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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超25家休學中心,接不住2800萬抑鬱青少年

文章來源: 在人間 於 2025-06-09 09:15:11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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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超過240人、名為“休學機構考察”的群聊裏,匯聚著奔波在全國各地、隻求為自家休學的孩子覓得一個理想去處的家長們。

發言通常以家長(絕大多數是媽媽)介紹孩子情況開啟:年齡跨度從13歲到19歲,初中生居多;男女比例大致相仿;有的孩子休學過不止一次;孩子的種種表現中,“不想出門、沒有社交”,“在家黑白顛倒、整天玩手機”,“對父母不信任,說不到一起”,是許多家長共同的困擾。

入群前,很多家庭都嚐試過心理谘詢與治療、藥物治療、物理治療等等。焦慮從字裏行間溢出來。“天天上火,口腔潰瘍都沒好過,熬吧”,一位高中休學兩次的19歲女孩的媽媽說。

求“藥”心切的家長將目光投向了休學機構。據鳳凰網不完全統計,目前麵向休厭學青少年的社區/基地在全國至少有25個,在與“躺平”文化緊密綁定的大理分布最多,其餘散落於有大量“海澱媽媽”的北京、科技之城杭州,還有近年來崛起的新一線城市成都等地。

不同休學機構的特色各異。有的主張“完全接納”,以“躺平”“擺爛”“休學搭子互助”為特色;有的主打自然療愈,讓孩子們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裏誦經、勞作、讀書;還有的休學中心綜合心理谘詢和趣味活動,戲劇、塔羅牌、cosplay甚至是王者榮耀都會出現在課表裏。差異裏也有共性:在休學機構,通常沒有固定的作息安排,沒有一定要上的課,也沒有老師和學生之間涇渭分明的權力關係。

休學機構在全國遍地開花的背後,是青少年群體日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和蔓延開來的休學現象。《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顯示,我國抑鬱症患者中18歲以下超過2800萬人,占比達30.28%。另據《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複痛點調研報告》,接受調研的1232個孩子患有抑鬱症等精神障礙的家庭裏,有過休學經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學次數為1.71次,第一次休學的平均年齡為13.74歲。

前述報告還指出,與其它治療方式相比,改變生活方式(如運動、調整飲食作息等),是最多家長認為治療效果好且穩定的選擇。休學機構的湧現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一個理想的休學機構,應該要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孩子們需要什麽?當十幾歲的青少年與傳統教育體係偏離、脫軌,他們被複雜的情緒纏繞。有自我懷疑,“為什麽別人都能堅持,我卻不行”;有羞恥感,“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認出來,我怕他們笑我”;也有迷茫,“不上學我還可以做什麽,我以後的生活怎麽辦”。他們想要認識有類似處境的同齡人,渴望不安全感被撫平,也期待在精神上得到引導。

鳳凰網聯係上6所休學中心,也和7位嚐試過休學機構的青少年或孩子家長聊了聊。在花樣繁多的休學機構之中,焦灼的家長和艱難療愈自己的孩子們,能找到心中的應許之地嗎?

5月的一個周六,幾個家庭聚在北京六環外的一棟二層小樓。當日是一家休學機構的開放日,穿著鄧布利多COS服的創辦者在台上介紹著心靈陪伴、博雅教育、項目式學習等理念,直到一句“遊戲也是教育的載體,王者榮耀也可以是課程”,讓台下的陳麗敏微蹙起眉。

今年42歲的陳麗敏是一名初中老師,她循規蹈矩的生活在這個春天被驟然改變:讀初一的兒子曉哲從不想寫作業、和同學有矛盾,逐漸發展為在學校總喘不上氣、晚上整宿整宿睡不著覺,最後她隻能給孩子辦了休學。三個月以來,陳麗敏“四處找方法”,中藥吃了,心理谘詢做了,收效甚微後她在網上搜索起休學機構。於是這天,頂著漫天飛絮,她帶著13歲的兒子一早從河北保定驅車來到北京。麵對接待他們的老師,她的第一句話是,“他老玩遊戲,眼(睛)疼”。

到了家長交流環節,陳麗敏按捺不住疑問:“還要讓孩子打遊戲嗎?孩子在遊戲裏出不來怎麽辦?”

兒子曉哲這時插話進來:“其實我不是愛玩遊戲。白天我媽上班去了,我妹上學去了,我爸不上班(曉哲休學後,爸爸請長假在家陪他),也整天躺在家裏玩手機,我有什麽意思?”陳麗敏苦澀地點點頭。

談到遊戲,在場的另一位16歲的北京男孩嘉辰也有話說——客觀來講,他無疑是一個遊戲少年:休學兩年半以來,他常常在原神、和平精英等遊戲編織的虛幻世界裏酣戰到深夜兩三點,直到眼花背疼才停下,還為一款遊戲充過十幾萬元——“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快樂都可以在遊戲裏找到,如果沒有遊戲,我早就無聊到不知道該幹什麽了。”兩年半的休學時長讓嘉辰爸爸已然有曆盡千帆之感,“我現在覺得遊戲是救孩子命的東西”。

休學、厭學的青少年常常同時被貼有網癮少年的標簽,一些孩子被父母強行送進“戒網癮學校”,被關禁閉,被體罰,被毆打。而在大部分休學機構,孩子們能得到充分的手機自由、遊戲自由。

“如果你認為通宵打遊戲、有網癮的孩子都是瘸腿的殘廢,請不要斷然扔掉遊戲這根拐杖,否則瘸子很難活。我們要在生活中構建他真實的樂趣、社交和意義感,把瘸腿治好了,拐杖自然就不用了。”在大理和成都運營著麵向休厭學青少年營地的陶樂茜說。

對於遊戲,陶樂茜認為堵不如疏。有個14歲女孩被爸爸形容為“打遊戲打得昏天暗地”,來到營地後,陶樂茜為她設計了一個“遊戲陪練”的職位,有兩個要求:一,帶營地其他小夥伴一起打遊戲;二,給她爸爸講解一款遊戲,“如果你做到這兩點,你不僅可以隨便打遊戲,我還給你發工資”。女孩很開心自己的領導力被看到了,和父親的關係也在借助遊戲的互動中轉好。

◎ 在陶樂茜營地,孩子給家長講解遊戲

蘇州一所休學社區的負責人霍登山也見證過一個男孩的轉變。他17歲,從初三起輟學,剛到社區時沉默寡言,每天悶在房間裏打遊戲。後來霍登山了解到,他父母長期在外務工,把他留給了爺爺奶奶,而老人對他最常說的話是,“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在家裏得不到足夠的關心,但在遊戲裏,男孩打到了很高的排名。“看到有那麽多人願意和他一起玩,給他那麽多的讚賞,他覺得特別有成就感,慢慢地就把自己的生活過得虛擬化了。”霍登山分析。

得知這個男孩對中醫感興趣,霍登山幫他聯係上一位中醫老師,教他刮痧、理療,幾個月後他決定到中醫館上班。最近一次聯係時他告訴霍登山,他現在也打遊戲,但隻是作為一種放鬆的方式,“我要學很多東西,要治病救人,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沉迷網絡是果不是因。”陶樂茜強調。她開過20多次麵向家長的遊戲科普工作坊,邀請遊戲大廠的資深策劃師給家長講解遊戲設計的原理,也請心理谘詢師分析青少年沉迷遊戲的心理學機製,告訴家長如何通過孩子的遊戲行為獲知他們的“心理缺口”——可能是通過短平快、殺時間的遊戲緩解焦慮,可能是在一關又一關的打怪升級中獲得成就感和意義感,也可能是借由遊戲維係友誼或是尋求現實中找不到的陪伴。

在陶樂茜看來,理解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父母做出改變。工作坊開始前,她會先讓家長填表回答幾個問題:孩子平時玩哪些遊戲?遊戲裏有哪些操作?他在什麽樣的情緒狀態下會玩遊戲?玩完後他的情緒有什麽變化?

“你回答了這些問題再說讓孩子戒遊戲。如果答不上來,我建議你先回家觀察一下;如果孩子不讓你觀察,首先要改變的是你們的親子關係。”陶樂茜說。

家長們急於看到變化。但對於孩子而言,從休學到走入一間休學機構,通常需要不短的時間才能積攢起足夠的能量。

第一個階段常常是睡覺。休學後的頭幾個月,14歲的陳冉終於找回了之前被課業擠占的睡眠,睡得黑白不分,“太困了”。

幾個月過去,她開始做一些上學時沒時間幹的事,畫畫,漫無目的地逛商場,逛公園。她給學校裏的朋友發消息,夜裏十一點多才收到回複——那時朋友剛寫完作業,“基本沒有人能講話,非常孤單”。

休學後的負麵情緒不止於此。拿到休學通知書那天,陳冉想象中的輕鬆沒有出現,反而是被自責、焦慮和愧疚自此纏住,“這點困難我都堅持不下來,以後進入社會怎麽辦”“別人會不會對我有看法,我以後的生活怎麽辦”“又要讓媽媽難過了”等念頭每天交替攻擊她。

還有不上學和生病混合帶來的羞恥感。開放日上,曉哲解釋自己為什麽總在家打遊戲時也說到,“上外麵轉悠去我也不敢,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認出來,我怕他們笑我”。實際上,休學孩子出門難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一位接觸過上百個休厭學孩子的心理谘詢師告訴我,很多孩子休學後都不願意在工作日出門,尤其是正處於青春期的初中生,“他們會很不好意思,害怕異樣的目光”。

推動當時16歲的周子淵出門的是對改變的期待。精力恢複一些後,他吃過藥,也試過心理谘詢,帶著經曆過多次失望後刻意壓低的期待,他從北京隻身前往杭州,開始了在一家休學機構(他稱之為“小屋”)為期一個月的嚐試。中間他有事回了趟家,飛回杭州的路上,心裏的輕鬆和雀躍讓他意識到,“這個地方來對了”。一個月後,回家前夜,他甚至爆發了嚴重的分離焦慮,在小屋後院坐到淩晨四點。之後不到一年裏,他又去過兩次。“一個幾乎完美的烏托邦”,他這樣形容。

周子淵的手機裏有一個專門為小屋建的相冊。翻看著當時的照片,他被一種感覺擊中,頓了頓,他找到了合適的詞,“安全感”——“在那裏,無論情緒還是其他方麵有什麽事情,我都可以很肆意地表達我的想法,可以被托住,可以被完全接納。”

描述小屋的日常生活時,周子淵又兩次提到“安全感”。安全感來自於每個孩子都會被分到一位陪伴者,而所謂陪伴,用他的話說就是“一起瘋一起鬧騰”。更根本地,安全感來自於陪伴者“都隨你”的態度:他早上不想起床時,陪伴者說,“好,你接著睡”;他有時不想上課,陪伴者說,“走,我們去玩”;他饞好吃的時候,陪伴者也會點上外賣,叫他一起吃。

這種安全感,是周子淵在過去生活中很少有的,即使是在家裏。小時候他在學校被老師批評、被同學孤立,他媽媽知道後說,你要是沒有錯,老師為什麽要說你,同學為什麽要那麽對你?慢慢地他產生了一種感覺,“家庭並不是一個我可以放心傾訴、完全依靠的地方”,後來他和父母的溝通越來越少,大多限於他們問他成績、他回答,而他幾乎不會主動和他們說什麽。

很多時候,孩子們需要的隻是一個可以徹底放鬆的空間,即便什麽都不做。嘉辰休學半年多後,媽媽林婷帶他去過一個休學機構的線下營。五天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有桌遊、劇本殺、魔術、沙灘運動會、燒烤,林婷滿懷期待。但到了那裏,嘉辰很少去參加活動,也不主動認識其他人,一直窩在酒店房間裏打遊戲。林婷在一旁看得焦慮,也覺得自己很失敗。幾個月後又有線下營,林婷不抱希望地提了一嘴,沒想到嘉辰很積極地說要去,因為“那裏很包容”。

在“過來人”周子淵看來,青少年休學後,安全感是一個最普遍、也是應該被首先滿足的需要,“尤其情緒狀態比較嚴重或比較急性的階段,當務之急是先讓他緩下來,放鬆下來,一直緊繃著是好不了的”。

周子淵最後一次去小屋已經是兩年多之前的事了,“它一直會是我記憶中的那個烏托邦,隻是我不再那麽急切地需要它了”。

周子淵無疑是幸運的,一次就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休學機構。更多家庭要經曆一次又一次的試錯。

5月那個開放日當天,陳麗敏的兒子曉哲入住了這家休學機構。給孩子買好生活用品,離開北京前,陳麗敏最擔心的是他的失眠。三四天後的夜裏,她在河北的家中接到電話,曉哲哭著說自己睡不著,很痛苦,最初幾晚有老師陪他,“後來人家讓他走向獨立”。陳麗敏聽得著急,“他晚上需要人陪著,跟他聊天,要不他焦慮,一直胡思亂想”。

以博雅教育為核心的課程體係也讓曉哲覺得不適應。老師充滿激情地講蘇格拉底、弗洛伊德,想引導孩子思考,但對於13歲的曉哲來說,這有些太深奧了。加上機構剛開始招生,曉哲之外隻有零星一兩個孩子加入,他找不到玩伴,大把的空閑時間裏隻能一個人玩手機。

深夜電話裏兒子的哭腔讓陳麗敏心裏格外難受。一周後,她去北京接回了曉哲。

陳麗敏及時止損。還有一些孩子在休學機構待過數個月甚至一兩年,但回頭一看,隻覺得“稀裏糊塗”。

沈藝彤的15歲在北京一家休學社區度過。我問她在那裏都做什麽。“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她想了十幾秒,反問自己,“我一整年都幹啥了?”在她不多的記憶裏,那裏很自由:她有時醒得早,有時醒得晚,想參加活動就跟著參加,打羽毛球,玩桌遊,上一些“不是很有學習的感覺”的課,都不想參與的話就到處晃悠晃悠。

◎ 沈藝彤休學後的藝術生活

她之所以待了一整年,隻因為這是她媽媽的決定,“我隻要在家就會刺痛她,我出去隨便幹點啥也比在家裏待著強”。

同樣是被媽媽的焦慮推動著,陳冉先後在上海兩個休學社區各待過兩個月。社區的周邊環境不錯,依山傍水,但她待過之後“反而更不舒服了”。

陳冉用一個詞總結兩個社區的共性:敷衍。宣傳單上寫得豐富:爬山、掃除、學畫畫、學外語......實際上,沒有內部管理規則,沒有日常活動計劃,沒有係統的教學體係。有時看著社區小院裏被散養的雞群,陳冉覺得自己和它們沒什麽區別,“感覺那兒像老年療養中心而不是學校”。

更讓她看不慣的是休學社區裏老師和學生的相處模式,“感覺老師在故意討好學生,為了讓他們繼續付錢留在那裏”。比如,老師會刻意學一些時下的網絡用語,和同學互稱“寶寶”,誇人“萌萌嘟”,或是時不時冒出一句“要鼠了”——在陳冉看來,他們“一點老師的尊嚴都沒有”。

◎ 陳冉去過的休學社區之一

還有些時候,做出“試錯”這個判斷的是家長。

許淩的兒子在北京一家休學機構待過兩年,而這一度導致她家矛盾激化。許淩告訴我,最開始選擇那家機構是因為“沒有作業”,這讓“一到周末就要寫七八張卷子”的孩子,以及經常在家長群裏被老師點名“你家孩子沒寫完作業”的她都覺得很驚喜。但去了之後,她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麵:老師們提供的更多是陪伴,缺乏精神層麵的引領,也不管作息,“孩子一整個失去方向的感覺,蒙了”。正處在青春期的兒子“在那邊很舒服,不想出來”,她和丈夫試圖溝通,但每次溝通總會引發又一輪的爭吵。

許淩不後悔當初的嚐試,但坦言自己“衝動了”,“既能讓孩子探索自我,但是又不會太自由太鬆散,還是很難平衡的”。

“麵向休學青少年的人生中轉站”,北京某休學機構的簡介中這樣寫道。那麽,下一站是哪裏?

霍登山見過不少家長,剛到休學社區時都說,“我不指望我的孩子以後有多大出息,我隻希望他把生活作息調整過來,健健康康的就好”,但繼續聊,他發現家長們“其實都是滿懷期待”。

從孩子休學起,一個沙漏懸在許多家長心裏。他們謹慎地算著流沙的速度,或快或慢。當沙漏空了,孩子就該複學了。對於這種心態,霍登山形容為“種下一個西瓜秧,立馬就想吃西瓜”。

陳麗敏也不例外。曉哲今年三月正式休學,按照規定,休學期為一學年。不過陳麗敏有自己的計劃。她準備九月先給曉哲“找個班待著”,之後再補手續,“其實這個休學製度也不太好,應該孩子準備好就可以去”。我問,還剩三四個月,來得及嗎?“也得看孩子,”陳麗敏的語速放緩,“他恢複得好就早點去,不適應的話咱們就往後錯。”不過,一年為止。

“機構也不是長久之地。還得讓他回到學校,接受正規的、傳統的教育,得跟著大流走,”陳麗敏的聲音恢複了一個初中老師的幹脆果決,“怎麽也得走完這三年,哪怕是混也得混過去。”

想要“特效藥”、對短期內複學有明確要求但不關心孩子心理變化的家長,是陶樂茜不太願意接觸的。營地活動之外,她也做麵向休學青少年的一對一家庭教練陪伴服務,和家長溝通時她會提前說清楚時間周期:前期的家長工作需要1-1.5個月,用於和家長調研、了解孩子的興趣和雷區,下一步是和孩子建立關係,需要1.5-3個月,持續支持孩子還需要4-6個月。複學則是到最後一個階段、孩子狀況穩定後才會被提到的話題。“家長有不著急複學的認知,是最難能可貴的資源。”陶樂茜說。

父母對複學的急切也會化作沉重的負擔壓在孩子心上。休學的四年裏,周子淵複學過三次,“每一年都在嚐試,每一年都沒有成功”。

複學時間最短的一次,他隻堅持了不到一周。坐在教室裏,他昏昏沉沉,隻能趴在桌上聽課,忍著頭痛看書。老師嚴肅的聲音從講台上傳來:你既然來了就好好聽課,每天在這裏趴著的話還不如不來。他大受打擊,在心裏腹誹:“我能坐在這裏都是我燒高香了,讓我以正常上高中的強度聽課,我真的做不到。”第二天他再次休學,重回小屋,被熟悉的安全感撫慰。兩年前的九月,他第三次複學,不到一個月後又一次休學,自那之後他“就沒正經上過學了”。

但他媽媽仍然時不時流露對他複學的期待,以一種迂回的表達方式——“你不上學讓我很難受,很焦慮。”每到這時,周子淵總是避開母親的目光,換一個話題。

一個常見的誤區是,休學的孩子不喜歡念書。很多時候孩子不是不想學習,隻是不想在學校那個環境裏學習,而且他們覺得學的應該是自己感興趣的事,林婷說。

在休學機構度過了讓母親倍感憂慮的兩年後,許淩的兒子逐漸感覺到了空虛,他告訴我,“玩瘋了,玩夠了,就意識到不能一直這樣玩,得想想以後要幹點啥”。後來他在美術中找到了自己的熱情,現在在一所私立學校的國際部讀書,計劃高中畢業後去日本學設計。

休學一年半的陳冉,現在也到了“休夠了,想找個學校去上學”的階段。但她盤算了一遍去過的公立學校、創新學校和休學社區,“好像沒什麽合適的學校,我在每個地方都不開心”。

她向鳳凰網描述了理想中的休學機構(或曰學校)的樣子——

“第一,能和同學們玩到一起,不會被排擠,這個是最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個完整的課程規劃,能讓人學到東西。其實我想學的東西很多。我想學英語,學日語……我想學醫學……我還想學藝術,學畫畫,學音樂。

“第三,我也希望學校的老師能給我指一條路,以後去哪裏上大學,去哪裏工作,讓我有個目標去努力。”她沉浸在想象中,話尾輕鬆地翹起來。

接著她頓住了,似乎想到了什麽,語氣重新變得低迷,“感覺還挺難的,至少我去過的學校都不符合”。

為休學的孩子奔走的大多是媽媽,這是我接觸的數位休學機構相關從業者的共識。

兒子休學兩年半以來,林婷參加過不少休學機構組織的家長活動,“見到的99%都是媽媽”。疲憊,焦慮,憂心忡忡,長在她們臉上。在機構聽了很多課,林婷說,媽媽們的一個共同期盼是,多一些讓她們坐在一起聊聊天的場域。

上海奉賢區的一個農家院提供了這樣的環境,這是經曆過重度抑鬱、現在從事療愈行業的夏林搭建的一個公益空間,她稱之為“休學家庭秘密基地”。“秘密基地”本不是專門為媽媽們而設,但夏林發現,到場的基本都是媽媽。她還建了一個200多人的線上家長社群,裏麵隻有3個爸爸,“每次有爸爸被拉進來,大家都感歎稀客”。

發在社交媒體上的招募貼中,她寫道,“想給休學的家庭一個喘口氣,可以相互交流,一起往前走的溫暖港灣”。在她的小院,沒有課程表和任務卡,不教認知也不治病,家庭們隻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在一起。

“母親們都非常堅強。”夏林說,她認識的媽媽很多都是“喪偶式育兒”,孩子休學後,丈夫給到的協助和支持很少。於是媽媽們一邊拚命工作掙錢,一邊努力照顧孩子的身心,“10個裏有6、7個都在自學心理學,甚至考了心理谘詢師的證書”。

在“秘密基地”,好幾位媽媽對夏林傾吐過自責和對孩子的愧疚——“孩子出了問題就是我的問題”,“我不是個好媽媽,要不然我的孩子怎麽會這樣”。這樣的表述,在陳麗敏和鳳凰網的對話中也多次出現。兒子休學後,丈夫和婆婆都說是她這個母親沒做好。她一方麵更加為早前到外地工作、把孩子交給嚴厲強勢的奶奶照料而歉疚,同時也覺得委屈,“父親的失職幹嘛都推給母親”,但因為不想讓兒子看到父母總吵架,她咽下了所有的指責。

對媽媽們來說更難的是接住來自孩子的負麵情緒。一次線下活動時,夏林親眼見到一個女孩當著母親的麵自殘,並情緒激烈地宣告,“我就要死,我已經計劃好了下一次怎麽自殺了”。

“我沒有見過不流淚的媽媽。”夏林說,她之前刷到過一些視頻,說“孩子抑鬱休學背後,往往有個焦慮的媽媽”,“家長要先解決自己的焦慮,才能幫到孩子”,也曾深以為然。但當她坐在這些媽媽的對麵,聽她們講每一天是怎樣小心翼翼地照顧孩子,她意識到,她們不是不知道要釋放自己的情緒,也不是不想,她們是不敢——“她們一旦給自己的情緒鬆個口子,就是海嘯般的決堤”。

最後說說錢。

這是市麵上部分商業性休學機構的收費情況:周子淵去過三次的杭州某休學機構,一次21天,15800元起步;陳麗敏的兒子短暫住過一周的北京某休學機構,每月1.8萬元;張思揚住過兩年的北京某休學機構,一年的教育谘詢費約16萬元,不含住宿費和餐費;林婷和兒子嘉辰參加的北京某休學機構的線下營,一次5-7天,每人約4000-6000元。

許多家庭被這樣的價格擋在門外。北京一家休學機構的負責人說,哪怕是北京本地的家庭,也有3-4成是因為經濟原因送不來的。即使是對於夫妻二人都是企業中高層的林婷一家,目前休學機構每個月近2萬的價格也已經達到他們心中的上限,“再高就真不行了”。畢竟,照顧一個休學的孩子,需要花錢的地方還有太多。林婷粗略算過,兒子休學兩年半以來,家裏的開銷至少有20萬,上休學機構、遊戲充值和日常點外賣是開支的幾個大頭。

根植於社會文化中的優績主義,也是休學青少年康複路上一個很大的阻力。

陶樂茜的營地來過一個男孩,20歲,本來在一所211大學計算機係讀大三,但對專業課不感興趣,掛科嚴重,隻能休學。他總說自己“一無是處”,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攝影,陶樂茜就鼓勵他做營地的攝影師,後來那期活動將近一半的照片都出自他的手。離開營地後,這個男孩明確了做職業攝影師的誌向,但因為他的學校不讓轉專業,他轉學去了一所二本院校讀攝影,同時跟著一個資深攝影師做學徒。孩子恢複了對生活的熱情,但家長的抱怨反而更多了:好好的211不上,去什麽二本?

◎ 陶樂茜營地的活動

據一位在兩家休學機構做過三年導師的從業者觀察,越是第一代大學生、越是“靠個人奮鬥吃到時代紅利”的家長的孩子,越容易心理上出問題。“家長太想把自己的成功經驗複製到孩子身上了,逼迫孩子內卷。但時代不同了。”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厭學、拒學在新冠疫情後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危機。美國教育部數據顯示,在2022-23學年,美國公立中小學的長期缺勤率(指缺勤時長超過10%)為28%,而在疫情前這個數字是15%;另據英國教育部數據,英國在2023-24年有超過17萬青少年嚴重缺勤(指缺勤時長超過50%),是2018-19年的2.83倍。

為了應對這一社會問題,在部分歐美國家,除了有商業性的心理康複機構,還有政府資助的社區中心,學校也會和政府、公益組織、基金會聯合起來,在校內設置出勤導師(attendance mentor)、心理導師、行為導師等崗位,借助獎券、治療犬等方式吸引青少年重回學校。在一些地區,學校還會將學生出勤情況與地方政府共享,教育專員和出勤官員(truancy officer)通過家訪等形式,為拒學的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提供幫助。

得到更多來自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支持,是很多休學家庭共同的期待。比如,林婷盼望街道或社區能定期組織休學孩子的媽媽們聚一聚,“媽媽們平時要工作,要照顧家裏,其實很難走遠”。也有一位媽媽告訴夏林,她很希望在家附近能找到為休學的孩子開設的公共空間,讓他們白天有地方和同齡人社交,學習一些課業之外感興趣的內容。

“我能起到的幫助好有限”,偶爾這種念頭會讓夏林覺得有些沮喪和憋屈,但在一些時刻,她看到了自己帶來的微光。

那個曾對著母親自殘的女孩,來到“秘密基地”的一周後,交到了好幾個朋友。母親感歎,好久沒看到她這麽開心了。

離開前女孩說,媽媽,你幫我買一點學習用品吧,我覺得我可以去學校了。她頓了頓又說,我相信隻要過了這一關,以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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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通常以家長(絕大多數是媽媽)介紹孩子情況開啟:年齡跨度從13歲到19歲,初中生居多;男女比例大致相仿;有的孩子休學過不止一次;孩子的種種表現中,“不想出門、沒有社交”,“在家黑白顛倒、整天玩手機”,“對父母不信任,說不到一起”,是許多家長共同的困擾。

入群前,很多家庭都嚐試過心理谘詢與治療、藥物治療、物理治療等等。焦慮從字裏行間溢出來。“天天上火,口腔潰瘍都沒好過,熬吧”,一位高中休學兩次的19歲女孩的媽媽說。

求“藥”心切的家長將目光投向了休學機構。據鳳凰網不完全統計,目前麵向休厭學青少年的社區/基地在全國至少有25個,在與“躺平”文化緊密綁定的大理分布最多,其餘散落於有大量“海澱媽媽”的北京、科技之城杭州,還有近年來崛起的新一線城市成都等地。

不同休學機構的特色各異。有的主張“完全接納”,以“躺平”“擺爛”“休學搭子互助”為特色;有的主打自然療愈,讓孩子們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裏誦經、勞作、讀書;還有的休學中心綜合心理谘詢和趣味活動,戲劇、塔羅牌、cosplay甚至是王者榮耀都會出現在課表裏。差異裏也有共性:在休學機構,通常沒有固定的作息安排,沒有一定要上的課,也沒有老師和學生之間涇渭分明的權力關係。

休學機構在全國遍地開花的背後,是青少年群體日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和蔓延開來的休學現象。《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顯示,我國抑鬱症患者中18歲以下超過2800萬人,占比達30.28%。另據《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複痛點調研報告》,接受調研的1232個孩子患有抑鬱症等精神障礙的家庭裏,有過休學經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學次數為1.71次,第一次休學的平均年齡為13.74歲。

前述報告還指出,與其它治療方式相比,改變生活方式(如運動、調整飲食作息等),是最多家長認為治療效果好且穩定的選擇。休學機構的湧現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一個理想的休學機構,應該要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孩子們需要什麽?當十幾歲的青少年與傳統教育體係偏離、脫軌,他們被複雜的情緒纏繞。有自我懷疑,“為什麽別人都能堅持,我卻不行”;有羞恥感,“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認出來,我怕他們笑我”;也有迷茫,“不上學我還可以做什麽,我以後的生活怎麽辦”。他們想要認識有類似處境的同齡人,渴望不安全感被撫平,也期待在精神上得到引導。

鳳凰網聯係上6所休學中心,也和7位嚐試過休學機構的青少年或孩子家長聊了聊。在花樣繁多的休學機構之中,焦灼的家長和艱難療愈自己的孩子們,能找到心中的應許之地嗎?

5月的一個周六,幾個家庭聚在北京六環外的一棟二層小樓。當日是一家休學機構的開放日,穿著鄧布利多COS服的創辦者在台上介紹著心靈陪伴、博雅教育、項目式學習等理念,直到一句“遊戲也是教育的載體,王者榮耀也可以是課程”,讓台下的陳麗敏微蹙起眉。

今年42歲的陳麗敏是一名初中老師,她循規蹈矩的生活在這個春天被驟然改變:讀初一的兒子曉哲從不想寫作業、和同學有矛盾,逐漸發展為在學校總喘不上氣、晚上整宿整宿睡不著覺,最後她隻能給孩子辦了休學。三個月以來,陳麗敏“四處找方法”,中藥吃了,心理谘詢做了,收效甚微後她在網上搜索起休學機構。於是這天,頂著漫天飛絮,她帶著13歲的兒子一早從河北保定驅車來到北京。麵對接待他們的老師,她的第一句話是,“他老玩遊戲,眼(睛)疼”。

到了家長交流環節,陳麗敏按捺不住疑問:“還要讓孩子打遊戲嗎?孩子在遊戲裏出不來怎麽辦?”

兒子曉哲這時插話進來:“其實我不是愛玩遊戲。白天我媽上班去了,我妹上學去了,我爸不上班(曉哲休學後,爸爸請長假在家陪他),也整天躺在家裏玩手機,我有什麽意思?”陳麗敏苦澀地點點頭。

談到遊戲,在場的另一位16歲的北京男孩嘉辰也有話說——客觀來講,他無疑是一個遊戲少年:休學兩年半以來,他常常在原神、和平精英等遊戲編織的虛幻世界裏酣戰到深夜兩三點,直到眼花背疼才停下,還為一款遊戲充過十幾萬元——“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快樂都可以在遊戲裏找到,如果沒有遊戲,我早就無聊到不知道該幹什麽了。”兩年半的休學時長讓嘉辰爸爸已然有曆盡千帆之感,“我現在覺得遊戲是救孩子命的東西”。

休學、厭學的青少年常常同時被貼有網癮少年的標簽,一些孩子被父母強行送進“戒網癮學校”,被關禁閉,被體罰,被毆打。而在大部分休學機構,孩子們能得到充分的手機自由、遊戲自由。

“如果你認為通宵打遊戲、有網癮的孩子都是瘸腿的殘廢,請不要斷然扔掉遊戲這根拐杖,否則瘸子很難活。我們要在生活中構建他真實的樂趣、社交和意義感,把瘸腿治好了,拐杖自然就不用了。”在大理和成都運營著麵向休厭學青少年營地的陶樂茜說。

對於遊戲,陶樂茜認為堵不如疏。有個14歲女孩被爸爸形容為“打遊戲打得昏天暗地”,來到營地後,陶樂茜為她設計了一個“遊戲陪練”的職位,有兩個要求:一,帶營地其他小夥伴一起打遊戲;二,給她爸爸講解一款遊戲,“如果你做到這兩點,你不僅可以隨便打遊戲,我還給你發工資”。女孩很開心自己的領導力被看到了,和父親的關係也在借助遊戲的互動中轉好。

◎ 在陶樂茜營地,孩子給家長講解遊戲

蘇州一所休學社區的負責人霍登山也見證過一個男孩的轉變。他17歲,從初三起輟學,剛到社區時沉默寡言,每天悶在房間裏打遊戲。後來霍登山了解到,他父母長期在外務工,把他留給了爺爺奶奶,而老人對他最常說的話是,“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在家裏得不到足夠的關心,但在遊戲裏,男孩打到了很高的排名。“看到有那麽多人願意和他一起玩,給他那麽多的讚賞,他覺得特別有成就感,慢慢地就把自己的生活過得虛擬化了。”霍登山分析。

得知這個男孩對中醫感興趣,霍登山幫他聯係上一位中醫老師,教他刮痧、理療,幾個月後他決定到中醫館上班。最近一次聯係時他告訴霍登山,他現在也打遊戲,但隻是作為一種放鬆的方式,“我要學很多東西,要治病救人,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沉迷網絡是果不是因。”陶樂茜強調。她開過20多次麵向家長的遊戲科普工作坊,邀請遊戲大廠的資深策劃師給家長講解遊戲設計的原理,也請心理谘詢師分析青少年沉迷遊戲的心理學機製,告訴家長如何通過孩子的遊戲行為獲知他們的“心理缺口”——可能是通過短平快、殺時間的遊戲緩解焦慮,可能是在一關又一關的打怪升級中獲得成就感和意義感,也可能是借由遊戲維係友誼或是尋求現實中找不到的陪伴。

在陶樂茜看來,理解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父母做出改變。工作坊開始前,她會先讓家長填表回答幾個問題:孩子平時玩哪些遊戲?遊戲裏有哪些操作?他在什麽樣的情緒狀態下會玩遊戲?玩完後他的情緒有什麽變化?

“你回答了這些問題再說讓孩子戒遊戲。如果答不上來,我建議你先回家觀察一下;如果孩子不讓你觀察,首先要改變的是你們的親子關係。”陶樂茜說。

家長們急於看到變化。但對於孩子而言,從休學到走入一間休學機構,通常需要不短的時間才能積攢起足夠的能量。

第一個階段常常是睡覺。休學後的頭幾個月,14歲的陳冉終於找回了之前被課業擠占的睡眠,睡得黑白不分,“太困了”。

幾個月過去,她開始做一些上學時沒時間幹的事,畫畫,漫無目的地逛商場,逛公園。她給學校裏的朋友發消息,夜裏十一點多才收到回複——那時朋友剛寫完作業,“基本沒有人能講話,非常孤單”。

休學後的負麵情緒不止於此。拿到休學通知書那天,陳冉想象中的輕鬆沒有出現,反而是被自責、焦慮和愧疚自此纏住,“這點困難我都堅持不下來,以後進入社會怎麽辦”“別人會不會對我有看法,我以後的生活怎麽辦”“又要讓媽媽難過了”等念頭每天交替攻擊她。

還有不上學和生病混合帶來的羞恥感。開放日上,曉哲解釋自己為什麽總在家打遊戲時也說到,“上外麵轉悠去我也不敢,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認出來,我怕他們笑我”。實際上,休學孩子出門難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一位接觸過上百個休厭學孩子的心理谘詢師告訴我,很多孩子休學後都不願意在工作日出門,尤其是正處於青春期的初中生,“他們會很不好意思,害怕異樣的目光”。

推動當時16歲的周子淵出門的是對改變的期待。精力恢複一些後,他吃過藥,也試過心理谘詢,帶著經曆過多次失望後刻意壓低的期待,他從北京隻身前往杭州,開始了在一家休學機構(他稱之為“小屋”)為期一個月的嚐試。中間他有事回了趟家,飛回杭州的路上,心裏的輕鬆和雀躍讓他意識到,“這個地方來對了”。一個月後,回家前夜,他甚至爆發了嚴重的分離焦慮,在小屋後院坐到淩晨四點。之後不到一年裏,他又去過兩次。“一個幾乎完美的烏托邦”,他這樣形容。

周子淵的手機裏有一個專門為小屋建的相冊。翻看著當時的照片,他被一種感覺擊中,頓了頓,他找到了合適的詞,“安全感”——“在那裏,無論情緒還是其他方麵有什麽事情,我都可以很肆意地表達我的想法,可以被托住,可以被完全接納。”

描述小屋的日常生活時,周子淵又兩次提到“安全感”。安全感來自於每個孩子都會被分到一位陪伴者,而所謂陪伴,用他的話說就是“一起瘋一起鬧騰”。更根本地,安全感來自於陪伴者“都隨你”的態度:他早上不想起床時,陪伴者說,“好,你接著睡”;他有時不想上課,陪伴者說,“走,我們去玩”;他饞好吃的時候,陪伴者也會點上外賣,叫他一起吃。

這種安全感,是周子淵在過去生活中很少有的,即使是在家裏。小時候他在學校被老師批評、被同學孤立,他媽媽知道後說,你要是沒有錯,老師為什麽要說你,同學為什麽要那麽對你?慢慢地他產生了一種感覺,“家庭並不是一個我可以放心傾訴、完全依靠的地方”,後來他和父母的溝通越來越少,大多限於他們問他成績、他回答,而他幾乎不會主動和他們說什麽。

很多時候,孩子們需要的隻是一個可以徹底放鬆的空間,即便什麽都不做。嘉辰休學半年多後,媽媽林婷帶他去過一個休學機構的線下營。五天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有桌遊、劇本殺、魔術、沙灘運動會、燒烤,林婷滿懷期待。但到了那裏,嘉辰很少去參加活動,也不主動認識其他人,一直窩在酒店房間裏打遊戲。林婷在一旁看得焦慮,也覺得自己很失敗。幾個月後又有線下營,林婷不抱希望地提了一嘴,沒想到嘉辰很積極地說要去,因為“那裏很包容”。

在“過來人”周子淵看來,青少年休學後,安全感是一個最普遍、也是應該被首先滿足的需要,“尤其情緒狀態比較嚴重或比較急性的階段,當務之急是先讓他緩下來,放鬆下來,一直緊繃著是好不了的”。

周子淵最後一次去小屋已經是兩年多之前的事了,“它一直會是我記憶中的那個烏托邦,隻是我不再那麽急切地需要它了”。

周子淵無疑是幸運的,一次就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休學機構。更多家庭要經曆一次又一次的試錯。

5月那個開放日當天,陳麗敏的兒子曉哲入住了這家休學機構。給孩子買好生活用品,離開北京前,陳麗敏最擔心的是他的失眠。三四天後的夜裏,她在河北的家中接到電話,曉哲哭著說自己睡不著,很痛苦,最初幾晚有老師陪他,“後來人家讓他走向獨立”。陳麗敏聽得著急,“他晚上需要人陪著,跟他聊天,要不他焦慮,一直胡思亂想”。

以博雅教育為核心的課程體係也讓曉哲覺得不適應。老師充滿激情地講蘇格拉底、弗洛伊德,想引導孩子思考,但對於13歲的曉哲來說,這有些太深奧了。加上機構剛開始招生,曉哲之外隻有零星一兩個孩子加入,他找不到玩伴,大把的空閑時間裏隻能一個人玩手機。

深夜電話裏兒子的哭腔讓陳麗敏心裏格外難受。一周後,她去北京接回了曉哲。

陳麗敏及時止損。還有一些孩子在休學機構待過數個月甚至一兩年,但回頭一看,隻覺得“稀裏糊塗”。

沈藝彤的15歲在北京一家休學社區度過。我問她在那裏都做什麽。“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她想了十幾秒,反問自己,“我一整年都幹啥了?”在她不多的記憶裏,那裏很自由:她有時醒得早,有時醒得晚,想參加活動就跟著參加,打羽毛球,玩桌遊,上一些“不是很有學習的感覺”的課,都不想參與的話就到處晃悠晃悠。

◎ 沈藝彤休學後的藝術生活

她之所以待了一整年,隻因為這是她媽媽的決定,“我隻要在家就會刺痛她,我出去隨便幹點啥也比在家裏待著強”。

同樣是被媽媽的焦慮推動著,陳冉先後在上海兩個休學社區各待過兩個月。社區的周邊環境不錯,依山傍水,但她待過之後“反而更不舒服了”。

陳冉用一個詞總結兩個社區的共性:敷衍。宣傳單上寫得豐富:爬山、掃除、學畫畫、學外語......實際上,沒有內部管理規則,沒有日常活動計劃,沒有係統的教學體係。有時看著社區小院裏被散養的雞群,陳冉覺得自己和它們沒什麽區別,“感覺那兒像老年療養中心而不是學校”。

更讓她看不慣的是休學社區裏老師和學生的相處模式,“感覺老師在故意討好學生,為了讓他們繼續付錢留在那裏”。比如,老師會刻意學一些時下的網絡用語,和同學互稱“寶寶”,誇人“萌萌嘟”,或是時不時冒出一句“要鼠了”——在陳冉看來,他們“一點老師的尊嚴都沒有”。

◎ 陳冉去過的休學社區之一

還有些時候,做出“試錯”這個判斷的是家長。

許淩的兒子在北京一家休學機構待過兩年,而這一度導致她家矛盾激化。許淩告訴我,最開始選擇那家機構是因為“沒有作業”,這讓“一到周末就要寫七八張卷子”的孩子,以及經常在家長群裏被老師點名“你家孩子沒寫完作業”的她都覺得很驚喜。但去了之後,她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麵:老師們提供的更多是陪伴,缺乏精神層麵的引領,也不管作息,“孩子一整個失去方向的感覺,蒙了”。正處在青春期的兒子“在那邊很舒服,不想出來”,她和丈夫試圖溝通,但每次溝通總會引發又一輪的爭吵。

許淩不後悔當初的嚐試,但坦言自己“衝動了”,“既能讓孩子探索自我,但是又不會太自由太鬆散,還是很難平衡的”。

“麵向休學青少年的人生中轉站”,北京某休學機構的簡介中這樣寫道。那麽,下一站是哪裏?

霍登山見過不少家長,剛到休學社區時都說,“我不指望我的孩子以後有多大出息,我隻希望他把生活作息調整過來,健健康康的就好”,但繼續聊,他發現家長們“其實都是滿懷期待”。

從孩子休學起,一個沙漏懸在許多家長心裏。他們謹慎地算著流沙的速度,或快或慢。當沙漏空了,孩子就該複學了。對於這種心態,霍登山形容為“種下一個西瓜秧,立馬就想吃西瓜”。

陳麗敏也不例外。曉哲今年三月正式休學,按照規定,休學期為一學年。不過陳麗敏有自己的計劃。她準備九月先給曉哲“找個班待著”,之後再補手續,“其實這個休學製度也不太好,應該孩子準備好就可以去”。我問,還剩三四個月,來得及嗎?“也得看孩子,”陳麗敏的語速放緩,“他恢複得好就早點去,不適應的話咱們就往後錯。”不過,一年為止。

“機構也不是長久之地。還得讓他回到學校,接受正規的、傳統的教育,得跟著大流走,”陳麗敏的聲音恢複了一個初中老師的幹脆果決,“怎麽也得走完這三年,哪怕是混也得混過去。”

想要“特效藥”、對短期內複學有明確要求但不關心孩子心理變化的家長,是陶樂茜不太願意接觸的。營地活動之外,她也做麵向休學青少年的一對一家庭教練陪伴服務,和家長溝通時她會提前說清楚時間周期:前期的家長工作需要1-1.5個月,用於和家長調研、了解孩子的興趣和雷區,下一步是和孩子建立關係,需要1.5-3個月,持續支持孩子還需要4-6個月。複學則是到最後一個階段、孩子狀況穩定後才會被提到的話題。“家長有不著急複學的認知,是最難能可貴的資源。”陶樂茜說。

父母對複學的急切也會化作沉重的負擔壓在孩子心上。休學的四年裏,周子淵複學過三次,“每一年都在嚐試,每一年都沒有成功”。

複學時間最短的一次,他隻堅持了不到一周。坐在教室裏,他昏昏沉沉,隻能趴在桌上聽課,忍著頭痛看書。老師嚴肅的聲音從講台上傳來:你既然來了就好好聽課,每天在這裏趴著的話還不如不來。他大受打擊,在心裏腹誹:“我能坐在這裏都是我燒高香了,讓我以正常上高中的強度聽課,我真的做不到。”第二天他再次休學,重回小屋,被熟悉的安全感撫慰。兩年前的九月,他第三次複學,不到一個月後又一次休學,自那之後他“就沒正經上過學了”。

但他媽媽仍然時不時流露對他複學的期待,以一種迂回的表達方式——“你不上學讓我很難受,很焦慮。”每到這時,周子淵總是避開母親的目光,換一個話題。

一個常見的誤區是,休學的孩子不喜歡念書。很多時候孩子不是不想學習,隻是不想在學校那個環境裏學習,而且他們覺得學的應該是自己感興趣的事,林婷說。

在休學機構度過了讓母親倍感憂慮的兩年後,許淩的兒子逐漸感覺到了空虛,他告訴我,“玩瘋了,玩夠了,就意識到不能一直這樣玩,得想想以後要幹點啥”。後來他在美術中找到了自己的熱情,現在在一所私立學校的國際部讀書,計劃高中畢業後去日本學設計。

休學一年半的陳冉,現在也到了“休夠了,想找個學校去上學”的階段。但她盤算了一遍去過的公立學校、創新學校和休學社區,“好像沒什麽合適的學校,我在每個地方都不開心”。

她向鳳凰網描述了理想中的休學機構(或曰學校)的樣子——

“第一,能和同學們玩到一起,不會被排擠,這個是最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個完整的課程規劃,能讓人學到東西。其實我想學的東西很多。我想學英語,學日語……我想學醫學……我還想學藝術,學畫畫,學音樂。

“第三,我也希望學校的老師能給我指一條路,以後去哪裏上大學,去哪裏工作,讓我有個目標去努力。”她沉浸在想象中,話尾輕鬆地翹起來。

接著她頓住了,似乎想到了什麽,語氣重新變得低迷,“感覺還挺難的,至少我去過的學校都不符合”。

為休學的孩子奔走的大多是媽媽,這是我接觸的數位休學機構相關從業者的共識。

兒子休學兩年半以來,林婷參加過不少休學機構組織的家長活動,“見到的99%都是媽媽”。疲憊,焦慮,憂心忡忡,長在她們臉上。在機構聽了很多課,林婷說,媽媽們的一個共同期盼是,多一些讓她們坐在一起聊聊天的場域。

上海奉賢區的一個農家院提供了這樣的環境,這是經曆過重度抑鬱、現在從事療愈行業的夏林搭建的一個公益空間,她稱之為“休學家庭秘密基地”。“秘密基地”本不是專門為媽媽們而設,但夏林發現,到場的基本都是媽媽。她還建了一個200多人的線上家長社群,裏麵隻有3個爸爸,“每次有爸爸被拉進來,大家都感歎稀客”。

發在社交媒體上的招募貼中,她寫道,“想給休學的家庭一個喘口氣,可以相互交流,一起往前走的溫暖港灣”。在她的小院,沒有課程表和任務卡,不教認知也不治病,家庭們隻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在一起。

“母親們都非常堅強。”夏林說,她認識的媽媽很多都是“喪偶式育兒”,孩子休學後,丈夫給到的協助和支持很少。於是媽媽們一邊拚命工作掙錢,一邊努力照顧孩子的身心,“10個裏有6、7個都在自學心理學,甚至考了心理谘詢師的證書”。

在“秘密基地”,好幾位媽媽對夏林傾吐過自責和對孩子的愧疚——“孩子出了問題就是我的問題”,“我不是個好媽媽,要不然我的孩子怎麽會這樣”。這樣的表述,在陳麗敏和鳳凰網的對話中也多次出現。兒子休學後,丈夫和婆婆都說是她這個母親沒做好。她一方麵更加為早前到外地工作、把孩子交給嚴厲強勢的奶奶照料而歉疚,同時也覺得委屈,“父親的失職幹嘛都推給母親”,但因為不想讓兒子看到父母總吵架,她咽下了所有的指責。

對媽媽們來說更難的是接住來自孩子的負麵情緒。一次線下活動時,夏林親眼見到一個女孩當著母親的麵自殘,並情緒激烈地宣告,“我就要死,我已經計劃好了下一次怎麽自殺了”。

“我沒有見過不流淚的媽媽。”夏林說,她之前刷到過一些視頻,說“孩子抑鬱休學背後,往往有個焦慮的媽媽”,“家長要先解決自己的焦慮,才能幫到孩子”,也曾深以為然。但當她坐在這些媽媽的對麵,聽她們講每一天是怎樣小心翼翼地照顧孩子,她意識到,她們不是不知道要釋放自己的情緒,也不是不想,她們是不敢——“她們一旦給自己的情緒鬆個口子,就是海嘯般的決堤”。

最後說說錢。

這是市麵上部分商業性休學機構的收費情況:周子淵去過三次的杭州某休學機構,一次21天,15800元起步;陳麗敏的兒子短暫住過一周的北京某休學機構,每月1.8萬元;張思揚住過兩年的北京某休學機構,一年的教育谘詢費約16萬元,不含住宿費和餐費;林婷和兒子嘉辰參加的北京某休學機構的線下營,一次5-7天,每人約4000-6000元。

許多家庭被這樣的價格擋在門外。北京一家休學機構的負責人說,哪怕是北京本地的家庭,也有3-4成是因為經濟原因送不來的。即使是對於夫妻二人都是企業中高層的林婷一家,目前休學機構每個月近2萬的價格也已經達到他們心中的上限,“再高就真不行了”。畢竟,照顧一個休學的孩子,需要花錢的地方還有太多。林婷粗略算過,兒子休學兩年半以來,家裏的開銷至少有20萬,上休學機構、遊戲充值和日常點外賣是開支的幾個大頭。

根植於社會文化中的優績主義,也是休學青少年康複路上一個很大的阻力。

陶樂茜的營地來過一個男孩,20歲,本來在一所211大學計算機係讀大三,但對專業課不感興趣,掛科嚴重,隻能休學。他總說自己“一無是處”,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攝影,陶樂茜就鼓勵他做營地的攝影師,後來那期活動將近一半的照片都出自他的手。離開營地後,這個男孩明確了做職業攝影師的誌向,但因為他的學校不讓轉專業,他轉學去了一所二本院校讀攝影,同時跟著一個資深攝影師做學徒。孩子恢複了對生活的熱情,但家長的抱怨反而更多了:好好的211不上,去什麽二本?

◎ 陶樂茜營地的活動

據一位在兩家休學機構做過三年導師的從業者觀察,越是第一代大學生、越是“靠個人奮鬥吃到時代紅利”的家長的孩子,越容易心理上出問題。“家長太想把自己的成功經驗複製到孩子身上了,逼迫孩子內卷。但時代不同了。”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厭學、拒學在新冠疫情後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危機。美國教育部數據顯示,在2022-23學年,美國公立中小學的長期缺勤率(指缺勤時長超過10%)為28%,而在疫情前這個數字是15%;另據英國教育部數據,英國在2023-24年有超過17萬青少年嚴重缺勤(指缺勤時長超過50%),是2018-19年的2.83倍。

為了應對這一社會問題,在部分歐美國家,除了有商業性的心理康複機構,還有政府資助的社區中心,學校也會和政府、公益組織、基金會聯合起來,在校內設置出勤導師(attendance mentor)、心理導師、行為導師等崗位,借助獎券、治療犬等方式吸引青少年重回學校。在一些地區,學校還會將學生出勤情況與地方政府共享,教育專員和出勤官員(truancy officer)通過家訪等形式,為拒學的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提供幫助。

得到更多來自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支持,是很多休學家庭共同的期待。比如,林婷盼望街道或社區能定期組織休學孩子的媽媽們聚一聚,“媽媽們平時要工作,要照顧家裏,其實很難走遠”。也有一位媽媽告訴夏林,她很希望在家附近能找到為休學的孩子開設的公共空間,讓他們白天有地方和同齡人社交,學習一些課業之外感興趣的內容。

“我能起到的幫助好有限”,偶爾這種念頭會讓夏林覺得有些沮喪和憋屈,但在一些時刻,她看到了自己帶來的微光。

那個曾對著母親自殘的女孩,來到“秘密基地”的一周後,交到了好幾個朋友。母親感歎,好久沒看到她這麽開心了。

離開前女孩說,媽媽,你幫我買一點學習用品吧,我覺得我可以去學校了。她頓了頓又說,我相信隻要過了這一關,以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