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沒了，醫院賠了88.8萬元，我的律師拿走了55萬元。”韋先生無奈道，他自稱文化水平低，稱事後才意識到代理律師好像騙了他。

對此，曾為韋先生代理的律師鄧某說，案件起初沒收費，但不是風險代理，案件按照司法鑒定，本應給次責賠償，他們努力讓韋先生獲得了主責賠償。案件處理差不多了，雙方簽訂了正式協議，確定了55.5萬元的律師費，結果後來韋先生反悔了。據悉，2024年8月27日，廣州市律協對此事立案處理，至今尚無結果。（據7月16日大風新聞報道）

紀律投訴案件立案告知書（圖片來源：大風新聞）

一些人指責韋先生的反悔，認為他違反了契約精神，在過河拆橋。鄧某表示，韋先生以前自己起訴過，法院就判了5萬元。就是說，後來爭取到88.8萬元的賠償，律師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根據雙方此前簽訂的谘詢合同，韋先生所獲得的醫療損害賠償金23萬元以上的金額部分作為支付給乙方的谘詢費。

也就是說，鄧某實際上還多給了韋先生一些金額。韋先生現在反悔可還行？但是，所有的爭議，都應該拋開道德回歸法律本身。此案的焦點就在，律所的這55萬元，是不是收得合法正當。

據媒體報道，相關律師認為此案有四個疑點：風險代理收費最高限額是18%，此案最高隻能收16萬元左右；最初簽訂的《谘詢合同》乙方為科技谘詢公司，可能不具備律師執業資質卻從事代理業務；《委托合同》標注日期為2023年12月15日，實際簽訂於2024年5月31日，有日期造假嫌疑；告知當事人賠償79萬元，實際為88.8萬元，還讓當事人簽署空白《承諾書》，若屬實則構成欺詐。

雖然這些還有待查證，很多隻是一麵之詞，但是不是在表明，鄧某可能通過各種手段，來規避高收費的法律風險？對於韋先生的投訴，鄧某表示，讓韋先生起訴，他又不肯去，就想搞臭自己的名聲，“他沒想過我們付出勞動的人多辛苦，作用多大”。

拋開雙方爭議部分，另外還有兩個疑問。韋先生說，2022年6月17日，他向南海第七醫院投訴。次日，他便接到了一個電話。那麽，鄧某是通過什麽途徑知曉韋先生的案情的？為何法院此前判醫院賠5萬元，鄧某介入後，雙方調解的賠償額就達到了88.8萬元？這兩個數字懸殊實在太大，讓人聯想。

事實上，案件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了鄧先生的維權困境，有時候不得不犧牲部分利益以獲得更大的賠償，結果出來後，又心有不甘。雖然這種做法有違道德，但律師這個職業，本該依據法律法規行事，收費收得明明白白，有理有據。隻有受害家庭拿到該拿的賠償，律所賺自己該賺的錢，這樣才會少些爭議。

據報道，2024年8月27日，廣州市律協對此事立案處理。那麽，相關部門不妨加快處理進度，對律所收費是否違規給出結論，以保障雙方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