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購疫苗爆“輝瑞門” 歐盟主席馮德萊恩萬箭穿心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範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資料照，美聯社）

用簡訊決定疫苗採購 紐約時報踢爆

《德國之聲》報導，歐盟普通法院於5月14日裁定，先前《紐約時報》要求歐盟執委會主席範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公開她在2021年與輝瑞執行長博爾拉（Albert Bourla）討論疫苗採購時所發簡訊一案，歐盟執委會敗訴。這起事件也被歐洲媒體稱為“輝瑞門”（Pfizergate）疑雲。

歐盟普通法院裁定，歐盟執委會“未能合理說明為何認為這些與疫苗採購相關的簡訊不含重要資訊”，並強調委員會不能僅聲稱未持有文件，必須提供可信解釋，讓公眾與法院理解文件無法找到的原因。法院認定，簡訊在政策製定中屬於官方溝通，應受透明度規範，駁回執委會的立場。

這起備受爭議的“輝瑞門”案，起於2021年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高峰期間，歐盟執委會主席範德萊恩與輝瑞藥廠（Pfizer）執行長博爾拉曾以簡訊方式溝通，隨後執委會向輝瑞採購價值18億歐元的疫苗，創下執委會史上最大一筆採購紀錄。這些私人簡訊的存在最初是在2021年的一次採訪中被透露的，當時引發了人們對歐盟核心決策不透明的廣泛擔憂。

然而在2022年，《紐約時報》記者Matina Stevis-Gridneff依循歐盟相關法律向執委會索取前述簡訊內容，卻遭到執委會以無關採購決策、並非正式文件故未持有為由拒絕。這一拒絕促使《紐約時報》向歐盟普通法院提起告訴，主張執委會拒絕提供前述簡訊內容違反了歐盟的資訊公開法律。

全球深陷武漢肺炎疫情之際，歐盟執委會主席範德萊恩與輝瑞藥廠執行長博爾拉之間的私人簡訊，成為一場橫跨政治、商業與公共衛生領域的醜聞核心。這場被稱為“輝瑞門”的爭議，不僅攪動歐盟高層政治，更揭露出在危機時刻政府決策程序的透明度與缺失，進一步衝擊民眾對歐盟體製的信任。

歐盟執委會主席範德萊恩與輝瑞藥廠執行長博爾拉曾以簡訊方式溝通，隨後執委會向輝瑞採購價值18億歐元的疫苗。（資料照，法新社）

  突顯歐盟主席權力無法製衡

當時在全球疫苗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份疫苗合約神秘誕生，範德萊恩聲稱與博爾拉進行了數週簡訊與通話，以加快協商過程。但這種“個人化外交”模式迅速引來批評。歐盟未能提供這些簡訊紀錄，僅以“文件未保存”為由拒絕公開，激起透明化倡議組織與媒體的不滿。

輿論普遍質疑，這樣的重大合約為何不透過正式機構與專業審查流程進行協商，而是由單一政治領袖與企業高層以私密管道定奪？在涉及公共預算與人民健康的重大議題上，這樣的做法被視為踐踏民主治理原則。

歐洲議會及審計機構一再要求執委會公開相關合約與通訊內容。歐盟公務員守則原則上要求保存與重要決策相關的所有紀錄。歐洲審計院曾在一份報告中批評此案“嚴重缺乏基本的審查紀錄”。相關單位也介入調查，直指執委會“管理不當”。這場醜聞隨即成為歐洲各國反對黨與歐洲懷疑主義（Euroskepticism）的攻擊武器。

更有批評者指出，執委會內部機製對主席權力的製衡過於薄弱，範德萊恩在決策過程中幾乎不需對任何人負責。這一製度缺陷，使得未來類似的濫權風險仍可能發生。

2023年，比利時公民巴爾丹（Frédéric Baldan）正式向列日檢察署提起刑事告發，控告範德萊恩妨害公務、滅證、貪瀆與利益衝突。匈牙利與波蘭隨後也跟進提告，儘管波蘭新政府後來撤訴，但歐洲檢察署（EPPO）仍接手調查。雖然比利時法院最終駁回巴爾丹的告訴，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影響持續發酵。歐洲人民黨（EPP）仍力挺範德萊恩，支持她尋求連任，但反對黨與民間社會對她的批評聲浪未曾止息。

“輝瑞門”一案中，輿論普遍質疑，這樣的重大合約為何不透過正式機構與專業審查流程進行協商。（資料照，歐新社）

重大決策用簡訊？引各界撻伐

這場醜聞也在歐洲議會選舉前夕投下陰影，部分極右翼與左翼政黨將其作為選戰主軸，主張歐盟架構過於菁英化、缺乏民主監督，應徹底改革。支持者認為，範德萊恩當時爭分奪秒為歐洲爭取疫苗、挽救生命。然而，批評者強調，緊急狀況不該成為逃避規則與審查的藉口。公民組織如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呼籲建立更嚴格的緊急採購製度，加強資訊公開與外部監督。

此外，有公共衛生專家指出，疫情初期搶購疫苗情有可原，但歐盟作為超國家組織，理應審慎評估需求與倉儲能力，以免造成龐大浪費。此案也反映歐盟健康政策缺乏統籌，各國分歧與中央權限邊界不清，成為危機中的製度瓶頸。

該事件也推動歐盟內部討論如何規範政治人物的數位通訊保存，避免未來再有以簡訊私下談判、卻無紀錄可查的漏洞。同時，數位治理立法成為歐盟重要議題，如何兼顧個資保護與公共利益，也浮上政策優先序。

此案核心在於簡訊是否應視為需公開的“文件”。透明度倡導者與外部觀察家認為，“涉及決策的簡訊”應與其他官方溝通方式受到同等對待，但歐盟執委會堅稱簡訊不適用。荷蘭自由派議員Raquel García Hermida-van der Walle讚揚此判決為“透明度的重大勝利”，強調“民眾有權知道決策如何形成，這是民主的基石，即使是透過簡訊”。

此案為其批評者提供政治彈藥，可能影響其領導威信。歐盟執委會回應稱“透明度對委員會及範德萊恩主席至關重要，我們將嚴格遵循法律框架，決定後續步驟”。專家預測，此案可能推動歐盟修訂相關法律，明確將數位通訊納入透明度規範。

歐盟在決策透明、利益衝突與監督機製方麵的製度性挑戰。。（資料照，路透）

歐盟多位高層身陷利益衝突

歐盟執委會在過去也曾捲入其他爭議，與“輝瑞門”類似，同樣凸顯歐盟在決策透明、利益衝突與監督機製方麵的製度性挑戰。

歐盟執委會前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在卸任後隨即加入美國“高盛集團”顧問，震驚歐洲政壇。儘管他未違反歐盟規定的18 個月“冷卻期”，但此舉被廣泛批評為“旋轉門”（revolving door）現象，令人擔憂官員在任內可能為未來職涯鋪路，削弱政策中立性。

2016年“巴哈馬文件”揭露，曾擔任歐盟委員會競爭委員會專員的克魯斯（Neelie Kroes）在任職期間，隱瞞其為巴哈馬一家境外公司的董事身分。克魯斯雖辯稱未從中獲利，但事件仍引發嚴重關注，質疑其是否違反歐盟利益揭露規則。

“輝瑞門”揭露的不僅是一次決策過程的瑕疵，更引發對歐盟民主正當性的根本質疑：當執委會主席能在缺乏議會監督下簽署數十億歐元的合約，歐盟是否仍忠於權力分立與代議製精神？

有觀察家指出，歐盟機構雖在危機中展現行動力，但若製度缺乏透明與問責基礎，反而成為民粹勢力的攻擊靶心。若不正視這些結構性缺陷，歐盟的合法性將麵臨長期侵蝕。