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宇琛
近來有兩樁事，在輿論場上各自投下了不小的石子，激起的漣漪卻匯流到了一處。
這兩樁事，都與“監聽”這個刺耳的詞有關，主角都是：
身在北京的法律界人士。
若想看得真切，就得先細細地將它們分辨清楚，再合在一處看，才能發現那個潛藏在水麵之下的、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大問題。
清華大學的勞東燕教授，是當今中國一位極有影響力的公法學者。
她的言說，向來以理性、克製和深厚的法學素養為底色。
這樣一位知識分子，最近卻公開敘述了一段頗為“不理性”的遭遇。
起因是她手機日曆上，憑空出現的一句話：
又能領報銷金咯，別錯過。
這句話，精準對應了她前一天與學生在辦公室的私下談話。
她推斷，這背後可能涉及對她通訊的侵犯，而侵犯者，她懷疑是某個：
外地的公權部門。
於是，勞教授做了一件最符合她身份和信仰的事——報警。
然而，正是這次求助，讓一個具體而微的法治困境，如標本般被呈現出來。
在派出所裏，筆錄做了，情況也說了。但當她索要一張天經地義的法定文書時，卻遭遇了軟性的、但無比堅決的阻力。
那張文書叫：
報案回執。
警方的選擇題是：
要麽，接受一份將“被監聽”這一嚴重指控，大事化小、篡改為另一樁事的《不予立案告知書》；要麽，你連證明自己來過、報過案的憑據都拿不到。
那個被篡改的案由是：
手機備忘錄被人添加一句話。
勞教授爭辯，說案由該據實寫。那位警官告訴她，怎麽寫報稱案由，是：
他們的權力。
這樁事，材料看似簡單，但它提出的問題卻一點也不簡單。
它首先拷問的是程序的尊嚴。
當一個公民，甚至還是頂尖的法學家，連啟動法律程序的第一份文件都拿不到，甚至被要求接受一個歪曲事實的官方記錄時，我們所談論的法治，它的根基又在哪裏？
更深一層看，這反映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權力姿態。
海澱警方為何對一張小小的回執如此忌憚？
答案恐怕就在勞教授懷疑的那個“外地公權力”上。
這種權力間的默契，比公然的違法行為更具腐蝕性，因為它讓公民在麵對跨地域的權力侵害時，陷入：
求告無門。
如果說勞教授的遭遇，是一次冷靜的、理論層麵的程序之問，那麽北京律師劉佳佳所經曆的，則是一場正在發生的、殘酷無比的現實風暴。
這場風暴的中心，在石家莊那座名為“銀河賓館”的建築裏。它的另一個名字，是：
石家莊市公安局執法辦案中心。
六年前，40歲的劉東林被帶進此地，七天後死亡。官方結論是五個字：
肺栓塞病亡。
這五個字，試圖掩蓋的是與他一同被“指居”的工友們的記憶：手搖發電機的電流聲、擀麵杖碾過小腿的劇痛，以及劉東林死前那聲劃破清晨的：
淒厲的“啊”。
之後，一位身兼“市政法委特聘專家”和“市公安局法律顧問”雙重身份的李海峰律師出場。在他的“協調”下，家屬簽署了一份協議，拿走了一筆錢。
那份協議的核心是：
對公安機關執法程序合法性、公正性無異議。
那筆錢的數額是：
一筆45萬的“救濟款”。
一樁人命疑案，似乎就此塵埃落定。
劉佳佳律師，正是那位受家屬委托，試圖重新叩開這扇沉重大門的法律人。
然而，她的法律行動，引來的不是對舊案的重新審視，而是一張針對她自己的：
天羅地網。
石家莊警方迅速成立了“5.11專案組”。這個專案組的業務，不是調查六年前的慘叫，而是對準了：
所有追問慘叫來源的人。
一份金貴的名單就此誕生，上麵有劉佳佳律師，有四名記者，還有兩位幫助家屬的本地父子。他們被安上了一個時髦的罪名：
集團犯罪。
這絕非虛言。幫助家屬找到證人的人士，竟被以“妨害作證罪”指居。
6月10日，風暴逼近核心。
那位曾在《北京青年報》任職的調查記者李東，因一篇未能刊發的稿件：
被傳喚後失聯。
當晚，他回到北京後，立即向劉佳佳轉達了石家莊警方的口信：
下一個，就是你，再下一個是新黃河調查記者劉成偉。
至此，劉佳佳律師麵臨的圖景已無比清晰：
被立案、被監聽、即將被傳喚。
她向律協發出的維權申請，不僅僅是為自己，更是因為她意識到，在這場圍獵中，她也是：
被害人。
現在，我們把這兩樁獨立的事件放在一起。從勞東燕教授那一次溫和而理性的程序之問，到劉佳佳律師所置身的那一場殘酷而激烈的現實風暴。
我們看到的是，“監聽”的陰影，正以不同的形態，籠罩在法律人的上空。
它指向了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根本問題：
在一個號稱法治的社會裏，權力的邊界究竟在哪裏？當它麵對批評、質疑和調查時，是選擇自我約束、接受監督，還是選擇動用更強大的權力去壓製這些聲音？
勞教授的遭遇告訴我們，程序正義是多麽脆弱。劉律師的遭遇告訴我們，不受製約的權力是多麽可怕。
這兩聲警報，一輕一重，一緩一急，卻共同指向了同一個方向。
它們提醒我們，守護法律人的言說自由和執業安全，不僅僅是他們一個群體的事。因為當社會的守護者自身都感到不安全時，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又由誰來保障呢？這是這兩樁新聞背後，真正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的、最重要的一課。
寫於2025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