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奕軍 2025年08月25日
美中兩國的經濟政策雖有交集，但其製度邏輯截然不同。（資料照片／美聯社）
近來圍繞“國家資本主義”的議論，成為美中角力的一種流行敘事。特別是在川普第二任期，美國政府以幹預市場、補貼產業、重塑供應鏈等強勢方式，讓不少觀察者驚呼：美國似乎正在向中國模式靠攏。
然而，若僅止於表象的政策比較，容易陷入誤判，甚至誤導。我們可以從製度基礎、治理邏輯與國際影響等層次，釐清美中製度的根本差異，闡明“美國變得像中國”說法之失真。
什麽是“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通常指政府主導或深度介入經濟活動，藉由補貼、管製或者直接持股，影響資源配置與產業走向。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所主導的的國家資本主義，具有高度集權特色——黨政合一、國企壟斷、私企必須服膺對中國共產黨之政治忠誠；經濟手段被納入“維穩”與“大國崛起”的戰略與敘事中。
而在美國，即使川普政府積極推動高關稅政策、要求企業回流、鼓勵各國赴美生產製造、補貼半導體產業等措施，其大聲疾呼之主要出發點仍是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並未動搖美國憲政框架下的市場製度。
換言之，所謂美國的“國家幹預”，是種臨時性、策略性的政策調整；然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結構性、長期性的製度設計——倘若將兩者率爾混為一談，便是忽略了最根本的民主與專製之明顯差異。
川普政府雖以“美國優先”為口號，仍必須在三權分立、司法審查、媒體監督、選舉輪替的製衡框架下行事。他的政策，不僅需要經過國會審議，還可能因為違憲或者社會劇烈反彈而修正或者廢止，甚至緊急煞車來個發夾彎，這也是川普施政常見的事。這與中共政權的情況截然不同——中國的產業政策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誌決定，缺乏透明程序與製衡機製。
因此，美國政府施政若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傾向，必然會受到民主製度的監督與製約，具有高度可逆性；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則因爲權力集中、缺乏製約監督，有其不可逆的專製本質。此一製度分水嶺相當明確，也是判斷美中政策走向的基本概念。
其次，美中兩國的治理邏輯也大異其趣。美國的產業補貼與政策傾斜，多是針對短期現實挑戰，例如處理貿易逆差、供應鏈斷裂，或者對芯片與新能源的戰略投資。這些政策具有明確的議題性與時效性，若是大環境變化，政策即可隨之調整。
民主與專製的分水嶺：製度基礎迥異
然而中國則是長期公然將“國進民退”製度化，國家與共黨力量早已積極有序地滲透至公司治理、資金流向與市場分配。阿裏巴巴、滴滴出行、恆大等企業遭到整肅之類似案例數不勝數，顯示私人資本不論規模大小，皆必須無條件服膺中國共產黨，超越經濟效率考量，淪為保全中共政權的工具。
川普執政時期，美國雖然強硬對付中國，卻仍然會在體製內凝聚國內外共識與力量，藉由關稅戰、科技管製與軍事同盟，重組國際秩序。川普政府的邏輯是“透過國家力量維護自由市場規則”。
相對而言，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則以“一帶一路”推進全球大規模債務陷阱，輸出中共特有的基建模式，結合數位監控與威權治理，甚至與窮國之弱勢者（權貴除外）大爭其利，在全球推廣“北京共識”，這不僅隻是經濟發展政策，更是擴張中共模式地緣政治，實為“擴張滲透、赤化全球”。
將美國的政策工具與施壓等同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兩個誤導的危險：其一，顯然模糊了民主與專製的基本差異，擴散“兩國都差不多一樣壞”的灰色地帶敘事，侵蝕世人對民主製度與自由社會的信心；其二，有意無意地低估中共體製長期累積的威脅，致使忽視中共透過科技監控、產業壟斷、黨國一體所帶來的結構性係統化風險。
真正的比較框架，不應是看政策執行是否相似，而是看製度目的與運作邏輯。美國的產業政策再怎麽重視與強調“國家化”、“讓美國再偉大”，依然在維護民主製度與自由市場的邏輯內運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服務於中共專製政權的穩固與對外輸出及分化滲透、鯨吞蠶食——這是兩者不可混同的根本道理，值得世人釐清。
當今世界正進入劃時代的體製競逐，美中兩國的經濟政策雖有交集，但其製度邏輯截然不同。川普政府的所謂“國家幹預”是一種強化自由製度韌性的自我調適手段；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強化專製，藉由強力控製市場以求解中共政權之危殆。
因此，若說“川普治下的美國變得像中國”，不僅忽略或者低估了民主製度層層的防火牆，也誤導對中共威脅的認知。當全球民主自由國家正在麵對威權政體擴張之嚴峻挑戰，輿論更需清晰劃分製度界線，避免落入率皆大同的虛假與模糊——這不僅是理論的釐清，更是國際政治的戰略自覺。
※作者為钜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絡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