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還有人記得盧安克嗎?
這可能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國人熱烈地討論,如今再提及簡直像上個世紀一樣久遠。這個出生於中產家庭的德國人,在中國廣西一個貧窮的小村子裏教了十年的書,當時的人們稱呼他是當代白求恩,不計報酬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他曾被提名感動中國候選人,但他寫信拒絕了。
在那個大家都想從鄉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過個人努力和時代機遇改變命運的年代裏,盧安克沒有任何功績主義的目的,做教育不是為了改變和成果。有人看到盧安克的故事說,這樣的人絕不能多,“會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顛覆。”後來,在各種壓力之下,這場教育實驗以失敗告終,他離開了那所學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裏,關於他有許多謠言,有人說他被驅逐出境,有人說他來中國目的不純,他被謠言困擾,一個個舉報那些造謠的視頻,即便無效也不斷重複舉報,因為這些關注他不敢做事,偏頭痛嚴重的時候他起不了床,頭腦裏一直重複一些幻覺。這些年他輾轉多地,經常遇到簽證的問題,但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國。
今年六月,我在廣西防城港見到了盧安克,還有他曾經的學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個曾經對教育投注了巨大熱忱的青年變老了,他失去了某種理想,接受了一些失敗,但似乎也獲得了新的自由。
文|翟錦
編輯|江臾
出品|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我受不了這種關注”
去見盧安克之前,他在郵件裏重複了好幾次,“我不希望你來記錄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隱私,害怕作為公眾人物。”我向他承諾,在得到他的允許之前,我不會寫,他答應見我一麵,隨即就要刪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寫他的文章裏,一位記者說,一個電視台同行曾要挾盧安克,對他說,“你要不接受采訪我就從樓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這個節目最終沒有播出,記者猜測,因為媒體的常規經驗,在盧安克麵前行不通,片子沒法編出來。
我懷著好奇與忐忑,做好了隻是見盧安克一麵的打算。對於很多人來說,盧安克也許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遠的時間裏聽過,但已經淡忘。他是一個來中國鄉村支教的德國人,但和那個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師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歡鄉村和小孩,他不喜歡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壓力。在那個大家都想從鄉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過個人努力和時代機遇改變命運的年代裏,盧安克沒有任何功績主義的目的,做教育不是為了改變和成果。有人看到盧安克的故事說,這樣的人絕不能多,“會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顛覆。”

©盧安克個人網站
盧安克最後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視采訪裏。那時候媒體和公眾眼裏的他,是一個理想化的存在,一個出生在德國中產家庭的年輕人,克服種種困難來到中國廣西的貧困鄉村做了十多年誌願教師,大家稱呼他是當代白求恩,不計報酬將青春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他曾被提名感動中國候選人,但他寫信拒絕了。
巨大的聲名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麻煩:不斷有人給他寫信,甚至坐在他床頭等他醒來,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離開,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給他。小學校長對人說,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為了避開這些,他曾短暫回到德國,但後來又重回板烈。他曾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其實我有承受的能力,隻不過現在的情況要求我學會和發揮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會學會。”
但現實比他預料得更加複雜。2012年後,他幾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訪,不參加公共活動,但互聯網上關於他的傳言更多了——有人說他被驅逐出境,有人說他的網站被關停,還有人詆毀他與學生的關係。
這些事情持久地影響著盧安克。2018年,做理療和研習“能量”的朋友大白為盧安克治療身體,那段時間,盧安克每天坐在門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門口,“孤獨、真誠同時又渴望著什麽”,大白告訴我,他那時見到的盧安克,身心疲憊,腰椎受損,偏頭痛,精神狀態很差,正被各種不真實的、編造的、無中生有的網絡內容困擾,他又無力去說明。大白感覺盧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們有時什麽也不說,盧安克就在空白的A4紙上寫作,這後來集結成《尋找你內在的自然》,盧安克寫:“有人給我轉發某些人製作的關於我的大量視頻,我看到是那些轉發率超級高的。我受不了這種關注,都不敢做事,怕控製不了這件事情後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於是,我就去舉報這些視頻,即便無效也不斷地重複舉報。”
如今的盧安克已經不叫盧安克,10多年前他放棄了這個名字,他不想當網絡報道裏的神話,隻想過一種沒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現在的名字是盧恩卡,學生和朋友們都叫他老盧。
我給他發郵件,那時他正在福建的村落裏,後來他來到了廣西防城港。他答應見麵後仍然很憂心,我後來知道,在我們約定見麵時,盧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說有人要來找他,“大白以後你幫我把關,往後想找我的人先經過你,你安排的我才見,你不安排我不見。”

我不想再參加這場淘汰賽
我們約在廣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見麵那天,盧安克從一個小房間走出來,個子很高,駝背,因為很瘦,籃球服在他身上顯得空空蕩蕩,他黃色的頭發還和十多年前一樣,臉上的皺紋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時會陷在層層疊疊的眼皮裏,他就像一株蕨類植物,遲緩,安靜,很少直視人,為了不那麽顯眼,他從很小就一直弓著背,他因為長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為帆船技術好,盧安克被朋友拉來幫忙,離開板烈後,他不願意上班,隻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順利,他幾乎很快就答應了讓我寫他的故事,還讓我見見他的朋友們。 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寫隱私,一旦問及他就會生氣;他不想隻寫他自己,他想要寫他的夥伴們,那是他在板烈的學生,他們在籌備成立戶外活動公司。這也正是我的計劃,幾天後,阿輝和文道來到防城港。
阿輝和文道都很瘦,他們是壯族人,皮膚黝黑,阿輝23歲,文道22歲,他們背著戶外徒步背包直接來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著老盧幹活。盧安克每天帶他們訓練帆船,他們總是一起行動。從阿輝和文道有記憶以來,盧安克就來了板烈。他們一起遊泳、捉魚、爬山、找野果,每個周末,孩子們都要排隊等盧安克的時間,邀請他來家裏玩,他們大都是留守兒童,盧安克從一個山頭走到另一個,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們四個人在樓頂上睡,看到一顆流星,“它的光是黃色的,尾巴的光是綠色的,在飛行過程中爆炸了兩次,我們四個人同時看到了,有你在吧?”他問阿輝。
誰抓到眼鏡蛇,誰又很會捉泥鰍,老師們還經常截胡他們的泥鰍和田雞,他們的對話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盧安克說文道一直是一個快樂的人,他記得文道小時候很喜歡爬樹,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樹,他們喜歡像小鳥一樣在樹上吹風,有一天文道爬到樹上,搖啊搖,最後跟著斷了的樹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樹枝和葉子護住了他。
海邊的下午,太陽暴烈,盧安克坐在樹蔭底下,背對著沙灘。我問他為什麽離開板烈、不再做老師,他說有兩個原因——兩個都不好說。“我不想講,講會傷害到別人。”

盧安克和阿輝
沉默了一會後,他說,他也早就覺得做老師讓他頭疼,要滿足上級要求,管好紀律,但他隻是因為興趣想跟小孩一起創造。
這種疏淡的回答讓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視采訪裏說,“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給他們了”,這個地方有他的命,如果離開,命就沒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時對教育的熱忱和堅定,為學生的憂心和情感,與此時再談及教育的平靜,形成一種極大的反差,那種極為強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歲的盧安克在德國給廣西教育廳、初中學校和100個與慈善有關的部門寫信,說他想去中國最窮的地方當老師,除了食宿不要錢,但是沒人給他回信,直到後來朋友有一個中德翻譯的工作,他才得以來到中國。
他的教育實驗沒有標準和規則,讓教育去適應學生,他覺得每一個標準的建立,都是在剝奪學生的感受和特點。他根據生活的需要去尋找一些真實的任務,他會帶著學生觀察植物的生長凋謝,記錄一種植物從萌芽、生長,到開花、凋謝和結果的不同階段。他會讓他們蒙著眼睛摸樹,爬坡,感受石頭之間的河水,再根據觸摸的印象把樹畫下來。把墨汁滴入河流,觀察河水的流動。
盧安克剛去板烈小學時,他發現這裏的小孩特別喜歡打架,瘋狂地比武,甚至會想傷害對方,拿石頭砸對方。學生都喜歡看電視,盧安克就寫了一個《和平劍》的劇本,讓大家拍攝,主角容誌曆經冒險得到和平劍,但劍有兩麵,一麵是保護一麵是傷害,隻有抵製誘惑和欲望,容誌才真正成為英雄。一年的拍攝結束之後,他給孩子們談了和平、寬容多樣的生活,也談到了放棄報仇的曆史故事。“這一天,我們班裏非常和平,完全是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一種美好,我想假如沒有我們的電視劇,學生就不會好意思說認真的話,我們的談話也不可能這麽有深度和力量。”
他還帶著學生修建了一個遊泳池。從水深、麵積、如何省材料、山洪暴發等等情況開始討論,他提問,學生來找解決方式,讓他們畫圖設計、測量河段寬度和河流坡度,學生們從教室走到河邊,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現實裏去測量寬度、坡度、高度,但有幾個學生完成了任務,還有三個頭腦靈活的學生爬到了樹上去觀察。讓盧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後學生畫出來了可以用的水壩設計圖。
大人們對這個項目也很感興趣,自願來幫忙,他們加入以後學生又不敢做了。“因為他們覺得大人不承認他們的世界,不把它當成認真的。”大人們都在擔心孩子們能不能把水壩建好,想要自己幹或是請師傅做,隻有盧安克擔心孩子能不能經過自己參與學到東西。他不讓大人幹,否則孩子們不會參與到有意思的任務裏。
沒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們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壩建設後,孩子們每天中午都去裏麵遊泳,高興極了。他還帶著學生們一起創作了建水壩的歌。
班主任對盧安克說:學生這幾天寫的作文比以前有活力、有趣和有特點了。他讓盧安克多多發起一些活動。
盧安克發現學校的教育用考試和標準去對待學生,隻會消滅他們原本的情感和思想,讓他們覺得自己什麽都不懂,不相信自己,否認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他做的教育不是教學生去思考,而是教育他們的行為,思考就自然會出現。
但這樣的教育沒有標準和目標,常常讓家長和學校感到害怕,這樣怎麽能管好學生成績?他曾這樣回應質疑他的家長,“我的學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帶來的、自己的、對社會有貢獻的任務。我想給學生走這條路和完成任務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麽是他們的路和任務,我不可能知道。”
去板烈村之前,盧安克遭遇了很多失敗。他有時候心情低落,“我還是失敗了,失敗的是我這個人,是我這種性格的人,不是我的教育。我這種性格的人不適合我們的社會。”在南寧的中學教學時,他想教有創造力的英文,如果學生能寫出“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這是多麽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在中國的考試裏,這些句子都是錯的。在考試時,他教的班級英文成績最差,隻有六個學生及格,家長不滿,他停止了英文教學,去往更貧窮的山區。
2001年盧安克在東蘭縣隘洞中學教初二,每隔幾個星期班上就會減少幾個學生,無法達到學校和父母期望的“標準人”隻能被淘汰,盧安克在書裏中寫:“我不想再參加這場淘汰賽,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少。教育是不是隻為了優勝者?如果我也加入到這場淘汰賽,毫無疑問會失敗。”他說他嚐試過寫中考英語試卷,連80分都得不到,而在東蘭縣的中學,中考如果每門課不超過90分,就上不了高中。直到他來到更加偏遠的板烈村,這裏的學生家長對他沒有任何要求,沒有教學標準概念,他們常年外出務工,回來就請他吃飯,感謝他把受傷的孩子送去醫院。
盧安克最初來到中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狂飆,中國社會對外部世界抱持著一種善意、好奇和開放的態度,和其他國家的民間交往也變得更多。一批批帶著理想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外國誌願者也在那時陸續進入中國,他們參與英語教學、扶貧援助等社會服務工作。比如1996年到1998年,作家何偉就以“美國和平隊”誌願者的身份去重慶涪陵教英語,在他去之前,學校裏有來自德國、澳大利亞和墨西哥的誌願者。
但近十年,隨著環境的變化,很多外國誌願者都離開了中國。盧安克不想離開中國,但對他來說,自由的教育實驗空間越來越小。曾經他和學生都有著極大的自由,他們玩水、爬山、抓泥鰍,但慢慢地,學生隻有周末才能出學校,教育也變得有越來越多的規範和規定,他之前能做的,後來都做不了。他的居留身份也出現了問題,他原本在廣西共青團做誌願者,用誌願身份解決工作簽證的問題。但後來政策收緊,他不得不“入職”某民間教育公益組織,組織希望靠他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要求他培訓老師、參與媒體活動,這給他帶來很多壓力。
板烈村的變化也很大,通了水泥路,蓋起了樓房,越來越多的家長把孩子送到縣城。2013年,阿輝也離開板烈去讀縣城更好的小學,30多人轉走後班上隻剩10多個人;2021年,村小被撤。
盧安克在板烈村的教學一直都處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狀態,隨著關注度變大,某個負責人讓他遠離教育活動。也總是有人對他有很多期待和要求,希望他承擔更重要的角色。“我並不想指導他們該怎麽做,隻想自己做而已。在滿足不了他們期待的時候,在心裏產生的壓力讓我感到無法呼吸,讓我生病。”
那幾年他得了甲狀腺腫瘤,醫院問他有沒有保險——有保險的直接辦住院,沒保險的“先回家觀察”。他沒有保險,他知道那是因為壓力導致的。他辭掉了那份涉及媒體、培訓、影響力的工作,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一年半後再去醫院檢查,腫瘤消失了。
現在,盧安克平靜地告訴我,他覺得教育“不好玩”,“是不自然的,是人類製造的東西”,而那個持續十多年教育實驗他已經記不清目標,為什麽要做這個實驗,那時候又為什麽有那麽大的熱忱。
盧安克有家族遺傳偏頭痛,前幾年被謠言困擾時,他發作得很嚴重,最疼的時候他躺在床上一周,起不了身,頭腦裏一直重複一些幻覺。後來他就不去思考那些會讓他頭疼的問題,他也主動避開那些可能會讓他偏頭痛的人和事情,他常常記不清年份,事情和因果。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歡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師之後,盧安克還是會找很多機會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從南寧回去,跟原來的學生一起在山林裏探險。“我的身體離開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寫,“到了城市之後,我就成了一個沒有心、沒有靈感的人。再也創作不出什麽了,心像枯萎了一樣,什麽感覺都沒有了。”

失敗是一種特別強的優點
身為教育者,盧安克最終做到了什麽嗎?這場極其理想主義的嚐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那些孩子?盧安克說,他不知道,他讓我去問他們。
煎蛋在晚上10點多跟我通了電話,這時他才剛剛下班回家。他現在在深圳一家證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職培訓,很快他就考證上崗,一開始還是不會,公司的人教給他一些話術,他現在覺得很簡單,幾套話術來回用。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職沒幾個月,他就想辭職,但他想存一點錢,堅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們。
煎蛋不喜歡深圳這座節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點,後麵的人會踩到他的後腳跟。每周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樣地活著,工作會累到車鑰匙都忘記拔,鞋也沒脫,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過去在一所大專學校學計算機,學校安排的實習單位每天上班12小時,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堅持實習了半年,最後還有幾個人轉正,過著每天上班12小時,工資4000的生活。盡管不知道喜歡什麽,要做什麽,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過這種生活。
阿輝也有著類似的經曆,他大專學幼教,不喜歡,轉去學汽修,一兩個月他就沒興趣了,進廠實習,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東山島找老盧學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後來老盧帶他認識了做戶外的朋友,學校也不念了,阿輝穿著拖鞋短褲開始做戶外,後來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帶到這家戶外公司,他們待在一起很快樂。
不過有時候,這家公司讓他們做了很多跟戶外活動不相關的事情,比如裝修房子,搬東西。老盧介紹他們來,怎麽也得幹,不然老盧人情怎麽算呢?但公司隻有在暑假時收入才不錯,平時錢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來,每個人分的錢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決定離開去找別的工作。

盧安克、阿輝和文道
他們也會跟老盧吐槽,老盧說這確實不應該,他跑去跟朋友說,“他們幹那麽多活,你們怎麽給他那麽少的錢呢?”但是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盧這個人是比較單純的,別人說什麽他就會信。”於是後來老盧說不如做我們自己的公司,阿輝和煎蛋說幹就幹。
在一個以成績決定如何對待小孩的環境裏,盧安克的學生們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盧不這樣,隻是跟他們一起玩,但他們難以清晰地表述這其中的影響。但他們似乎最終都成長為了相似的人,喜歡就做,不喜歡就逃,不勉強自己,也不依賴某個體係、文憑,寧願自己去闖蕩,他們相信自己的直覺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對金錢的不安全感。前段時間老盧說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變得沒有心了”,老盧覺得他對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來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剛剛起步,去了也沒有工作,吃啥?“你來了不就知道有沒有了?”他反過來說盧安克不吃肉,不花錢,對錢完全沒有概念。
阿輝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學出了名的頑劣,還在讀二年級時就去找五年級的單挑。煎蛋經常和阿輝打架,他經常被打哭。打完了,老盧就會過來問問他們,要不要一起去遊泳?於是他們又和好了。老盧不會製止小孩打架,隻會要求不能用工具,並建議他們在水裏打。煎蛋後來意識到,老盧把他沒有地方釋放的精力和攻擊性,從對人引導去了自然,上山下水比搶人彈珠好玩多了。
大專畢業時煎蛋不知道做什麽,迷茫又慌張,阿輝叫他去廈門做戶外教練,他問老盧的想法,老盧問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義。剛帶團,他心裏沒底,不確定要不要模仿別人的風格,老盧說沒必要參考,你想怎麽帶就怎麽帶。有一次活動他的手上被燙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氣變得暴躁,老盧說你平時不是這樣的,你試著把你的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他翻譯過一本非洲人的書,“火的試練”章節有說到類似的事情。煎蛋一邊覺得他是個老神棍,一邊又會試著去相信他,最後發現是有用的。盧安克從不強勢地引導和幹涉,說的話都很平常,但煎蛋覺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邊總是很平靜。
那本非洲人的書是關於考驗和療愈的,很難總結,大概講了一些水、火、土、礦等自然的試練,以及集體如何通過接納、觀察、支持來治愈人,讓他找到自己的理想。這很觸動盧安克,作者Malidoma Somee在4歲被帶去西方接受教育,20歲回到傳統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輕男性一起接受遲來的成年儀式。Somee活在西方的係統思維和家鄉的自然思維之間,這就像盧安克,活在西方的係統思維和壯族的自然思維之間,他說自己就像一個鏈接者,他的使命或許也像Somee一樣幫年輕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時候,他曾創造出一個能給他歸屬感的世界,但是最終被破壞了,他又開始重新尋找新的使命,但下一個,他還沒有找到。
出版社的編輯曾出題想測試盧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學生和普通學生有什麽不同。他不感興趣:“那測不出來我關心的事。我關心的是,他們有沒有歸屬感。”
段高明,創新教育從業者,他也好奇過這個問題。段高明是阿輝的朋友,他想認識老盧,阿輝跟他說,你先跟我們玩,再跟老盧玩,這更自然。後來盧安克告訴他,板烈小學的學生,有人當老板有人進工廠,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願意告訴盧安克在幹嘛,盧安克知道因為他們在做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二十多歲的聲音聽起來像四五十歲。
因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視采訪盧安克的視頻看得熱淚盈眶,他感歎一個學生這樣理解老師真值了——“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學生,學生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人類的發展,那麽人類就是他的後代。”但老盧告訴他,說出這句話的孩子,長大後去做了傳銷。
就像抬杠一樣,但是段高明知道盧安克說的是真的。他說自己能感覺到盧安克的遺憾,盧安克說完這些,便不會再繼續說什麽。他也感覺這是所有教育者都會麵對的問題,你陪伴學生的時間始終是有限的,影響也是。盧安克之前總是跟他說,對學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優秀積極努力這種標準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一堵牆。但是放下期待很難,他又去問老盧,盧安克說可能等你經曆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鏡》裏有一句台詞是:“所有的意圖都會帶來相反的結果。”
央視記者每年底都要送節目去評獎,2009年記者提交了盧安克的專題節目。對方打電話來說,這個主人公沒有做出什麽成果,不容易得獎,換一個吧。很多人看盧安克的故事後的第一反應都是:他在鄉村到底有什麽成果?教出了什麽牛人嗎?麵對這些問題,記者難以回答,因為非要衡量的話,盧安克更像是一個世俗標準上的失敗者。盧安克剛來板烈小學時的一屆學生,46個人裏隻有8個人堅持到初中畢業,大部分都去城裏打工,一個孩子父親指責他說,兒子就是因為學了你才變得老實吃虧。
關於失敗,盧安克曾在書裏這麽寫。“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滿足社會承認的一種角色,我的做法也會讓他們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來好像他們沒有安排自己生活情況的能力。我的中國朋友經常對我說,你幫不了自己,你怎麽要幫別人?他們不理解我。他們可能永遠不會發現這種失敗其實是一種特別強的優點,並給予了我能夠不依賴任何腐敗做法的能力。我雖然在社會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過角色的一些事。德國著名哲學家、作家席勒也屬於這種情況。他在學校時是他們班語文最差的一個學生。我以前在上學時也是這樣一個‘失敗者’。因為我的外語太差,我不能上高中。當時我也不想上。後來我從來沒有賺過正常的工資,也好像永遠成不了家。不過我現在在社會上做的事,別人不敢做。”

我隻能做簡單的事情
目前,盧安克生活在貧窮、簡樸和自由中。他的工資常年都是一個月500塊。老板問他一個月需要多少生活費,他說500,於是就這樣定下來。有時到了月底,大白開玩笑問他,500花完沒有?還剩幾十塊,他要請大白吃麵。
在大白的調理下,盧安克的身體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還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來走一走,雙手往後抻一抻,左右晃晃腦袋。大白覺得他的身體要繼續調理,但是盧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費很貴,他覺得虧欠我太多,沒辦法再接受我的幫助。”
防城港東方紅快餐店的老板小誌讓盧安克免費去他店裏吃飯,他跟家裏人說,老盧就吃幾個青菜,花不了什麽錢。一起去吃飯時,我們的餐盤上都放了計價牌,“你看,我的沒有,阿姨都認識我。”盧安克很開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這件事。
有段時間盧安克住在小誌家裏。為此小誌說服了有潔癖的、在異地的妻子,“他盡心盡力在一個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麽多小孩,我覺得也不應該到這種地步,能幫肯定要幫。”
盧安克會在抖音櫥窗上賣一些球服和戶外用品,這些平均每個月給他帶來兩百多塊的收入,好的時候有1000,他會跟朋友高興地分享。不止一個人質問他是不是真的盧安克,他回複說:“當然,一個傳說不會加櫥窗的。但我是一個普通的需要吃飯的人。”
這些年他當然不缺賺錢的機會。有人建議他辦學,他說他喜歡陪伴小孩,但做校長要陪伴領導。也有人建議他發揮影響力,邀請他去演講,他說他不會講,他們讓他站在旁邊,找人替他講,半個小時8000,他不去,這不真實。
一個占據全球市場份額20%的皮劃艇公司老板曾跟盧安克說,等船完善好以後,他可以批量生產。但盧安克已經有了一個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設計圖放在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使用,他不想通過信息、方法和資源賺錢。
設計了“歸屬自然”的戶外活動風格後,朋友注冊了品牌,但答應他會做到開放共享,後來其中有人想把這個風格變成課程體係。“別人想把歸屬自然品牌壟斷,我隻能努力表達我的態度,讓別人知道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終他們還是會幹,事情要發生就允許它發生,否則自己要拚命的,活不久。”

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發生。有人建議盧安克辦交流活動,他不辦,但對方自己偷偷發了招募通知,以盧安克的名義舉辦創新教育活動。他幫朋友的戶外公司設計線路,疏通關係。他問過朋友,有沒有設計費?對方說沒有,他就不再問。營期收費單價很高,但其中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分的少了,“數字那麽高,欲望就大了”,盧安克聽人說,因為錢朋友會變成敵人,他不想這樣,就不再去要。盧安克承認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這樣。”
在帆船領域,也有一個朋友要做課程體係。朋友在電話裏描述著要怎麽設計,大白聽到電話裏的聲音,沸騰,熱血,做大做強,壟斷,他又看了看盧安克的表情,沒有任何的波動,沒有興趣。
盧安克總是在一個領域做一些年就離開,因為事情總是變的更加體係化,人的感受被標準替代。他描述這些朋友,他們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隻能做簡單的事情。”
從小到現在,盧安克從來都沒有依循過一種標準。盧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怪”形容他的成長過程,他和哥哥性格內向溫和,對外部世界沒什麽表情和反應,但是其實他們的感受很深。他說,當身邊有別人被罵時,即使不是罵他們,他也會非常敏感和在乎,並且被嚇得不敢在別人被罵之後吃東西。他無法分清楚犯錯的是自己還是別人。
因為他沒有反應,別人總是欺負他,甚至後來為了讓他有反應去欺負他,“可是,他們一次也沒有成功地讓我參與打架”。在他13歲時,他不懂反抗別人的欺負,內心甚至希望別人把他殺掉。老師想要教他們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棄了,大人給他們講許多英雄要麵對問題的故事,痛苦並不是沒用,他從痛苦的經曆裏得到麵對問題的力量,他這樣總結。
有人對他媽媽說,她的兩個小孩總是白日做夢、沒有意誌、太虛弱,想讓她改掉他們的弱點,媽媽不聽,願意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特點發展下去。爸爸本來是建築設計家,受他們的影響他開始對教育產生興趣,在45歲時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學老師。父母為他們選擇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學校,上學沒有課本,都是學生們自己寫的。
他們一家四個兄弟姐妹,隻有盧安克讀了大學,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學。盧安克沒上過高中,不過後來他把自己的工業設計品給漢堡美術學院的教授看,教授認為盧安克已經具有了學院也無法教育的創造性,可以通過增加知識讓他實現頭腦裏的東西,最終接受了他入學。
一個曾在西藏拉薩開辦盲人學校的德國盲人對他說:“因為我小時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負,因為社會不把我看成是一個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養我自己的一種力量,幫我自己再找到社會中的生活。我長大之後,我就依靠這種因為受到欺負而培養的力量,一個人去西藏辦學。”盧安克覺得自己跟他很像。在他的成長過程裏,別人也一直不承認他的性格和個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負而培養的力量。
在盧安克身上有一種矛盾,受傷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為教育者想影響人的、不斷表達的一麵,大眾以為他消失的時間裏,他在抖音上更新了兩百多個視頻。很多人把他當作人生導師,一個從農村一路讀書考出來的女生,畢業後進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歡這樣的生活,無數次想離開,她想去拜訪盧安克,想像他一樣服務他人,做類似的事業。盧安克回複說,“我沒有為他人服務,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你來拜訪我不如你聽從自己的內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有人問他,什麽樣的教育才能培養出像你一樣的強大內心?他說“我還覺得自己比別人弱。很多時候是放棄了目標和要求,才變成我現在的樣子。”

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死了之後呢?
順著風浪往大海走,有種走向無限的感覺。盧安克喜歡玩帆船,因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應都從感覺中來,風浪大時,他控製著船幾乎垂直於海麵,在將要翻船的極限,我們都用力往後仰,不自覺地想用身體去平衡船傾斜的力,盧安克直直地坐在邊上。
盧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馬來西亞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們告訴他自己來自Amaran島。
離開板烈後,盧安克經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幾個月。盧安克來到中國鄉村做支教時,他哥哥給國際組織綠色和平做誌願者,後來去了印尼的漁村,他們都過著一種沒有保障的,沒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漁村沒有任何必須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標,隻需要依照自然的節律打漁,自給自足,人和人是夥伴而不是雇傭關係。他的朋友威爾說,“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競爭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並不會帶來更幸福的生活,這幾年我們也都感受到了。盧安克一直都踐行另一種路徑。”
盧安克跟威爾分享過一個小事。漁村裏的人不對生活進行任何計劃,正吃著飯呢,看一眼天就決定出去打漁,路過時會問一句,“你來不來?”你不回答,漁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懼和準備,站起來就跟他走,那你可能會收獲一場從未遇到的冒險。這種無目的無期待無計劃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歡被控製的、單一的人生,他就喜歡那種回答不了為什麽、不為了結果的人生,他在這裏找到了內心的某種平靜,
6月中旬,在我離開防城港的前一天,盧安克和學生的公司注冊遇到問題,這意味著他的簽證辦不下來,他可能要離開中國。那是我第一次見他露出沮喪與焦躁。他不想回德國。他在中國更自由,有朋友,偶爾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國有很多標準,工資標準,建房標準,買保險的標準,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變老了,去年盧安克受過一次傷,爬樹掉下來骨折了,讓煎蛋有些擔心,“小時候我們爬那種樹他根本不可能會摔,跟猴子一樣,從那一刻我就覺得他確實真的老了,那時候也真正意識到他50多歲了。”
小時的學生,現在的夥伴,他們每天坐在海邊,等著風來,風來的時候,就可以出海了。海邊經常下雨,雨大的時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麵也變得灰暗,近海處一片顯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輝問盧安克,那一片是風更小嗎?是的,盧安克說,他們還是像小時候一樣,向他提問——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時候,他們最常問的是:“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死了之後呢?”現在不問了。
雨大的時候,風會停。等雨停了,盧安克選了一件亮黃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輝坐在一旁,看著剛學船的文道練習。文道手上忙一會兒就卡住,抬頭看老盧,老盧一點點教他,直到帆升起。他們三個人合力把帆船從沙灘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當船快飄出去時,他們跳上去,盧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風推著船往海中央去。
八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學生轉告我,手續辦下來了,他可以在中國再待兩年,但等到60歲他就沒法再辦理工作簽證,到時候要去哪裏呢?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