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兩個熱詞你是避不開的，那就是“托舉”和“接住”。

大熱劇集《苦盡柑來遇見你》是“三代女性的托舉”；在綜藝《是女兒是媽媽》中，黃聖依的母親鄧傳理則被譽為“托舉式母愛天花板”；“一代的成功是三代的托舉”經過華大基因CEO尹燁的闡述而成為流行語。而在社交媒體裏，人們討論“托舉才是恩”，尋找“托舉自己的文案”。

近期演員周渝民在談及徐熙媛（大S）時，說“我精神不好的時候，熙媛接住了我”，引發網友共鳴；熱播電視劇《難哄》中桑延那句“不管怎樣我都會接住你”的台詞，也在千萬屏幕前濺起淚水的漣漪。與此同時，“被溫柔接住的瞬間”“我會永遠接住你”密集地在信息流裏出現。

（圖/《苦盡柑來遇見你》）

熱詞的流行總是伴隨著反對的聲音，比如不少人發帖說“真的不喜歡‘托舉’這個詞”。

到底是發生了什麽？使得兩個物理動作變成了抽象的支持與助力？它們和兩年前流行起來的“情緒價值”一起，成為理解年輕人心理繞不開的流行詞。

是焦慮還是托舉？

“托舉”在早期還是一種肉身的行為，指在救援場景之中，用身體支撐他人的行動。諸如“3歲男童懸吊在五樓陽台外，3位托舉哥出手相救”“快遞小哥徒手爬樓托救小童”等新聞中，“托舉哥”都成了見義勇為的英雄。除此之外，該詞更多地被用於教育和家庭場景，如家長“托舉孩子的未來”，將物理層麵的托舉變成了一種隱喻。

我們如何理解“托舉”呢？

先從它物理層麵的意義來看。在《廣州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裏，作者表明，獨自在家的兒童頻頻出現意外，是“部分家長監護失責”。“家長要認識到照看好孩子是做父母的最起碼的責任”。《北京晨報》也曾經發表評論，稱“別總指望托舉哥，孩子的安全父母責無旁貸”。

然而，父母需要出門工作與照料孩子其實是存在矛盾的。“托舉哥”的頻繁出現，正說明許多家庭都麵臨類似的困境。正如《風險社會》作者、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所說，工業社會建立在人類勞動力商品化的基礎之上。生產和家庭劃分了各自的勞動領域，形成了對立的組織。

《風險社會》

［徳］烏爾裏希·貝克 著 張文傑 何博聞 譯

譯林出版社，2018-2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宋少鵬也提出，過去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框架下，職工隻需要把孩子留在保育院裏即可。市場化轉型之後，和再生產（包括家務、育兒、照料）有關的職能退回社會，也就是退回個人和家庭。而絕大多數家庭隻能依靠家庭內部分工來解決問題。這意味著，再生產風險很大部分必須由家庭承擔。

父母對孩子在養育上的“托舉”，其實也折射出這一難題，即家庭為再生產（育兒）付出巨大的努力。鄧傳理在黃聖依小時候，就對她進行了全方位的素質培養，包括規劃學習方向，安排藝術與體育課程，幫助她積累資源；對女兒婚姻不滿意，卻默默地給她購置了鋼琴和冰箱，送了一套北京的新房；帶外孫10年，讓黃聖依專注演藝事業。即便是到了74歲，她也為幫助離婚後的女兒增加公眾好感度而參加綜藝節目，並為上鏡好看而減重8斤。她在上節目期間依然堅持爬山，來顯示自己“還是能夠和她一起走完最後的路”，“以我的實際行動來證明，對她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支持”。

黃聖依（前）在綜藝節目中進行表演。（圖/《乘風破浪的姐姐》）

鄧傳理對黃聖依的“托舉”，在今天看來正是非常普遍的“精細育兒”和“密集母職”。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渠敬東曾經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裏最好的資源都退出了教育，每個家庭因此而為市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孩子從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資源換來的”。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劉雲杉也談到，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裏，普通民眾都習慣了向上流動；然而，今天教育作為傳統的上升通道麵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許多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中，家長不允許孩子失敗，也不接受孩子平庸。就這樣，防止下滑和力爭向上，成為所有階層在代際傳遞當中的日常焦慮。這導致了鄧傳理的“托舉”在女兒成年後依然沒有結束，不僅延續到了婚嫁，還延續到事業和孫輩的養育上。

需要淺層的感動，

更需要深層的變革

和“托舉”一詞類似，“接住”在流行文化中的使用也超越物理動作，常常用以表達情感支持、心理認同和社會互助。

例如，心理學者武誌紅就這樣談到“接住”：“當我們發出聲音的時候就是一股能量，能量被接住的時候，有了回應的時候，就從中性的、灰色的能量，變成了光明的、彩色的能量。如果沒有得到回應，就會變成黑色的、破壞性的能量，會繼續向外，變成不滿、憤怒、對外部世界的攻擊甚至是破壞。”他認為，回應（接住）是愛和力量的來源。

（圖/@武誌紅心理谘詢中心）

如今在網絡環境中，談到“接住”時，往往伴隨著感人的人際互動。例如今年5月，周渝民談及大S對自己的“接住”：2005年，周渝民因為患上抑鬱症，在獨自開車時突然情緒崩潰，發生車禍。大S則在第一時間趕到，不顧偷拍的鏡頭，跪在碎玻璃裏緊緊抱住周渝民。

但正如同“托舉”一樣，備受追捧的“接住”敘事，也掩蓋了某些深層的問題。周渝民的抑鬱症並非個人基因使然，反而和身處的環境密不可分。他曾說他在娛樂圈“看到太多為了目的不顧一切向上爬的人”，而自己卻是“默默幹事”的人，所以在圈子裏總是受欺負。他的抑鬱症與在演藝圈麵臨的高壓狀況不無關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力渲染大S如何“接住”他，二人的私人感情如何深厚，其實是將係統性創傷個人化。

近期熱播的電視劇《難哄》裏，也有類似的關於“接住”的橋段。女主角溫以凡說，遇到男主桑延後，“夢遊變少了很多，好像壓力也變得不重要了”。她一邊哭泣，一邊感謝男主“不管怎麽樣你都能接住我”。男主角也霸氣回應：“不管怎麽樣，我都會接住你。”

（圖/《難哄》）

但問題在於，溫以凡的夢遊和壓力，一方麵來自父親去世，母親重新組建家庭，導致她長期寄人籬下，在大伯家中不受待見；另一方麵來自她長期受到性騷擾。

這顯示出社會對未成年人的嗬護中，對監護失職的審查程序有所缺失，像溫以凡這樣的寄養兒童變成了製度下的孤兒。

溫以凡以及周圍的多名女孩都受到性騷擾卻沒有獲得幫助，心理問題也沒有得到識別，長期以來隻能自我消化，這都顯示出社會麵對性騷擾時應對機製的不足，也暴露出公共心理衛生服務的缺失。

溫以凡的困境在現實中是可能出現的，然而，遇到像桑延這樣能夠及時“接住”她和治愈她的個體，卻常常是偶然。故而，我們既需要他人的“接住”，更需要製度的兜底；既需要淺層的感動，更需要深層的變革。

（圖/《難哄》）

感動情感不該異化為“情緒價值”

“托舉”與““接住”，這兩個與肉身救援密切相關的動作成為熱詞，或許恰恰反映了當下年輕人正處於某種需要救助的困境之中。

日本評論家宇野常寬在《〇〇年代的想象力》中提到，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勝利，以電視劇《魷魚遊戲》、電影《饑餓遊戲》為代表的“大逃殺”文藝範式反映出當下許多年輕人的心態。為求個人生存而相互殺戮，已經成為人們接受的現實。人們意識到，如果不做什麽，就“會被社會殺掉，須以己之力努力生存下去”。

《〇〇年代的想象力》

［日］宇野常寬 著 餘夢嬌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望moutain，2024-11

但是在這個充滿自由卻冰冷的當下，人們依然向往著脈脈溫情，既需要物質上的托舉，也需要情感上的接住。

我們需要小心的是，人們正在把“托舉”和“接住”也變得效率化，變成某種KPI。例如鄧傳理的“帶孫子10年”“減重8斤”，有用數字量化“托舉”力度的傾向。又比如把“接住”的情感關係異化為“提供情緒價值”，如心理學公號“KnowYourself”就曾經列舉出情緒價值的詳細計算公式。這樣，人類情感很可能會淪為Excel表格中的損益計算。

另一方麵，當個體淪為孤立的競爭單元，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有著情感和心理損耗，這一過程通常伴隨著對不確定性的擔憂和恐懼，婚戀以及組成家庭就成為了個體期待的最後的避風港。麵對這樣的情況，社會安全網的重建也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