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美國控槍為什麽如此之難

作者：鄧聿文     2025年09月16日

美國的擁槍傳統根深蒂固，幾乎與這個國家的建國史密不可分。（美聯社）

美國保守派意見領袖、被認為是美國MAGA運動“青年團團長”的查理·柯克在猶他州大學演講時遭遇槍擊致死一案，不僅再次引發了美國的黨派和左右之爭，也將美國的控槍問題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血腥的現場、無辜的死傷，以及事後引發的全國性爭論，幾乎在美國每一次重大槍擊案後都會重複。儘管民意調查顯示多數人支援加強控槍措施，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悲情過後，一切重歸沉寂，控槍法案在國會夭折，社會陷入新一輪等待下一次悲劇的迴圈。這就給人們提出一個問題，在美國這個槍殺頻繁發生的國家，為什麽控槍竟如此之難？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須回到美國的曆史。美國的擁槍傳統根深蒂固，幾乎與這個國家的建國史密不可分。在殖民地時期，民兵組織依賴槍支對抗英國殖民統治，獨立戰爭的勝利讓槍械成為自由的象徵。此後，向西部開拓的移民同樣依賴槍支自衛和狩獵。由此形成的文化觀念是，槍不僅是工具，更是“自由人”的標誌。美國早期思想家和政治家普遍認為，一個武裝的公民群體是防止政府專製的保障。於是，憲法第二修正案寫入了“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的條文。這段文字不僅是法律條款，更在長期政治文化中固化為意識形態，成為許多美國人認為的天賦不可剝奪的權利。

查理·柯克案發生後，不少右翼聲音第一時間強調的不是哀悼或控槍，而是提醒社會不要因個別案件限製公民的根本自由，就是查理·柯克本人之前也表示，“每年出現一些不幸的槍擊死亡”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擁有《第二修正案》，從而保護上帝賦予我們的其他權利。他把這看作一筆明智的交易，正是此種曆史文化慣性的體現。

其次，從法律角度看，美國控槍的難題被製度化了。第二修正案的解釋曾長期存在爭議，它究竟是保障各州民兵的權利，還是保護個人持槍的權利？直到2008年的Heller案，美國最高法院才明確裁定，第二修正案保護的是個人擁槍權。兩年後的McDonald案進一步確認，這項權利適用於各州，而不僅僅在聯邦層麵。換句話說，個人持槍成為了憲法級別的基本權利。任何試圖推行嚴格控槍的立法，都必須通過合憲性檢驗，這在司法層麵大大提高了門檻。

重要的還在於，美國是個判例法國家，司法製度強調“先例約束”，最高法院的判決一旦確立，就會對下級法院和未來案件產生長期約束。這意味著即便公眾支持控槍，國會通過新法，也可能因為違憲被推翻。查理·柯克案發生後，民主黨議員提出要限製某類半自動武器，但反對者立即援引最高法院判例，稱這屬於“常見用途”的武器，受到第二修正案保護。法律成為控槍推進的一道鐵壁。

第三個障礙來自政治現實。美國是典型的兩黨製國家，而控槍問題幾乎成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分水嶺。民主黨在城市地區選民支援下，普遍傾向推動更嚴格的背景調查、限製突擊步槍和大容量彈匣；共和黨則依靠鄉村和保守州的支持，堅決維護擁槍權。兩黨的分歧幾乎難以調和，而國會的高度極化使任何一項需要跨黨派合作的控槍法案都難以過關。即便偶爾出現“跨黨派”法案，如2022年拜登簽署的《兩黨更安全社區法》，其內容也隻是一些邊緣性調整，例如增加年輕購槍者的背景審查、資助心理健康服務，而遠遠沒有觸及槍支市場的核心。

此外，美國的聯邦製進一步加大了分歧。各州有權製定自己的槍支法規，結果就是全國版圖上呈現出南北、東西的巨大差異。紐約、加州等“藍州”採取嚴格管製，而德州、佛州等“紅州”則允許公開攜槍甚至取消許可證要求。查理·柯克案發生在一個槍支法寬鬆的州，州政府反而以“更多好人持槍才能防止壞人犯罪”為由，拒絕任何限製措施。由此，控槍問題不僅是聯邦與州之間的衝突，也是州與州之間的撕裂。

第四個角度，則是深厚的利益結構。美國的槍支產業是個龐大的經濟體，從製造、銷售到相關服務，牽涉數十億美元和數百萬就業崗位。全國步槍協會（NRA）等利益集團長期通過遊說、政治獻金、媒體宣傳影響政策走向。在美國政治中，候選人要贏得選舉離不開資金和選票，而NRA正好能提供二者。許多政客擔心一旦支持控槍，就會失去NRA的支持以及核心選民的信任。查理·柯克案發生後，NRA在第一時間出麵表態，強調“槍不是問題，問題是人”，並呼籲更多資源投入心理健康，而不是限製槍械本身。利益集團的話語權和政治操作，使得槍支立法長期處於防守狀態。

利益結構不僅限於政治遊說，還有社會層麵的認同。美國民間流通的槍支數量已超4億支，以美國人口計，人均一支以上。如此龐大的存量意味著即便通過法律禁止銷售，現有槍械的管理與回收幾乎不可能完成。加之民眾對政府的懷疑態度根深蒂固，一旦提出大規模收繳計劃，必然激起強烈抵製。2019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羅克提出“強製回購突擊步槍”的口號，就被對手諷刺為“要來敲開你家的門拿走你的槍”，在選舉中遭遇巨大反彈。可見，在社會現實與心理層麵，控槍同樣難以推進。

回到查理·柯克槍擊案，它所揭示的，不僅是個體的極端暴力行為，更是製度與文化的深層困境。每一次悲劇發生，公眾都呼喊“不能再這樣了”，但製度結構、法律約束、政治極化和利益格局使控槍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民主黨人指責共和黨“把NRA的支票看得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共和黨人則反擊民主黨“利用悲劇推進政治議程”。在這種互相指責中，問題始終沒有根本性解決。

這種控槍困境與美國社會的分裂也相互強化。擁槍問題已成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在許多保守派眼中，持槍不僅是法律權利，更是他們與“精英、自由派、聯邦政府”對抗的象徵。查理·柯克案發生後，一些右翼媒體甚至把控槍呼聲解讀為“精英要剝奪普通美國人的權利”，這種敘事進一步加深了社會對立。控槍不再隻是技術問題，而是文化戰爭的前線。

總之，查理·柯克槍擊案隻是美國長期控槍困境中的又一幕。要解決這一難題，不僅需要修法或政策調整，更需要觸動憲法解釋、政治極化、利益格局和社會文化這四重根基，但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美國可能仍會在“槍擊—呼籲控槍—政治僵局—遺忘—再槍擊”的迴圈中前進。

悲劇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們問題的嚴重性，卻又一次又一次證明製度的僵硬與文化的頑固。控槍在美國，是一個永遠響亮卻難以落實的口號。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