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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賣掉了他們唯一的房子

文章來源: 真實故事計劃 於 2025-07-29 23:47:56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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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賣掉了他們唯一的房子

受房市波動等因素影響,一些人選擇賣掉唯一住房。有人是為了防止財富縮水,套出更多現金在手;有人為籌措醫療、教育等剛性支出而降價變現;也有人主動調整資產結構,轉向流動性更強的資產以尋求安全感。

房產曾是中國家庭最堅不可摧的信仰。如今,這些賣掉唯一住房的人們,正在用腳投票,重塑著社會對於房子和資產的觀念。



傷疤

賣房後的半個月,大福每天都哭。當初精心挑選的家具掛在二手平台,有買家是同小區業主,抱著撿漏心態上門,背著手挑挑揀揀:“是進口的嗎?”“還有什麽好東西?”一把原價5000塊的電子琴,對方隻肯出價500。這讓她有種家被侵略的感覺。

沙發、冰箱、電視機,家被買家們一點點搬空,後來床也賣掉了,大福和丈夫打地鋪睡,“好像很失敗,必須要變賣家產才能夠活下去”。

這套位於杭州的房子,是大福的丈夫在2021年,預備作為婚房而買下的,價格360萬,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當時身邊的人,不是已經買了房,就是正打算買房。在婚姻麵前,房子是剛需,杭漂了七八年的大福也曾覺得,如果結婚沒房,“就好像你過的很苦,找的人也不行。”

當時,丈夫是一名大廠程序員,大福在一家幾千人的企業裏做電商、直播運營,月薪近三萬元,兩人對未來充滿期待。同年,杭州房價整體上漲,部分區域達到了曆史高位,他們的經曆,是很多高位上車的買房人的縮影。

2023年,大福和丈夫搬到新房裏,她將婚紗照掛在新房的客廳的照片牆上。不到一年,房子賣掉,婚紗照被撤下,釘子被拔掉的牆上留下幾個孔洞,像大福心裏的傷疤。



圖|大福花15000買來的冰箱,以7000的價格賣掉

在浙江金華的曹玫,也經曆了類似的賣房陣痛。2023年賣房時,曹玫一家在外地,她和買家在線上溝通,把房子從270多萬降到240萬。這套剛入住半年的新房,她以虧損30多萬的價格賣出。賣房後的五天裏,曹玫瘦了六斤。

短短幾年,曹玫親身經曆了樓市的天翻地覆。曹玫家庭中的第一套自住房買於2017年,那是一套68平方的老破小二手房。當時是房東市場,她想簽約時,房東說等一等,第二天就漲了2萬。2020年女兒出生,老房子住著擁擠,她才考慮換房。

曹玫還記得當時,自己一眼相中新房帶橫廳、麵積118平的戶型,“這個才是家”。 那一年,金華房價月度波動,但全年均價堅挺。她和丈夫置換的這套新房,首付80萬,月供1萬2,選的最貴的次頂層,樓棟也位於小區的中心位置。

但幾年過去,2023年賣房時,市場震蕩。曹玫和丈夫簽了獨家委托,打掃衛生,雜物能藏則藏,就為提高房子的賣相。出價自降30萬,買房的人還讓她“再降幾萬”。曹玫開始放平心態,“差額不大的情況下,能成交就成交”。

如果不是及時脫手,死扛到今天,曹玫計算過,她還要再虧60萬左右。就像大福賣房時,中介跟她說:“現在賣,你應該慶幸,沒什麽好哭的。”

現在回想,曹玫覺得高杠杆買下第二套房時,當時27歲的自己還太年輕。她在結婚、生育的人生新節點,在“該買房了”的婚俗觀念中倉促入市,還沒真正理解,30年房貸意味著跨越4-6個經濟周期。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邁恩在《房債》一書中指出:“債務是反保險的。債務並沒幫助人們分擔與房屋所有權相關的風險,而是將風險集中到社會上風險承擔能力最低的人群身上……房價一旦縮水,便毀掉了負債購房者的淨值,進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圖|曹玫的喬遷儀式



止損

疫情之後,曹玫的丈夫所在的銷售行業不景氣。2023年,曹玫患有肺癌的母親病情惡化,要使用昂貴的靶向藥。曹玫是獨生女,母親治病的費用要靠她和丈夫一起承擔,加上一萬二的月供,家庭最基本的月支出也要三萬打底。

連續五六個月,曹玫夫婦一睜眼就要盤算當天的支出,擔心下個月的房貸沒有著落。丈夫的笑容越來越少,每天都皺著眉頭,“這不是我們倆當初換房想要看到的結果。”曹玫也擔心,壓抑的氛圍會影響到孩子的成長。

決定賣房時,親朋好友勸他們,“再守一守,住了半年的房子就賣,又要虧裝修錢,還要虧利息。”但丈夫說服了曹玫:“房子不再像以前一樣保值,它不是必需品,隻是作為使用的產品的時候,沒必要長期拿在手裏。何必把自己綁得這麽牢?”

跟曹玫的果斷不同,大福把房子掛出去時,還存有一絲僥幸。她樂觀預計房子的成交周期可能在半年以上,足以等來生活的轉機。

2024年1月,已入職2年半的大福,被老板告知公司業務虧損,無法養活團隊。同年6月,她接受單休、降薪,入職了另一家公司,又在轉正前8天,公司再度毀約。

情況比她想象的更難。幾個月內,大福在招聘軟件上給四五百家公司投過簡曆,最終進入麵試的隻有20家。大福32歲,原本就有備孕打算的她,總會被hr問到:“你這兩年有沒有考慮生小孩?”

那時,丈夫工作日早上八點出門,晚上十一點才回到家,周六都會主動到公司加班,為了多賺一天的雙倍工資。丈夫的同事替他叫屈:“你這個老婆什麽都幫不了你。”

即使他能繼續堅持,也不太可能有這個機會。作為程序員的丈夫已經35歲了,合同還剩有幾個月到期,而早就張羅著納新的公司,基本不會再和他續約。

房子掛出去後,為了保證有人看房,中介告訴大福,得在2021年買入的基礎上再降幾十萬。她想再加5萬也不行,“那樣連看的客人都沒有”。大福照做,結果第二天,就有買家來看房,第四天,房子以300萬的價格賣出,一切快得讓人來不及反應。大福計算過,加上裝修費、增值稅、中介費,以及房貸還的利息,這個高位買房的家庭總虧損超過100萬。

在三個賣房的故事,林清是經濟壓力最小的,也最不被理解的那個。林清42歲,單身未育。決定賣房時,他手上還有一筆能支撐五六年房貸的儲蓄。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經曆時,還有人質疑他:“就一套房,還非要趁著這個時候賣,你又不是急等用錢,也不置換,你這編得能不能更離譜!”

過去,林清在北京一家頭部房企的開發板塊工作。疫情之後,房地產行業震動,林清在2023年1月不得不離開。他想過轉行,但年過四十,這條出路也艱難。

2024年3月,林清的父親患病離世。這兩年來,他身邊也有同齡人,因心梗類疾病意外離世。人到中年,林清才發現,人生其實很短很無常,“離開這個世界,啥都帶不走,包括你省吃儉用、咬牙還貸30年的房子。”

林清這套在北京郊區的三居室,他一個人住。書房、次臥、廚房,家裏光房間門就有五扇,他習慣關上三個門,好讓房子看起來沒有那麽空曠。

林清不想為了保住這套房,開滴滴、送外賣,什麽工作都得去幹。當初,他拒絕了父母讓他回甘肅老家找穩定工作的想法,在北京一待就是18年,為的就是從事自己適合並且喜歡的工作。

2024年5月,林清掛出了房子,價格比同小區同戶型低了20萬,並在42天後迅速成交。林清是幸運的。房子是2015年買的,賣出價比原來高了一倍。



安頓

賣完房子僅僅幾天,林清拿到了一個天津的工作機會。這像是個啟示性的巧合——隻有真正拋下房子的包袱時,新的可能性才會浮現。

林清在公司附近租下一套36平米的市區老破小。房子牆麵斑駁,門窗老舊。但朝南有個大陽台,從早到晚灑滿陽光。從110平切換到36平,他發現,其實一個人住一居室剛剛好。曾經9000多元的月供,變成了1700元的房租,也不用交一年好幾千塊錢的物業費。天津生活成本低,存款產生的利息,就能覆蓋林清的最基本的開銷。

住在市中心,去哪兒都方便。愛好攝影的林清,周末就帶著相機,流連於不同的公園、景點、咖啡館、書店和餐廳。去年,林清讀過一本叫做《東京八平米》的書,作者在東京租了一間僅有8平米的房間,把生活延伸到城市的街頭和空間——去洗衣房洗衣服、去健身房泡澡、在咖啡店辦公。在房子上剩下來的錢,可以到處旅遊、看展。這種不為房子所累的生活方式,讓林清很有共鳴。



圖|林清在外地旅遊

為房子難過了半個月的大福也到了新的租房裏。丈夫租房的要求,是“不能比以前差太多,落差太大,你會天天不高興。”他們最終找到杭州偏郊一套毗鄰森林公園的房子。

原來一個月12000元的月供,在這裏能租四個月。房子99平米,還帶一個超100平米的後院。大福在院子裏種花、種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後院看看瓜果又結了多少。以前的房子買在馬路邊,總被大車開過的轟隆聲、喇叭聲包圍,現在蟲鳴鳥叫取代了噪音,緊繃的神經也在自然中一點點鬆弛下來。



圖|大福家的院子

陰霾並未完全散去,但大福找到了新的出口。她經營自己的自媒體賬號,記錄求職、賣房後的心路曆程,向人們展示,“壯士斷腕”後該如何生活。賬號粉絲從最初的9000多一路漲至6萬。關注她的,有過類似境遇的粉絲給大福留言:“一看到你,就覺得生活並沒有那麽糟”。

但賣房之後,歸屬感的缺失,與生活慣性的打破,仍需要時間消化和重建。租房一年多,曹玫還是沒有完全適應。租房比原來118平的房子還大,她將這裏布置得像家一樣溫馨,可總覺得無法融入到這個房子裏。

她愛幹淨,每天都會拖一遍地板。做家務的時候,腦子裏出現一個聲音:這是別人的房子,你為什麽要打理得這麽幹淨?女兒在牆上畫了畫,她就會擔心,交房的時候怎麽辦?是不是得重刷一下漆?房東想賣房,她又要開始頭疼,一家人的生活用品,還有一屋子的家電家具,得費多少精力在搬家上。



重啟

租房會不會虧欠孩子?曹玫想過這個問題,朋友也提醒她,孩子需要歸屬感。但這更多是大人的想象。開車經過原來的小區時,女兒告訴他們:“我們在這裏有一套房子。”她管它叫以前的“新房”,而現在的這個才叫“家”。“不管房子是租的還是買的,房子好與不好,小孩子能感受到的其實是家庭的氛圍。”曹玫說。

卸掉房貸的第一個月,一家人從深圳一路玩到香港和澳門。過去的兩三年裏,他們連“旅遊”這兩個字不怎麽提到過。丈夫說,那次旅遊,他感受到久違的輕鬆。他變得愛笑了,也開始注重飲食和養生。

旅遊時,有喜歡的黃金首飾就拿下,兩三千塊錢一張的演唱會門票,現在想買就買,孩子喜歡的興趣班,夫妻倆也都會盡量滿足。“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孩子在更鬆弛、更平和的環境中慢慢長大,女兒的同學家長們,都誇她“性格好,特別開朗”。



圖 |曹玫一家在外旅遊

曹玫依然想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女兒明年要讀小學,如果要上重點學校,必須有房有戶。她目標明確,即使要買,也不加杠杆、不背房貸。但她還在觀望,以前的五六十平的學區房,單價能賣四到五萬,現在掉到一萬六七,甚至更低。

比起仍在觀望的曹玫,大福的“重建”更為徹底——她開始拆解那條曾深信不疑的人生軌道。

她從湖北農村一路奮鬥到杭州市區,自稱“小鎮做題家”,曾堅信升職加薪,買房成家,是正確且安全的路徑:“人怎麽可能不上班?那人不就廢了嗎?結婚怎麽可以沒有一套房子呢?”

但現在,她做自媒體也已經有一年多了。收入好的時候有兩萬,差的時候也有七八千。雖然沒有以前掙得多,可沒有房貸,足夠生活。朋友們羨慕她的生活,在職的喜歡她逃離職場PUA和複雜人際的自由;已婚有娃的,羨慕她沒有“上有老下有小”壓力,不用被逼著奮鬥。

大福沒有退出原來的業主群。有一次,她看到小區又在張羅包粽子的活動。去年,大福還是其中的一員,今年,參加的人換成了買家。

“什麽時候能擁有自己的房子”的念頭偶爾會冒出,但她足夠務實: “一想到要背上幾十年債去買個房子,萬一它像上一套一樣貶值……算了,租房也挺好。”

大福的經曆,讓她不再相信“人生有一眼望到頭”的確定性。她記得,失去工作那天,她高高興興地去上班。她是被臨時通知的,收拾工位都沒有像樣的紙箱,是保潔阿姨遞給她一個藍色的大垃圾袋,裝她的私人物品。當無常成了常態,反而消解了她對未來的過度焦慮,意外鑿開了新的縫隙。

經營自媒體賬號,起初隻為糊口接點廣告。漸漸地,留言區湧來問題:“你怎麽做的?” 她便嚐試賣課,知識付費。再後來,竟有海外的華人看到她賬號的潛力,詢問能否代運營。她開始盤算:“幹著幹著,萬一能搭個小團隊,做成MCN呢?”

新生活的課題,是擁抱不確定性,“我就像一個種子,風給我吹到哪裏去,我就在哪裏紮根。”大福說。命運的急流將她衝離了預設的軌道,卻也讓她漂向未曾想象的開闊水域。

林清也在這股急流中,校準了對“生活”的定義。在天津這份新工作,“按以前的標準,肯定看不上”。但經曆過賣房、找工作、父親離世,林清心態變了,這樣的單位至少穩定、壓力小。以前,北漂的他覺得,人就應該多學習、多努力,多加班,但現在他不這樣想。

單位領導曾提醒他,工作可以更積極些。但他的界限很清晰:“該我幹的活,我能幹完,但不想多幹,不是我的活,也別找我。”

以前北漂時,林清覺得,買房子才有安全感。可當這份‘安全感’變成沉重的負擔,為了它要背幾十年債,“有它又怎樣呢?”對現在的林清來說,有存款,有工作,才是安全感的基石。

不過,林清並未完全否定房產,未來也還有購房的可能。因為他考慮到手裏都是現金,自己又不是特別擅長理財,買一套房子,還可以分散資。對他而言,房子是一種可選項,服務於他想要的更輕盈的生活。

在北京工作很忙,連雙休都難保證。但他現在每個月都出去走走。北漂18年,林清和緊繃的快節奏告別了。在社交媒體上,他發過一張在天津看過的海報,上麵寫著:“生存一分鍾,快樂六十秒”,“嘛錢不錢的,樂嗬樂嗬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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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賣掉了他們唯一的房子

真實故事計劃 2025-07-29 23:47:56
有一些人,賣掉了他們唯一的房子

受房市波動等因素影響,一些人選擇賣掉唯一住房。有人是為了防止財富縮水,套出更多現金在手;有人為籌措醫療、教育等剛性支出而降價變現;也有人主動調整資產結構,轉向流動性更強的資產以尋求安全感。

房產曾是中國家庭最堅不可摧的信仰。如今,這些賣掉唯一住房的人們,正在用腳投票,重塑著社會對於房子和資產的觀念。



傷疤

賣房後的半個月,大福每天都哭。當初精心挑選的家具掛在二手平台,有買家是同小區業主,抱著撿漏心態上門,背著手挑挑揀揀:“是進口的嗎?”“還有什麽好東西?”一把原價5000塊的電子琴,對方隻肯出價500。這讓她有種家被侵略的感覺。

沙發、冰箱、電視機,家被買家們一點點搬空,後來床也賣掉了,大福和丈夫打地鋪睡,“好像很失敗,必須要變賣家產才能夠活下去”。

這套位於杭州的房子,是大福的丈夫在2021年,預備作為婚房而買下的,價格360萬,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當時身邊的人,不是已經買了房,就是正打算買房。在婚姻麵前,房子是剛需,杭漂了七八年的大福也曾覺得,如果結婚沒房,“就好像你過的很苦,找的人也不行。”

當時,丈夫是一名大廠程序員,大福在一家幾千人的企業裏做電商、直播運營,月薪近三萬元,兩人對未來充滿期待。同年,杭州房價整體上漲,部分區域達到了曆史高位,他們的經曆,是很多高位上車的買房人的縮影。

2023年,大福和丈夫搬到新房裏,她將婚紗照掛在新房的客廳的照片牆上。不到一年,房子賣掉,婚紗照被撤下,釘子被拔掉的牆上留下幾個孔洞,像大福心裏的傷疤。



圖|大福花15000買來的冰箱,以7000的價格賣掉

在浙江金華的曹玫,也經曆了類似的賣房陣痛。2023年賣房時,曹玫一家在外地,她和買家在線上溝通,把房子從270多萬降到240萬。這套剛入住半年的新房,她以虧損30多萬的價格賣出。賣房後的五天裏,曹玫瘦了六斤。

短短幾年,曹玫親身經曆了樓市的天翻地覆。曹玫家庭中的第一套自住房買於2017年,那是一套68平方的老破小二手房。當時是房東市場,她想簽約時,房東說等一等,第二天就漲了2萬。2020年女兒出生,老房子住著擁擠,她才考慮換房。

曹玫還記得當時,自己一眼相中新房帶橫廳、麵積118平的戶型,“這個才是家”。 那一年,金華房價月度波動,但全年均價堅挺。她和丈夫置換的這套新房,首付80萬,月供1萬2,選的最貴的次頂層,樓棟也位於小區的中心位置。

但幾年過去,2023年賣房時,市場震蕩。曹玫和丈夫簽了獨家委托,打掃衛生,雜物能藏則藏,就為提高房子的賣相。出價自降30萬,買房的人還讓她“再降幾萬”。曹玫開始放平心態,“差額不大的情況下,能成交就成交”。

如果不是及時脫手,死扛到今天,曹玫計算過,她還要再虧60萬左右。就像大福賣房時,中介跟她說:“現在賣,你應該慶幸,沒什麽好哭的。”

現在回想,曹玫覺得高杠杆買下第二套房時,當時27歲的自己還太年輕。她在結婚、生育的人生新節點,在“該買房了”的婚俗觀念中倉促入市,還沒真正理解,30年房貸意味著跨越4-6個經濟周期。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邁恩在《房債》一書中指出:“債務是反保險的。債務並沒幫助人們分擔與房屋所有權相關的風險,而是將風險集中到社會上風險承擔能力最低的人群身上……房價一旦縮水,便毀掉了負債購房者的淨值,進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圖|曹玫的喬遷儀式



止損

疫情之後,曹玫的丈夫所在的銷售行業不景氣。2023年,曹玫患有肺癌的母親病情惡化,要使用昂貴的靶向藥。曹玫是獨生女,母親治病的費用要靠她和丈夫一起承擔,加上一萬二的月供,家庭最基本的月支出也要三萬打底。

連續五六個月,曹玫夫婦一睜眼就要盤算當天的支出,擔心下個月的房貸沒有著落。丈夫的笑容越來越少,每天都皺著眉頭,“這不是我們倆當初換房想要看到的結果。”曹玫也擔心,壓抑的氛圍會影響到孩子的成長。

決定賣房時,親朋好友勸他們,“再守一守,住了半年的房子就賣,又要虧裝修錢,還要虧利息。”但丈夫說服了曹玫:“房子不再像以前一樣保值,它不是必需品,隻是作為使用的產品的時候,沒必要長期拿在手裏。何必把自己綁得這麽牢?”

跟曹玫的果斷不同,大福把房子掛出去時,還存有一絲僥幸。她樂觀預計房子的成交周期可能在半年以上,足以等來生活的轉機。

2024年1月,已入職2年半的大福,被老板告知公司業務虧損,無法養活團隊。同年6月,她接受單休、降薪,入職了另一家公司,又在轉正前8天,公司再度毀約。

情況比她想象的更難。幾個月內,大福在招聘軟件上給四五百家公司投過簡曆,最終進入麵試的隻有20家。大福32歲,原本就有備孕打算的她,總會被hr問到:“你這兩年有沒有考慮生小孩?”

那時,丈夫工作日早上八點出門,晚上十一點才回到家,周六都會主動到公司加班,為了多賺一天的雙倍工資。丈夫的同事替他叫屈:“你這個老婆什麽都幫不了你。”

即使他能繼續堅持,也不太可能有這個機會。作為程序員的丈夫已經35歲了,合同還剩有幾個月到期,而早就張羅著納新的公司,基本不會再和他續約。

房子掛出去後,為了保證有人看房,中介告訴大福,得在2021年買入的基礎上再降幾十萬。她想再加5萬也不行,“那樣連看的客人都沒有”。大福照做,結果第二天,就有買家來看房,第四天,房子以300萬的價格賣出,一切快得讓人來不及反應。大福計算過,加上裝修費、增值稅、中介費,以及房貸還的利息,這個高位買房的家庭總虧損超過100萬。

在三個賣房的故事,林清是經濟壓力最小的,也最不被理解的那個。林清42歲,單身未育。決定賣房時,他手上還有一筆能支撐五六年房貸的儲蓄。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經曆時,還有人質疑他:“就一套房,還非要趁著這個時候賣,你又不是急等用錢,也不置換,你這編得能不能更離譜!”

過去,林清在北京一家頭部房企的開發板塊工作。疫情之後,房地產行業震動,林清在2023年1月不得不離開。他想過轉行,但年過四十,這條出路也艱難。

2024年3月,林清的父親患病離世。這兩年來,他身邊也有同齡人,因心梗類疾病意外離世。人到中年,林清才發現,人生其實很短很無常,“離開這個世界,啥都帶不走,包括你省吃儉用、咬牙還貸30年的房子。”

林清這套在北京郊區的三居室,他一個人住。書房、次臥、廚房,家裏光房間門就有五扇,他習慣關上三個門,好讓房子看起來沒有那麽空曠。

林清不想為了保住這套房,開滴滴、送外賣,什麽工作都得去幹。當初,他拒絕了父母讓他回甘肅老家找穩定工作的想法,在北京一待就是18年,為的就是從事自己適合並且喜歡的工作。

2024年5月,林清掛出了房子,價格比同小區同戶型低了20萬,並在42天後迅速成交。林清是幸運的。房子是2015年買的,賣出價比原來高了一倍。



安頓

賣完房子僅僅幾天,林清拿到了一個天津的工作機會。這像是個啟示性的巧合——隻有真正拋下房子的包袱時,新的可能性才會浮現。

林清在公司附近租下一套36平米的市區老破小。房子牆麵斑駁,門窗老舊。但朝南有個大陽台,從早到晚灑滿陽光。從110平切換到36平,他發現,其實一個人住一居室剛剛好。曾經9000多元的月供,變成了1700元的房租,也不用交一年好幾千塊錢的物業費。天津生活成本低,存款產生的利息,就能覆蓋林清的最基本的開銷。

住在市中心,去哪兒都方便。愛好攝影的林清,周末就帶著相機,流連於不同的公園、景點、咖啡館、書店和餐廳。去年,林清讀過一本叫做《東京八平米》的書,作者在東京租了一間僅有8平米的房間,把生活延伸到城市的街頭和空間——去洗衣房洗衣服、去健身房泡澡、在咖啡店辦公。在房子上剩下來的錢,可以到處旅遊、看展。這種不為房子所累的生活方式,讓林清很有共鳴。



圖|林清在外地旅遊

為房子難過了半個月的大福也到了新的租房裏。丈夫租房的要求,是“不能比以前差太多,落差太大,你會天天不高興。”他們最終找到杭州偏郊一套毗鄰森林公園的房子。

原來一個月12000元的月供,在這裏能租四個月。房子99平米,還帶一個超100平米的後院。大福在院子裏種花、種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後院看看瓜果又結了多少。以前的房子買在馬路邊,總被大車開過的轟隆聲、喇叭聲包圍,現在蟲鳴鳥叫取代了噪音,緊繃的神經也在自然中一點點鬆弛下來。



圖|大福家的院子

陰霾並未完全散去,但大福找到了新的出口。她經營自己的自媒體賬號,記錄求職、賣房後的心路曆程,向人們展示,“壯士斷腕”後該如何生活。賬號粉絲從最初的9000多一路漲至6萬。關注她的,有過類似境遇的粉絲給大福留言:“一看到你,就覺得生活並沒有那麽糟”。

但賣房之後,歸屬感的缺失,與生活慣性的打破,仍需要時間消化和重建。租房一年多,曹玫還是沒有完全適應。租房比原來118平的房子還大,她將這裏布置得像家一樣溫馨,可總覺得無法融入到這個房子裏。

她愛幹淨,每天都會拖一遍地板。做家務的時候,腦子裏出現一個聲音:這是別人的房子,你為什麽要打理得這麽幹淨?女兒在牆上畫了畫,她就會擔心,交房的時候怎麽辦?是不是得重刷一下漆?房東想賣房,她又要開始頭疼,一家人的生活用品,還有一屋子的家電家具,得費多少精力在搬家上。



重啟

租房會不會虧欠孩子?曹玫想過這個問題,朋友也提醒她,孩子需要歸屬感。但這更多是大人的想象。開車經過原來的小區時,女兒告訴他們:“我們在這裏有一套房子。”她管它叫以前的“新房”,而現在的這個才叫“家”。“不管房子是租的還是買的,房子好與不好,小孩子能感受到的其實是家庭的氛圍。”曹玫說。

卸掉房貸的第一個月,一家人從深圳一路玩到香港和澳門。過去的兩三年裏,他們連“旅遊”這兩個字不怎麽提到過。丈夫說,那次旅遊,他感受到久違的輕鬆。他變得愛笑了,也開始注重飲食和養生。

旅遊時,有喜歡的黃金首飾就拿下,兩三千塊錢一張的演唱會門票,現在想買就買,孩子喜歡的興趣班,夫妻倆也都會盡量滿足。“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孩子在更鬆弛、更平和的環境中慢慢長大,女兒的同學家長們,都誇她“性格好,特別開朗”。



圖 |曹玫一家在外旅遊

曹玫依然想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女兒明年要讀小學,如果要上重點學校,必須有房有戶。她目標明確,即使要買,也不加杠杆、不背房貸。但她還在觀望,以前的五六十平的學區房,單價能賣四到五萬,現在掉到一萬六七,甚至更低。

比起仍在觀望的曹玫,大福的“重建”更為徹底——她開始拆解那條曾深信不疑的人生軌道。

她從湖北農村一路奮鬥到杭州市區,自稱“小鎮做題家”,曾堅信升職加薪,買房成家,是正確且安全的路徑:“人怎麽可能不上班?那人不就廢了嗎?結婚怎麽可以沒有一套房子呢?”

但現在,她做自媒體也已經有一年多了。收入好的時候有兩萬,差的時候也有七八千。雖然沒有以前掙得多,可沒有房貸,足夠生活。朋友們羨慕她的生活,在職的喜歡她逃離職場PUA和複雜人際的自由;已婚有娃的,羨慕她沒有“上有老下有小”壓力,不用被逼著奮鬥。

大福沒有退出原來的業主群。有一次,她看到小區又在張羅包粽子的活動。去年,大福還是其中的一員,今年,參加的人換成了買家。

“什麽時候能擁有自己的房子”的念頭偶爾會冒出,但她足夠務實: “一想到要背上幾十年債去買個房子,萬一它像上一套一樣貶值……算了,租房也挺好。”

大福的經曆,讓她不再相信“人生有一眼望到頭”的確定性。她記得,失去工作那天,她高高興興地去上班。她是被臨時通知的,收拾工位都沒有像樣的紙箱,是保潔阿姨遞給她一個藍色的大垃圾袋,裝她的私人物品。當無常成了常態,反而消解了她對未來的過度焦慮,意外鑿開了新的縫隙。

經營自媒體賬號,起初隻為糊口接點廣告。漸漸地,留言區湧來問題:“你怎麽做的?” 她便嚐試賣課,知識付費。再後來,竟有海外的華人看到她賬號的潛力,詢問能否代運營。她開始盤算:“幹著幹著,萬一能搭個小團隊,做成MCN呢?”

新生活的課題,是擁抱不確定性,“我就像一個種子,風給我吹到哪裏去,我就在哪裏紮根。”大福說。命運的急流將她衝離了預設的軌道,卻也讓她漂向未曾想象的開闊水域。

林清也在這股急流中,校準了對“生活”的定義。在天津這份新工作,“按以前的標準,肯定看不上”。但經曆過賣房、找工作、父親離世,林清心態變了,這樣的單位至少穩定、壓力小。以前,北漂的他覺得,人就應該多學習、多努力,多加班,但現在他不這樣想。

單位領導曾提醒他,工作可以更積極些。但他的界限很清晰:“該我幹的活,我能幹完,但不想多幹,不是我的活,也別找我。”

以前北漂時,林清覺得,買房子才有安全感。可當這份‘安全感’變成沉重的負擔,為了它要背幾十年債,“有它又怎樣呢?”對現在的林清來說,有存款,有工作,才是安全感的基石。

不過,林清並未完全否定房產,未來也還有購房的可能。因為他考慮到手裏都是現金,自己又不是特別擅長理財,買一套房子,還可以分散資。對他而言,房子是一種可選項,服務於他想要的更輕盈的生活。

在北京工作很忙,連雙休都難保證。但他現在每個月都出去走走。北漂18年,林清和緊繃的快節奏告別了。在社交媒體上,他發過一張在天津看過的海報,上麵寫著:“生存一分鍾,快樂六十秒”,“嘛錢不錢的,樂嗬樂嗬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