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電影中的五分鍾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從沒親曆過那個夜晚。
對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種氣味、一種語氣——一種從長輩的沉默中、從影像的雜訊裏浮現出來的質地。它從未被清楚地講述過，卻始終若有若無地存在著。
我最早對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電影裏。那部電影叫《藍宇》，講的是兩位男子的愛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電影的中段，忽然出現一段極短的騷亂場景。人群奔跑，煙霧彌漫，有槍聲傳來。主角在街上搜尋失散的戀人，腳步慌亂、麵容蒼白。沒有交代發生了什麽，也沒有留下太多鏡頭。就像曆史本身那樣，倉促出現，迅速消失。
我記得那段畫麵讓我坐直了身體。我感覺到某種東西被劃開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聽說「六四」。小時候，父親與母親偶爾會提起——輕描淡寫地說起「那時候也上過街」或「你姑姑沒回來」，像是說天氣冷了，要添件衣。那時候我還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張泛黃的照片，上麵是一個年輕女孩，頭發紮起來，眼神有些倔強。我問母親那是誰。她沉默了片刻，然後隻說：「你姑姑，木樨地，子彈。」
之後我試著去理解那天。看紀錄片、讀文章、搜尋被反複刪除又重貼的帖子。有時候我會夢見陌生的場景——坦克駛過空蕩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著某個人的背影。這些夢裏從來沒有明確的臉，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種關聯。他們或許是那天沒能走回來的人，或許是我的家人，也可能隻是我腦中自己建構出來的影像。
我曾經去過天安門廣場，不隻一次。每次去，遊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麵很幹淨。我站在人群之外，視線平靜地掃過那些開放的空間——開放得讓人不安。我總會想起六月的風。那風不比現在的大，但似乎攜帶著什麽沒說完的話。它擦過臉頰時，有一種很輕的疼。
那部電影隻有短短五分鍾提及那場騷亂，卻是我與這段曆史的第一次正麵相遇。而往後的很多年，我試圖去理解的，不隻是那一晚發生了什麽，而是——為什麽我們不被允許記得？又是誰，在什麽時候，決定了記憶的邊界？
我出生時，一切已成過去；但我活著的時間裏，那場過去從未離開。
六四記憶 人權博物館的點亮燭光活動
被壓縮的記憶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個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國長大，學會忘記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接受的知識體係，跳過了那些年份，跳過了關鍵詞。曆史課本裏的1989年，是空白的；網路搜尋裏的「天安門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從未有機會出現在教材的邊緣。於是，記憶像是一張拚圖，但缺少了幾塊最核心的圖樣——那些關於真相、關於死亡、關於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嚐試「知道」那場事件，是在網路剛剛變得可用的年紀。彼時社交媒體尚未全麵受控，一些來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還可以在深夜悄悄打開。畫質模糊、旁白緊張、街頭的畫麵顫抖不定。我記得有一段，是一位母親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兒子！」那一刻，我明白，這不是一場政治鬥爭，而是一場公共的失親。
但即使在家中，這些知識也是危險的。我學會把這些資料存在加密文件夾裏，把手機設密碼，把記憶藏進雲端，像是在保護某種私人的禁語。
也許正因為語言無法說出來，記憶便轉而躲進了夢裏。
我經常夢見一些模糊但持續重複的場景。有時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煙火般的火光與飛濺的鋼鐵在夢裏重現；有時是我站在一座公園裏，腳下是幹淨的地磚，四周安靜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識到，這裏本應該有一座紀念碑。
可是沒有。
我總是會想：為什麽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總是如此擅長蓋樓，卻不擅長蓋碑？
這個問題在夢裏問不出口，卻總在醒來時回蕩不去。
我也夢見那座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女神雕像，夢見它在夜色中被人匆匆搭建、再被匆匆推倒。夢見白紙運動裏舉起雙手的年輕人，在南方周末大廈門口獻花的市民。他們臉上的表情並不悲傷，而是帶著一種奇異的安靜——像知道自己會被消音，卻仍決定開口。
這些夢境和「六四」的記憶融合在一起，無法分開。有時候我搞不清楚，自己夢見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烏魯木齊，還是僅僅隻是一種想像出來的中國。
我開始明白，那些記憶之所以被壓縮，不隻是因為它們被壓製，更因為它們難以承載。我們無法在廣場上為死者立碑，隻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語中彼此認出；我們不能公開紀念，隻能用數字、詩句、符號傳遞情感。記憶的形式，被迫變得輕巧——像氣球那樣，看似飄浮，實則為了逃離地心引力的重壓。
更深一層的壓縮，是語言本身的遺失。我們沒能親眼見過的事，該如何說出口？該用什麽字句，來形容那些我們未曾體驗卻深受其影響的傷口？而當一代人無法為自己的曆史命名，他們也就失去了為未來發言的權利。
我想，有些記憶並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被壓縮成更小的形式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一句話、一張模糊的照片、一個深夜的搜尋紀錄、或是一場反複重演的夢。
那年那夕的事
最早的畫麵，是帳篷。五月的北京，天氣還未完全熱起來，學生們紮起一頂頂帳篷，像一座流動的城市。他們席地而坐，有人寫標語，有人舉著喇叭念聲明，有人躺在地上看書。他們喊口號：反對腐敗、新聞自由、民主改革。他們說他們不是造反，而是愛國。畫麵閃過，一個男生在廣場中央洗臉。他動作熟練，眼神清亮。他的旁邊放著一張卡板，上麵寫著：「我愛這個國家，所以不願沉默。」
遠處是人民大會堂，前方是毛主席像，廣場空曠又寬闊，像是特別為等待設計的舞台。
接著是絕食。學生們開始不吃東西。他們躺在地上，麵色蒼白，身上掛著牌子寫著：「用生命喚醒良知」。有醫學生自備吊瓶，有誌願者遞水遞鹽。他們說：「我們身體虛弱，但心很堅強。」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廣場周邊擠滿了市民，公交車司機也來了，老師、工人、小販、甚至孩子。有人遞麵包，有人舉牌子，有人什麽都不說，隻是站著。
然後是一陣風。有人說，那天北京風很大。也有人說，那風不來自天氣，而是來自某種氣氛的轉變。人們開始覺得不安——電視上播出部隊「維穩」的畫麵，有人低聲議論，有人想離開，但又舍不得離開。
然後是黑夜。六月三日深夜，軍隊開始向城區推進。車隊從西郊進城，手裏拿著實彈，身穿迷彩。木樨地，是最早傳出槍聲的地點。子彈不是朝天打的，是對著人群。一位市民用身體擋住一個學生，倒下。他的朋友說，他是自願的。鏡頭晃動，人群尖叫。有人高喊：「別開槍！」有人舉起手臂示意無武裝。子彈沒有停。有人躲進路邊的花壇，有人倒在腳踏車邊，有人跑進胡同就再沒出來。
到了淩晨，坦克開進廣場。有學生還在堅守，也有人準備離開。傳言四起，有人說「部隊會講道理」，也有人說「要流血了」。四點多，一隊學生與最後留下的教師代表談判，希望和平撤出。有人唱起《國際歌》，歌聲很輕，但整齊。
到了清晨，廣場空了。天亮後，一切恢複秩序，地麵被衝洗過，帳篷被拆除，旗幟被燒掉，口號被擦去。隻留下兩張照片，一個穿白襯衫的男子站在坦克麵前，還有另一張，是一位母親在醫院走廊裏守著她兒子的遺體，眼神空洞。
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數。有人說幾百，有人說幾千。政府說「沒有人被殺」。真相也像廣場一樣，被清掃得一幹二淨。但人們記住了。用低聲交談、用藏起來的日記、用多年後還願意站出來的母親，記住了。即使無法說出口，那些記憶也沒被刪除，而是被轉存到一種更深層的位置——與夢並存，與身體並存。
我好像就在那之中。有時我想，那不是因為我看過紀錄片，也不是因為我讀過太多文章，而是因為，我的身體裏有某種東西與那些人連接著——他們用力奔跑的方式，他們倒下時的姿態，他們眼裏還沒來得及說完的話。
這種連結無需經曆，卻從未被剪斷。我總是在想，無論我現在將來身在何方，憑借共同的記憶，我會認出所有和我一樣的人，我會認出我們。
被消滅的記憶
記憶原本應該是自由的。但在極權體製下，它變成了一種需要被「規劃」的東西。
在我們的語境中，記憶並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動，而是經過設計與審查。哪些可以記得、哪些必須遺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隻能慶祝，都被安排好了。記憶不再是一種個人選擇，而是一種政治結果。
這種「記憶管理」，並不總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細膩，很安靜。
舉例來說：你可以記得抗戰，但不能記得1976年清明節的悼念。你可以記得汶川地震中的誌願精神，但不能記得艾未未拍的紀錄片。你甚至可以記得廣場，但不能記得它曾經被占領、曾經流血。記憶被一層一層包裹起來，像是被政府標簽與歸檔的文件夾。
而香港，曾經是一個例外。那裏曾是唯一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維園草地上會點起數萬支燭光。廣播裏播放著《自由花》，人群低聲合唱，那些歌詞不像口號，更像祈禱。有人舉著寫著「結束一黨專政」的橫幅，有人牽著小孩，有人隻是靜靜站著。從未去過廣場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種集體的方式，記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六四可以公開悼念」，就是透過香港。
那是十幾年前。我就坐在維園的草地上，那裏人山人海，一個年輕女孩在台上念著遇難者的名單，聲音發顫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閉著眼。鏡頭帶過燭光時，我突然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對曆史的失落，而是對一種可能性的失落。
那個可能性是：我們原本是可以一起記得的。
但這樣的夜晚已經沒有了。自2020年後，維園再也沒有點燭光。支聯會被取締，悼念館被查封，主辦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國安法》。悼念變成了一種犯罪，記得變成了一種風險。甚至有一年，維園被安排用來辦親子嘉年華——氣球、棉花糖、遮蔽現場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娛樂抹去記憶，用孩子的笑聲取代母親的名字。
那片草地還在，但它已經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這不隻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種更普遍的策略——將公共記憶私有化，將曆史轉化為節目表，將記憶的場域變成可售的地產，或者「國安風險」。
最終，極權對記憶的管理，不隻是刪除一個年份、一個詞條、一張照片——
它刪除的是人與人之間可以共享情感與記憶的空間。
它讓你覺得，自己記得，是一種孤獨；而忘記，才是群體的安全選擇。
我總會想到那一夜的維園。風穿過樹葉，燭光不動，數萬人一起唱歌，那種寂靜中的溫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堅定。那是我們僅存的集體記憶場所之一。
現在它不在了。但我還記得它存在過。
我總是想談論記憶作為抵抗的可能
在極權社會裏，遺忘是政策，而記得則成為一種風險。
你不能隨意提起一個時間點——「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個地點——「北京四通橋」；也不能完整說出一個人的名字——那位高舉布條、被迅速帶走的男子。他們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從記憶的語言係統中刪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一個午後，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網路上短暫出現，又很快消失——站上橋頂，掛出布條，上麵寫著：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還在橋上點燃煙霧，播放錄音。城市一時寂靜，人們停下腳步，抬頭看。一切發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幾小時內被徹底清除：橋名被網管封鎖、網路搜索失效、官方無聲。地圖上的「四通橋」成為一個不再存在的地理點。
但那天，人們記住了。我們記得的是畫麵中那條燃燒著的橋，是那串布條上的字，是他的聲音，在北京街頭——一個極少能容納個體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說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憤怒與渴望。
那場行動，幾天後在全國各地引發共鳴。在不被預告的季節裏。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紙站在人行道旁；大學校園裏出現默站的學生群體；地鐵車廂裏有人朗讀憲法。這一切沒有指揮、沒有中心，沒有旗幟，隻有沉默而堅定的手勢——有人舉起白紙，有人放下詩句，有人隻是站著。
這場運動沒有領袖，因為領袖總是被最先抓走。它隻有行動與記憶，在人與人之間流動。
白紙，是一種什麽都不說卻什麽都已經說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們失去語言的權利，也同時是對壓製語言的回應。
我們還記得那位在成都街頭高舉白紙的女孩，她的手在顫抖，但她的眼神沒有。記得在廣州，有人被製服拖走，圍觀群眾高喊：「釋放她！」記得在清華，學生手寫海報，寫上「民主」、「法治」，寫上「不要讓恐懼成為常態」。
這些畫麵沒有被新聞報導，甚至在幾分鍾內就會從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們在我們心裏留下了印記，像燒焦紙張的痕跡，摸上去會痛，但不會完全抹去。
有人說這些隻是年輕人的情緒，但我更願意相信：那是一種不被命名的記憶正在蘇醒。
這些零星的行動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連結成線，不是因為誰下達了指令，而是因為我們都記得某些事情，盡管我們不能公開說出口。是天安門廣場、是記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詩人和律師、是四通橋上的布條、是一篇被改過的社論。是所有被壓縮、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關停的東西——它們沒有死，隻是潛伏著，等待某個瞬間再次閃現。
記憶如何抵抗？
抵抗有時不需要對抗。
它是一次不說話的佇立，是一張白紙的遞交，是一次沒有發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讀過又刪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戰，而是拒絕遺忘的姿勢。每一次你選擇記得，每一次你拒絕將謊言視為現實，都是一種抵抗。
我總會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維園的晚會上，成千上萬支燭光下一起唱起來的旋律。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
「無論雨怎麽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這句歌詞多年來在香港流傳，也悄悄地在我們這些不曾去過維園、甚至不敢唱出聲的人心中種下了某種東西——也許是信念，也許是某種還不成熟但頑固的願望。
他們可以抹去一個日期，一個地址，一個名字；
但他們無法抹去活在人心裏的東西。
隻要我們還活著，就是一種抵抗。
結語：我們為什麽要對抗遺忘
有時我會問自己，如果記得那麽痛，那為什麽不幹脆忘了呢？
忘記的確比較容易——少一些夢裏的煙火與槍聲，少一些在公共場所下意識的沉默，少一些想說卻不知從哪說起的壓抑。忘記可以讓我們走得更快、更輕盈，在這個催促人不斷「前進」的世界裏顯得合時宜。
但我始終做不到。我無法看著那段曆史從地圖與語言裏被抹去而不說話。甚至無法在聽見有人說「那都過去那麽久了」時，不感到一陣冷意。
我們不能不記得，因為那些記憶並不隻屬於過去。它們活在我們的日常裏：一場夢、一段旋律、一句不能發出的話。它們像礦物一樣沉澱在血液裏，在某些安靜的夜裏，閃閃發亮。
我們不能不記得，因為曆史從來不是「一頁翻過」，而是一條延續。
六四不是一個孤立的點，而是一道長長的陰影，從1989年伸向我們現在的日常：審查、封控、抓捕、流放，還有那些我們尚未能命名的創傷。
我們不能不記得，因為我們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語；不想再看見新的布條在橋上飄揚後消失得像從未存在；不想未來的孩子也像我們一樣，隻能在夢裏拚湊這片土地的真實樣貌。
記憶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尊嚴。它讓我們知道：
有些事發生過，即使沒有紀念碑；有些人曾站出來，即使名字從未被念出；有些夢仍在，即使風雨不斷。
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記憶還肩負著另一個任務：對抗分裂。我們正處在一種難以言說的疲憊與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離：有人逃離祖國，有人逃離現實，有人逃離彼此。我們不再輕易相信別人說的話，甚至不再輕易相信那些與自己立場相近的人。我們懷疑對方的動機、害怕被出賣、害怕被消耗。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備架在對話之前，把刺長在語言之中，於是連想靠近都變得困難。
但這種互不信任的狀態，不是我們的錯。它是極權長年製造的結果——當一個政權把言語變成武器，把真誠變成風險，把團結變成犯罪，人們便學會了自保，也習慣了孤立。
我們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為冷漠，而是因為我們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傷害的事。然而，在這樣的時代裏，紀念六四仍然讓我們短暫地、真實地相遇。
它不是一場政治表態的演出，也不是情緒出口的儀式，而是一種集體的凝視——對著過去，也對著彼此。我們記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運動」，而是一群曾經相信、曾經站出來、曾經喊出「人民」與「自由」的人。他們可能是我們的父母、我們未曾謀麵的親人、或是那位從四通橋上高舉布條、後來再無消息的男子。
我們所記得的，不隻是死亡，也是一種可能性——人們可以彼此聯結，超越懼怕，並肩站在一起。這種記憶，有時候會很痛，但它從不孤獨。因為它把我們這些分散各地、信仰不一、背景不同的人重新帶在了一起。它提醒我們，在分裂與誤解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共通點：我們都曾經失去過，但我們都還沒有放棄。
當我們在紀念六四時，其實是在說：我們不是彼此的敵人。
我們有敵人——一個讓人們噤聲、製造恐懼、鼓勵背叛的體製；
一個讓真相變成謠言、讓正義變成「尋釁滋事」的製度。
但我們的敵人從來不是身邊這些與我們一樣，也在學著如何活著、如何記得的人。
我們每年六月所做的，不隻是悼念逝去的人，更是為彼此留下一點空間——說話的空間，互相信任的空間，重新靠近的空間。
可是，如果我們還能聚在一起，為一個不能說的事件默哀，為一個不再出現在書裏的日期點起燭光，那麽這個時代，也許還沒有完全輸掉。
因為隻要我們還記得，我們就還在對抗那個企圖讓我們彼此隔絕、彼此懷疑的世界。因為隻要我們還能彼此認出，我們就還能彼此照亮。
因為——
「無論雨怎麽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