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5日，重慶市梁平區福祿鎮中心小學紫龍教學點，六年級學生陶濤（右）在課間和老師打乒乓球。這是一所當時隻有一名學生、兩名老師的鄉村“微小學”，陶濤畢業後停辦。視覺中國圖
4個學生，5個老師。2025年9月開學後，中部省份一所鄉村小學的校長徐雯（化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是建校以來最少的一年”。
徐雯今年32歲，在她任教的這些年裏，學生人數從幾百降到個位數，年年減少。在周邊鄉鎮，這樣的“微型學校”不止一所。
與學生人數形成對比的，是新建的校舍和齊全的設備。教學樓刷著白牆，走廊鋪著瓷磚，操場是塑膠跑道，每個教室都有電子黑板、投影儀和電腦插口。等到一切都煥然一新時，學生卻越來越少了。
在不少鄉村，這樣的場景正在變得常見。長期調研基層教育的武漢大學社會學博士周新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他掛職的縣城為例，2025年，全縣30人以下的村小有80所，50人以下的有129所。
教育硬件的刷新速度，趕不上學生們離開的速度。留下的，多是由老人照看的留守兒童和老師。他們在嶄新的教學樓裏，靜靜見證著一所所村小的“消失”。
課表“私人定製”
徐雯既是校長，也是語文和英語老師。
早晨，她先給唯一的六年級學生上早讀，盯著孩子開口讀書，再翻看前一天留的作業，逐題批改；接著，她繼續上六年級的語文新課；上午最後一節課是英語，四十分鍾的課程，她講三十分鍾，最後十分鍾讓學生練習。課間，她和同事匆忙進廚房，洗菜切菜，準備午飯。中午，老師和學生圍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飯後，她還要處理一些行政事務，順帶和學生們閑聊。
下午的課換成一年級。唯一的小男生正學寫字，徐雯全程守在身邊，一筆一畫地糾正。最後一節課，要麽把學生聚在一起看書，或幹脆上一節體育課。在這所村小，體育課的安排較為隨意，通常就是帶孩子跑跑步，或者教他們使用一些簡單的器材，至於什麽時候上體育課，更多取決於當天的天氣和孩子們的狀態。
四個孩子來自村內三個家庭，他們被分散在三個年級，其中一年級和六年級是“一對一”的課堂。課程表成了“私人定製”，語文、數學、體育，全都圍繞著每個孩子的性格和短板調整。六年級的女孩作文薄弱，徐雯就要求她每周完成兩篇作文；一年級的男孩注意力渙散，徐雯就坐在他旁邊盯著他寫字。
徐雯形容，給一個學生上課更像一場“圓桌會談”。老師與學生並肩而坐，中間攤開一本教材，上課、提問、回答，節奏更接近聊天，而不是傳統的講授，黑板和多媒體逐漸失去了存在感。因為人少，課堂也更隨性。徐雯表示，孩子狀態好，兩節課的內容一節課就能完成；狀態不好，老師會放慢進度，甚至允許學生趴在桌上休息，等下節課再繼續。
這樣的教學體驗，和徐雯剛參加工作時完全不同。那時她在同鄉另一所村小帶七八十人的大班，教學進度表是唯一的“指揮棒”，每天要完成哪篇課文、哪份練習冊，按部就班，沒有多少靈活餘地。如今，課程計劃往往因人而異，數學好的孩子可以“跳”進度，作文差的學生則要反複打磨，一年級的孩子愛玩，體育課就安排更多新遊戲，引導他從玩耍裏學習。“現在主要是看孩子能接受到什麽程度。”徐雯說。
在湖南，19歲的李瑤（化名）剛剛走上講台。她是免費師範生，從初中畢業後接受五年一體化培養，今年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回家鄉任教。李瑤所在的村小，全校隻有8名學生，分散在二、三、五年級，由3位老師共同承擔全部教學任務。她負責五年級的4個學生，語文、數學、英語都要教。
李瑤所在的鎮共有三所村小，另外兩所也不容樂觀。李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中一所學校隻有3個學生、2名老師；另外一所人數稍微多一點，但也不過七個老師、幾十個學生。李瑤聽說，她所在的這所村小，人數最多時，有三百多個學生。
在李瑤看來，小班教學並不總是理想狀態。她曾在縣城最好的小學實習，一個班有57名學生，課堂氣氛熱烈，提問時總有人舉手，講課也更有激情。但現在，有時候隻有一個學生配合。“我的心情會大打折扣。不是擺爛，就是沒有之前那麽大的激情了。”
“時代的洪流”
村小的學生減少並不是突然之間發生的。徐雯記得，她於2024年9月調任這所村小當校長時，學校還有12名學生，一年過去，僅剩下4名。
流失的學生各有去向，有的學生隨父母去了外地，有的學生被家長送進縣城學校，還有的學生去了附近規模稍大的村小。徐雯聽老教師說，2000年前後是這所村小最熱鬧的時候，有五百多個孩子，周邊村子的孩子都往這裏集中。
2014年她參加工作時，在同鄉的另一所村小，學校也有四五百個學生，如今隻剩二十多人，且一年級幾乎招不到學生。
徐雯所在的兩所學校並非孤例。她說，在她任教的鄉鎮，學生人數10人以下的村小就有4所。徐雯的同學在同省其他市任教，教室裏的孩子同樣是個位數。“像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更像是時代的洪流。”
周新成調研發現，村小學生減少已是全國性趨勢。沿海地區在十多年前就基本完成了撤點並校，村小幾乎消失；西部因有教育資金支持，狀況相對穩定。最嚴重的情況出現在中部，以河南、江西為例，一些縣同時存在上百所學生不足50人的村小，其中不少不足30人。
之所以招不到學生，在徐雯看來，是因為“沒人可招”。徐雯稱，她所在的村莊有幾千口人，2024年隻出生了兩個孩子，周邊十多個自然村加起來，適齡兒童也寥寥無幾。
除了孩子越來越少，轉學也在分流生源。過去，進城隨遷讀書門檻高，很多孩子不得不留在村裏，如今城市政策放寬，就近入學更容易，家長自然會把孩子帶走。徐雯在江浙滬調研時發現，當地學校也麵臨相似情況，“不是隻有我們這裏生源緊張，大城市那邊也沒有孩子了，因此他們放寬生源條件”。
在徐雯看來，村小生源銳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私立學校的崛起。
十年前，她所在的村小還算穩定，但在附近私立學校興起的那兩年，學生人數出現過一次明顯的下滑。爭奪生源的關鍵不在於師資或課程，而是一頓中午飯。徐雯解釋，公辦村小不管午餐，孩子們需要爺爺奶奶接回家吃飯，而老人既要下地幹活，又要做飯，十分不便。相比之下，私立學校統一提供午餐，成了許多家庭最直接的選擇。
私立學校的招生方式也更積極。徐雯記得，那幾年常有人拎著禮品上門勸說，許諾“孩子在這裏成績一定更好”。為此，他們在期末考試時，往往出更簡單的試題，讓成績看上去漂亮。徐雯反思：“那時候我們在家校溝通方麵做得不夠，沒意識到學生流失會發展得這麽快。”
隨著越來越多家庭把孩子送去私立學校，鄉裏形成一種風氣，“一個學生學費一兩千，我家裏能送兩三個孩子去上，就說明家裏條件好，也更有麵子”。去的人越多，帶動效應就越大。
2020年9月9日，重慶市黔江區小南海鎮後壩村，小學老師李順祥在給三年級僅有的6名學生講課。視覺中國圖
留下的孩子
李瑤注意到，轉走的學生多數是學習成績好的，或是家長認為有潛力的。留下的，多是成績較差或有特殊情況的。她所在的學校裏，二、三年級的學生基礎普遍薄弱，其中兩名學生智力可能存在缺陷。“有個二年級的孩子，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清楚。”
這些孩子的家庭多有缺席的成年人。有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有的母親早逝或離家多年，由年邁的祖輩照料。
在周新成看來，這類學校已經成為了“服務極少數農民家庭的、具有兜底性質與福利性質的‘托育機構’”。
林嵐（化名）也深有體會。29歲的她原是一名導遊，2020年考取教師資格證後，到河南一所村小任教。她來的時候，學校還有近兩百個學生，如今隻剩幾十個。學校最大的班有16人，最小的隻有4人，是她帶的四年級。四個孩子中，有兩個由爺爺奶奶撫養，另兩個的母親留在村裏、父親在外工作。
林嵐發現，留守孩子和單親家庭的孩子在村小很常見。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女孩，性格寡言，父母離婚後跟著父親生活。林嵐去家訪時，要麽看到她在冬天手洗一盆衣服，要麽在夏天背著打藥桶幹農活，“過早地感受到了成人世界的壓力”。
徐雯認為，村小的孩子未來的路往往比城裏孩子更早地被限定。她與家長溝通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怎麽樣也得上個初中畢業或者高中畢業再出去打工”。在縣城，家長們普遍認為上大學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可在村子裏，讀到初中甚至高中，已經被視為“完成了任務”。她帶過的第一屆學生，如今已經走出校園。那一屆人數多、成績好，她也用心去培養，但最終能走到大學的仍是少數。即便考上，也多是普通院校，畢業後散落各地，過著尋常日子。“能去大城市定居的，目前我還沒看到。”徐雯說。她的語氣裏沒有責怪，更多的是一種遺憾。
“撤掉村小，不意味著放棄孩子”
圍繞著隻有個位數學生的村小，爭議從未停止。有人說這是“浪費國家資源”，呼籲盡快合並；也有人堅持，“隻要還有一個學生，就值得堅守”。站在這場爭論的中間，徐雯心情複雜，她知道，教育不能簡單地用成本來衡量，但也無法回避更現實的問題。
她所在村小的四個孩子，之所以留在村小，都有現實理由。三年級的小女孩身體存在問題，正在做康複訓練，在幾十人的大班裏容易被忽視；六年級的孩子，父母年紀已大，隻能守著土地，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條件在縣城陪讀；另兩個學生是親兄弟，他們的父母常年外出務工，孩子留給祖輩照料。徐雯知道，對這些家庭而言，留在村小是最實際的選擇。
徐雯能理解這些家長的堅持，但作為校長，她也並非毫無猶疑。剛接手學校時，她常常感到丟人，“就這幾個人，你當什麽校長？光杆司令吧”。甚至在親友問起時，她也不好意思說出真實的在校人數，總是含糊回答“幾十個”。在教育係統裏，校長們也心照不宣，彼此不願公開自己學校的實際情況。那種難以啟齒的感受，她至今記得。
徐雯甚至想過要勸僅剩的幾個學生轉學。但走進教室，看著孩子們寫作業、聊天、玩耍，她又動搖了。“要是這個學校不存在了，他們怎麽辦？”
過去的一年，她的心態慢慢發生變化。她不再回避學校人數的尷尬，也不再覺得“人少”是丟人的事。“就算隻有四個學生，也得讓學校正常運轉。”
但徐雯心裏也清楚，學校被合並幾乎是遲早的事。她稱，2024年，縣裏已經開始收集各村小的師生情況，計劃調配資源。在人口持續外流的背景下，村小難以為繼，而縣城裏的學校又在超負荷運轉。徐雯認為，城鄉教育間的失衡，遲早會倒逼一次調整。
李瑤所在的湖南小鎮，也在經曆同樣的過程。她任教的村小，已向上麵申請撤並學校，但具體撤並時間仍未確定，可能是下學期，也可能要等到一年之後。按以往慣例，撤並後，分散在村小的學生會統一進入鎮中心小學。
如果不能順利撤並，李瑤也不打算在村小常待。按照政策，她有五年的服務期，但並不固定在這所村小，也可調去鎮上的其他小學。“我肯定想出去，”她說，“我才19歲，不可能一輩子在村小教書，村小學生太少，對我的教學經驗幫助不大，我更想去生源好的學校教書。”
和李瑤不同，林嵐更希望留在村小教書。在她看來，她所在的村小工作簡單，教師關係融洽，也沒有“內卷”，且有鄉村補貼，算下來收入比縣城裏的老師還高。“其實來這兒教書的老師，大多都想留下。”
但這所學校在逐步走向終點。林嵐說，學生一年比一年少，並且明年起就不再招收新的一年級。屆時，孩子們會被陸續送往鎮上或縣城學校，等到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學校就將徹底撤並。
林嵐明白，村小被撤並是早晚的事，隻是心裏仍有些不舍，“不是我們不願意留，是學校撐不下去了”。
徐雯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她知道，即便學校被撤並，老師們還會有新的安排。但對這4個孩子來說，失去這所學校，就意味著失去了一種最現實的選擇。
周新成則認為，撤掉村小，並不意味著對孩子的放棄。相反，這可能是一種更現實的公平。他強調，教育公平不應當僅僅理解為“家門口就有學校”，而是要讓孩子能夠在正常的班級氛圍裏學習和生活。集中資源辦好鄉鎮學校，配備完善的宿舍和校車接送，讓孩子們每天都能與同齡人交流，接受完整的課程，這才是對他們更負責任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