，Joanna 徐和丈夫2周考察了18所學校，每天早上8點蹲到校門口，看看來這裏就讀的是什麽樣的小孩，下午4點半放學，再來蹲一次，主要看上完一天班，老師對孩子態度的變化。相似的方法，他們也用在給大兒子升學擇校上，幾個假期，他們都安排孩子去澳洲、美國旅遊，看看當地的大學。
要想卷，這裏也能卷到生命之初。到香港，Joanna 徐懷孕了，孕期第8個月，她就報了個每月8000多港元的嬰兒園。港府為了解放雙職工父母的壓力，資助了17所托幼機構，孩子最小可以6個月入學，有的嬰兒園還可以直升不錯的對口幼稚園和小學，“大家都爭著去”，現在她的小孩已經8個月大了，還沒有排到入學號。
▲ Joanna徐參加孩子幼稚園活動。圖 / Joanna徐提供
教育的卷是漫長的過程，對高才衝擊力更大的是，一紙政策收窄了升學通道。今年7月底，因為香港本地居民質疑內地高才擠壓本土孩子升學，香港修訂政策，來港不足2年的人才子女在港升讀本地大學時，其錄取名額和學費待遇與非本地生保持一致。
“政策讓很多高才群都炸了，”陳倩文說，“池子很不一樣了。”以前高才子女的錄取池很優渥，5萬名考生爭奪1.5萬個進港八大的名額，現在不滿居港2年的高才子女，需要與其他非本地學生一起競爭約6000個名額。學費也高出一大截，公立高校本地生的學費4.45萬港元一年，而非本地學生的學費每年在14.5萬港元以上，不同生源，4年的總學費差額高達40萬港元。
政策一出，有高才幹脆就放棄續簽了，陳倩文的朋友，剛申請完高才，孩子讀高二，等不到2年就要升學，“再怎麽趕，也進不了本地生池子”。小孩年幼的高才們也在觀望，國內孩子越來越少，有沒有可能，以後國內升學更輕鬆？陳倩文和諸多客戶都沒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再去香港插班，隻能一邊努力續簽，一邊祈禱相關政策不會有大的變動。
在島上飄著
在香港，Noah租住房間隻有25平方米，居住了2年，他隻有7件衣服，大件物品隻有一個顯示器，“方便隨時都能搬家”。到香港之初，Noah沒有想要留下的想法，他計劃去更遠的加拿大，隻把香港作為一個跳板。
2年間，規劃有了一些改變，香港的金融機會遠比其餘他考慮長期定居的城市多，Noah開始學習粵語。另一邊，物理距離上，他離香港又遠了一點，生活成本高，他準備搬去深圳，每天通勤3小時，房租隻要1/3。
▲ 背景是Noah居住的日出康城，傳說中住了幾萬人的公寓。圖 / Noah提供
未來到底去哪兒，隻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像在海上漂泊，被浪花來回拍打，看不見岸的方向，好不容易，他才抓住了兩個坐標，“一邊攢錢，一邊積累經驗”，這是他目前穩定生活方向感，做決策的來源。
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移居城市，安定本就不是常態。何若潔丈夫帶著兩個小孩在香港，鑒於香港的工作形勢，她留在深圳工作。她過上了曾經不敢想的生活，兩個女兒在香港適應得很好，丈夫的事業也再次有了發展，家裏還雇了菲傭，簡直是TVB電視裏的情節，隻是心裏空蕩蕩的，有時候丈夫不接電話，不回消息就能讓她小小崩潰一會兒。這是許多雙城家庭的縮影。
世界在變化，聯通著東西方的香港變得尤為迅速和出人意料。這裏依然會有機會，經濟回暖了，中概股不去美股上市都來香港排隊，“港交所排隊了100多家”，服務項目的律所、券商、谘詢公司都在招人，“analyst崗（分析師）應屆生月薪甚至能開到六七萬港元”，沒人不心癢。Noah說，雖然隻是部分崗位增加，工作總體不多，“但萬一自己能抓住呢？”
許多高才在香港幸福的來源，並不是找到某種確定性，而是學會在不斷變化的世界裏安頓自身。
在香港快一年，Leo沒等到貴人，先碰到了一個韓國人。他們倆約定見麵交換客戶，一個下午，Leo和韓國人坐在香港街頭的咖啡館，天南海北地聊著。Leo不用解釋為什麽離開從小生活的北京，韓國人懂。
韓國人說自己家在仁川機場附近，住了很久很久，每天看著各地航班從眼前降落起飛，某天，他待不住了，隻身一人來到香港。“其餘國家的中年人也不都尋求穩定啊，”不是年齡到了，就強行把自己按住，在北京他是奇怪的那個人，身邊朋友都成家穩定下來了，到了香港，見到了多元的人，他反而不孤單了。
和過去在急速變化的行業感覺到大起大落不同，如今Leo學會從香港生活裏獲得快樂，這是腳踏實地的幸福感：中秋節親手做了兔子燈，街上有人悠閑地遛烏龜，遠處的夕陽，被染成溫柔的粉色。
▲ Leo在香港拍攝的粉色夕陽。圖 / Leo提供
很多時刻，40多歲的Joanna 徐也覺得過去的生活“失去了激情”。去年初，她終於決定和丈夫搬到香港，租房子很倉促，什麽都沒有，春節一家人睡在地板上，她摟著剛要上幼稚園的小兒子，她沒讓大兒子跟著，她不希望青春期的小孩看到父母重啟另一種生活初期狼狽的一麵。
丈夫辭去了令人豔羨的內地醫學教授工作，備考香港醫生從業資格。離開的過程他們猶豫了很久。到港2年，開支不小，除了帶過來的一些積蓄，開源部分主要靠她從事港險銷售工作的收入。一開始，她也在艱難適應角色的改變，畢竟學曆好，心態還在甲方。壓力下，她去4S店、奢侈品店觀察銷冠怎麽銷售，學習怎麽讓客戶知道自己是“誰”，水到渠成地完成“售賣”。一年後，這個新港家庭找回了在北京事業和家庭上升期的感覺，收入也翻了一番，空蕩蕩屋子又填滿了家具，大兒子也來到了香港，完成了一次生活的重建和升級。
Joanna 徐一家租住在九龍東的一個私人屋苑，這裏背靠著小山，前方就是海灣。小區會所設備齊全，大兒子每天遊泳，小兒子和小女兒每天都可以在室內外遊樂場玩耍。小小的三居室雖然隻有她北京居所的一半大小，但是打開窗戶望出去就是大海，直望維多利亞港東入口。每隔一個月左右，就有一艘巨型遊輪從窗前駛過。
也有人懷疑，為了香港永居，“硬生生熬7年”，值不值得？Noah想象高才的生活，在內地一路卷到頂尖高校畢業，如今如果在香港做1萬多港元的工作，進門就是床，吃著最便宜的盒飯，某一刻他們會不會也懷疑努力的意義？
如今，普通人隻有能力做一兩年的規劃，長遠規劃不在個人掌控範圍。為了一紙身份，付出高昂的代價綁定多年，未來怎麽樣，“是很難說的。”
Noah成功續簽了高才，擔心高才政策不穩定，又轉成了門檻更高的優才，“優才計劃實施了20多年，路徑更可見”。
也有人放棄了唾手可得的永居身份。
Raya的孩子原本有機會直接成為香港居民，但在港待產的幾天，她從最初的興奮轉為不安，物價高到不得不精打細算，白灼青菜拿開水燙一下，加點醬油，就要100港元。“收入至少要提高6倍，才能在港維持深圳消費水平。”2萬港元的租金，換不來一個陽台，自然也曬不到陽光，晚上，她躺在香港一片黑暗的房間裏，鼻炎犯了，感覺身體在慢慢發黴。
Raya開始害怕了。貿然替孩子選擇香港身份，未來做跨境學童（指每天在深圳和香港間往返上下學），卻無法確定孩子在陌生的香港社會結構裏將處於何種位置，孕期第38周，夫妻倆收拾好東西，挺著更大的肚子回到了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