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抑鬱的青少年，他們隻是某種意義上的“早慧”，他們過早地感知了現實水溫，理解了某種規則的殘酷。
日前鳳凰網一個報道，揭開了抑鬱青少年的一角。
據鳳凰網不完全統計，目前麵向休厭學青少年的社區/基地在全國至少有25個。但是25個休學中心，恐怕接不住所有的抑鬱青少年。
《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顯示，我國抑鬱症患者中18歲以下超過2800萬人，占比達30.28%。
另據《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複痛點調研報告》，接受調研的1232個孩子患有抑鬱症等精神障礙的家庭裏，有過休學經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學次數為1.71次，首次確診的平均年齡為13.41歲，首次休學的平均年齡為13.74歲。
從這個統計數據能看出，超過一半的抑鬱青少年會休學。但是真正專業休學機構全國隻有數十個，加之這些休學機構價格不便宜，大量的抑鬱青少年其實並沒有多少機會接受專業療愈。
這讓人感到很沉重，青少年過得這麽苦，而且人還這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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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細看一下數據就能發現，抑鬱、休學的出現，基本就是在進入初中之後。
時間點出現在這裏，原因其實很簡單——學生開始真正感到升學壓力了。小學雖然也有學習壓力，但在多數地方，由於小升初和學區房等綁定，孩子其實做不了什麽。
但到初中就不一樣了，他們開始要麵對中考。加之現在有中考分流的政策——“有五成的孩子可以上高中，剩下五成的孩子上不了高中”，這幾乎是讓一個剛剛上完小學的孩子，就要開始“決定命運”了。
所以也沒什麽好遮掩，現在孩子的壓力，絕大部分就是學習帶來的。
這已經開始製造出一個個奇葩新聞了。就像前不久的輿論熱點，大批中學生連上廁所都是被計劃的，從而導致很多學生便秘。
而在更早前，大批高中開始放雙休，輿論一下驚覺——原來那麽多高中生是不休假的，比職場“牛馬”還要苦。
而從社會氛圍來說，我們也很不擅長給孩子減壓。
前段時間有關高考的一個新聞是，東莞的家長集體投訴，硬是把張學友演唱會給延期了。哪怕這個演唱會是晚上舉行，和高考根本不衝突；哪怕現場和最近的考場有近兩公裏，地圖都要縮放才能看出來。
但家長就是“我不聽我不聽”，近乎胡攪蠻纏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裏就不討論給當地帶來的經濟損失了，其實這對孩子心理來說，就是投下一個巨大的陰影：“爸媽為了你，連演唱會都幹掉了，你可要爭氣。”
這種類似的現象幾乎到處都是。神化做題和考試，動輒就寄托一個階層流動、改變命運的宏大議題，高分貝地強調考試的意義，一切在它麵前都要讓路。
可以想像，現在的青少年麵臨的是什麽生存環境：家裏是嘮叨學習的父母，出門是管到消化道的學校，好不容易拿手機上個網，全是雞血打滿的豪言壯語，是嚎叫著“壯行”“拚搏”“無悔”。
這已經給青少年製造了一個全方位的致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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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全方位的緊張不是多餘的，這一切都很“必要的”，學習壓力確實很大。
如果新聞看得多，似乎有一種觀感，就是近些年學生的學習內卷在急劇加速。在中小學階段，已經很少看到什麽鬆弛感，到處都是溢出屏幕的緊張。
上麵提到了現在的中考分流，事實上按道理去讀職業教育，成為一個產業工人，未見得有什麽不好，為什麽一下就把學生卷起來了？
其實稍微聯想一下就能明白。現在的年輕人把考公考編視為最好的出路，這也沒什麽問題，年輕人想考公考編，隻是因為這個工作穩定，體麵——其實“體麵”的另一個意思，就是公共福利保障到位，在社會分配中有更強的博弈能力。
但如果把考公考編的要求翻一遍就發現，有幾個崗位對本科以下學曆開放的？那麽問題來了，在初中階段，有幾個家長，以及有點自我意識的孩子，能夠接受被分流的“失敗”？
大學其實也是一樣，按道理經過這麽多年，經濟體量、大學招生增長了那麽多倍，壓力不是應該小一些嗎？
也不要說擴招都是“不好的學校”，哪怕是頂尖高校，同樣在擴招。比如2025年，“雙一流”高校本科招生的規模，在去年擴招1.6萬人基礎上，又增加了2萬人。
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在內的985名校，本科生擴招數量多在100—200人。
但是，為什麽還是這麽卷，還是讓這麽多學生崩了？
還是像上麵提到的年輕人偏愛考公考編，市場沒有提供充足的理想選擇，學生隻能擠向非常狹窄的賽道。這也是為什麽，現在哪怕是一個小學、幼兒園的招聘，隻要有編製，就能引來一串名校和海歸的拚盤。
那麽無論如何擴招，人們爭奪的都是頂端的百分之幾。隻有進入頂尖的這個梯隊，才更有可能獲得一種“體麵”。
所以，為什麽教育這麽累？因為問題不在教育。
其實教育並沒有什麽神聖，教育之所以有附加價值，是因為關聯就業，它是社會化的準備。如果沒有這個意義，不是就業的一種準入，那麽大學文憑的價值不會比幼兒園的小紅花多更多。
而現在的問題是，成才出路狹窄，把壓力倒逼回了教育。
這些抑鬱的青少年，他們隻是某種意義上的“早慧”，他們過早地感知了現實水溫，理解了某種規則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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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上麵，其實一些解決思路已經推導出來了。
比如解決中考分流的壓力，一來可以像一些專家呼籲的那樣，延後或是改變比例等。二來就是徹底取消所有公共福利的區別，包括各種什麽落戶、補貼、人才引進以及考公考編等。
真正讓職業教育和學曆教育在社會框架裏沒有區別，才不會有焦慮的學生和家長，也隻有在這時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流”，而不是“過濾”。
再比如解決高等教育的壓力，那麽就是創造一個公共保障更加完善、平等的就業市場，大幅度拓寬“理想”的就業選擇。
另外值得多說一句的是，要繁榮服務業。
服務業才是就業的蓄水池，才是“人人有工作”最堅實的兜底，這靠的是考研名師以及廣大網友看不起的文科，法律、金融、外語、國際貿易、新聞傳播等等，而不全是令網友匍匐在地的各種理工科。
據統計，2023年末，我國服務業就業人員超過3.5億人，占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為48.1%。而這一數字，在發達國家要顯著更高。比如在人們心中製造業“硬核”、產業工人“龐大”的德國，服務業人口占比達到75.5%，美國、英國、法國也均超過了70%。
這並不是說高大上的尖端學科、產業不重要，而是對於廣大芸芸本科生甚至大專生來說，一個普通的服務業崗位才是最有可能的去向。
隻有服務業足夠繁榮，才有可能接住已經整體“中產化”的年輕人——這裏的“中產化”不是指經濟條件，而是教育層次、思維模式和生活習慣。常年做題，早已習慣和文書打交道的年輕人，是不可能通過進廠和送外賣解決問題的，隻能是“坐（做）辦公室的工作”。
說回那些抑鬱的青少年。這些孩子，看似是被家庭、社會刻意保護起來了，“你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但他們不會生活在真空中，何況這句話已經傳遞了一個令人窒息的信號——學習就是他們唯一也是終極的KPI。
站在成年人的角度試想一下，一個打工人，他隻有一個目標：成為主管、總監、P7P8，否則就是失敗，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夠承受這種壓力，接受這麽逼仄的職業生涯。
所以，多理解現在的青少年，沒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生活的苦，他們早就在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