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對“啃老”的合理化，最大的難關不在父母

【導讀】長期以來，在就業和婚育壓力麵前，成年子女對父母的高度依賴得到廣泛關注。如果說之前人們對啃老的態度還相對負麵，那麽新一代父母則開始接納自己的“全職兒女”。短短數十年，中國家庭的代際關係究竟發生了什麽變化？本文基於對上海四個“啃老”家庭的深描，展現了年齡、性別、婚姻與就業狀況各異的青年對父母的依賴，盡管文章發表於近10年前，但仍能對當下的變遷給予提示。

作者指出，父母與子女的需求互補是“啃老”的基礎。當老年人可提供的時間和金錢支持延長，年輕人的經濟自立難度增大，親子紐帶將成為個人最重要、甚至惟一可依靠的支持網絡。不同於既有研究對父母溺愛的批判，本文認為，“啃老”是兩代人的理性合謀，且個體的理性計算愈發強調情感回饋。換言之，父母在付出時，看重的是子女“順”和“聽話”所帶來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而子女也不會產生自卑情緒或認為自己是社會化的失敗者，他們期待著父母衰老後承擔贍養責任。然而，“啃老”並非都能帶來家庭和諧。一旦子女“不聽話”或走向非標準的人生道路，“受拖累”的父母不但權威喪失，還將喪失對養老的安全感。

本文指出，不同於西方強調“斷裂”的個體主義文化，社會轉型期中國的代際文化強調父母與子女的“和合”與“共生”，對子女的教養並不意在培育“獨立、完整的個人”，成年子女的“兒童化”和代際間的撒嬌式親密行為具有正當性。從代際關係角度看，當前中國家庭是個體實現自我利益的資源，也是統攝個體的社會結構。

本文原載《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4期，篇幅所限，有所刪減。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轉型期的家庭代際情感與團結

——基於上海兩類“啃老”家庭的比較

本文所指的“啃老”，是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上高度依賴父母的現象，既包括經濟依賴，也包括勞務依賴。“啃老”之所以被持續熱議，是由於它文化上雙重的不契合，既不符合中國家庭主義文化傳統下的“反饋模式”的角色期待，也不符合西方個體主義文化傳統下的“自決個體”的角色期待。這種三代一體的緊密代際關係被稱為“中國式啃老”和“後現代式啃老”，更是有趣地反映出中國家庭代際關係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性。

個體化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之一。雖然中國缺乏古典個體主義，國家管理和公共福利體製也欠發達，但當下的中國個體也生活在由動蕩的勞動力市場、流動的職業、持續增長的個人風險和強調親密與自我表達的文化所構成的後現代大環境之中。在一定意義上，“啃老”是這種特殊個體化社會情境的產物，是中國家庭領域充滿結構性張力和矛盾意向的集中體現。一方麵，現代社會高昂的生活成本需要兩代人共同分攤，青年夫婦對父母的經濟、住房以及在孩子照料、家務分擔等方麵存在較大的依賴。對於個體生存來說，家庭主義的福利需求更顯緊迫。但另一方麵，在個體主義文化觀念的傳播下，子代尋求自由和自我實現的理想更加普遍和強烈，親子關係中固有的衝突和世代間的隔膜更加激烈。

本文將“啃老”視為一種團結和衝突並存的矛盾意向關係，以期理解傳統（代際責任倫理和規範）與現代（個體理性和情感取向）如何共同塑造當下中國城市的家庭生活。在個體化和矛盾意向視角之下，本文通過來自上海的案例，分析關係和諧與衝突的兩類“啃老”家庭的認知策略及其對代際關係走向的影響，來展示生活實踐中家庭成員間在利益、價值、情感方麵的互構和張力，討論具有主體性的個體如何實現代際團結。本文力圖證明，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轉型情境下，代際關係中基於血緣的情感和責任仍是家庭認同的基礎，個體的自反性（reflexivity）行動並未導致家庭的個體化，而是再造了代際責任倫理和團結。

▍資料搜集和案例概況

在中國日常語境中，“啃老”是一個含混且充滿爭議的概念，遠遠超出英語中對“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的“有勞動能力而不上學、不工作、不受訓”的內涵界定。在既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對啃老的判斷主要是依據“反饋模式”的文化規範，即成年子女在代際支持關係中應該扮演“給予者”而非“獲得者”。不同作者按照子女依賴父母的程度和原因等，提出了“顯性啃老”、“隱性啃老”，“主動啃老”、“被動啃老”，“啃錢財”、“啃勞力”、“啃關係”等類型。從這些多元的界定和分類可知，“啃老”的核心指向是成年子女對父母的高度依賴，但邊界和內涵有很大的彈性。

為了反映現實中子女依賴父母的多種形態，本文采取廣義的界定，將“啃老”群體界定為：具有勞動能力，已經畢業離開學校，目前無工作或已就業、有工資收入，但仍然長時間、大量地接受父母提供的各種支持和幫助（包括金錢支持和勞力支持）的群體。本研究沿著“可接受與否”的標準，在諸多的研究個案中，選擇了關係和諧和關係衝突兩類“啃老”家庭進行比較分析。在具體選取案例的時候，主要依據有二：一是被訪家庭的主觀態度，即被訪的親代或子代或雙方認為子女/自己屬於啃老族；二是子代的日常生活對親代存在高度依賴。這些案例中的子代均表示，離開父母的幫助自己目前的生活無法進行，而且希望繼續得到親代的幫助。研究案例來自於作者身邊親戚、朋友、鄰居以及朋友的介紹。除了案例的可得性限製之外，案例的最終選取考慮了啃老方式和代際關係類型的可比性，以及訪談對象的性別、年齡、以及家庭背景等相關因素的差異性。

在本研究最終確定的4個家庭中，共訪談了9人，其中一個家庭訪問了父母雙方和女兒本人，另外3個家庭都隻訪問了子女和父母中的一位。4個案例中，案例1和2是代際關係和諧的家庭，案例3和4是關係衝突的家庭；案例1和3的啃老方式主要是經濟依賴，案例2和4雖然也有經濟依賴，但子代對親代勞務上的依賴更為突出。對每個家庭正式訪談一次，非正式訪談和觀察多次。因為每個個案的被訪者與作者關係遠近有不同，因而進行的觀察和談話次數也有所不同。親代和子代訪談分別進行，訪談以半結構方式進行，通過當麵交流來聆聽他們講故事，了解他們家庭形成“啃老”局麵的來龍去脈，了解雙方對“啃老”相關問題的看法以及對他們代際關係的看法。

（一）關係和諧的“啃老”家庭案例

案例1：子代T，男，32歲，大學本科畢業，無業，已婚，孩子4歲。母親，58歲，某醫院主任醫生；父親，59歲，大學教授。

T畢業後工作不順利，辭職已有10年，至今未工作。家境較殷實，有車有房。目前T先生和妻子靠在家帶孩子及照顧兩邊父母的日常家事來換取雙方父母給予的報酬。

案例2：子代X，女，37歲，博士研究生學曆，高校教師，有兩個兒子，一個6歲，一個半歲。母親62歲，父親69歲，二人均退休。

X自懷孕開始，父母從老家搬進女兒家，幫助女兒女婿料理家務、養育孩子。第三代自出生以來，睡覺、吃飯、穿衣、打疫苗、看病、送幼兒園幾乎都由外婆管理，六年以來從未間斷。另外，父母兩次支持女兒購房，第一次幫助女兒支付了首付，第二次不惜賣掉了老家的房子。

（二）關係衝突的“啃老”家庭案例

案例3：子代Y，男，26歲，美術學院本科畢業，專業油畫畫師。母親，56歲，會計，喪偶。

Y畢業後放棄了留校當老師的鐵飯碗，一心想要成為油畫第一人，目前無固定工作，畫作銷路不暢，經濟上主要靠母親支持。

案例4：子代L，女，43歲，碩士研究生學曆，離異，單親媽媽，孩子兩歲。父親74歲，母親69歲，二人均退休。

L兩次離婚，第二次離婚時孩子剛出生不久。因為女兒上班，父母不得不和女兒一起居住，長期幫她帶孩子、做飯和料理家務。平時，L父還幫女兒打理股票賬戶。

▍案例分析和發現

矛盾意向性代際關係中存在著持續變動的要素，同時包含“推”、“拉”兩種力量，代際關係最終是走向團結、衝突還是繼續矛盾，取決於矛盾的需求、期待之間的角力和協商。合理化、接納是個體應對代際矛盾意向的重要策略，而行動者對自己所承擔的代際責任的認同程度，以及對代際關係的期待實現與否等都影響著合理化的可能性。隻有當子代和親代都能對“啃老”事件合理化時，代際關係才能維持平衡與和諧狀態，否則代際關係就會因緊張衝突而失衡。

（一）和諧型“啃老”家庭：代際和合下的理性合作

在關係和諧的“啃老”家庭中，兩代人實現了利益、觀念一致基礎上的代際互惠和情感團結。“啃老”這一看似以子代利益為核心的代際關係，其內核是親代權威和責任倫理傳統的延續。但與傳統的威權式關係不同，代際間的日常互動以平等和關愛的親密形式展現出來。

1.情感化的關係認知和接納

首先，兩代人將“啃老”局麵的形成主要歸因為彼此的關心和愛護。“從對方利益出發”、“考慮對方的感受和需求”是此類家庭成員訪談中提及的最重要的理由。比如，T先生（案例1）的父母因為擔心他“身體垮掉”，所以讓他辭職在家養病。後來又擔心兒子“到外麵去學壞”、“走上歪路”，寧願自己掏錢，讓孩子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生活。訪談中，T母既沒有表達對兒子抱有中國傳統家庭主義文化中“光宗耀祖”的期許，也沒有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中“獨立自足”的期許，而是在價值選擇上更看重“家庭和睦”、“健健康康”和“情感陪伴”。

一開始孩子大學畢業是去上班的，當時還是試用期。上班蠻遠的，坐地鐵單程就要1小時。上班兩個月裏麵加班就三十幾天，有時候甚至會加班通宵的……兩個月下來，生病了！身體吃不消的……這個孩子從小身體並不好，我做醫生的，曉得的。如果放任他折騰下去，身體垮了，什麽都完了。IT行業過勞猝死案例很多的……其實我們對小孩的要求不高，不需要他們賺很多錢，隻要他們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就好了。他們現在一家三口陪著我們，我們已經很滿足的了。

（案例1訪談記錄，母親）

X女士（案例2）擁有高學曆，卻在生活上高度依賴父母，甚至在“生不生二孩”的人生大事上也遵從了母親的意願。用她自己本人的話來說，就是

“我們家沒有我和我老公沒問題，但離不開外公外婆，離了他們就肯定（運）轉不下去”

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正是父母的溺愛和全權代理阻礙了子女的正常社會化，造成子女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訪談資料顯示，從家庭內部視角來看，正是這種依賴建構了他們“母慈女孝”的和諧大家庭，再造了代際間互以對方為重的責任倫理。訪談中，X母充分表達了“為女兒著想”的觀點，是一個全方位且沒完沒了地操心的母親。因為女兒“從小隻會讀書，家務事一點不會做”，如果老兩口不來幫忙，“肯定得哭”。她不僅怕女兒體力上受苦，還擔心女兒、女婿因家務分工鬧婚姻矛盾；還怕女兒照顧孩子耽誤自己的事業，因為“女人不能沒有工作，沒工作就沒地位”；甚至因為擔心“一個兒子靠不住”，所以極力說服女兒再生一個孩子，等等。

在子女的話語中，他們強調自己的獨立心和責任心，通過“為父母著想”、“孝順父母”、“自我犧牲”、“有責任心”的話語來塑造自己道德個體的形象，對自己的“啃老”行為加以合法化。比如，訪談中，T先生一再強調，他目前的“啃老”狀態其實是一份工作，“雖然老板是爸媽”，但自己一直是辛苦付出以回報父母的。而且，這是和父母“雙方你情我願、和諧商議，沒有死皮賴臉”，是一種公平的關係，而非占父母的便宜。他甚至強調，為父母打工，照顧父母孩子的生活起居，是“我們（夫妻）二人犧牲了去打造社會基礎（的機會）”，才實現了家庭的“雙贏”，既給家庭節約了開銷，還陪伴了父母。

X女士在談到自己長期在家務勞動上依賴父母的時候，表示十分感謝父母對自己的幫助，但同時，她認為自己有做家務的潛能，是一個“能扛事”的人。目前“啃老”狀況更多地是出於對“愛操心”的母親的遷就，“既然她都做了，我也不能去操心，摻和的人多了就會起矛盾”，“她不開心，大家就不開心”，暗示這也是她為了家庭關係和諧做出的努力。

此外，可以看到，兩代人之間表現出高度的認可和接納。一方麵，親代並沒有將子女的啃老行為認定為子女缺乏獨立性，或者人生失敗，而是正向地理解子女的行為。在案例1的訪談中，T母表示，兒子在家做“保姆”做到七八個月的時候，她也曾擔心焦慮過，想過“堂堂一個大男人總是不上班也不是個事兒”。但在“頗有見地”的教授丈夫的勸說下，她內心的焦灼得到了消解，認可兒子在家屬於“男孩耐得住性子”、“是好事”。對於兒子不外出工作，T母在訪談中不僅沒有從孩子社會化失敗的角度進行解讀，甚至認為兒子“愣是把親家一家人也說動了，我們雙方父母給他們發工資”是“這孩子厲害”，話語中充滿著對兒子的理解和讚許。

另一方麵，親代經常表達子女“聽話”和“懂事”。比如，T母認為，兒子主動提出照顧一家老小，是兒子“知道自己長大了，不好意思白吃白住”，是“這孩子好的地方”。因為父母的認可和關愛，也因為子女在成長經曆中始終享有較高的自主權，子代幾乎沒有想過和父母分開，甚至沒有認真考慮過“獨立”的意義，反而認為

“爸媽就我一個小孩，住在一起、方便相互照顧，不是蠻好的？！”（T先生）

或者

“爸媽最後肯定是要和我住一起的，還不如早點兒磨合好”（X女士）

2.代際互惠的理性建構

在關係和諧的啃老家庭中，兩代人將維持目前的“啃老”關係認定為一種代際互惠與合作，是一種“劃算”的理性安排。首先，這種安排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理性計算，兩代人能在“啃老”的關係中各取所需。比如，案例1中的T先生和妻子能“為父母打工”10年，是因為兩代人都理性地算過一筆賬。

雙方家長對現在的狀況很滿意，可以說非常高興……其實很多人沒有算過一筆賬，算過了你就認同了。我不工作，但是一日兩餐我來準備，你請一個做飯的鍾點工，多少錢？一小時25塊，一天3小時多少？75塊，一個月就是2250塊，對吧？買日用品、買菜、人工要吧？請個人照看小孩要多少錢？高級一點的要上萬的。早教，就是要教會小孩上幼兒園之前的所有知識！這個又要多少錢？！省下就是賺到，我們付出時間和精力，省下上萬元的支出，比我們各自去朝九晚五賺5000元要劃算多了吧？

（案例1訪談記錄，兒子）

訪談中，T母表示，自己和老公因為工作忙，沒時間燒飯，“鍾點工也換過好幾個，稱心的卻做不長”，正好兒子喜歡做家務，自己家裏人做飯和照顧孩子比請人“放心”也“省心”。同樣，案例2中，女兒一家四口長期和父母住在一起，也有“放心、省心”的考量。X母認為，

“每個月花五六千也請不到像我和她爸爸這樣盡心盡力、能包下所有家務事的人”

而且

“帶孩子可不隻是一般的照顧吃飯睡覺，還要接送孩子上學，還要帶孩子看病，要承擔很多責任呢”。

因此，在家務勞動市場、保姆市場服務不讓人放心的情況下，對於年輕父母都要外出工作的家庭來說，祖輩帶孫輩成為兩代人理性計算後的家庭策略。

除了經濟理性之外，這種互惠關係還來自於親代的工具性付出，在子代和孫輩身上獲得了情感和精神性的回報。比如，T母對兒子一家三口“陪在身邊”、“不走歪路”的強調，充分顯示了獨生子女家庭中親代對子代情感和精神上的依賴。對於案例2的X母來說，她所獲得的精神回饋不僅來自於子代和孫代的陪伴，還來自於自我價值感的提升。她認為，家庭“六年來沒發生過什麽大的矛盾”主要源於自己的犧牲和奉獻，“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他們還有什麽話呢”？而且，她對自己的家庭貢獻和在家庭中所擁有的地位感到很驕傲，

“我女婿單位的人說我本事大，開玩笑說我一個小學生管理著一個博士（女兒）、一個碩士（女婿）、一個本科生（老公），還有兩個混世魔王（外孫）哩”！

3.利益共識和親代意誌彰顯

和諧型“啃老”家庭的代際團結表現出鮮明的價值整合特征。首先，親子兩代人都存在共同的“大家庭”觀念和利益共生意識。兩代人將彼此和第三代組成的家庭視為一體，為了這個“三代一體”大家庭的延續和發展，家庭成員在不同時間段承擔著不同的分工。案例2的X母表示，

“我們老的把家裏的事情擔起來，讓他們年輕人安心去奮鬥，他們混得好，也是給我們臉上貼金哩，是不是”？

在利益共生的意識和默契下，代際間分攤家庭的發展成本是自利行為，親代為子代的付出就是在為自己的將來努力。正如其他研究顯示的那樣，與非獨生子女家庭相比，獨生子女家庭的代際關係更平等、代際間的情感互動更多、精神共同體色彩更強烈。在這種共同體中，不僅親代自願將子代的事視為自己的事，子代也將保障親代的利益看作自己的責任。訪談中，案例1和2的子代都多處談到“我是爸媽惟一的孩子”，父母將來“總歸是我的責任”。

案例1的訪談資料顯示，兩代人對家庭的未來已經達成共識，即等父母退休以後，小兩口再出去掙錢，老兩口再照料家務。雖然未來好不好找工作、怎麽掙錢也讓人“發愁”，但對於這個大家庭來說，“家務總是要有人照料的”，目前兒子不出去工作是一種合理的、風險最小的安排。就像T母說的那樣，

“等過幾年我們退休了在家帶孩子，他們兩個人就可以安心去闖闖了，畢竟有點年紀，不容易走歪路了”。

而T先生在訪談中也表示“等爸媽退休了，能照顧小孩了，好！我們就衝出去，全部衝出去！”表現出對未來承擔“主外”責任的信心和向往。對於這個家庭來說，兩代人勾畫的共同的未來圖景，有效地消解了親代對現狀的焦慮和不滿。而父母將會衰老和退回家庭的必然事實，讓子代對自身價值擁有強烈的預期，極大地減少了他們的自卑心理。因此，在這類家庭中，子代並沒有因為目前對父母的依賴而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的想法。

而且，兩代人還擁有共同的情感反應和代際意識。在“三代一體”的價值體係下，第三代是家庭的最終利益，是一個人活著的時候所能看見的最遠的家庭的未來，這也是兩代人共同的未來。訪談中，X女士講述了“生不生老二”的家庭協商過程。

我老公一開始堅決反對，他說生兩個孩子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甚至說再生一個就是毀掉他的人生！衝突還是蠻大的……確實，兩個孩子的經濟壓力和時間精力成本都太大了……但我媽就一直找我們談話啊，說獨生子女對孩子不好，我們都是要老要走的，到時候MM（指大兒子）在這個世界上連個照應都沒有……我自己是獨生子女，這方麵我很有感觸……還有關鍵的一點是，我媽堅決表示說她會帶孩子的，不用我們操心……我就勸我老公，有這麽一個堅強的後盾，還怕啥？我們聽我媽的話，其實也是這麽多年的經驗……我們家很多事都是按她的決定辦的，因為大體上結果也都證明沒有錯。如果外婆決定總是錯的話，我們也就不會都聽她的了。是吧？

（案例2訪談記錄，女兒）

既有研究指出，親代會為了維持與子女的代際互助和親密關係而主動讓渡自己的權力，而本文的案例顯示，子代也會為了維持與親代的互助和親密關係而讓渡自己的權力。在以上案例中，雖然女兒表示，遵從母親的意誌是自己“主動”的選擇，強調了自己的聽話並非盲從，以凸顯自我的理性和自主性。但成長經驗之所以取代了個體反思，其實是源於“母親總是對的”的直覺反應。由此可見，在關係和諧的獨生子女家庭中，子代對親代的依賴根植於思想和情感深處的信任。正是基於長期被“成功”保護、關愛的代際互動而產生的情感和信任，“聽話”和遵從父母權威成為了子代自然和理性的選擇。此外，以上的訪談資料除了展現了小夫妻的理性之外，還反映了兩代人擁有共同的“以下一代為重”的思考和感受方式。“為了孩子”、“讓孩子有個照應”成功地激發了子代的情感認同，降低了代際協商的成本。

(二)衝突型“啃老”家庭：情感捆綁下的理性衝突

在關係衝突的“啃老”家庭中，親代未能成功地合理化子代的行為，而合理化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價值整合的失敗。由於子代與親代的理性選擇相異，代際之間因親子一體而形成的情感和責任捆綁失去了互惠和平衡基礎，代際關係因緊密和衝突並存而產生了矛盾意向。

1.價值衝突和情感綁架

首先，訪談資料顯示，兩代人對“何為有價值的生活”有很深的歧見。價值觀的不一致，特別是親代對子代生活道路選擇的不認同，極大地損害了親代為子代付出的意願，也傷害了代際間的關係。在親代看來，子女“主動”不要穩定的工作、不要“完整”的家庭，是缺乏規劃、沒有未來的人生道路。一些被研究者概括的“啃老族”特征，諸如“缺乏清醒的自我認識和定位”、“心氣高”、“能力不足”、“過於理想化”、“自我中心”、“不考慮父母感受”等在親代的話語中被反複述說。

現在的年輕人到底在想點啥，我真的搞不懂！有好工作機會，放棄！有賺鈔票方向，放棄！就一天到夜做夢，那麽簡單成為中國第一人啊！你又不是生在大富大貴人家，我們是啥？工薪階層啊，就這點點死鈔票，你還想做點啥？你看看人家小孩，就算讀書成績差的也有一份正正經經的工作，不像我家這個討債鬼，一天到晚做夢。

（案例3訪談記錄，母親）

我當年和她講，如果你打算以後一個人過一輩子，你就離！但誰知道她又整出這樣一個事情（指剛生孩子又離婚），還一點兒不打招呼？！人還是要對社會有敬畏之心，社會將來會發生什麽你是看不清的，應該有長遠眼光一點，要給自己留後路！！

（案例4訪談記錄，父親）

但子代的訪談資料卻顯示，他們認為，選擇這種人生道路是對自己有自信，也是為了過一種更有價值的人生，雖然“父母那個年紀的人無法理解”。Y先生（案例3）知道如果去臨摹畫就能養活自己，但他認為：

“一旦開始臨摹謀生，就很難再有自己的創意靈感了……我此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在油畫上，做近代中國第一人……放棄夢想去臨摹，這太浪費我的才華了”。

懷抱理想的Y認為自己目前的“啃老”隻是暫時的不如意，訪談中，他說

“沒錯！現在我單靠賣畫確實還不能養活自己，但以後，也許我就是中國的畢加索、梵高”。

至於生活和經濟上對母親的依賴，他覺得這些都隻是暫時的，隻要有一天他獲得了成功，母親對他一切的付出自然就有了回報。L女士（案例4）其實在生孩子前就想要離婚了，她不想過那種“沒有愛的生活”，之所以“生了孩子才離婚”，是因為她考慮自己年紀大了，朋友勸她“想要一個孩子的話，這可能是惟一的機會了”。經曆了兩段婚姻之後，她對婚姻很失望，她渴望從血緣紐帶上獲得一種穩定的安全感。

“這個時代，其實人們對婚姻期望都不高的，夫妻說散了也就散了，但和孩子的關係總是穩定的，隻要你自己不討厭孩子，有個孩子總是好的”。

此外，訪談資料中也體現了親代強烈的不情願和被情感綁架的無奈感受。訪談中，案例3的母親多次談到獨自撫養兒子的辛苦，抱怨說“不是為了這個小鬼頭啊，我生活不要太舒服哦”。“我以前打一份廠裏的工，兼職三個私人老板公司的會計記賬、報稅工作，每天都不休息，才供他上完大學”，原本以為兒子大學畢業就算熬出頭，誰知道“畢業三年多了”，還是要自己賺錢給兒子買畫布、顏料、畫筆。“小姐妹們都講我賺錢瘋掉了，肯定攢了很多錢”，其實連給未來兒媳婦的禮金都沒攢下，“真丟人啊”。案例4中，L的母親無奈地表示，

“請保姆照顧孩子，白天也要家裏有人啊！我們不來和她住，她怎麽上班呢？不上班，養孩子怎麽養”？

而L的父親則表示過來和女兒一起住純屬無奈，完全是因為“她媽要來幫忙，身體又不好，我隻好跟著來”。在談到現在的生活時，兩個家庭的父母充滿了抱怨和不平，多次談及自己的“不容易”和孩子的“不懂事”，抱怨被子女拖累。在這類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控訴和子女對現狀的執拗，讓代際關係長期處於一種關係緊張的狀態。

2.責任倫理下的矛盾意向

首先，“對責任的無可逃避感”和“不得已”的兩難是親代產生負麵情緒的重要原因。訪談資料顯示，親代雖沒有直接表達對傳統倫理規範的認可，但“被子女所累”、“不能不管”在父母看來卻是沒有選擇的，對為人父母責任的認定具有無可辯駁性。案例3中，Y母始終不支持兒子的選擇，但她三年來不得不一直給兒子錢，支持他獨立創作。雖然她說她已經給兒子下了最後通牒，最多再支持兩年，但我們可以預見，如果兒子堅持不改變的話，這位母親依然隻能一邊控訴一邊給兒子掏錢。本研究的其他案例也顯示，親代會出於“不得已”，縱容子女的“啃老”，他們真正的擔憂並不是孩子用了自己的錢，因為認定“做父母的，就是把最好的給孩子，自己的就是孩子的”，他們深層次的煩惱和痛苦在於擔心孩子怎麽活。就像Y母反複念叨的那樣，“到時候我老了，做不動了，他還這個樣子，怎麽辦哦”？！在案例4中，深感焦灼的L父親同樣踐行著這種“不得已”的縱容，他一方麵表達了自己不想幫女兒帶孩子、理財，不願意“受這個罪”，另一方麵又表達了“不管不行”的想法。

她是典型的拆東牆補西牆，一屁股貸款，就指望著股市掙錢。我是知道她的理財能力的，如果不幫她，她很快就會把錢折騰光的。到那個時候，可怎麽收場呢？！我想過不管她的，誰叫她不聽話呢？但事已至此，怎麽辦呢？她已經是沒有其他路可走了……我總不能看著自己的孩子在這個世上活不下去吧？

（案例4訪談記錄，父親）

閻雲翔指出，親代之所以向子代做出讓步，主要是源於情感和道德層麵的“父母心”。也有研究者指出，“啃老”的存在是因為親代對子女的單向庇護對親代仍構成心理壓力。本文的案例資料分析還顯示，親代的讓步不僅是道德約束的結果，也是家庭主義福利下被迫的理性選擇。在訪談中，受過大學教育的L父親表達了他“按道理來說”的代際責任觀，“父母不可能管子女一輩子，養到18歲就盡到責任了”，但他又說“現實做不到啊”！他認定與女兒的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子女未來的失敗對於自己來說也是無法“收場”的。這種責任認知不僅產生於舐犢情深的人類情感，也反映了中國人在長期的家庭主義福利體製下的慣性思考。基於利益的捆綁、無限責任和“親子一體”的父母觀，“子女必須管”以行為主體內在結構的方式，成為了親代“自然”的反應和思考方式。

其次，子代的矛盾意向性在於對父母的工具性依賴根深蒂固，但在情感上卻對父母親近不起來。訪談中，Y先生表達了對自由的強烈追求。在解釋為什麽自己掙錢不多還要花錢租房子的時候，他說：

“我是成年人了，而且是搞藝術創作的，當然需要很獨立的空間。和媽一起住，很多地方都會受到束縛，會讓我覺得很不自由，創作的靈感也會受到影響”。

子代對自己生活道路執拗的前提固然有自我性格上的原因，也受內心潛在的“父母的就是我的”、“以後我所擁有的也是父母的”這種觀念的影響。這種親子一體化的觀念“正當化”了“啃老”行為。獨生子女家庭中，子代“啃老”的底氣更足。比如在案例3中，Y對自己未來可能對母親的貢獻充滿自信，這種自信不僅來源於對自己才華的確定，也來自於他的獨生子女身份。在親子一體化的家庭主義文化中，獨生子女身份使他幾乎不假思索地認定自己是母親未來生活的惟一支持者，這個背景是他和母親之所以能維持“啃老”現狀的潛在契約和保障。

3.理性衝突和孝行落空

首先，父母對子女“不聽話”有強烈的挫敗感，認為不僅是子女的失敗，也是自己人生的失敗。訪談中，L父親顯得很沉痛，他自視是一個頗有遠見的人，也認為在子女的教育方麵盡心盡責，“她從小我該說的話都說了”，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麽女兒的生活會如此不如人意。訪談中，L父親講述了他如何勸阻女兒不要換學區房、不要投資公司，但“一意孤行”的女兒總是讓他覺得自己白努力、白辛苦，經常想“不管她”。父親希望女兒能過上一種安全、穩妥的人生，他之所以幫女兒炒股，是希望能幫助女兒獲得經濟安全，但女兒卻熱衷於“以小博大”和結果未卜的投資。然而，L女士並不認為自己的投資不明智。在她看來，從小父親的“告誡和談話很多”，但她“不能都讚同”。她說，自己第一次離婚換大房子的時候父母也堅決反對，但“現在看來自己幸虧當時買了這個大房子”。與關係和諧的“啃老”家庭不同，在關係衝突的案例中，子代的理性思考結果與親代預期不一致，因而顯示出權力博弈和情感綁架的特征。

其次，子代的非標準人生道路也損害了親代對子女孝行的感受。訪談中，案例3和案例4的親代都表達了對子女婚姻狀態的焦慮。在社區壓力明顯的熟人社會中，子女結婚意味著父母任務的完成，血脈延續的維持，是自我社會人格完整的需要。但在當下城市生活陌生人化的情境下，個體所感受到的輿論壓力大大減小，父母對子女結婚生子的強烈期待主要是一種基於家庭主義福利現實的理性衡量。如前所述，父母深層次的焦慮在於自己死後子女生活沒“著落”，而結婚是讓人生有著落的有效途徑，比子女追求的“成名成家”、“發大財”更讓他們有安全感。對於秉持無限責任倫理觀念的父母來說，子女是自己一生的責任，除非子女有了其他有效的支持網絡，不然自己就不能放手，無法安享晚年生活。因此，自身資源越有限的父母，對子女婚姻穩定的需求越迫切。就像L母親表達的那樣，“如果她有個完整的家，我和她爸至少還能趁身體還好的時候，過個十來年的好日子”，而如果子女不能體諒父母的這種心理，不能設法減輕父母的壓力，就會引發父母“子女不孝”、“子女自私”的抱怨。

訪談資料還顯示，由於對“好生活”缺乏共識，即使子代明確表達了贍養父母、對父母好的意願，也不能成功激發起親代在情感和精神上的獲得感。案例4中，女兒L表示她打算換更大的房子，並不完全是為了投資，更是為了能與父母、孩子一起住得舒適一些，

“再過幾年，他們年紀更大了，單獨住是不可能的，身邊總得有個人吧？和我一起住，我多少還是能幫得上忙”。

但在L父母看來，日常生活中與女兒摩擦太多，共同居住太辛苦。他們的理想是女兒能夠有一個自己的家庭，老兩口能“解脫”出來，住在自己的房子裏。

案例3的母親在訪談中多次談及自己與兒子對未來期望存在矛盾，她苦口婆心地勸兒子放棄成名的夢想，目的是想讓兒子和她過上穩定的、兒孫繞膝的普通幸福生活。但在兒子看來，母親這種沒有遠見的思想源自於惜財，所以會說“等我出名了，全都還給你”。Y母表示，“知道兒子還是很孝順的”、“每年母親節都會買點兒東西給我”，但她苦於兒子不懂她的心，一句“我養大他，就是為了讓他還給我啊”，道出了她對兒子不理解自己的痛苦。在訪談的結尾，Y母用無奈的口吻述說了她的生活理想，希望兒子能結婚生子、生活安定，這樣她多年的苦熬才算沒白費，才“對得起孩子死去的父親”。在親子一體的代際關係中，家庭的未來在於下一代，下一代過得好對自己來說是一種解脫。從現實利益來講，對於經濟能力有限但還能夠獨立養老的城市老人來說，子女最要緊的孝行不是許諾將來奉養父母，而是盡早自立以減輕父母獨立養老的負擔。

總體而言，由於缺乏一致的未來預期，子代“啃老”不僅不能給親代帶來工具性的幫助，而且削減了親代未來獨立養老的資源，特別是子女對“標準”人生道路的背離，衝擊了子代給予親代精神和情感回饋的基礎。在深層次上，子女聽話是代際“和合”文化傳統的內生性要求。對於秉持親子一體和無限責任倫理的父母來說，子女“不聽話”和非標準人生道路不僅關乎為人父母的權威喪失，還意味著對未來生活安全感的喪失。

▍結論和思考

作為個體化進程影響下的一種矛盾意向性代際關係，“啃老”反映出中國家庭親子文化在社會轉型背景下的韌性和內在張力。韌性表現為代際責任倫理依然對家庭生活中的個體具有約束力，是代際功能性團結的基礎。而張力則集中表現在價值團結的日趨艱難，親代權威的實現越來越倚重於代際互動中的情感內化。案例顯示，關係和諧的“啃老”家庭成功延續了以親子一體和無限責任為特征的代際“和合”文化傳統，關係結構中雙方的利益、價值和情感都得以平衡。但“傳統”的親代權威、責任倫理和家本位關係模式是以理性分析和情感取向的“現代”方式呈現的。而關係失衡的“啃老”家庭則是對代際“和合”文化傳統的不徹底延續，子代對親代的工具性依賴和價值觀念上的“反叛”構成了關係的結構性矛盾。由於兩代人價值整合的失敗，責任倫理的踐行失去了互惠和平衡的基礎，代際關係陷入了情感捆綁下的理性衝突。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中國當下的個體化進程中，家庭代際關係的自反性並未導致家庭個體化，相反，親子一體和代際責任倫理在家庭成員的自反性生涯和協商過程中得以再造。因此，從代際關係角度看，當前中國家庭是個體實現自我利益的資源，也是統攝個體的社會結構，並非個體化理論所預設的那樣成為了一種“選擇性關係”。雖然在代際的協商實踐中兩代人都表現出了高度的理性化和情感化取向，但反思的起點和結果都是關係導向而非個體導向的。無論關係和諧還是衝突，親代和子代在觀念和意識上都將對方的未來納入了自己未來的生活預期中。年輕人對父母責任的認定是子代“啃老”合法性的來源。基於血緣的代際責任強烈地表現出“不可選擇性”。事實上，正是這種不可選擇的捆綁關係才產生了代際關係中的愛恨糾纏。

關於當下中國家庭這種基於自反性關係的代際團結，其結構性特點以及家庭成員的利益、情感和價值在代際團結過程中的角色，還有以下幾點需要強調和說明。

首先，親代與子代的需求結構互補是代際合作的基礎。一方麵，由於老年人經濟上能夠自足，而且預期壽命和健康狀況大大改善，延長了他們在與子女支持關係中的“可給予期”，親代對子女給予情感陪伴和精神回饋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麵，勞動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年輕人經濟自立的難度增大，加上婚姻關係不穩定、兄弟姊妹關係缺失、社會化托幼服務與養老服務不健全等等，使得親子紐帶成為個人最重要、甚至惟一可以依靠的支持網絡。因此，家庭作為需求共同體的特征並未削減。事實上，即使是在全球化、後現代的背景下，即使家庭結構日益多元化，家庭作為個人的庇護所，依然處於個人生活的中心位置，處於個體與更宏大的結構之間，調節著全球化、社區資源、國家政策對個人的影響。個體很少脫離家庭的資源和情感依附關係來做決定。所以，家庭作為行動者（agent），依然是分析社會的一個基本單元。

其次，“啃老”是兩代人的理性合謀，但個體的理性計算是通過情感來合理化和接受的。在中國的家庭主義文化語境下，孝順是子女對父母“報之以情”的主要體現，使代際間原本不對等的支持關係得以平衡。對於有自養能力的城市父母來說，他們的獲得感不在於子女的贍養承諾，而在於子女“順”和“聽話”所帶來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但在威權式孝道式微的背景下，親代權威無法來源於父母身份，而取決於子女在人生經曆中對父母所形成的情感依賴和決策信任水平。親代先賦權威的喪失，造成了代際間價值整合對日常互動和情感內化的依賴。另外，在價值多元的語境下，兩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無意識的情感反應模式和“集體慣性化”，能有助於代際間達成理解和協商成功。

第三，社會轉型強化了“親子一體”的情感結構，讓代際互助傳統表現出了強大的文化抗逆性。不同於強調“斷裂”的個體主義文化，中國的代際文化強調父母與子女的“和合”與“共生”，子女教養方式並不圍繞培養“獨立、完整的個人”而設，成年子女的“兒童化”和代際間的撒嬌式親密行為在文化上具有正當性。雖然中國從20世紀初以後經曆了一係列反傳統文化運動，但“獨立自我”和割裂式代際關係在文化上並沒有得以製度化。在經濟風險、婚姻風險增大的社會背景下，親子關係的工具性意義強化了代際依賴的精神意義，成為個體尋求穩定感、安全感和自我認同的最重要的資源。需注意的是，在獨生子女家庭中，責任對象的惟一性減少了代際間的利益矛盾，同時也增加了代際親密的需求和代際互助責任的緊迫性，由此也增大了產生矛盾意向的風險。另外，因為家庭占有資源的差異性，個體福利對代際紐帶的高度依賴將會導致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傳遞。這一點也是在探討家庭主義和代際團結的韌性及其後果時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