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與中國：從雙贏互利到白宮的“眼中釘”

哈佛大學培養與中國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增強其財政實力。

經濟大衰退使哈佛大學陷入財政危機。2009年，該校收到的捐贈銳減逾100億美元，降幅近30%。

為了擺脫困境，哈佛領導層在中國找到了部分答案。隨著華盛頓和北京鼓勵——盡管有時很謹慎——將接觸政策作為兩國之間架起橋梁的最佳方式，美國企業紛紛湧入中國。

中國有著巨大的學術和經濟前景，而哈佛掌握著有錢有勢的中國人所渴望的東西：聲望，以及他們自己和子女進入有影響力的交際圈的機會。

在2010年至2025年期間，哈佛大學從中國大陸和香港吸引了5.6億美元的捐贈和合同，是所有美國大學中最多的，部分來自私人捐贈者和基金會，還有一小部分來自大學等政府實體的合同。

“新的、巨大的財富和特別有利的關係”——與中國領導人和學者的關係——“令人欣喜地匯聚在一起”，哈佛大學的附屬刊物《哈佛雜誌》在描述當時中美關係的樂觀情緒時，顯得無比興奮。

現在，與中國的關係成了這所大學的煩心事。這些聯係是在哈佛經濟狀況較差的時候建立起來的，當時很多外交政策機構認為，高等教育可以在向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推廣美國的民主理想方麵發揮作用。

但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急劇轉向鷹派，盡管哈佛一直在穩步減少與中國的關係，但特朗普政府在更廣泛的迫使哈佛就勢的努力中，還是把它與中國的關係作為又一個攻擊的角度。政府已經剝奪了該校數十億美元的聯邦研究經費，試圖取消它收錄國際學生的權利，並結束它的非營利稅收地位。

特朗普總統將哈佛大學與中國的關係描述為國家安全風險。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呼籲對該大學與一家中國公司的關係進行調查，該公司的領導人因對待工人的方式受到了美國政府的製裁，可能導致刑事指控。

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稱，政府對學校的全麵攻擊是一種“脫離法律的奪權行為，目的是控製哈佛的教學和學習，並支配它的運作方式”。

波士頓聯邦法官艾莉森·巴勒斯在哈佛就政府阻止其招收國際學生的行為提起的訴訟中稱，特朗普政府的行為是“控製一所知名學術機構、壓製不同觀點的錯誤行動，似乎是因為這些觀點在某些情況下與本屆政府相左”。

哈佛大學並不是唯一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大學。紐約大學在上海設有一個授予學位的校區。杜克大學在昆山有一個校區。新澤西州的肯恩大學在溫州也有一個校區。

國際學生占哈佛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全校6%的學生來自中國，但總的來說，這種關係已經減弱。哈佛官員指出，在經濟衰退後，哈佛從173個國家籌集了96億美元的資金，而中國的捐款在其中的占比相對較小。

自2020年以來，流入哈佛的中國資金減少了一半以上，從2020年7800萬美元的高點降至2024年的3000萬美元。哈佛大學將一個夏季語言課程從北京搬到了台灣台北。在上海的哈佛活動中心曾於2010年大張旗鼓地開業，現在已經縮小到以前的四分之一。

在喬治·W·布什政府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的邁克爾·格林說，許多研究型大學發展了與中國的聯係，但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它們又減少了這種聯係。

“但可能不會讓特朗普政府滿意，”他說。“在與哈佛的戰爭中，特朗普政府的動機不僅僅是國家安全問題。”

互利關係

哈佛大學於1880年招收了第一批中國學生。到1908年，中國學生成立了自己的俱樂部。對於今天中國的許多家庭來說，哈佛已成為成功的象征，以至於激發了各種抄襲仿造行為。

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發現，在中國有375家公司試圖將這個名字注冊為商標——一款越野車、一家托兒中心、一家快餐店，甚至還有一家為學生提供大學考試服務的公司。

“2008年，當我們去上海注冊我們的中心時，總法律顧問告訴我，我們不能使用哈佛的名字——那裏已經有哈佛大學了，”柯偉林說，他曾在2022年出版一本關於大學的書《頂尖大學的條件》(Empires of Ideas)。

2015年，時任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麵，當時習近平的女兒剛剛獲得哈佛大學學位。哈佛在當地開始籌款後，吸引了大型房地產公司高管的捐款。

2015年，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德魯·福斯特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麵。

一些人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這通常是中國企業成功的先決條件。其中包括多年前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還有與政府最高層的官員有往來的恒大創始人許家印；以及中國明天集團的創始人肖建華，他實際上是中共權貴的銀行家。

在香港房地產行業賺了數十億美元的美國公民陳啟宗和陳樂宗控製的一家美國基金會也進行了捐贈。捐贈額為3.5億美元，是當時哈佛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捐款。

哈佛大學校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說，當時中國被視為有望產生大捐贈者的地方。

“大家都在中國有動作，”夏偉說。

2002年，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啟動了名為“中國發展領袖”的項目，這個持續到2016年的項目培訓了中國政府官員，其中一些人後來在中國共產黨擔任了高級職務。該學院強調哈佛所說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希望讓新一代領導人接觸到民主價值觀。

“沒人認為這是軟弱行為，”夏偉說。“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互動更多，事情就會發生更大的變化，也許中國會慢慢擺脫列寧主義的過去。”

他說，現在回想起來，很明顯，這一戰略失敗了。

肯尼迪學院在一份聲明中說，該院多年前就結束了與中國的關係，包括培訓中國公務員的項目。

肯尼迪學院的一位發言人說：“隨著中國政府對內變得更加壓抑，對外變得更加自信，學校已經終止了這些關係。”

哈佛畢業的中國問題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說，美國大學不僅尋求學術思想的交流，同時也尋求資金，吸引有錢有勢的學生。

他還說，這種安排是中國所樂見的。

“中國共產黨的興趣一直是在科學領域趕上西方，以便和西方一樣強大和富有，”林佩瑞說，他曾因協助一名中國異見者逃離中國而被中國禁止入境。

日益加深的不信任

隨著美中關係的惡化，一些政界人士，主要是共和黨人，對中國在學術界的影響力表示擔憂——並指出了哈佛與中國關係構成的薄弱環節。2020年，特朗普總統開始調查哈佛大學是否正確披露了其中國捐贈者的信息。

哈佛大學沒有公布中國捐贈者和合同的完整清單，但該大學表示，其合同主要涉及高管教育項目，以及哈佛兩家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出版物和材料的銷售和許可。

由於2020年的調查，哈佛大學披露了更多信息，拜登政府結束了調查。特朗普政府今年啟動了一項新的調查。

然後，在5月，眾議院共和黨人致函哈佛大學，要求提供與中國大型國有農業企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關的文件，該企業因對待維吾爾工人的方式而受到美國的製裁。

位於波士頓的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在中國舉行的會議受到了共和黨人的批評。

國土安全部隨後致信稱，哈佛大學“接待並培訓”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代表，參加由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在中國主辦的會議。魯比奧隨後呼籲進行製裁調查。

哈佛大學的發言人拒絕置評。

華盛頓的幾屆政府對學術合作表示擔憂，並指責中國試圖竊取科學機密。在過去的一年裏，佐治亞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都宣布他們正在與中國切斷聯係。

2023年，一名哈佛科學家被判在與中國建立研究實驗室的交易問題上撒謊。（沒有證據表明哈佛知道這一安排。）這位研究人員名叫查爾斯·利伯，是哈佛大學化學係的前主任，他被判了短期監禁，現在清華大學任教。

有時，批評人士指責哈佛大學討好這個日益威權的國家裏的行為者。肯尼迪學院阿什中心在2020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遭到了特朗普第一屆政府的國務卿邁克·龐皮歐的批評，因為中國政府將該報告作為90%的公民對中央政府滿意的證據來宣傳。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一位發言人說，與中國政府傳達的信息相反，這項研究發現，中國居民對他們的政府持有微妙的看法。

這項研究的作者之一，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托尼·賽奇，是AMC娛樂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該公司曾由萬達集團控製，但這家中國企業集團已經出售了其控股權。AMC的報告顯示，賽奇去年從AMC獲得的薪酬超過30萬美元。

賽奇表示，由於2012年被任命為AMC董事會成員，他開始熟悉萬達集團，並補充說，他是在事後得知這筆捐贈的。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王健林成為了哈佛大學的主要捐贈人。

萬達由曾被視為中國首富的王健林控製，他在美國的收購一度引起國會的擔憂。根據該公司網站上的公告，2015年，福斯特在北京與王健林見了麵。哈佛大學隨後宣布，王健林捐贈了375萬美元，用於創建一個專注於氣候變化的全球研究所。

隨著時間的推移，王健林捐了更多的錢。2015年，《紐約時報》披露了他的公司與習近平親屬的關係，他後來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為習近平辯護。

然而，他的生意和影響力，像其他幾位中國捐贈者一樣，已經下降。

另一名哈佛捐贈者許家印創辦的恒大已經申請破產。該公司違背了最近對哈佛大學的承諾，隻支付了1.15億美元新冠病毒研究項目的一部分。

明天集團創始人肖建華失去了中國領導層的青睞，因金融欺詐被判處13年監禁，目前正在服刑。

在特朗普總統攻擊哈佛的影響下，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和肯尼迪學院宣布削減預算。該公共衛生學院近46%的預算來自聯邦撥款和合同。

肯尼迪學院院長上周表示，由於“前所未有的新阻力”，學院將被迫裁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