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輪與齒輪：由上海考公突破35歲所想到的

最近有兩則社會新聞，一個是社保新政，一個是考公年齡新政，反響很大。看似無關的兩則社會新聞——社保政策的調整與公務員招考年齡的放寬，實則深刻反映了當代社會對“人生財富”與“生命意義”的雙重焦慮與重構。

社保的核心是養老金的積累與分配，其本質是對個人未來經濟安全的製度性承諾。社保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安全感的象征——它決定了人們是否能在晚年維持尊嚴與自主。

上海市2025年公務員招錄將執法類崗位年齡上限從35歲放寬至38歲，這一調整打破了長期以來的“35歲職場危機”桎梏。在民營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公務員崗位因其“終身抗風險”特性成為許多人的終極職業選擇。

年齡限製的鬆動，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年職業價值”的重新認可——它意味著社會開始承認，經驗、閱曆與穩定性同樣值得製度性保障。

這兩則新聞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如何在不確定的時代，構建個人的“人生財富”？

社保代表的是“未來的確定性”，考公年齡放寬則提供了一種“當下的確定性”，然而，真正的“人生財富”或許不僅在於經濟安全，還在於選擇的自由。近年來香港興起的“微退休”模式挑戰了傳統的“終身職業+養老金”路徑，暗示財富的真正意義可能在於自主權——即個體能否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按照自己的意願調整節奏。

當前的“全民考公”熱潮與社保焦慮，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對製度性保障的過度依賴。但過度追求穩定可能導致人才配置失衡、創新動力衰減。而Z世代對“身心健康、家人關係”的重視，則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成功未必是財富的累積，而是生命的豐盈。

社保與考公年齡的調整，是社會對“人生財富”定義的製度性回應。但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保障基本安全的同時，不扼殺個體的多樣性與可能性。或許，未來的社會政策應更加彈性，既提供兜底保障，也鼓勵多元職業路徑，讓每個人都能在穩定與自由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社保新政這個問題太複雜，理解太難，這裏隻想說說「上海年齡新政」這個話題。

上海市將公務員招考年齡放寬至38歲，這一政策調整既有積極意義，也存在潛在挑戰，需要辯證看待：

先從好的方麵來說，首先，拓寬了人才選拔範圍，允許更多有社會經驗、專業技能的資深人士報考，尤其適合技術崗、管理崗等需要實踐經驗的崗位，提升公務員隊伍的綜合能力；其次，為中途轉業者提供了機會，促進了人才流動；第三，緩解了就業年齡歧視，釋放反對職場年齡歧視的信號，推動社會對“35歲門檻”的反思，可能帶動其他行業跟進調整；第四，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結合延遲退休趨勢，延長公務員服務年限，緩解編製內人員老齡化帶來的斷層壓力；第五，提升政策包容性，照顧了部分因深造、生育、家庭等原因暫未報考的群體，體現了更廣泛的公平性。

再說潛在問題方麵，首先，競爭壓力與效率問題，報考人數激增可能加大選拔成本，且高齡考生體能、學習適應力可能弱於年輕人，影響基層崗位效率；其次，職業發展匹配度，38歲入職者晉升空間可能受限，若職業預期不符，容易導致隊伍穩定性下降；第三，代際差異管理挑戰，年齡跨度大的團隊需更靈活的考核激勵機製，避免因工作節奏、觀念差異引發矛盾；第四，政策公平性質疑，若配套措施不足，可能被質疑為“解決少數人就業”的臨時舉措，而非係統性改革。

當然建議與展望還是要說說，首先，精細化崗位分類，對技術崗、管理崗放寬年齡，基層執法崗保留一定限製；其次，強化考評機製，引入更科學的績效評估，避免“一刀切”年齡標準；第三，配套職業保障，針對大齡入職者設計培訓、晉升通道，確保政策可持續性。

總的來說，這一政策是應對社會需求和人才觀念變化的嚐試，但需在實踐中動態調整，平衡活力與經驗、公平與效率的關係。

中國人對年齡特別敏感，不僅隻爭朝夕，而且也特別注重養生。你看最早的《尚書》中就講到了五福之源：“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古代中國人關於幸福觀的五條標準，那可是中國人的終極追求，後來民間總結了五字真經：福祿壽喜財。

說到財，中國人有很多價值觀上的說法，士農工商算一個，福祿壽喜財也算一個，富不過三代也算一個，總的來說，古代中國人最重視的是福祿壽喜，最後才是財，因為財富很難傳下去，因為有時接不住。

從最近所看到的熱點新聞來看，有錢接不住也不是好事，當然，沒錢也不是好事。故古人有這樣的說法：“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這是周期的力量，這是定律的力量，這是道的力量。

還是要說回年齡這個話題，中國人為什麽對年齡這麽敏感呢？是受了孔子的影響嗎？我覺得是的。孔子在《論語》裏是這樣說的：“吾十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給自己的人生總結，後來便成了中國人的生命指南了。

在孔子看來，人的一生有前半生和後半生，前半生四十歲之前，後半生四十歲之後，他的這個說法也是受了《易經》的啟發。他老人家真是了不得，竟然從天地之間悟出了天命，老子則是從天地之間悟出了天道，一個天道成就了後來的道家，一個天命成就了後來的儒家。於是便有了中國文化中關於年輪與齒輪的隱喻：文明演進中的歲月與倫理。

往時間深處走，每個時代的年齡門檻，都藏著當時社會的生存邏輯。

別的文明也一樣。在巴比倫的通天塔還未倒塌的那個年代，《漢謨拉比法典》用楔形文字規定：祭司必須滿30歲才能任職。這不是憑空定的規矩——那時沒有紙張，更沒有數據庫，知識全靠人腦死記硬背：天文曆法、祭祀儀軌、法律條文，全得裝在腦子裏。

30歲，正是一個人記憶力與生活經驗達到平衡的黃金點，是知識傳承最可靠的“生理硬盤”。差不多同時期的中國周朝，鄉野裏推舉官吏時，也默認“三十而立”的標準，昔年孔子那句“三十而立”，與其說是個人感悟，不如說是給文官製度定了個哲學基準。

時間轉到1855年的倫敦，大本鍾的齒輪剛開始轉動，英國文官製度也跟著變成了精密鍾表。當時規定，公務員考試年齡必須卡在22～24歲之間。為什麽？工業革命後，政府成了龐大的機器，需要標準化的“零件”——年輕人像未被打磨的齒輪，更容易按統一規格塑形，能快速嵌入行政體係的運轉中。這種“青春崇拜”隨著電報電纜傳到世界各地，最後在上海外灘的海關大樓裏落了腳——那座1927年建成的鍾樓，銅鍾敲響時，不僅在報時，也在重複著工業時代的潛規則：年輕，就是效率的代名詞。

把不同文明的年齡觀擺在一起，像看一組折射著時代精神的棱鏡。華夏農耕文明裏，年齡是本“經驗賬簿”。北魏孝文帝定下“年六十致仕”的規矩，不是嫌棄老人，而是懂一個理：農耕社會靠天吃飯，老農夫知道哪塊地耐旱、哪種種子抗蟲，這些經驗得留夠時間傳給下一代；但人到六十，精力難免衰退，也得給年輕人騰地方——這是經驗與新鮮血液的平衡術。

雅典城邦的廣場上，年齡是張“公民資格證”。伯裏克利時代規定，30歲才能參選公職。不是歧視年輕人，而是古希臘人相信，政治需要“理性的成熟”：一個人得經曆過納稅、服兵役、處理家庭事務，才能明白城邦的難處，不至於憑一腔熱血拍腦袋決策。

江戶幕府的武士階層，年齡是把“成長標尺”。男孩15歲行“元服禮”，束起發髻就算成年，可以佩劍出仕。這背後是武士社會的生存邏輯：戰亂年代，少年早點成熟，家族才有戰鬥力，職業軌道必須和生命成長同步。

而到了矽穀的數字時代，年齡突然成了“創新試紙”。紮克伯格那句“年輕人更懂未來”被奉為圭臬，可回頭看，多少40歲的工程師被貼上“過時”標簽，卻忘了他們正是寫出初代代碼的人？這種“年齡歧視反噬”，恰恰暴露了數字文明的焦慮。

有意思的是，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現代社會複活。日本推行“生涯現役促進法”後，82歲的農學博士還在田裏指導年輕人種有機稻；新加坡的內閣裏，40歲的部長和60歲的總理並肩辦公。這說明，年齡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線，而是隨社會結構伸縮的橡皮筋。

過去，“十年磨一劍”是本事——一個工匠得花二十年才能出師，一個中醫要到白發蒼蒼才被稱為“國手”。可現在，開源社區裏，18歲的少年寫出的市政管理插件，可能比浸淫政務三十年的老員工的方案更高效；區塊鏈技術剛火時，不少退休教授拿著筆記本，追著00後問“什麽是智能合約”。這不是經驗沒用了，而是知識迭代的速度，快得讓年齡積累的優勢打了折扣。

三個千年認知正在崩塌：

一是“資曆階梯”碎了。波斯帝國時，想當地方官得從三十歲開始學政務，一步步往上爬。現在，一個在互聯網公司做過用戶運營的38歲的人，可能比應屆生更懂怎麽優化政務APP的界麵——跨界經驗比“按部就班”更值錢。

二是“生理時鍾”亂了。過去說“人到四十不學藝”，可現在，基因技術讓人體機能衰退變慢，腦科學研究幫人保持記憶力，50歲學編程、60歲考專業證書的大有人在。年齡不再是能力的“天花板”。

三是“代際秩序”反了。韓國的“銀發實習計劃”裏，退休教師跟著20歲的實習生學短視頻剪輯，不是丟麵子，而是生存必需——數字工具更新太快，誰掌握工具誰就是老師。

這不是衝突，而是當下最真實的治理圖景：數字原住民帶著技術衝在前，轉型突圍者扛著經驗穩在後，兩種力量擰在一起，才能接住這個複雜時代的考題。

愛沙尼亞的塔林市，有個特別的“數字公民實驗室”。70歲的前外交官在教AI模擬國際談判，25歲的工程師在旁邊記錄數據——這裏沒有“你該退休了”的說法，考核標準隻有三條：

你的經驗能不能幫AI做出更周全的決策？

你的數字技能能不能跟上係統更新？

你跨界整合資源的能力夠不夠強？

這種不看年齡看能力的評估法，像一把新尺子，正在量出未來職場的樣子。

在日本京都，市政府學起了百年老鋪“虎屋”的規矩。虎屋做和果子，學徒能不能升級，不看幹了幾年，隻看做的點心過不過得了盲審——老師傅閉著眼嚐，覺得味道、造型夠格，就能晉升。

現在，京都的公務員想升職，也得靠“作品說話”：社區改造方案好不好，看居民滿意度；政策落地快不快，看執行效率表。年齡？早從考核表上劃掉了。

這些嚐試告訴我們，未來的年齡政治，會像榕樹的氣生根——不依賴單一的樹幹（年齡），而是讓每個能力節點（經驗、技能、創造力）都能紮根生長。

站在黃浦江的遊輪上看外白渡大橋，會覺得時光在折疊。1907年的鋼鐵鉚釘還牢牢嵌在桁架上，橋麵的無人駕駛汽車正通過5G上傳路況數據。老的沒老去，新的已到來，這就是文明該有的樣子。

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裏，勃魯蓋爾的《巴別塔》畫了一群因語言不通而建不成塔的人。現在，我們也在建一座新塔，隻是障礙換成了代際認知的隔閡——年輕人覺得老人“跟不上”，老人覺得年輕人“不踏實”。

上海把招考年齡延到38歲，不是簡單給中年人多一個機會，而是在搭一座橋：讓有經驗的人學會用數字工具，讓懂技術的人理解基層的複雜，讓年輪的沉澱與齒輪的轉動能咬合在一起。

畢竟，偉大的文明從不是讓時間單向流逝，而是讓每個年齡段的價值都能發光——20歲的銳氣、38歲的沉穩、60歲的通透，本該像四季一樣，各有風景，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