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超25家休學中心，接不住2800萬抑鬱青少年

一個超過240人、名為“休學機構考察”的群聊裏，匯聚著奔波在全國各地、隻求為自家休學的孩子覓得一個理想去處的家長們。

發言通常以家長（絕大多數是媽媽）介紹孩子情況開啟：年齡跨度從13歲到19歲，初中生居多；男女比例大致相仿；有的孩子休學過不止一次；孩子的種種表現中，“不想出門、沒有社交”，“在家黑白顛倒、整天玩手機”，“對父母不信任，說不到一起”，是許多家長共同的困擾。

入群前，很多家庭都嚐試過心理谘詢與治療、藥物治療、物理治療等等。焦慮從字裏行間溢出來。“天天上火，口腔潰瘍都沒好過，熬吧”，一位高中休學兩次的19歲女孩的媽媽說。

求“藥”心切的家長將目光投向了休學機構。據鳳凰網不完全統計，目前麵向休厭學青少年的社區/基地在全國至少有25個，在與“躺平”文化緊密綁定的大理分布最多，其餘散落於有大量“海澱媽媽”的北京、科技之城杭州，還有近年來崛起的新一線城市成都等地。

不同休學機構的特色各異。有的主張“完全接納”，以“躺平”“擺爛”“休學搭子互助”為特色；有的主打自然療愈，讓孩子們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裏誦經、勞作、讀書；還有的休學中心綜合心理谘詢和趣味活動，戲劇、塔羅牌、cosplay甚至是王者榮耀都會出現在課表裏。差異裏也有共性：在休學機構，通常沒有固定的作息安排，沒有一定要上的課，也沒有老師和學生之間涇渭分明的權力關係。

休學機構在全國遍地開花的背後，是青少年群體日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和蔓延開來的休學現象。《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顯示，我國抑鬱症患者中18歲以下超過2800萬人，占比達30.28%。另據《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複痛點調研報告》，接受調研的1232個孩子患有抑鬱症等精神障礙的家庭裏，有過休學經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學次數為1.71次，第一次休學的平均年齡為13.74歲。

前述報告還指出，與其它治療方式相比，改變生活方式（如運動、調整飲食作息等），是最多家長認為治療效果好且穩定的選擇。休學機構的湧現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一個理想的休學機構，應該要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孩子們需要什麽？當十幾歲的青少年與傳統教育體係偏離、脫軌，他們被複雜的情緒纏繞。有自我懷疑，“為什麽別人都能堅持，我卻不行”；有羞恥感，“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認出來，我怕他們笑我”；也有迷茫，“不上學我還可以做什麽，我以後的生活怎麽辦”。他們想要認識有類似處境的同齡人，渴望不安全感被撫平，也期待在精神上得到引導。

鳳凰網聯係上6所休學中心，也和7位嚐試過休學機構的青少年或孩子家長聊了聊。在花樣繁多的休學機構之中，焦灼的家長和艱難療愈自己的孩子們，能找到心中的應許之地嗎？

5月的一個周六，幾個家庭聚在北京六環外的一棟二層小樓。當日是一家休學機構的開放日，穿著鄧布利多COS服的創辦者在台上介紹著心靈陪伴、博雅教育、項目式學習等理念，直到一句“遊戲也是教育的載體，王者榮耀也可以是課程”，讓台下的陳麗敏微蹙起眉。

今年42歲的陳麗敏是一名初中老師，她循規蹈矩的生活在這個春天被驟然改變：讀初一的兒子曉哲從不想寫作業、和同學有矛盾，逐漸發展為在學校總喘不上氣、晚上整宿整宿睡不著覺，最後她隻能給孩子辦了休學。三個月以來，陳麗敏“四處找方法”，中藥吃了，心理谘詢做了，收效甚微後她在網上搜索起休學機構。於是這天，頂著漫天飛絮，她帶著13歲的兒子一早從河北保定驅車來到北京。麵對接待他們的老師，她的第一句話是，“他老玩遊戲，眼（睛）疼”。

到了家長交流環節，陳麗敏按捺不住疑問：“還要讓孩子打遊戲嗎？孩子在遊戲裏出不來怎麽辦？”

兒子曉哲這時插話進來：“其實我不是愛玩遊戲。白天我媽上班去了，我妹上學去了，我爸不上班（曉哲休學後，爸爸請長假在家陪他），也整天躺在家裏玩手機，我有什麽意思？”陳麗敏苦澀地點點頭。

談到遊戲，在場的另一位16歲的北京男孩嘉辰也有話說——客觀來講，他無疑是一個遊戲少年：休學兩年半以來，他常常在原神、和平精英等遊戲編織的虛幻世界裏酣戰到深夜兩三點，直到眼花背疼才停下，還為一款遊戲充過十幾萬元——“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快樂都可以在遊戲裏找到，如果沒有遊戲，我早就無聊到不知道該幹什麽了。”兩年半的休學時長讓嘉辰爸爸已然有曆盡千帆之感，“我現在覺得遊戲是救孩子命的東西”。

休學、厭學的青少年常常同時被貼有網癮少年的標簽，一些孩子被父母強行送進“戒網癮學校”，被關禁閉，被體罰，被毆打。而在大部分休學機構，孩子們能得到充分的手機自由、遊戲自由。

“如果你認為通宵打遊戲、有網癮的孩子都是瘸腿的殘廢，請不要斷然扔掉遊戲這根拐杖，否則瘸子很難活。我們要在生活中構建他真實的樂趣、社交和意義感，把瘸腿治好了，拐杖自然就不用了。”在大理和成都運營著麵向休厭學青少年營地的陶樂茜說。

對於遊戲，陶樂茜認為堵不如疏。有個14歲女孩被爸爸形容為“打遊戲打得昏天暗地”，來到營地後，陶樂茜為她設計了一個“遊戲陪練”的職位，有兩個要求：一，帶營地其他小夥伴一起打遊戲；二，給她爸爸講解一款遊戲，“如果你做到這兩點，你不僅可以隨便打遊戲，我還給你發工資”。女孩很開心自己的領導力被看到了，和父親的關係也在借助遊戲的互動中轉好。

◎ 在陶樂茜營地，孩子給家長講解遊戲

蘇州一所休學社區的負責人霍登山也見證過一個男孩的轉變。他17歲，從初三起輟學，剛到社區時沉默寡言，每天悶在房間裏打遊戲。後來霍登山了解到，他父母長期在外務工，把他留給了爺爺奶奶，而老人對他最常說的話是，“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在家裏得不到足夠的關心，但在遊戲裏，男孩打到了很高的排名。“看到有那麽多人願意和他一起玩，給他那麽多的讚賞，他覺得特別有成就感，慢慢地就把自己的生活過得虛擬化了。”霍登山分析。

得知這個男孩對中醫感興趣，霍登山幫他聯係上一位中醫老師，教他刮痧、理療，幾個月後他決定到中醫館上班。最近一次聯係時他告訴霍登山，他現在也打遊戲，但隻是作為一種放鬆的方式，“我要學很多東西，要治病救人，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沉迷網絡是果不是因。”陶樂茜強調。她開過20多次麵向家長的遊戲科普工作坊，邀請遊戲大廠的資深策劃師給家長講解遊戲設計的原理，也請心理谘詢師分析青少年沉迷遊戲的心理學機製，告訴家長如何通過孩子的遊戲行為獲知他們的“心理缺口”——可能是通過短平快、殺時間的遊戲緩解焦慮，可能是在一關又一關的打怪升級中獲得成就感和意義感，也可能是借由遊戲維係友誼或是尋求現實中找不到的陪伴。

在陶樂茜看來，理解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父母做出改變。工作坊開始前，她會先讓家長填表回答幾個問題：孩子平時玩哪些遊戲？遊戲裏有哪些操作？他在什麽樣的情緒狀態下會玩遊戲？玩完後他的情緒有什麽變化？

“你回答了這些問題再說讓孩子戒遊戲。如果答不上來，我建議你先回家觀察一下；如果孩子不讓你觀察，首先要改變的是你們的親子關係。”陶樂茜說。

家長們急於看到變化。但對於孩子而言，從休學到走入一間休學機構，通常需要不短的時間才能積攢起足夠的能量。

第一個階段常常是睡覺。休學後的頭幾個月，14歲的陳冉終於找回了之前被課業擠占的睡眠，睡得黑白不分，“太困了”。

幾個月過去，她開始做一些上學時沒時間幹的事，畫畫，漫無目的地逛商場，逛公園。她給學校裏的朋友發消息，夜裏十一點多才收到回複——那時朋友剛寫完作業，“基本沒有人能講話，非常孤單”。

休學後的負麵情緒不止於此。拿到休學通知書那天，陳冉想象中的輕鬆沒有出現，反而是被自責、焦慮和愧疚自此纏住，“這點困難我都堅持不下來，以後進入社會怎麽辦”“別人會不會對我有看法，我以後的生活怎麽辦”“又要讓媽媽難過了”等念頭每天交替攻擊她。

還有不上學和生病混合帶來的羞恥感。開放日上，曉哲解釋自己為什麽總在家打遊戲時也說到，“上外麵轉悠去我也不敢，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認出來，我怕他們笑我”。實際上，休學孩子出門難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一位接觸過上百個休厭學孩子的心理谘詢師告訴我，很多孩子休學後都不願意在工作日出門，尤其是正處於青春期的初中生，“他們會很不好意思，害怕異樣的目光”。

推動當時16歲的周子淵出門的是對改變的期待。精力恢複一些後，他吃過藥，也試過心理谘詢，帶著經曆過多次失望後刻意壓低的期待，他從北京隻身前往杭州，開始了在一家休學機構（他稱之為“小屋”）為期一個月的嚐試。中間他有事回了趟家，飛回杭州的路上，心裏的輕鬆和雀躍讓他意識到，“這個地方來對了”。一個月後，回家前夜，他甚至爆發了嚴重的分離焦慮，在小屋後院坐到淩晨四點。之後不到一年裏，他又去過兩次。“一個幾乎完美的烏托邦”，他這樣形容。

周子淵的手機裏有一個專門為小屋建的相冊。翻看著當時的照片，他被一種感覺擊中，頓了頓，他找到了合適的詞，“安全感”——“在那裏，無論情緒還是其他方麵有什麽事情，我都可以很肆意地表達我的想法，可以被托住，可以被完全接納。”

描述小屋的日常生活時，周子淵又兩次提到“安全感”。安全感來自於每個孩子都會被分到一位陪伴者，而所謂陪伴，用他的話說就是“一起瘋一起鬧騰”。更根本地，安全感來自於陪伴者“都隨你”的態度：他早上不想起床時，陪伴者說，“好，你接著睡”；他有時不想上課，陪伴者說，“走，我們去玩”；他饞好吃的時候，陪伴者也會點上外賣，叫他一起吃。

這種安全感，是周子淵在過去生活中很少有的，即使是在家裏。小時候他在學校被老師批評、被同學孤立，他媽媽知道後說，你要是沒有錯，老師為什麽要說你，同學為什麽要那麽對你？慢慢地他產生了一種感覺，“家庭並不是一個我可以放心傾訴、完全依靠的地方”，後來他和父母的溝通越來越少，大多限於他們問他成績、他回答，而他幾乎不會主動和他們說什麽。

很多時候，孩子們需要的隻是一個可以徹底放鬆的空間，即便什麽都不做。嘉辰休學半年多後，媽媽林婷帶他去過一個休學機構的線下營。五天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有桌遊、劇本殺、魔術、沙灘運動會、燒烤，林婷滿懷期待。但到了那裏，嘉辰很少去參加活動，也不主動認識其他人，一直窩在酒店房間裏打遊戲。林婷在一旁看得焦慮，也覺得自己很失敗。幾個月後又有線下營，林婷不抱希望地提了一嘴，沒想到嘉辰很積極地說要去，因為“那裏很包容”。

在“過來人”周子淵看來，青少年休學後，安全感是一個最普遍、也是應該被首先滿足的需要，“尤其情緒狀態比較嚴重或比較急性的階段，當務之急是先讓他緩下來，放鬆下來，一直緊繃著是好不了的”。

周子淵最後一次去小屋已經是兩年多之前的事了，“它一直會是我記憶中的那個烏托邦，隻是我不再那麽急切地需要它了”。

周子淵無疑是幸運的，一次就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休學機構。更多家庭要經曆一次又一次的試錯。

5月那個開放日當天，陳麗敏的兒子曉哲入住了這家休學機構。給孩子買好生活用品，離開北京前，陳麗敏最擔心的是他的失眠。三四天後的夜裏，她在河北的家中接到電話，曉哲哭著說自己睡不著，很痛苦，最初幾晚有老師陪他，“後來人家讓他走向獨立”。陳麗敏聽得著急，“他晚上需要人陪著，跟他聊天，要不他焦慮，一直胡思亂想”。

以博雅教育為核心的課程體係也讓曉哲覺得不適應。老師充滿激情地講蘇格拉底、弗洛伊德，想引導孩子思考，但對於13歲的曉哲來說，這有些太深奧了。加上機構剛開始招生，曉哲之外隻有零星一兩個孩子加入，他找不到玩伴，大把的空閑時間裏隻能一個人玩手機。

深夜電話裏兒子的哭腔讓陳麗敏心裏格外難受。一周後，她去北京接回了曉哲。

陳麗敏及時止損。還有一些孩子在休學機構待過數個月甚至一兩年，但回頭一看，隻覺得“稀裏糊塗”。

沈藝彤的15歲在北京一家休學社區度過。我問她在那裏都做什麽。“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她想了十幾秒，反問自己，“我一整年都幹啥了？”在她不多的記憶裏，那裏很自由：她有時醒得早，有時醒得晚，想參加活動就跟著參加，打羽毛球，玩桌遊，上一些“不是很有學習的感覺”的課，都不想參與的話就到處晃悠晃悠。

◎ 沈藝彤休學後的藝術生活

她之所以待了一整年，隻因為這是她媽媽的決定，“我隻要在家就會刺痛她，我出去隨便幹點啥也比在家裏待著強”。

同樣是被媽媽的焦慮推動著，陳冉先後在上海兩個休學社區各待過兩個月。社區的周邊環境不錯，依山傍水，但她待過之後“反而更不舒服了”。

陳冉用一個詞總結兩個社區的共性：敷衍。宣傳單上寫得豐富：爬山、掃除、學畫畫、學外語......實際上，沒有內部管理規則，沒有日常活動計劃，沒有係統的教學體係。有時看著社區小院裏被散養的雞群，陳冉覺得自己和它們沒什麽區別，“感覺那兒像老年療養中心而不是學校”。

更讓她看不慣的是休學社區裏老師和學生的相處模式，“感覺老師在故意討好學生，為了讓他們繼續付錢留在那裏”。比如，老師會刻意學一些時下的網絡用語，和同學互稱“寶寶”，誇人“萌萌嘟”，或是時不時冒出一句“要鼠了”——在陳冉看來，他們“一點老師的尊嚴都沒有”。

◎ 陳冉去過的休學社區之一

還有些時候，做出“試錯”這個判斷的是家長。

許淩的兒子在北京一家休學機構待過兩年，而這一度導致她家矛盾激化。許淩告訴我，最開始選擇那家機構是因為“沒有作業”，這讓“一到周末就要寫七八張卷子”的孩子，以及經常在家長群裏被老師點名“你家孩子沒寫完作業”的她都覺得很驚喜。但去了之後，她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麵：老師們提供的更多是陪伴，缺乏精神層麵的引領，也不管作息，“孩子一整個失去方向的感覺，蒙了”。正處在青春期的兒子“在那邊很舒服，不想出來”，她和丈夫試圖溝通，但每次溝通總會引發又一輪的爭吵。

許淩不後悔當初的嚐試，但坦言自己“衝動了”，“既能讓孩子探索自我，但是又不會太自由太鬆散，還是很難平衡的”。

“麵向休學青少年的人生中轉站”，北京某休學機構的簡介中這樣寫道。那麽，下一站是哪裏？

霍登山見過不少家長，剛到休學社區時都說，“我不指望我的孩子以後有多大出息，我隻希望他把生活作息調整過來，健健康康的就好”，但繼續聊，他發現家長們“其實都是滿懷期待”。

從孩子休學起，一個沙漏懸在許多家長心裏。他們謹慎地算著流沙的速度，或快或慢。當沙漏空了，孩子就該複學了。對於這種心態，霍登山形容為“種下一個西瓜秧，立馬就想吃西瓜”。

陳麗敏也不例外。曉哲今年三月正式休學，按照規定，休學期為一學年。不過陳麗敏有自己的計劃。她準備九月先給曉哲“找個班待著”，之後再補手續，“其實這個休學製度也不太好，應該孩子準備好就可以去”。我問，還剩三四個月，來得及嗎？“也得看孩子，”陳麗敏的語速放緩，“他恢複得好就早點去，不適應的話咱們就往後錯。”不過，一年為止。

“機構也不是長久之地。還得讓他回到學校，接受正規的、傳統的教育，得跟著大流走，”陳麗敏的聲音恢複了一個初中老師的幹脆果決，“怎麽也得走完這三年，哪怕是混也得混過去。”

想要“特效藥”、對短期內複學有明確要求但不關心孩子心理變化的家長，是陶樂茜不太願意接觸的。營地活動之外，她也做麵向休學青少年的一對一家庭教練陪伴服務，和家長溝通時她會提前說清楚時間周期：前期的家長工作需要1-1.5個月，用於和家長調研、了解孩子的興趣和雷區，下一步是和孩子建立關係，需要1.5-3個月，持續支持孩子還需要4-6個月。複學則是到最後一個階段、孩子狀況穩定後才會被提到的話題。“家長有不著急複學的認知，是最難能可貴的資源。”陶樂茜說。

父母對複學的急切也會化作沉重的負擔壓在孩子心上。休學的四年裏，周子淵複學過三次，“每一年都在嚐試，每一年都沒有成功”。

複學時間最短的一次，他隻堅持了不到一周。坐在教室裏，他昏昏沉沉，隻能趴在桌上聽課，忍著頭痛看書。老師嚴肅的聲音從講台上傳來：你既然來了就好好聽課，每天在這裏趴著的話還不如不來。他大受打擊，在心裏腹誹：“我能坐在這裏都是我燒高香了，讓我以正常上高中的強度聽課，我真的做不到。”第二天他再次休學，重回小屋，被熟悉的安全感撫慰。兩年前的九月，他第三次複學，不到一個月後又一次休學，自那之後他“就沒正經上過學了”。

但他媽媽仍然時不時流露對他複學的期待，以一種迂回的表達方式——“你不上學讓我很難受，很焦慮。”每到這時，周子淵總是避開母親的目光，換一個話題。

一個常見的誤區是，休學的孩子不喜歡念書。很多時候孩子不是不想學習，隻是不想在學校那個環境裏學習，而且他們覺得學的應該是自己感興趣的事，林婷說。

在休學機構度過了讓母親倍感憂慮的兩年後，許淩的兒子逐漸感覺到了空虛，他告訴我，“玩瘋了，玩夠了，就意識到不能一直這樣玩，得想想以後要幹點啥”。後來他在美術中找到了自己的熱情，現在在一所私立學校的國際部讀書，計劃高中畢業後去日本學設計。

休學一年半的陳冉，現在也到了“休夠了，想找個學校去上學”的階段。但她盤算了一遍去過的公立學校、創新學校和休學社區，“好像沒什麽合適的學校，我在每個地方都不開心”。

她向鳳凰網描述了理想中的休學機構（或曰學校）的樣子——

“第一，能和同學們玩到一起，不會被排擠，這個是最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個完整的課程規劃，能讓人學到東西。其實我想學的東西很多。我想學英語，學日語……我想學醫學……我還想學藝術，學畫畫，學音樂。

“第三，我也希望學校的老師能給我指一條路，以後去哪裏上大學，去哪裏工作，讓我有個目標去努力。”她沉浸在想象中，話尾輕鬆地翹起來。

接著她頓住了，似乎想到了什麽，語氣重新變得低迷，“感覺還挺難的，至少我去過的學校都不符合”。

為休學的孩子奔走的大多是媽媽，這是我接觸的數位休學機構相關從業者的共識。

兒子休學兩年半以來，林婷參加過不少休學機構組織的家長活動，“見到的99%都是媽媽”。疲憊，焦慮，憂心忡忡，長在她們臉上。在機構聽了很多課，林婷說，媽媽們的一個共同期盼是，多一些讓她們坐在一起聊聊天的場域。

上海奉賢區的一個農家院提供了這樣的環境，這是經曆過重度抑鬱、現在從事療愈行業的夏林搭建的一個公益空間，她稱之為“休學家庭秘密基地”。“秘密基地”本不是專門為媽媽們而設，但夏林發現，到場的基本都是媽媽。她還建了一個200多人的線上家長社群，裏麵隻有3個爸爸，“每次有爸爸被拉進來，大家都感歎稀客”。

發在社交媒體上的招募貼中，她寫道，“想給休學的家庭一個喘口氣，可以相互交流，一起往前走的溫暖港灣”。在她的小院，沒有課程表和任務卡，不教認知也不治病，家庭們隻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在一起。

“母親們都非常堅強。”夏林說，她認識的媽媽很多都是“喪偶式育兒”，孩子休學後，丈夫給到的協助和支持很少。於是媽媽們一邊拚命工作掙錢，一邊努力照顧孩子的身心，“10個裏有6、7個都在自學心理學，甚至考了心理谘詢師的證書”。

在“秘密基地”，好幾位媽媽對夏林傾吐過自責和對孩子的愧疚——“孩子出了問題就是我的問題”，“我不是個好媽媽，要不然我的孩子怎麽會這樣”。這樣的表述，在陳麗敏和鳳凰網的對話中也多次出現。兒子休學後，丈夫和婆婆都說是她這個母親沒做好。她一方麵更加為早前到外地工作、把孩子交給嚴厲強勢的奶奶照料而歉疚，同時也覺得委屈，“父親的失職幹嘛都推給母親”，但因為不想讓兒子看到父母總吵架，她咽下了所有的指責。

對媽媽們來說更難的是接住來自孩子的負麵情緒。一次線下活動時，夏林親眼見到一個女孩當著母親的麵自殘，並情緒激烈地宣告，“我就要死，我已經計劃好了下一次怎麽自殺了”。

“我沒有見過不流淚的媽媽。”夏林說，她之前刷到過一些視頻，說“孩子抑鬱休學背後，往往有個焦慮的媽媽”，“家長要先解決自己的焦慮，才能幫到孩子”，也曾深以為然。但當她坐在這些媽媽的對麵，聽她們講每一天是怎樣小心翼翼地照顧孩子，她意識到，她們不是不知道要釋放自己的情緒，也不是不想，她們是不敢——“她們一旦給自己的情緒鬆個口子，就是海嘯般的決堤”。

最後說說錢。

這是市麵上部分商業性休學機構的收費情況：周子淵去過三次的杭州某休學機構，一次21天，15800元起步；陳麗敏的兒子短暫住過一周的北京某休學機構，每月1.8萬元；張思揚住過兩年的北京某休學機構，一年的教育谘詢費約16萬元，不含住宿費和餐費；林婷和兒子嘉辰參加的北京某休學機構的線下營，一次5-7天，每人約4000-6000元。

許多家庭被這樣的價格擋在門外。北京一家休學機構的負責人說，哪怕是北京本地的家庭，也有3-4成是因為經濟原因送不來的。即使是對於夫妻二人都是企業中高層的林婷一家，目前休學機構每個月近2萬的價格也已經達到他們心中的上限，“再高就真不行了”。畢竟，照顧一個休學的孩子，需要花錢的地方還有太多。林婷粗略算過，兒子休學兩年半以來，家裏的開銷至少有20萬，上休學機構、遊戲充值和日常點外賣是開支的幾個大頭。

根植於社會文化中的優績主義，也是休學青少年康複路上一個很大的阻力。

陶樂茜的營地來過一個男孩，20歲，本來在一所211大學計算機係讀大三，但對專業課不感興趣，掛科嚴重，隻能休學。他總說自己“一無是處”，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攝影，陶樂茜就鼓勵他做營地的攝影師，後來那期活動將近一半的照片都出自他的手。離開營地後，這個男孩明確了做職業攝影師的誌向，但因為他的學校不讓轉專業，他轉學去了一所二本院校讀攝影，同時跟著一個資深攝影師做學徒。孩子恢複了對生活的熱情，但家長的抱怨反而更多了：好好的211不上，去什麽二本？

◎ 陶樂茜營地的活動

據一位在兩家休學機構做過三年導師的從業者觀察，越是第一代大學生、越是“靠個人奮鬥吃到時代紅利”的家長的孩子，越容易心理上出問題。“家長太想把自己的成功經驗複製到孩子身上了，逼迫孩子內卷。但時代不同了。”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厭學、拒學在新冠疫情後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危機。美國教育部數據顯示，在2022-23學年，美國公立中小學的長期缺勤率（指缺勤時長超過10%）為28%，而在疫情前這個數字是15%；另據英國教育部數據，英國在2023-24年有超過17萬青少年嚴重缺勤（指缺勤時長超過50%），是2018-19年的2.83倍。

為了應對這一社會問題，在部分歐美國家，除了有商業性的心理康複機構，還有政府資助的社區中心，學校也會和政府、公益組織、基金會聯合起來，在校內設置出勤導師（attendance mentor）、心理導師、行為導師等崗位，借助獎券、治療犬等方式吸引青少年重回學校。在一些地區，學校還會將學生出勤情況與地方政府共享，教育專員和出勤官員（truancy officer）通過家訪等形式，為拒學的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提供幫助。

得到更多來自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支持，是很多休學家庭共同的期待。比如，林婷盼望街道或社區能定期組織休學孩子的媽媽們聚一聚，“媽媽們平時要工作，要照顧家裏，其實很難走遠”。也有一位媽媽告訴夏林，她很希望在家附近能找到為休學的孩子開設的公共空間，讓他們白天有地方和同齡人社交，學習一些課業之外感興趣的內容。

“我能起到的幫助好有限”，偶爾這種念頭會讓夏林覺得有些沮喪和憋屈，但在一些時刻，她看到了自己帶來的微光。

那個曾對著母親自殘的女孩，來到“秘密基地”的一周後，交到了好幾個朋友。母親感歎，好久沒看到她這麽開心了。

離開前女孩說，媽媽，你幫我買一點學習用品吧，我覺得我可以去學校了。她頓了頓又說，我相信隻要過了這一關，以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