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希望之國的夭折與死局。
好多讀者讓我聊聊伊朗的事情，的確，在新一輪的以伊衝突當中，伊朗被以色列打的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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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伊朗被以色列“定點清除”的高官至少已經有五名：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裏、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侯賽因·薩拉米、伊朗武裝部隊副司令阿裏·拉希德、伊朗革命衛隊航空部隊司令阿米爾-阿裏·哈吉紮德和前伊朗國家安全負責人阿裏·沙姆哈尼。
以色列現在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在打擊伊朗已經搖搖欲墜的權力繼承體係，考慮到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年事已高，即便不考慮以色列的定點清除計劃“送一程”這種可能性，哈梅內伊身後會留下的權力格局也堪稱風雲詭譎，而以色列現在正在像“抽積木”一樣，大量的抽掉這個體係中一些重要的“基石”——
我們可以想見，這些基石被抽掉之後，將進一步讓伊朗的權力體係失衡——什葉派教士集團、文官政府、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三支力量之前原本就脆弱的平衡被再次打破。
以色列在以“讓領導先走”的方式，拆除伊朗政權體係的“積木”，這恰恰是伊朗最怕的一手棋。
這件事其實解釋了為什麽麵對以色列此輪打擊的“手狠”，伊朗似乎隻剩下了“嘴硬”——這裏要修正一個普遍的誤解，很多人認為伊朗在戰場上打不過以色列，僅僅是因為其在軍事上“菜”，缺乏有效威脅以色列的武器。但事實上不是的，文官政府、教士集團、革命衛隊三方直接的裂痕已現，年逾八旬的哈梅內伊隻能勉強彌合這個統治集團的表麵和諧，才是問題的關鍵。
作為被霍梅尼授權“保衛伊朗革命果實”的武裝力量，伊朗革命衛隊目前其實已經高度腐化，不僅把軍隊經商玩出了花，還深度把控了伊朗的軍工、能源等實體行業，並無限度濫用了對內監視和鎮壓其民眾的主要任務，但在地位上，他們卻不得不屈居於教士階層之下。從霍梅尼到哈梅內伊，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對這支力量的把控力其實已經遞減了，在哈梅內伊之後，革命衛隊勢必試圖獲取這個國家更大的話語權，而這就與教士階層產生了深刻的矛盾。
“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的教士階層逐步獲取了伊朗的最高權力，這一派勢力是伊朗最狂熱最保守的一支力量，主張對內的高壓和對外封閉，但在其內部，由於最高宗教領袖必須由“聖裔”接管，伊朗教士階層內部其實也氛圍較為開明的白帽派（庶民教士）和原教旨主義的黑帽派（聖裔教士）兩支。未來一定會受到軍隊和文官政府的雙重壓力。
文官政府是伊朗現行體係三大支柱中最為開明、主張與西方和以色列緩和關係，並執行至少有限度開放的一支力量。可是緩和關係、文化放開遭了教士階層的忌。經濟開放搞活，又要動深度經商的軍方的蛋糕，所以伊朗文官政府也是與其他兩派誰都不對付。
總結起來說，伊朗內部現在的三根支柱，其實正上演著異常勾心鬥角的“三方大亂鬥”，每一方對其他兩方的恨意與提防，都很難說在對以色列人之下。去年5月，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萊希和外長侯賽因·阿米爾-阿卜杜拉希揚在乘坐直升飛機訪問阿塞拜疆時離奇墜機死亡，已經讓三方對後哈梅內伊時代的角力趨於激化，眼下以色列又開始對其高官進行逐個“點名”，當然就更是火上澆油。
外麵硬不起來的根本原因，是其內有憂弊。
以色列摩薩德局長戴維·巴爾內亞在16日團滅了伊朗一眾高官後說了一句狂到沒變的話，他說"我們知道伊朗一切我們感興趣的信息。"這句話配合上他的前任“我們在伊朗的特工多到我們自己都數不過來”，再配合上現在以軍對伊朗想打哪兒打哪兒，若非美國摁著可能已經點名到哈梅內伊的現狀，其實說明了伊朗已經被滲透成了怎樣的千瘡百孔。
但是麵對這種滲透，伊朗卻不敢利用其“製度優勢”再在內部發動一場如伊斯蘭革命後那般的整肅或清洗，原因是如前文所述的，目前三方力量矛盾重重、劍拔弩張，各方都害怕對方以清洗之名削弱自己，甚至三方也都有可能是以色列口中的“內鬼”——因為大家都在知道借以色列人之手互相消滅，是個方便法門。
另外從高層往下看，有人把現如今的伊朗形象的比作晚清——伊朗的軍隊雖然眾多，但主要都是用來監視和鎮壓國內潛在不滿勢力的內衛任務的，真正可以調用去和以色列對線，實現”雖遠必誅“”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宏願嘴炮的力量幾乎沒有。且伊朗主要的反對派集中在城市，所以事實上，沒有任何其他人比現在的伊朗軍方更害怕爆發更高烈度的戰爭，因為在哈梅內伊年事已高、伊朗經濟又一片凋敝、俄羅斯自顧不暇的背景下，成批量的損失和消耗自身實力，是最不理智和劃算的舉動。
這就是為什麽現在伊朗明麵上嘴炮逆天，但對以的”騎臉輸出“有效回擊寥寥的原因。
再重複一遍，伊朗現在最大的問題，還不是菜，而是亂。
事實上，眼下美以兩國對伊朗態度的分歧，也隻是在解決伊朗問題時間表上的差異——
美國覺得就伊朗現在這個樣子，下一輪最高領袖政權交接的時候一定會出問題，哈梅內伊都八十多了，伊朗又不是它的主要著力方向，等著就行了。
而以色列出於它自身的安全利益，結合（其所誇耀的）把伊朗滲透成篩子的情報信息，極力主張立刻把伊朗送走——就像其總理內塔尼亞胡最新喊出的口號——以色列要幫伊朗“政權更迭”。
換而言之，美以現在爭論的隻是究竟讓伊朗“自己體麵”，還是“給他個體麵”的問題。
一個人口九千萬，曆史悠久、領土麵積、石油儲量在全中東都數一數二的國家，混到現在這個內憂外患、民生凋敝的程度，真的也奇葩。
不過伊朗並不從來是這樣一個國家，甚至二戰之後，它一度是全中東最有希望率先崛起的希望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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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今日伊朗的存在，似乎都是對“進步史觀”的一個非常有力的反詰。
你就說婦女權益這事兒吧。今日伊朗的女性地位非常低，不僅在公眾場合不能漏出頭發、手臂、腿部等大多數部位，甚至連足球比賽的觀賽權都是靠一個女孩的以死明誌、以及國際社會的聯合施壓才爭取來的。
而女性權益的改善，也僅僅是當時執政的巴列維國王全麵改造這個古老國度計劃中的一個側影。
這位國王將自己雄心勃勃的計劃稱為“白色革命”，以便跟原教旨主義的“黑色革命”和社會黨人提倡的“紅色革命”相對應。他號召伊朗人通過發展經濟、普及教育、文明開化，將伊朗發展成為一個獨具中東特色的發達國家。
於是伊朗開始出現了真正的“市民階層”，國王在這批人的支持下，開始推動國家的世俗化進程。從1963年起，政府著手從神職人員手中奪回教育和司法權。他創建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現代學校體係，實行免費教育，用世俗的科學知識取代神學教育。還參考法國的現代司法體係，以民法取代伊斯蘭法，不再允許宗教人員依照教法對民眾進行審判。
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外加伊朗還有石油和西方支持這兩個大buff。白色革命在1970年中期看起來似乎非常成功——伊朗的年經濟增長率十數年穩定維持在恐怖的15%以上。是當時中東經濟發展和世俗化最成功的國家。而到1973年，伊朗全國平均壽命從60年代初的41歲提高到51歲，國民收入更是相較“白色革命”開始前翻了好幾番。民眾在這場改革中是收益的。
1975年1月，伊朗《世界報》發表社論，驕傲的宣稱：“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再過10年或12年，我們將趕上歐洲主要國家的現有生活水平。25年內，在工業基礎和繁榮方麵達到相當於世界上最先進國家的水平。”
白色革命中建造的，為紀念波斯帝國2500周年建造的阿紮迪塔，時至今日仍然是伊朗最具現代氣息的地標建築。
所以在1971年，當巴列維國王在古都波斯波利斯舉行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的盛會，被請來觀禮的全世界各國政要名流們，看到的是一個空前富裕、現代、世俗化，乃至自信的國家。《時代》雜誌將其稱之為“人類曆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所以，由於生活狀態非常類似於中國元明清時代掙紮於黃泛區的兩淮農民，以及400毫米降水等高線上的長城沿線旱地農民。伊朗大量農民長期處在收入極為不穩定，沒有多少積蓄，隨時可能破產的生存邊緣狀態。
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不僅古典時代伊朗各部落一遇災荒就會彼此之間發生劫掠、械鬥，並最終優勝劣汰的碰出了世界上第一個地跨三洲的大帝國波斯。而且讓底層農民特別容易選擇聚集在宗教旗幟下，用強宗教結社的方式進行互保。
伊朗原生的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最初就是為了滿足這種需求應運而生的。
阿拉伯人武力征服這片土地之後，伊朗逐步完成了伊斯蘭化。並在公元16世紀初（也就是《伊朗五百年》開篇的時代），正式宣布伊斯蘭教為其國教。
伊斯法罕，世界之半
但伊朗最終皈依的是什葉派，相比於分布更廣的遜尼派，什葉派以伊瑪目（領拜人）為核心結成宗教社團，維持其組織內部互保的特性天生就更強。所以也更符合掙紮在貧困線上的伊朗傳統農民的支持。
所以之後的幾百年裏，宗教在伊朗的社會生活扮演了一個非常複雜而多麵性的角色——
宗教既是伊朗底層社會的穩定劑、粘合劑。神職人員會在農民破產，或村莊之間因彼此搶掠發生械鬥時出麵調解、提供應急救濟。讓底層農民對其感恩戴德，認為離開他們不幸。
但同時，它又讓伊朗的這個底層社會總體趨向於宗教式的守舊。神職人員總是會最為激烈的批判一切試圖改變伊朗社會組織模式、生產模式的嚐試。讓伊朗的基層社會始終維持在高穩定性同時也絕對守舊的死局中。
巴列維國王絕非昏君，他看到宗教保守勢力與伊朗底層民眾這種彼此深度抱合，並不惜血本、試圖用向農村派出“知識大軍”等方式拆散之。
這裏要說一句，在伊朗，像“女性不得暴露羞體，必須蒙麵紗、戴頭巾。”“男人可以隨意休妻、甚至買賣妻子”等現代社會看來非常落後的極端宗教保守主義主張，在底層民眾中其實是有相當號召力的。
因為，就像前文所言的，伊朗這片土地在曆史上就不是肥沃的富壤，除了絲路上的少數商人之外，大量農民都掙紮在貧困線上。
於是，就像所有貧困地區一樣，歧視甚至買賣婦女等等大量的規矩，是這些底層民眾傳宗接代的必要手段。
但現在，國王要推動全麵現代化的白色革命，雖然經濟大幅度發展，但底層農民沒辦法立刻受惠，甚至因為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通貨膨脹，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變得更加窮困了。
於是伊朗大量農村青年雖然因土改分到了土地，社會地位卻下降了。因為放開國際糧食進口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低迷，旱田本就不多的產出變得更加微薄。而進城務工者麵臨住房、生活等多項困難。他們受到新興市民階層的歧視，甚至因女性權益解放而娶不到妻子。
於是這些大量的底層民眾選擇了倒向極端保守的宗教勢力。因為教士們會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國王、城裏人、西方、美國所犯下的罪惡。想讓日子過好，就要在伊朗回到過去，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
而意識到這種動向的巴列維國王，則犯了一個更致命的錯誤——他為了鎮壓宗教保守主義的反對者，而停下了伊朗政治改革的步伐。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當中，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須是相輔相成，因為隻有推動社會不斷完善民主和法治建設，才能遏止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腐敗問題。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可是巴列維國王由於懼怕裹挾底層農民的宗教勢力妨礙他的“白色革命”，選擇了反其道而行之。在經濟放開的同時不斷加強其權力。
六十年代末開始，巴列維國王成立了大量官方機構，全麵監控社會的方方麵麵，其中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伊朗國家安全與情報組織”，也即“薩瓦克”。該組織長期采用暗殺、綁架、拘禁、構陷等非法手段，血腥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特務組織“瓦薩克”的標誌。
在國王的鐵腕下，伊朗的報紙、電台等輿論是被嚴控、打壓的。這就使得本來應該支持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的市民階層反而沒有辦法形成自組織，助推國家的進一步現代化。
但相反，由於國王畢竟無法取締宗教，宗教人士反而可以在他們的寺廟裏宣講自己的主張。
於是，伊朗的市民進步派在這種打壓下，始終是孱弱而散碎的，而伊朗極端保守派卻越來越強，聲音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選擇強化權力而不是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必然導致了腐敗的滋生。白色革命成功創造的巨量財富，開始被伊朗王室成員和其他當權者所截流、壟斷。王族成員總共63人，卻在瑞士銀行有數十億美元存款。國王本人也日漸變得揮金如土、窮奢極欲。他用黃金建造廁所，用鑽石鑲嵌馬車，花費10多億美元為自己預修墳墓，花費上億美元操辦了那場波斯帝國煙火晚會……
比如巴列維國王的雙胞胎姐姐阿什拉芙公主，就被認為是伊朗很多貪官的總保護傘。
而國王又不舍得、也不敢拿這些“自家人”開刀，因為這樣會危及自己的統治。
所以搞到最後，一切“調查”都難免雷聲大、雨點小。
於是，原本應當是支持伊朗世俗化和現代化改革中堅的市民階層也對國王失望了。轉而對國王的統治感到厭倦，並對即將到來的、越來越受底層農民支持宗教保守勢力反撲持坐觀其成的態度。
必須承認，中產階層的特點，天然是因為“有的選”而眼光挑剔。實在不行，跑麽。
到了巴列維王朝的最後幾年，在政局的不斷動蕩中，大量伊朗中產階層開始像泰坦尼克號上乘客們一樣，大批逃離這艘快沉的船。
而這些人的後代，很多就是今天人們在世界杯賽場上為伊朗隊加油助威的那些開放的男女球迷們。
這些伊朗好不容易培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市民、中產階層、社會精英們，當然不喜歡越鬧越凶的霍梅尼和其極端保守主張，不想讓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帶上麵紗，生活按教法行使。可是曾經主張世俗化的那個國王，他們也同樣無心保衛。
於是他們選擇了離開，這個群體在伊朗像煮開的鍋裏的水蒸氣一樣，逃逸、蒸發掉了。這個社會越來越隻剩下了憤怒、激進的中下層，在那裏兀自沸騰。
然後，爆炸終於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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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支持霍梅尼主張的伊朗軍校學生發生武裝嘩變，嘩變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大量出身農村的伊朗軍人選擇支持這場“伊斯蘭革命”，把巴列維王朝的高官顯貴、軍隊將領投進了監獄，並迅速集體處決。
3月，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回到伊朗，並立刻發表了就婦女著裝講話：“婦女不應裸露羞體，她們必須戴麵紗。”
同年7月他又以相似的理由禁止了他認為不符合宗教教義的音樂、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雕刻和攝影……在伊朗如果被發現觀看或收聽這些東西，都會被道德警察找麻煩。
霍梅尼基於他對宗教典籍的研判，一口氣提出了“七個反對”：
“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猶太複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反對西方化、反對世俗化。”
在伊朗，隻要你被認為有上述任何一種主張，你都有可能被認為不是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的公民，而是國家的敵人，並將遭遇最嚴厲的處置。
1979年12月3日，伊朗舉行全民公決，正式通過了新的憲法，建立新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
這個時候，的確已經沒有什麽反對者再能阻止霍梅尼了。因為自認為在“白色革命”中受損的底層農民，都狂熱的支持他這樣做。而那些最擁護世俗化、在改革中起飛的社會精英們，早已離開了這個國家。那些沒有能力，或沒來得及移民的中下層市民階層，組織了一些十分微弱的抗議活動。
但很遺憾，因為伊朗的市民階層從一開始就是過於年輕且缺乏組織的，又經曆了巴列維王朝末期的“蒸發”和“掐尖”。這些人的聲音已經無法決定什麽了——他們宛如一個夢幻時代的棄兒，被拋棄在了這個日漸不屬於他們的國度裏，曾經的現代生活離他們越來越遠了。
這就是伊朗成為今日伊朗的那個故事——一個國家，在現代化、世俗化的坦途上高歌猛進，卻突然意外而又必然的中道崩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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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從這個故事當中獲得什麽樣的啟示呢？
第一，國家的本質，就是一個民族認知的均值，誠然、伊朗的城市階層、中產人口，其認知和文化曾經一度非常接近世界先進國家，但很無奈，這個國家的“基本盤”實在是過於沉重了，當伊朗的城市女性們穿著比基尼在海灘上遊泳的時候，她們不會在乎也不會想到那些旱田裏的老農和親近他們的教士們在用仇恨的眼光盯著她們，而後者的思想，會在不久的未來讓她們不得不在“逃離德黑蘭”穿上罩袍和遭受石刑之間作三選一。
所以每一個超越其族群的認知的個體，如果不願意沉默，最終都要為他們偏離族群認知的”方差“付出沉重的代價，誠然，一個民族的曆史正是因為先覺者們而進步的，但具體到個體，看看那些在伊斯蘭革命中或殉難或逃亡的伊朗知識精英、社會中產，你就能明了這個古老國家的沉重勒痕給他們留下的悲劇。
第二，任何體係都是有它的“發展容量”的，當伊朗選擇了伊斯蘭革命，從世俗化改革中退回之後，伊朗今天所呈現的原教旨、貧困和矛盾重重，其實就已經成為了一個注定的必然。因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給這個國家所預留的經濟發展“容量”是天然不足的，民營企業、城市人口膨脹到一定規模之後，必然與教法所限定的規則發生衝突，伊朗在每一次這種選擇中都不得不進行割足適履，最終釀造了今日之敗。
第三，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便時間已經進入現代，發展、進步、開放，也並非一定是一個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選項。已經啟動的發展可能會突然停滯，已經走的很遠的進步會突然倒退，已經開放的門也可能重新關上。
就像《三體》世界裏的太陽不一定會升起一樣，曆史並不向人類許諾它一定會往哪個方向走，對個體而言，一切我們賴以生存、繁榮的環境，也許隻是個偶然。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