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蹤到一本喬治·奧威爾的《1984》，藏於華沙大學社會科學係的圖書館中。那裏仿佛是文學的寶庫，彌漫著塵土與舊紙的氣味，書架密集到在某些地方隻能側身穿行。
我已經尋找這本書好幾個月了，在我看來，這本書在冷戰的勝利中雖隻扮演了一個小角色，但意義重大。
東歐集團在1989年崩潰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被提及的是東歐的經濟停滯和阿富汗戰爭。但文學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這要歸功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項長期秘密行動。
這個行動在鐵幕之內秘密運送了數百萬本書籍，目的是削弱共產黨對言論的審查。
雖然這個項目的具體效果難以量化，但這段曆史為當今世界提供了重要啟示，尤其是在美國，一些保守派團體如今竟將冷戰時期中情局曾向東歐傳播的書籍和作者——包括《1984》——視為“有問題的內容”。
奧威爾的小說於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描繪了大洋國這樣一個反烏托邦國家。在這個極權體製下，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一個龐大的政府機構“真理部”工作。這個機構的名字具有諷刺意味：它的職能不是守護真理，而是摧毀真理，篡改曆史以配合政黨和“老大哥”的當下需要，正如口號所說：“誰控製過去，就控製未來；誰控製現在，就控製過去。”
在真實的蘇聯體係中，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真理部”的機構，都是以莫斯科為樣板。在蘇聯之外最大的東歐國家波蘭，這套審查和宣傳機製被稱為“演出與公眾表述審查總局”，總部幾乎占據了華沙市中心一個街區。
從藝術到廣告，從電視到戲劇，這個機構滲透進波蘭生活的每個角落。在所有電視台、電台、電影製片廠和出版社中都有雇員。波蘭的每一台打字機都必須登記，每一台複印機的使用都受限製，甚至買一包紙也需要許可證。不符合審查標準的書籍會被銷毀。
結果就是思想的鈍化。諾貝爾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稱之為“詞語統治”，即一個為了滿足政權宣傳需要而操控語言和話語的社會。在這個詞語統治的世界裏，華沙條約被稱為保護波蘭免受“修正主義”的德國新納粹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攻擊，盡管來自東方的帝國主義威脅才是真正的威脅。
麻煩人物、不合時宜的事實，以及令人不安的新聞調查領域都被清除出公共生活。比如，禁止提及俄波關係的複雜曆史，禁止談論卡廷事件中秘密警察屠殺波蘭軍官的事實，也不能說波蘭存在嚴重的酗酒問題。
人們活在奧威爾式的“雙重思想”中，在家裏相信一套事實，在外麵則接受政黨許可的“真相”。
1945年，奧威爾發表諷刺俄國革命的小說《動物農莊》後，便在蘇聯被“抹去存在”，成了“不可存在”。在蘇聯境內，哪怕隻是印刷中提到他的名字都非常危險。《1984》出版後，東歐各國全麵禁止這本書，無論是哪種語言版本。
然而，一旦有小說的副本穿越鐵幕流入東歐，便產生巨大影響。米沃什寫道，這本書“難以獲取，持有極其危險”，但奧威爾——一個從未到過東歐的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他對那些人們熟悉的細節洞察入微”。
一些東歐讀者雖然懷疑，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這些走私進來的《1984》和其他未經審查的作品，並非完全是偶然流入，而是美國情報機關長達數十年的秘密行動的一部分。這個名為“中情局圖書計劃”的行動，大部分時間是從紐約曼哈頓帕克大道475號一棟毫不起眼的辦公樓中運作的。
在那裏，中情局一個小型團隊協調組織了向東歐偷運一千萬本書籍和期刊。他們使用各種方式運送這些文學作品：改裝卡車的暗格、航行波羅的海的遊艇、郵件、以及通過無數前往西方的東歐旅客所攜帶的行李。
這個中情局計劃覆蓋整個東歐，並為每個國家指派專門編輯，從匈牙利一直到蘇聯。但這些書籍在波蘭受到的歡迎程度最高，一方麵是因為華沙政權在東歐中較為寬鬆，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波蘭有著可追溯至沙皇時代的地下出版傳統。
從1970年代末開始，波蘭的地下印刷機開始大批量複製被禁書籍，許多印刷設備就是中情局計劃成員偷偷購買並走私進來的，從而進一步放大了這些作品的影響。
1953年，《1984》的首個波蘭文譯本在法國由波蘭流亡者耶日·蓋德羅伊茨出版，他是中情局的線人，代號為QRBERETTA。那天我在華沙大學找到的就是這本版本。1957年，這本書連同幾本其他禁書一起，被送給一位獲準前往巴黎的波蘭藝術評論家。他將書帶回波蘭，順利通過邊境。
從那以後的三十年裏，這本書就在東歐發揮著它誕生之初便承載的使命：悄無聲息地從內部瓦解蘇聯式共產主義。
到了1980年代中期，波蘭已被未經審查的出版物淹沒，其中一部分是偷運進來的，更多則是由地下印刷廠在本地複製出來的。共產黨對信息的掌控開始崩潰，而一旦失去對信息的控製，波蘭政府對人民的控製也隨之崩解。
1989年6月，共產黨被迫舉行半自由選舉，由反對派團體“團結工會”贏得選舉。波蘭之後，局勢迅速發展：一年之內，東歐所有共產政權都被民主選舉的政府所取代。
進入2020年代中期，《1984》再次遭到限製，隻不過這一次是被美國的保守派、特朗普陣營的政客所打壓。
2023年5月，愛荷華州共和黨州長金·雷諾茲簽署了第496號參議院法案。州長聲稱法案“讓父母在孩子教育中掌握主導權”。但實際上，這項法案迫使愛荷華州的學校，從圖書館移除數千本被文化保守派視為“不良”的書籍。
這項法律正在法庭中遭到挑戰，其主要對象是包含LGBTQ+角色、女性主義、或由有色人種作者撰寫的進步主題書籍。但也波及了曾被中情局圖書計劃送往東歐、諷刺極權主義的作家，包括赫胥黎、庫爾特·馮內古特和奧威爾，他的《1984》和《動物農莊》都出現在被禁書單中。
第496號法案隻是美國審查機製中日益壯大的一個環節。保守派行動團體正試圖在全國各地推動書籍禁令。
根據PEN America的記錄，自2021年以來，美國學校已發生近1.6萬起圖書被禁事件，僅2023-24學年就有1萬零46起。這些審查主要由共和黨州議員和“家長權利”團體推動。佛羅裏達州居首，當年共記錄了4561起圖書禁令，包括一本《1984》的圖像小說版；這些禁令通過新出台的州法律與家長壓力共同形成。緊隨其後的是愛荷華（3671起）、德克薩斯（538起）、威斯康星（408起）、弗吉尼亞（121起）和肯塔基（100起）。
圖書禁令並不隻局限於地方層麵。
今年，特朗普簽署三項行政命令，以打擊所謂的“覺醒主義”，隨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體係中移除並審查了超過500本書籍。據報道，包括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也在其列，這本書當年曾被中情局送往東歐。此外，聯邦資助機構還列出超350個被禁用的詞語和短語，包括“女性”、“多樣性”和“族裔”。
在冷戰期間，美國選擇“自由”作為與蘇聯敵人區分的核心價值，包括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選擇自由。自二戰結束以來，曆任美國總統都以“自由世界”的領袖身份自居。1982年，推動冷戰“自由”議程、並擴展中情局圖書計劃的裏根，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講時稱，“自由與民主的進程”將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拋入曆史的灰燼堆中”。中情局圖書項目負責人喬治·明登，曾將自己的行動形容為“一場自由而誠實思想的攻勢”。
特朗普、萬斯、德桑蒂斯和他們的支持者，一方麵宣揚《第一修正案》的價值，另一方麵卻拆除反虛假信息的防線，壓製他們不認同的政治觀點。禁止圖書隻是他們工具之一。他們還限製獨立記者的采訪渠道，恐嚇媒體組織，削減他們認為對“讓美國再次偉大”議程持批評態度的媒體機構的資金，包括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自由亞洲電台以及美國之音。
中情局圖書計劃的曆史給那些熱衷於禁書的人兩點重要教訓。第一是，審查製度——無論來自共產黨、法西斯政權還是民主政府——往往會激發人們對被禁作品的渴求。（也許這就是為什麽近幾年《1984》的銷量不斷攀升。）
第二，冷戰中失敗的是極權主義，勝出的是思想自由。
前波蘭持不同政見者亞當·米赫尼克曾表示——他的作品也在中情局圖書計劃的推動名單中，盡管他本人可能並不知情：“正是書籍贏得了這場鬥爭。我們應該為書籍建一座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