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一麵牆上展示著工人們的藝術作品和創作過程。（受訪者供圖）
坪山美術館六樓，《我們就在附近》的展覽現場，工人武淑清和曹春智靜靜駐足。他們麵前陳列的，不是名家大作，而是出於自己雙手的作品。這些從流水線上生長出來的創作，在這個強調公益與藝術對話的展覽中，以其真實的工人創作者和獨特的車間美學，成為令人難以忽視的存在。
武淑清和曹春智來自伯納德控製設備北京分公司，平日是在流水線上與執行器打交道的普通工人，也是這家公司“社會敏感性研發部”（下文簡稱“社敏”）的藝術實踐者。
工作時間，武淑清在不足一平米的工位上重複著相同的動作：擰螺絲、穿墊片、綁線束。每天經她手的執行器數以百計。十餘年下來，即便戴著手套，她也能憑觸感分辨出最微小的墊片。每一款蝸輪、蝸杆、螺絲，都有不同的溫度與重量。她甚至能通過絞線長度、壓線位置和穿線方向，辨認出它們出自哪位工友之手。
展廳屏幕上正播放一段錄像：一片漆黑中，隻有武淑清的雙手在快速動作。看到某一幀，她笑起來：“我現在都想不起來我在做什麽。”畫麵一切，她又認出來了：“這是在接線。”如她所說，沒有實操經驗的人，根本破譯不了這些手勢密碼。
曹春智則把對鴿子的熱愛縫進了工服。米黃色的工服袖口、領口、下擺和前襟，被他細心地綴上白色羽毛，領口處的口袋還縫著幾隻鴿子腳環，“放在這裏，就像軍人的勳章一樣，有點意思。”他這樣解釋這些鴿子“身份證”的安放方式。
他們的作品旁，還陳列著工友的書法長卷、用車間報廢材料製作的風鈴。武淑清介紹，公司曾發起廢棄材料藝術創作活動，員工響應熱烈，“用我們的執行器做了撥浪鼓、自行車，帽子就做了幾個‘小黃人’，手輪做的電風扇，還有拿軸承做的象棋。”
這樣的活動，“社敏”成員毋庸置疑是主力軍。這個部門在以生產效率為導向的工廠裏是個異類，它不具備常規的生產職能，更像實驗場，以研究為基礎，圍繞工人展開觀察、交流和藝術互動，鼓勵他們在自願基礎上進行創作。
該部門的起源可追溯至2011年。意大利藝術家李山提出駐廠計劃，得到熱愛藝術的CEO支持。三年後，中國藝術家趙天汲在聽到李山的講座後，也進入工廠開展項目，最終受邀留下，成為部門一員。
趙天汲每周驅車來到廠區，最常做的是和工人們聊天。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紀律嚴明的生產車間，藝術反而比在看似自由的辦公室，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
在歌德學院展覽中，曹春智用木頭打造了簡易鴿籠，把自己拍攝的鴿子照片貼在裏麵。（受訪者供圖）
車間比辦公室更開放
“我們並不拒絕與辦公室員工或經理交流，但那要困難得多。”趙天汲用多年的實踐揭示了這種反差。她的大部分時間並非用於指導創作，而是“聊天”。然而，這種看似簡單的交流，在不同空間卻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車間的環境更開放，對話可以自然地融入工作流程。李山和趙天汲不願占用大家休息時間，因此很多聊天、分享和創作都在產線旁、在工位上即時發生。“當然有一些項目是單獨出來要在會議室進行，但很多初步的、大量的時間都是線上溝通。”
相比之下，辦公室的溝通壁壘則堅硬得多。“你必須得單獨約這個人出來，他又不太好意思離開太久。”她曾嚐試帶整個辦公室員工外出散步，邊逛邊聊，但過了一段時間被經理叫停，大家也不好意思再加入。
更深層的差異，根源於生命經驗的豐富程度。趙天汲分析：“比起比較按部就班、從讀書到工作的，比如辦公室的人群，他們的感受性、對生命的經驗更強烈。”工人趙濤的經曆便是一個例證。來京前，他賣過果蔬，打過工，做過噴漆工和個體戶。這些豐富的閱曆，為創作提供了充足的養分。
趙濤將他對家鄉生態變遷的憂慮，融入了車間的廢棄材料。他將包裝執行器的發泡材料混合打發，塑造出山的形狀。趙濤家鄉的命運與多數中國農村的命運相似，采礦造成山林破壞，年輕人外出打工。相鄰的村子已被推平，趙濤心裏恐懼，自己的村莊或許有一天也會消失。他用自噴漆給山上色，選擇了紅與黑。這件名為《窮山惡水》的作品，後來在獨立藝術空間“箭廠空間”展出。他甚至曾競選過老家村長，“社敏”幫助他製作模仿奧巴馬風格的競選海報，演講稿也是在工廠裏完成的。藝術在這裏，成為他參與社會、表達公共關懷的替代性渠道。
李山曾精辟地指出部門的獨特位置：“公司在某種程度上希望通過我們達成管理或工作上的目標，而工人會把我們理解為人力資源部門，希望利用我們討論敏感的問題。”這種模糊性和中介性，恰好為真誠的表達創造了一個受保護的空間。
工人魏程程曾對於“社敏”高度警覺，在觀察和沉默了近兩年之後，終於主動參與，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終在廣州時代美術館和一名專業舞者完成了行為表演。
這種緩慢的、基於信任建立的過程，在效率至上的辦公室環境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不過，趙天汲也欣喜地注意到，新一代的年輕工人開始“自我組織”，“而且是跨部門的”。車間和辦公室隔了一段距離，趙天汲在車間與一個年輕工人聊天，突然有一個研發部的同事下來找他去抽煙。這樣的事在以前是沒有的。自下而上的連接，正在打破工廠傳統的部門壁壘。
當工廠成為創作現場
在伯納德工廠，藝術的發生往往始於一些被生產邏輯視為無用的瞬間。
趙天汲回憶起一個動人的場景：一位和她同在哺乳期的辦公室同事，因公司沒有合適空間，隻能跑到樓梯下麵的儲藏室裏背對著她吸奶，同時與她聊著育兒瑣事。趙天汲把這段對話場景錄了下來，後來在歌德學院展出，同事本人也坦然地向參觀者介紹這件“作品”。如同趙天汲所言，“有些作品可能不一定成為作品，它其實就是發生了。”這段短片並非計劃中的創作，而是生命經驗在特定處境下的自然流淌。
這種源於真實生命需求的創作，在車間裏激蕩出更豐富的回響。工人柏繼紅對家鄉的深切眷戀，最終化為一幅幅書法長卷。趙天汲和他談心，記錄下他關於家鄉的碎片化回憶，柏繼紅則在工休間隙，於工位或會議室裏，將這份鄉愁一筆一畫地傾瀉於紙上。“他來北京可能二十多年或者更久，我跟他談話，發現他沒有一刻是活在北京這個地方，他的心都在家鄉，我感到這確實也是很大的一種打工人的悲哀。”趙天汲嚐試找個辦法讓柏繼紅將思鄉愁緒“轉換”或“抒發”一下，在他們聊天過後，柏繼紅重新拿起了少年時熟悉的毛筆。
柏繼紅對家鄉的深切眷戀，最終化為一幅幅書法長卷。（受訪者供圖）
當藝術不再被視為高不可攀的技藝，而是一種表達的媒介時，工人們豐富而深刻的人生經曆便找到了它們的載體。正如趙天汲所觀察到的：“每個人都很有他的獨特性，隻是他們以前可能把藝術想成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後來發現他們每個人都在做這些，在日常中。”
一名北京工人，年紀輕輕就喜歡“提籠架鳥”，會用廢棄包裝料精心製作養蟋蟀的盒子。趙天汲記得，他養過一隻竹蛉，罕見地活到了冬天，他把它揣在兜裏帶到工廠。受他的熏陶，“社敏”還發起了“養魚計劃”，買來6個魚缸，工人們熱烈地討論技巧，買到新的小魚苗也會互相分享。“大家特別向往自然，反而是在這種工業的地方，包括養花種菜，我們做過很多很小的把自然植入到車間工業環境（的嚐試）。”趙天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一個已經辭職的男孩，特別敏感，進到一間屋子，會把每個角落都看清楚，記下來。他愛攝影，拍下過許多細微的東西。去年，趙天汲忽然收到他發來的照片。那時他回到了老家齊齊哈爾，天寒地凍，車窗噴水，現出一片冰花。他把窗花分享給藝術家。趙天汲感受到，工人們做的作品用什麽樣的形式材料都沒有那麽重要，重要的是其中創造、湧現了一種生命力。
時間的故事
“社敏”的故事，是一個關於時間的故事。它關乎信任的緩慢建立，關乎改變如滴水穿石般的滲透，也關乎藝術家與工人在漫長歲月中的共同成長。
趙天汲並非從一開始就如此篤定。她坦誠地回憶起最初的窘迫與自我懷疑：“剛來的時候，前半年我都持懷疑態度，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所有的人都在忙碌著，我和李山就在那兒溜達，覺得很不好意思。”這種尷尬感，源於深刻的捫心自問：在一個以產出衡量的空間裏，這種看似無所事事的遊蕩與交談，意義究竟何在？
轉機來自一位藝術家同行的點撥。“他說你不用擔心，你在潛移默化，其實是會影響到的。”這句話點醒了她。影響並非總是大刀闊斧的，它可以是無聲的滲透，作為一種存在本身即有意義。她意識到，“社會參與性項目，時間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盡管每周隻出現一次，但這種頻繁而穩定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承諾。它超越了項目製的短暫介入，轉而與工人們的生命軌跡並行。
“看著身邊的人開始談戀愛、結婚、生孩子，然後家裏可能老人需要照顧。”趙天汲說。藝術在這裏，嵌入到最普通的人生周期之中。藝術家和工人共同經曆著婚戀、生育、養老的喜悅與壓力，這種基於時間的陪伴，讓他們變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人生同行者。
這種長期的浸潤，催生了真正基於個體需求的創作。柏繼紅的書法長卷，是在無數次聊天中，由思鄉的碎片逐漸匯聚而成的；趙濤的《窮山惡水》，源於他對家鄉生態變遷長達多年的憂慮；甚至那些最終未能成為作品的對話與分享，比如男孩多年後從老家發來的窗花照片，都證明了這種連接的長久與真摯。
這也解釋了為何那些追求短期效率的社會性藝術項目在此顯得格格不入。趙天汲透露，有些藝術家駐留前就預設方案，但他們堅持拒絕，“因為你沒有來到這兒的話，你是沒辦法去想象的，沒有意義。”真正的創作，必須從與具體的人建立真實交流開始。正如李山所強調的，要避免藝術家將工人簡單地當作創作材料，而應通過藝術項目來“處理敏感問題”。
曹春智上班時經過自己的《春之羽》海報。（受訪者供圖）
“社敏”的實踐挑戰了當下社會某種速成心態。趙天汲感慨：“我覺得我們社會現在確實也太現實了，感覺每一分鍾都是為了生存。如果有一些空白，沒有那麽強烈的目的性去做事情，可能帶來不同的價值。”
對工人而言，“社敏”提供的不僅是藝術創作的機會，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呼吸。武淑清因長時間低頭工作導致頸椎不適，與趙天汲合作創作了《童年》，將她拍攝的掛著露珠的毛毛草照片放大印在幕布上，懸掛於生產車間房頂。工人們隻要從繁重的工作中抬頭，就能看見這片綠色。
“社敏”的實踐，揭示了一種不同於主流藝術界的工作倫理。趙天汲反思：“我剛開始參與的十年前，那時候國內有點像一個潮流一樣，有很多這種社會性的創作，但那陣風也很快過去了。它有些做不好的話，也會帶來一些傷害。”她強調尊重與時間的重要性，需要去建立信任，去等待像魏程程那樣的人。
在效率的齒輪間尋找縫隙
藝術在工廠中的生長並非一帆風順。趙天汲坦言：“這麽長時間，阻礙也是斷斷續續。”車間管理者考慮到安全問題和生產效率，叫停各種計劃，撤下工廠內的展覽作品，都是時常發生之事。“我們也盡量堅持一些必須堅持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可以停了再過一陣時間發起一個其他的。”“社敏”在實際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靈活的應對辦法。
在這種複雜環境中，工人們也對藝術保持著清醒的認識。當被問及“工人藝術家”這一標簽時，曹春智視其為“一種動力”，武淑清則徹底拆解了這一定義的光環：“每一個工人都可以稱之為藝術家，無論是手工業還是機械類，我覺得他每一個作品都可以稱為藝術，所以沒有什麽光環在裏麵。”
對於藝術能帶來的實際改變，工人們心知肚明。曹春智感受到一種矛盾，車間領導對於工人參與藝術實踐有時談不上支持。武淑清更坦率地說：“我們願意做更多的東西，但是我們的本職工作是靠做出執行器來掙錢，我們還要更多關注於直係領導對我們的要求，不能失了我們的本。”她清楚地認識到，藝術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也正因如此，加班賺取雙倍工資，對許多工人而言，是比參與藝術活動更迫切的需求。武淑清解釋，自己和曹春智能來參加深圳的展覽，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倆都是北京本地人，“在這方麵可能沒有太大的壓力”，但其他來自四麵八方打工的同事，“大家就是來掙錢的，沒有什麽其他因素在裏麵，我就想加班賺錢，這個也沒有啥”。
然而，這並不意味藝術是無效的。恰恰相反，在現實的夾縫中，藝術展現出其獨特的韌性。它成為工人們在沉重生活裏的一種“自救”。
2017年末，趙濤的母親被診斷出直腸癌，因無法支付高昂的治療費用，他幾乎想放棄治療。他將這種對家庭命運的無力感，也傾注到用廢棄AB料塑造的、紅黑相間的“窮山惡水”之中。
而武淑清自學了心理學，為十幾名有需要的同事提供過一對一保密交談。業餘時間她堅持閱讀，“什麽書都看”，眼下尤其關注心理類書籍。對她而言，藝術更接近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和心理調適能力。“並不是說你眼睛看到的美或不美，是你的心去傳遞給你。同樣的景色可能心情壓抑的人就覺得不美，但是心情很好，你覺得藍天白雲真的是很美，這完全是一種心態。”她把這種認知傳遞給同事，曾主動關懷一位有心理問題的小夥子：“我也跟他說累了就歇一歇，有什麽問題就可以找我。沒有心理疾病的人就怕被拋棄，一定要多包容他。”藝術已內化為武淑清積極的生活哲學和共情能力，用以對抗“比較快節奏的北上廣深大城市生活”帶來的心理壓力。
在工業化與效率至上的規則之下，藝術成為工人們重新確認自我主體性的一種方式。它無法直接換取加班費，但能修補心靈的磨損，安放難以言說的鄉愁與痛苦，在集體化的勞動中守護帶有個體色彩的精神領地。
工友用包裝箱的紙板自製的坐墊上畫著一塊鍾表，時針指向下班的時間。（受訪者供圖）
在這裏，藝術祛魅了。它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神壇之物，而是生活工作中處處可見的微小創造。武淑清點開手機相冊，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工友工位上的小心思：圓形座椅上畫著一塊鍾表，時針指向下午5：10分——他們下班的時間。這是工友因為凳子上的海綿罩被撤了覺得硌，就用包裝箱的紙板自製坐墊，從而自然生發的藝術創作。
“真是挺快樂的，接觸了藝術家，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很多，希望公司能更多地支持他們，能夠長久地存在。”武淑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