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看起來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些年輕人，出於一種很樸素的衝動，想要為保潔員爭取一間休息室。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暫時還沒有。TA們都很清楚，保潔員麵臨的困境，遠遠不止是一間休息室。
但為保潔員爭取一個休息室，意義也不僅是「多一個房間」。休息室隻是起點，它讓我們看見保潔員的處境。也讓人們重新思考——誰的勞動支撐了城市的整潔？誰的身體承擔了城市運行的代價？為什麽一個城市的「體麵」，往往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隱形」之上？總之，被看見，是所有改變的開始。
當我們真正明白他人的處境和自身的命運總是相連，就會慶幸，好在，還有人關心保潔員在哪休息這件「小事」。
文｜羅芊
編輯｜張躍
圖｜（除特殊標注外）受訪者供圖
一陣「小型颶風」
在任何公共空間裏，小到一棟寫字樓，大到一所大學校園，保潔員們，都像空氣一樣重要，但又像空氣一樣透明。畢竟，我們每天生產的汙穢和垃圾，並沒有垃圾仙子會把它們全都帶走。
「無標記」——美國社會學家韋恩·布魯克斯（Wayne Brekhus）這樣形容保潔員群體，是日常生活中的「無標記群體」，所從事的是「無標記的勞動」——TA們總是不被注意、未被看見，像光潔地麵上隱約殘留的水痕，是永遠在建築角落忙碌的手和背影，而不被認為是需要坐下、喝水、換衣服、吃飯、喘口氣的個體。
今年春天，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後，終於有人在網絡上提出保潔員無處休息的問題，話題「保潔員休息室不該是廁所的最後一格」也登上了微博熱搜，就像蝴蝶輕輕扇動了翅膀，接著掀起了一陣「看見保潔員」的小型颶風。
颶風最先形成於高校。江亦心是華東政法大學的一名學生，她大一開始參加辯論隊，關心公共事務，刷到有關保潔員無處休息的帖子後，她開始留意，自己身邊的保潔員都是如何生活的。
其實在這之前，江亦心也能感知到校園裏保潔員的存在，前年冬天，學校有熱心的學生注意到保潔員冬天在室外工作手長凍瘡，組織過一次暖冬行動，給保潔員集資買了手套和耳套，江亦心也參與了那次集資，但至於後續還能再做些什麽，她也沒有再深想。
這次，她重新擁有了一雙「看見」保潔員的眼睛。不僅是看到TA們的存在，而且關心TA們如何生活。
她先觀察了離自己最近的宿舍樓保潔員，那是一位中年阿姨，常常在宿舍一樓樓梯夾角的矮小空間裏休息。在居民樓裏，樓梯夾角常常被設計為儲物間，那裏沒有陽光，也沒有窗戶，上海的一樓陰冷，阿姨給自己支了一盞很小的燈，燈光裏是一把椅子、一些清潔用具和她的工作服。偶爾，阿姨會搬一個小板凳坐在門外吃飯。
她還注意到圖書館的保潔員，也是一位阿姨。一次，她的水杯忘在圖書館，要找保潔阿姨取，找了半天沒找到對方在哪裏休息，最後在一個50厘米寬，高約一米四的小門背後，一間有電箱和電線的設備間找到了窩在裏麵休息的保潔阿姨。那種逼仄和局促太具象了，讓她很受衝擊，「咱們阿姨難道是霍比特人嗎？怎麽待在這麽小的地方？」
漸漸地，她發現，華東政法大學的每棟樓裏都有保潔員，但TA們總是窩在不起眼的角落裏休息，比如東樓用來防汛的地下夾層；明法樓之間的連廊上，遇到學生路過，TA們還會拘謹地換地方，不影響別人似乎是TA們的職業慣性和下意識反應。TA們總是沉默，沉默到沒有要求。
2025年3月12日，江亦心決定給校長信箱發送郵件，為保潔員爭取休息室。
很巧的是，在江亦心發送郵件的頭一天，同是華東政法大學學生的秦詩雨已經給校長信箱投遞了兩頁紙的手寫信。
那幾天，秦詩雨也刷到了網上關於保潔員無處休息的討論，執行力很強的她「出門一連問了很多個保潔阿姨」，從民法樓到懷德樓再到食堂還有宿舍區的阿姨，一連串問下來，她發現阿姨們的休息根本得不到保障，當天她正在圖書館複習，正好手邊有稿紙，「心情太激蕩了」，寫了一封信就遞到了校長信箱。
她在信裏寫道：親愛的葉校長，我注意到，教學樓的阿姨、叔叔們常自帶飯盒上班，TA們沒有合適的用餐地點，隻能在空教室短暫「借坐」一下。有一次我中午想入教室自習，無意驚動裏麵用餐的阿姨，她一下子站起來想端著盒飯離開，當時她手裏甚至還有個吃到一半的饅頭。
在課堂間際，有幾次我都碰到過保潔阿姨坐在廢板凳上，在女廁所洗手池邊休息，那個掛著抹布的角落，也隻有十幾分鍾能讓她休息，等人群出現，她們、他們就消失不見，躲到更偏僻的角落了……
最後，她在信裏發出倡議——保潔員們為學校的美麗生活付出了許多……可不可以考慮在學校內幾個建築群各選址修一兩個小但溫馨、可以庇護隱私尊嚴的休息室呢？隻要有燈，有飲水，有沙發，就是一間五髒俱全的休息室了。
圖源視覺中國
另一場行動
王蘇嘉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研究生。今年3月，她也刷到了網絡上關於保潔員如何休息的討論。這讓她想起2022年9月，她剛入學不久，就發現保潔阿姨經常在女廁裏休息，甚至在那裏吃飯。但研究生第一年的課程讓她「忙到頭掉」，短暫的揪心之後，對於自己學業的關心很快戰勝了對於他人命運的關注，她沒有再為保潔員做什麽。
今年4月，離畢業隻剩兩個多月了，她再次看到有保潔員在廁所隔間裏休息，於是上網發帖，她隻是想做一個簡單的倡議：其他學院的同學如果能觀察到你們學院的保潔阿姨的情況，也歡迎你在評論區和大家分享。
她沒想到的是，這個簡短的帖子引起了不小的討論，因為這些不同的聲音，王蘇嘉有了一個更深入的想法，她想在整個校園內開展更大範圍的調研，用更多的照片、走訪、數據去呈現校園中的保潔員休息狀況是什麽樣的，這樣或許能更有力地推動學校去做一些改變。
畢業季之前那兩個月，王蘇嘉除了忙論文，就在做清華大學保潔員休息狀況的調研。為了讓自己的倡議更有說服力，她決定用走訪的方式，在學校做大範圍調研，除了門禁進不去的建築，共走訪建築61棟，其中教學科研樓49棟、宿舍樓3棟、其他樓宇9棟。
這是一個不小的工作量。清華大學是我國占地麵積最大的大學校園之一，本部占地麵積392公頃，比北京故宮大5.4倍左右，幾乎等於一個中等縣城的中心城區大小，從東門走到西門大約要走40分鍾。
王蘇嘉的帖子發布後，幾位同樣有興趣參與調研的清華同學也找到了她，大家決定一起行動，TA們素不相識，來自不一樣的學院，不一樣的年級，唯一的共同點是，大家都關心保潔員的休息問題。
幾位夥伴成立了調研小組，建了共享文檔——這些人至今沒有見過麵，隻有一個微信群溝通，這個群一開始沒有名字，後來王蘇嘉將群名改成了「在隱秘的角落為保潔工作者發聲」。
王蘇嘉和夥伴們走訪的61棟建築的分布圖
2025年4月到6月，王蘇嘉一直在「腿兒」學校。她把學校分成很多個小模塊，每天換著食堂吃飯，然後把周圍幾棟樓都跑一下。調研沒什麽高深的技巧，就是一棟樓一棟樓去看，保潔員到底在哪裏休息。
一開始王蘇嘉也沒什麽經驗，每進到一棟建築裏，先去看看廁所，廁所找不到，就開始沿著樓層找保潔員休息處。跑多了她也知道了，保潔員能夠休息的地方其實很有限，廁所以及廁所周圍的小房間，樓梯間的夾角，一些設備間，比如弱電間和配電室，實在找不到，她也會悄悄跟著一位保潔員，看看TA最終去哪休息。
王蘇嘉很少和保潔員交談。一個是不希望影響對方工作，占用對方休息時間。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曾經看過一篇新聞報道，一位女生因為關心商場的保潔員，和對方溝通後感到不平，向商場提出保潔員需要休息室的倡議，結果保潔員反而被商場批評了，連原來休息的地方都沒有了。王蘇嘉很擔心類似的情況出現，幹脆就悄悄調研。
在電話那頭，她對《人物》說，她每次出去調研都感覺自己「有點鬼鬼祟祟的」，進入自己不熟悉的樓宇，很怕被保安看到自己一直在東張西望找東西，如果真遇到保安詢問，她想好的萬能理由是，「我是建築學院的，在做一個設計」，說到這裏，她笑了，「真的，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315晚會上暗訪某工廠的記者」。
兩個月的時間過後，王蘇嘉和小夥伴們最終做出了一份完整的調研報告，名字就叫《清華大學保潔人員休息室調研報告》。TA們很謙虛地注明，這是一篇不嚴謹不學術的調研報告，但調研報告的封麵，是60多位保潔員休息處的圖拚在一起，這也足以看出這份調研報告的用心和紮實。
61棟建築物，調研小組的成員們全部拍攝了詳細的照片，並且製作了可視化表格，設置了三個評價指標，並在每個評價指標下設好、中、差三個等級。王蘇嘉是建築學出身，對於空間的評價指標很熟悉，TA們設定的3個評價指標分別為——空間隱私：是個人的還是公共的；設施配置：有沒有座椅、插座等；環境品質：通風、采光、衛生條件如何。
TA們將每一棟樓具體的休息處情況、信息都做了注明：建華樓倚著保潔車休息是阿姨們的常態；舜德樓甚至連水杯也沒有地方放，隻能放在窗台上；文西樓樓梯下放了兩把小馬紮， 旁邊就是垃圾箱 ；FIT樓女廁所的通道位置，窗台比較寬，阿姨平時就會坐在這裏休息······調研結果是，在61棟建築中，僅有15處可以稱之為事實上的保潔休息室。
整個調研過程中，最讓王蘇嘉感到意外的是，越是裝修很新的大樓，保潔員反而更無處休息，因為「它沒有犄角旮旯的地方」。比如經管學院的新樓建華樓，2022年開始啟用，獲得過「中國鋼結構金獎」、「三星級綠色建築設計標識證書」，在王蘇嘉的預想裏，裏麵應該會有比較好、比較寬敞的保潔員休息室，「結果它的情況卻是相反的，保潔員完全沒有地方休息，這種反差給我很大震撼」。
王蘇嘉說，像學校裏麵一些比較舊的樓，空間利用沒有那麽極致，保潔員反而可以DIY出一個自己的休息空間，但在新大樓裏麵，如果本身設計上沒有一個保潔員休息的空間，TA們幾乎沒有DIY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隻能倚著保潔車休息一下，或者坐在馬桶上休息。而更重要的是，新建的大樓，對於環境的要求更高，每個地方都需要整整潔潔、幹幹淨淨、一塵不染，地板反光——這也就需要保潔員更勤勉地工作。
清華大學校園中，幾種保潔員休息室的類別
一點改變
沒有一間為TA們量身設計的休息室——這也是全世界範圍內保潔員麵臨的共同困境。
阿爾瑪·凱澤（Alma Kaiser）是一位英國作家，也是一位研究權力結構、不平等和去殖民化的研究者。她調查了倫敦兩所全球範圍內聲望極高的大學裏的保潔員群體，得出的結論是，TA們「雖在內部，卻站在一旁」。
在田野工作過程中，阿爾瑪·凱澤花費了大量時間與保潔員一起度過，陪TA們打掃教室、走廊、辦公室、廁所和實驗室，和TA們一起休息。她發現，在這兩所頂尖的大學裏，保潔員的工作區和休息區與學術人員、行政人員的空間有著明顯的隔離。保潔員們通常被安置在建築物的地下室、偏遠走廊或邊緣區域。這些地方往往缺乏窗戶，自然光不足，空氣流通不暢。
這些空間安排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組織層級與社會價值在物質層麵上的體現。「保潔員在大學中的邊緣性，並不僅僅體現在合同條款或薪酬條件上，還深深嵌入在空間安排之中。」凱澤說，保潔員的空間處境傳遞出一個隱含的信息：TA們的勞動雖不可或缺，但TA們的人卻「不重要」。在大學中，「雖在內部，卻站在一旁」——每天早起打掃，但在主要工作時間之前就已退到不可見的角落。
王蘇嘉是學建築出身的，對這一點她深有體會。
每一位學建築的人都會看到許多行業圖集，裏麵有很多好的範例，比如設計某種功能的建築，大概是什麽樣子，會有哪幾種可參考的範式，王蘇嘉從來沒有在範式裏麵看到保潔休息室。
她也做過許多建築設計，畫過很多平麵圖，卻從來沒有在設計時想過，保潔員在哪裏休息。至於這其中最重要原因，王蘇嘉很坦誠：「保潔員沒有被我們當做一個平等的有休息權的人來看待。」
好在改變已經發生。在給校長信箱發了郵件的兩天後，江亦心就接到了校方的來電，電話裏有老師告訴她，「這件事已經在解決的路上」。也是那時，江亦心才知道，那些天，她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關於保潔員休息室的倡議，校方每天都能收到好幾封學生來信。
由於秦詩雨是匿名投遞的手寫信，她沒有接到校方的回信。但沒過幾天，她就發現，6號宿舍樓有一間房間在裝修。她寫完信一周後的3月18日，一間保潔休息室就投入使用了，設施挺齊全，安了空調，有微波爐、沙發、飲水機、桌子，「基本上是加班加點弄出來的，能感覺到學校速度盡可能最快」。
3月21日，學校舉辦了一個小的揭牌儀式，請了一些實名倡議的學生去到現場，江亦心也受邀去了。那天現場的氛圍很溫馨，保潔員們一直說，很感謝同學們這麽關心我們，學校也表示，因為建築麵積有限，目前先設立這一個休息處，之後會想辦法開設更多的休息處給保潔員，這隻是一個開始，絕不是結束。
一個月後，我在華東政法大學附近的咖啡館見到了江亦心和秦詩雨。她們來自不同的學院，此前並不相識，因為關心保潔員的處境，她們第一次見到了彼此。
關於為什麽要做這件事，她們都提到一個叫做「小城杯」的比賽，那是一個公益訴訟比賽，每一年華東政法大學的學生都會參賽，針對一些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進行訴訟。「小城杯」很經典的一個案例就是2019年華政學生王潔瑩訴上海迪士尼樂園，此前，上海迪士尼不讓遊客攜帶食品進入樂園，因為王潔瑩的訴訟，迪士尼修改了入園規則，除少數特殊食品外，遊客可攜帶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飲料進入樂園。
江亦心和秦詩雨都是法學生，她們說華政校風很嚴謹，入學時校規有好幾百條，它教會大家治學做人都需要有規則。但另一方麵，學校在第一堂課就會鼓勵你，要平等待人，要勇敢發聲，要懂得為自己也為他人去爭取權益。這些引導和教育讓江亦心和秦詩雨有了底氣，「我們一下改變了傳統的學生心態，認識到原來我們是有力量去撼動一些社會問題的。」
在校園內部，華東政法大學也給了學生們建言獻策的空間。校長信箱有專人管理，除了匿名投遞的信件，每一封郵件和信件都會有老師回複。這是一個很暢通的渠道，之前有學生反映在學校買衛生巾不方便，學校很快在多處教學樓設立了衛生巾專賣櫃；食堂門口有一塊大草坪攔住了通往其他樓的近路，學校馬上在草坪上鋪好一層石板路方便學生通行；還有很多小事，比如出去拿外賣不方便希望建立雙向開門的外賣櫃，共享單車進校園之後希望拆除一些校內減速帶······這些問題學校都一一解決了——在這次保潔員休息室的倡議中，華東政法大學也是響應最快的高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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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聲音
在王蘇嘉第一次發帖關注保潔員休息室問題時，清華大學就有老師主動聯係她，表示學校會關注並跟進這件事。等她和小夥伴們做完田野調查，發出那份調查報告時，她已經畢業離校，因此也不太了解學校的後續行動。
在王蘇嘉的調研報告裏，她反複提到過一個詞，是「愧疚」。
作為一位建築從業者，她深知建築設計在保潔員休息權的問題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讓她反思了自己的建築設計觀，「我們做設計一直在說要看到人的需求，但保潔員也是使用建築維護建築的人，卻一直被我們忽略了」。
她還提到一個細節，一次，她遇到一位阿姨，問了一句對方平時在哪裏休息，沒想到阿姨以為她想找地方休息，很熱情地把她帶到女廁裏自己日常休息的椅子邊，還讓她不要有顧慮，坐著休息就行。這件事讓王蘇嘉很受觸動，那一刻，保潔員不再是麵目模糊的人——「她並不是一個工具人，她真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在我們的這棟樓裏，她需要被看到，我們需要對她有一些人性的關懷，因為她也是這樣關懷我的」。
調查報告完成後，王蘇嘉還把其中的一部分發在了社交網絡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她也因此聽到了很多和這件事相關的聲音，都很有意味。很多人看她是學生，以為她是00後，認為隻有年輕的學生才會這樣理想主義。
王蘇嘉出生於1989年，工作了9年之後離了婚，又回到學校去讀研。她是一個啄木鳥型的人，很較真，在淘寶買到一本盜版書，還會想著和對方打官司。她很珍惜自己身上還有這樣想做點什麽的衝動，這次為保潔員倡議，很多都是在校大學生，她很能理解，之前她工作的時候，每天都很疲憊，「真的很難關心別人，你連自己都不關心了，你還有力氣關心別人嗎？」她很慶幸自己在學生時代還有餘力去關心身邊的人，而不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借口去什麽都不做」。
社交平台上的所有反饋中，她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保潔公司的中層，王蘇嘉能感受到對方很想為保潔員做些什麽，才會對她的研究這麽感興趣，對方找她聊了很多，比如保潔員的薪資問題，工作時長問題，她們都意識到，保潔員需要的可能不單單是休息室，還有很多勞動保障和薪酬待遇的問題。
書寫了《我的母親做保潔》的張小滿也曾寫過：保潔工作的關鍵問題是過勞和控製，很多保潔員從入職開始就沒休過一天假。一個時刻保持幹淨的超級城市背後，是一群人的過勞。
王蘇嘉理解也部分認同這種觀點，「保潔員有沒有休息室，可能有的阿姨她並不在乎，因為她忙到根本就沒有時間休息。那她的工作量、工作時長是不是和她的薪資相匹配？學校裏麵其他人，包括物業也好、學生也好，對待他們的態度可能方方麵麵都構成了他們工作體驗的一部分」。但在她看來，為保潔員爭取一間休息室，和為這個群體爭取更多的勞動保障和權益，並不相悖，而關注到休息室本身，也是看見保潔員群體的開始。
「我們並不能因為他有沒有休息室這一點好像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或者單獨關注它也不能改善什麽，那我們就什麽都不做。我也是做了一點以後慢慢發覺到，還有其他方麵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會這樣，給自己找一個借口什麽都不做。」王蘇嘉說。
將調查報告公開發布後不久，王蘇嘉就得到了一個好消息，一位學妹告訴她，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茶水間中，保潔員們已經有了可以吃飯、稍作休息的空間。她也不知道這件事情是否和自己的發聲有關，但看到這一點點的改善，會讓她意識到，現狀是有機會改變的，「我們做的事情總歸是有一點意義的」。
王蘇嘉和夥伴們為保潔員休息室製定的評判標準
不僅僅是「愛心暖屋」
見到江亦心和秦詩雨的那天，她們還帶我去參觀了華東政法大學為保潔員裝修的休息室，空間寬敞明亮，裏麵有綠蘿、微波爐、桌子椅子，還有空調，為了保護保潔員的隱私，落地玻璃還特意貼上一層磨砂保護膜。
但對於保潔員群體的看見和關注，這間休息室隻是一個起點。
江亦心和秦詩雨都談到，學校保潔員休息室目前存在一個很顯著的問題，就是太少了。學校第一間保潔休息室落成後，許多保潔員依然在原來的位置休息，保潔員們散布在學校各個建築，有些距離休息室比較遠的保潔員不太會專門過來休息，因為平時打掃衛生已經很累了，走過去休息也比較麻煩。
我發現，無論是江亦心、秦詩雨還是王蘇嘉，她們在談論到保潔員時，常常會用的詞語是「保潔阿姨」，「阿姨」，事實上，她們在日常接觸中發現，絕大部分在校園內從事保潔工作的都是年長的女性，她們在休息時也更傾向待在一個隱私的小空間，而學校建的休息室是一個共享空間。江亦心很理解這種需求，「就像我們很累的時候想要私密空間一樣，阿姨休息的時候想要自己刷刷手機，休息一下，還是想要一個單獨的私密的空間」。
王蘇嘉觀察到的情況也一樣——保潔員需要私密空間，「阿姨可能還會有一些個人的物品，她們也不想直接放在公共區域。」因為工作時間很長，她們有時候需要有一些小零食墊一墊肚子，所以休息室不要在有異味的地方，昏暗的地方，垃圾堆旁邊，需要有自然通風和采光。
此外，還有一點很重要——關於這間休息室的主體性。
江亦心特意提到一件事情，學校保潔員休息室的名稱是「愛心暖屋」。在這間休息室舉辦揭牌儀式那天，江亦心在現場就注意到了這個細節，當時她就覺得心裏不是很舒服，「我覺得這不能算是愛心，而是勞動者基本的權利，直接叫保潔休息室可能會更好」。
但因為學校落實的速度很快，她也理解，很多長久形成的固有觀念和語言習慣是需要認知過程的，因此，當時她並沒有說什麽，她隻是始終忘不了休息室落成當天，一位保潔阿姨代表的發言，她一直在說，「感謝同學，感謝你們關注到了我們，看到你們這些學生就跟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樣，你們都非常有禮貌，感謝你們，我們的環境變更好了，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用心地投入工作……」
那一瞬間，江亦心感覺到保潔員強烈的「不配得感」，「其實這就是TA們應得的，但卻當成是我們給TA們的一個饋贈」。這更讓她感覺到有些難受。
現在，江亦心和王蘇嘉都已經離開了學校。王蘇嘉依舊從事建築設計相關的工作，是一個freelancer。因為做了關於保潔員的調研，她發現自己比之前更關心具體的人的處境，最近因為一個項目正在香港工作，她會很關心菲傭的生活空間，她發現，在寸土寸金的樓市背景下，香港的建築還會預留一個菲傭的生活空間（有的還包含衛生間），由此激發了各種各樣的設計，她從這些設計中閱讀出，建築是一種表達，表達出了設計者關注的點是什麽——她還想到，之前那些由保潔員自己開發出來的休息空間，也能窺探到TA們在極有限的條件下如何探尋到自己最希望獲得的部分。
關於保潔員休息室這件事的後續，王蘇嘉很遺憾這次調研沒有和保潔員們有深入的交流，畢竟TA們才是休息室的使用者，她很想知道，保潔員們理想中的休息室是怎麽樣的。她也很期待之後還有在校學生願意接力做這方麵的調研，看到更多後續的變化。
江亦心目前已經前往歐洲留學，她也依舊在關注「保潔員休息室」的話題，她說，希望自己下次回學校時，能看到更多的保潔員休息室，更重要的是，那些休息室的名字不僅僅是「愛心暖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